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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学报 >

2022 , Vol. 37 >Issue 9: 2451 - 2466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20917

其他研究论文

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对多元主体收入的影响——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实证经验

  • 徐玉婷 , 1 ,
  • 黄贤金 , 2 ,
  • 陈志刚 2 ,
  • 徐国良 3 ,
  • 周艳 4
展开
  • 1.安徽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芜湖 241003
  • 2.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南京210023
  • 3.江西财经大学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南昌 330032
  • 4.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昆明 650050
黄贤金（1968- ）,男,江苏扬中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土地经济与政策、资源地理与土地利用。E-mail:

徐玉婷（1985- ）,女,安徽芜湖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与农户行为。E-mail:

收稿日期: 2021-02-22

  修回日期: 2022-05-23

  网络出版日期: 2022-12-28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7118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01123)

收起

Impact of agricultural land reform of 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 on multi-operators income:Empirical experience from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 XU Yu-ting , 1 ,
  • HUANG Xian-jin , 2 ,
  • CHEN Zhi-gang 2 ,
  • XU Guo-liang 3 ,
  • ZHOU Yan 4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3, Anhui, 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ic and Oceanographic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 3. School of Tourism and Urban management,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32, China
  • 4. School of Tourism and Geographic Sciences,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2-22

  Revised date: 2022-05-23

  Online published: 2022-12-28

Fold

摘要

中国反贫重点由摆脱绝对贫困向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系统解决相对贫困转变。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作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根据长江中下游地区1038份入户调研数据,使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对多元主体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1）三权分置对家庭农场和资本农场有积极影响,但对传统农户和种田能手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尤其是对种田能手。从作用路径上,传统农户和种田能手收入损失的主要原因分别是经营规模萎缩和负向直接效应,而家庭农场和资本农场收入增加依赖的路径是规模扩张。（2）三权分置对务工经商、农业雇工两类主体收入有积极影响,但对赋闲农户的作用并不乐观。从作用路径上,三权分置主要通过劳动力转移和放松流动性约束两条间接路径提高务工经商、农业雇工主体收入,但赋闲农户的间接路径未形成通路。（3）三权分置对各离农主体的收入总效应高于传统农户、种田能手,却低于家庭农场、资本农场,农业经营主体内部的收入差距要远远高于离农主体内部。研究结论对于完善相关制度政策和助力政策顺利实施、保障农户福利和推动共同富裕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 三权分置; 农地流转;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农户收入; 长江中下游地区

本文引用格式

徐玉婷 , 黄贤金 , 陈志刚 , 徐国良 , 周艳 . 农地三权分置改革对多元主体收入的影响——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实证经验[J].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 37(9) : 2451 -2466 . DOI: 10.31497/zrzyxb.20220917

Abstract

The focus of China's anti-poverty campaign has shifted from getting rid of absolute poverty to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ystematically addressing relative poverty. The reform of 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 (TRSP)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ural land system reform and the key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data of 1038 rural household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this paper us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TRSP on multi-operators' incom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For agricultural operators, overall, the TRSP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family farms and capital farms, but it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traditional farmers and skilled farmers. The main reason for income loss of traditional farmers and skilled farmers is the shrinkage of operation scale and negative direct effect, respectively, while the income increase of family farms and capital farms depends on the path of scale expansion. (2) For off-farm farmers, the TRSP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come of commercial farmers and agricultural employees. The TRSP does not directly affect the income of the off-farm farmers, and it mainly improves the income of the commercial farmers and agricultural employees through the two indirect paths of labor transfer and the relaxation of the liquidity constraint. (3) The total effect of the TRSP on the income of the off-farm farmer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raditional farmers and skilled farmers, but lower than that of family farms and capital farms. The income gap between the agricultural operators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between the off-farm farmers. The research findings of this paper are helpful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performance of the ongoing reform and have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relevant systems and policies, facilitating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and guaranteeing the welfare of farmers.

Key words： 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 policy; land transfer; new agricultural operation subject; household incom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2020年我国历史性整体消灭了绝对贫困,反贫困的工作重心将转移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1]。长期以来,农村地区一直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目前我国相对贫困人口仍集中在农村,促进农民增收和缩小收入差距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共同富裕意义重大。土地作为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资产,土地制度的改革和调整对减缓相对贫困的影响不容忽视。2014年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实施农地三权分置政策,即把农村土地经营权从承包经营权中进一步分离出来,形成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格局。从政策设计出发点来看,三权分置旨在切实扩展了农村土地权能,打通农民增加财产收入的通道,将扶贫方式向激发农村内生脱贫动力的“造血”转变[2]。对此,我们不禁思考在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下,农民收入是否能够继续增长?如果可以继续增长,三权分置的收益在农村居民内部的分配如何,是否缓解了农村的相对贫困?本文试图从多元主体的视角回答上述问题。
从绝对贫困的内涵出发扶贫目标是总收入水平的增加,而相对贫困关注的不仅是增收且更关注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3]。三权分置后,大量小农转出农地,非集体成员通过农地流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种田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涌现。与过去同质小农生产经营不同,主体多元成为中国现代农业经营体系重要的基础特征[4]。故从多元主体收入视角探讨三权分置对不同主体的收入效应和差异,既符合中国现代农业经营特征,也是检验三权分置对相对贫困作用的重要途径。
三权分置通过产权重构推动了农地经营权流转,因此农地流转是目前三权分置农地制度改革在操作层面的最重要的也是最直接的表现,以往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可以为本文提供研究基础和借鉴。目前学者对于农地流转可以提高农民总体收入水平逐渐达成共识[5⇓⇓-8],但相对减贫效应并不明确,农户内部的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问题成为新的关注焦点[9⇓⇓⇓-13]。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农地流转有利于缩小农户收入差距,缓解分配不均。例如,万广华等[14]认为土地是减少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唯一因素,但影响较小,政策制定者应该鼓励贫困农民进行农地流转;Zhang[15]研究认为,土地租赁市场可以在土地使用和获取中提高效率,并很可能提高公平和提高农民收入。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农地流转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民收入的不平等。例如,许彩华等[16]指出从收入差距来看,农地流转加剧农户内部的收入差距,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基尼系数较流转前分别提高了49.83%和24.93%。对于收入不均的原因,学者认为由于农户自身拥有资源的差异,会使他们从土地流转获取的收益不同[11,17]。一些研究从社会阶层视角入手进行解释,认为农地流转对不同阶层的农户收入产生不同影响[18],高阶层农户有机会和权力选择农地流转[19-20],而低阶层农户从农地流转获益很小[21]。更多学者从土地转入和转出的视角进行分析,有学者认为转出户的收入增长要高于转入户[22,23],有学者则认为农地流转能带给转入户显著的收入提升,而转出户无此效应[13,24⇓⇓⇓-28]。
学者们对农地流转的相对减贫效应进行了探讨,但因为研究时间、区域和对象等差异,在主要结论或者观点上尚有分歧,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一是从研究时间和区域上,三权分置后的农地流转出现新的特征,捕捉这一新的农业政策的收入效应文献数量和研究范围有待丰富;二是从研究对象上,已有研究尚未关注到农户以外农业经营主体的收入效应,对除了土地转出和转入视角之外的农户分化考察欠缺;三是从研究内容上,农地流转如何实现农户增收的研究尚不多见,寻找农地流转后顺利实现农民增收的作用路径研究需要加强。
基于此,本文利用长江中下游地区1038份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纳入研究范围,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农地三权分置政策实施后对多元主体收入影响的作用路径和效应差异,以期正确认识和把握正在进行中的改革绩效,完善相关制度政策和助力政策顺利实施、保障农户福利推动共同富裕。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域选择与调查数据获取

调查采取多阶段分层抽样和典型抽样相结合的方法,于2016年8月至2017年1月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湖北省、安徽省、江苏省和上海市的31个县（区）191个村落展开,共收集有效问卷1038份,其中农业经营主体问卷617份,离农主体问卷421份。根据研究目的调研对象的农地流转行为需在研究周期期初已发生,调查内容包括主体基本信息和调查时点上一年度完整农地投入产出、经营收支和农地流转等状况。调查村落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跨越了经济欠发达、经济较发达和经济发达地区,在地貌特征上包括了平原、丘陵和山区,在农业区划上主要涉及农业生产水平较高的长江中下游区（长三角农业区、皖南平原山地农业区、长江中游平原农业区）和黄淮海区（豫苏皖平原农业区）。本文农业区划以刘彦随等[29]提出的农业地域分异与现代农业区划方案为依据,研究区域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范围较广,主要有水稻、小麦等大田作物、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以及苗木花卉、草皮等特殊作物。样本分布情况见图1。
图1 研究区域样本分布

Fig. 1 Sample distribution in the study area

1.2 研究区域多元主体划分

在农村的社会关系表现中,人对地（生产资料）的占有至关重要,故本文首先按照三权分置后是否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和保留土地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将主体分为两个类型：一是保留“原始经营权”和通过流转获得“继受土地经营权”的农业经营主体;二是转移“土地经营权”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的离农主体。
目前学界和政界普遍认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包括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四种主要经营形式。然而现实中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称号存在重叠、杂乱和杂糅的现象,不能反映其本质差异。根据列宁[30]的论述,农业经营组织可以划分为资本型和家庭型农场,“使用雇佣劳动的多少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可靠、最直接的指标”。范德普勒格[31]将农业划分为三种模式,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农业和小农农业,指出农业规模大小与不同的农业模式之间的确存在实证意义上的关联。国内学者也对“传统小农”和“规模主体”“家庭经营”和“非家庭经营”的效率问题讨论颇多[32]。故农业的生产组织形式是区别各农业主体的核心,而经营规模和雇佣劳动是各主体本质差异的外在直观表现。故本文按照是否规模经营、是否家庭经营,将农业经营主体划分为资本农场、家庭农场、种田能手和传统农户。根据相关文献结合研究区域实际[32,33],将农业经营主体样本进行定量划分（表1）。划分后从传统农户、种田能手、家庭农场到资本农场,大田作物经营规模平均值分别为0.47 hm2、2.07 hm2、13.64 hm2和58.96 hm2;经济作物经营规模平均值分别为0.34 hm2、0.84 hm2、5.00 hm2和43.54 hm2。
表1 研究区域农业经营主体分化标准

Table 1 The standard of rural-households differentiation in the study area

指标 传统农户 种田能手 家庭农场* 资本农场
农业生产组织形式 家庭农业/小农农业 家庭农业/小农农业 家庭农业/规模农业 雇佣农业/规模农业
经营规模/hm2 大田作物 <1.33 [1.33, 3.33） ≥3.33 ≥20.00
经济作物 <0.67 [0.67, 1.33） ≥1.33 ≥6.67
雇工占比*/%* — — — >0.5

*注：家庭农场根据此划定标准是指大田作物经营规模超过3.33 hm2,经济作物经营规模超过1.33 hm2,但除去满足资本农场划定条件（经营规模超过20 hm2/6.67 hm2,且雇佣劳动力比例超过0.5）的农业经营主体。调查中除了资本农场其他主体的雇佣劳动时间超过家庭劳动时间的现象也十分常见,如老龄传统农户的种植几乎完全依靠租用机械（包含雇佣劳动力）。所以根据调研实际,笔者仅对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资本农场设定了雇佣劳动力比例超过0.5的标准。

将离农主体按照农地流转后的主要生计类型分为务工经商、农业雇工和赋闲农户。务工经商农户是指以非农收入为主的主体;农业雇工是向资本农场提供劳动力获取收入的群体;赋闲农户是指失去了种田的生计,无业或者长期无业只能从事季节性短工的农户,老年和残疾贫弱群体构成了赋闲农户的主要组成部分。
据此,研究区域农业经营主体数量为传统农户254户、种田能手95户、家庭农场232户、资本农场36户;离农主体数量为务工经商农户248户、农业雇工61户、赋闲农户112户。

1.3 模型设定

一般来说农户家庭收入包括三个方面：从事农业生产的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本文分析三权分置如何提升多元主体收入水平时,关注的是家庭总收入,也就是这三类收入的组成。已有学者普遍认为三权分置推动农地经营权流转,影响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配置,从而影响多元主体收入[34]。然而有必要考虑农业经营主体和离农主体的异质性问题,农业经营主体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经营收入,而离农主体的工资性收入和转移农地经营权而获得的财产性收入是其主要收入来源。
由此可见,农业经营主体和离农主体参与三权分置后的收入增长路径不完全相同,同时也存在直接和间接影响。具体而言,对于农业经营主体（图2a）,从理论上农地流转可以通过农地流转补贴等直接提升农业经营主体收入（直接路径a）,也可以通过扩大土地经营规模（间接路径b）,提升农业现代化技术水平（间接路径c）间接提升收入水平[35]。对于离农主体（图2b）,从理论上农地流转的租金可以直接作用于农户收入弥补其转移经营权的农业损失（直接路径d）。农地流转后,离农主体转移出更多的劳动力非农就业,从而获得非农收入[36]。与此同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出现也为离农主体提供了更多农业就业岗位,农业雇工的劳动力实现了农内转移（间接路径e）[37]。另一方面,农地流转的租金收入也有助于放松农户面临的流动性约束,从而间接增加收入（间接路径f）[38]。此外,三权分置对不同类型的农业经营主体、离农主体的增收路径影响强弱可能存在差异。比如规模主体的规模效应可能超过小农主体,小农主体可能更加侧重提升技术,而务工经商农户、农业雇工的劳动力转移效应超过赋闲农户等。
图2 三权分置对多元主体收入影响的作用路径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influence path of the TRSP on the income of the multi-operators

然而以上增收路径是否在现实中形成通路,不同主体之间有何差异有待实证检验。为了验证不同路径的收入增长效应,本文构建了三权分置对多元主体的收入影响的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的应用得到了迅速发展,SEM整合了方程分析、回归分析、路径分析和因子分析,可以分析多因多果的联系、潜变量的关系,并能够模拟多因子的内在逻辑关系,成为多元数据分析的重要工具,广泛应用于社会行为因果关系研究[39⇓-41]。SEM是探索多维因果关系的方法,其假设因果模型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理论上,本质上来看,SEM是一种验证性（confirmatory）而不是探索性（exploratory）的统计方法。这也是SEM适合本文的原因所在,SEM的构建可以分析多因素因果关系,有效顺应三权分置对不同主体收入影响的作用路径和效应的分析框架。应用路径分析法,通过路径图和效应估计值可以分析三权分置对多元主体收入的作用机制,效应可分解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体效应,每种效应代表各变量之间的作用方向和强度。相对于其他实证分析方法,路径分析能够清晰地梳理三权分置对主体收入影响的复杂过程。
对应图2a的结构方程模型算式如下：
S E = β 2 a × T R S P + ξ 2 a T E = β 3 a × T R S P + ξ 3 a H I = β 1 a × T R S P + β 2 b × S E + β 3 b × T E + ξ 1 a
对应图2b的结构方程模型算式如下：
L T = β 5 a × T R S P + ξ 5 a L C = β 6 a × T R S P + ξ 6 a H I = β 4 a × T R S P + β 5 a × L T + β 6 a × R C + ξ 4 a
式中： T R S P、 S E、 T E、 L T、 L C、 H I分别代表参与三权分置、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劳动力转移、流动性约束、主体收入留个潜变量; β 1 a - 6 a和 β 1 b - 6 b是回归系数（下标对应各方程）; ξ 1 a - 6 a是测量误差（下标对应各方程）。

1.4 变量选择与说明

变量选择与说明见表2。
表2 农业经营主体和离农主体的描述性分析（除特殊说明所有指标为平均值）

Table 2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the agricultural operators and off-farm households (All indicators are averages except as specified)

指标 平均值
农业经营主体 离农主体
三权分置(TRSP)
农地流转规模/hm2 9.06 0.51
农地流转期限/年 6.48 11.23
农地流转组织方式(1=政府主导,0=自发流转) 0.48 0.42
农地流转补贴/元 909.94 —
农地流转租金/元 — 622.76
规模效应(SE)
播种面积/hm2 14.17 —
家庭劳动力投入规模/(人×日) 1263.96 —
家庭资本投入规模/万元 13.13 —
技术效应(TE)
机耕比例/% 69.91 —
技术改良(1=实施了良种、机械化等技术改良;0=未实施良种、机械化等技术改良) 40.17 —
技术培训(1=参与技术培训;0=未参与技术培训) 64.20 —
劳动力转移(LT)
非农就业人数/人 — 1.70
非农就业时间/(人×日) — 302.33
非农就业人数比例/% — 54.74
放松流动性约束(LC)
社会资本(1=家庭成员现担任或者曾担任村干部;0=其他) — 10.84
借贷资本(1=可以从银行亲朋借款;0=其他) — 0.07
固定生产资本/元 — 2745.78
生活性消费/元 — 11292.82
主体收入(HI)
总收入/万元 56.10 4.55
农业收入/万元 53.15 —
非农收入/万元 2.89 3.02
粮食作物收入/万元 21.45 —
经济作物收入/万元 32.28 —
财产性收入/万元 — 0.45

注：（1）如前所述,三权分置的重要内容是发展农地流转市场,因此用农地流转变量表征实践操作层面的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2）家庭劳动力投入规模是指家庭所有成员在一年内的农业劳动时间;家庭资本投入规模是指一年内的家庭农业生产所需要资金投入。（3）非农就业人数是指家庭内从事非农工作的人数（含兼业）;非农就业时间是在一年内家庭成员非农就业的总天数;非农就业比例是指家庭非农就业成员与家庭劳动力人数的比例。

2 结果分析

2.1 模型拟合优度检验结果

基于AMOS 26.0软件,对四类农业经营主体（模型1~模型4）和三类离农主体（模型5~模型7）采用极大似然法拟合结构方程模型。根据模型修正指数和理论判断,向模型中增加残差项之间的共变关系,最后形成三权分置对多元主体收入影响的作用路径和效应（图3、图4）。整体模型适配度较高,均通过指标检验（表3）。需要说明的是,模型1、模型4的GFI值未达到0.9。学者发现当样本量不足时,GFI指数会存在一定的向下偏倚[42],所以当样本量不足时,在不影响拟合结果的情况下,可适当放松拟合优度指数的阈值设定至0.8[43],模型1、模型4的拟合结果仍是可以接受的。
图3 三权分置对不同类型农业经营主体收入影响

Fig. 3 Influences of the TRSP on the different types of agricultural operators

图4 三权分置对不同类型离农主体的收入影响

Fig. 4 Influences of the TRSP on different types of off-farm households

表3 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

Table 3 Goodness-fit-test for the SEM

统计量 参考值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卡方/自由度(CHIM/DF) <3 2.485 1.137 2.656 0.890 2.807 0.972 1.269
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 <0.1 0.107 0.045 0.088 0.000 0.087 0.000 0.049
拟合优度指数(GFI) >0.9 0.879 0.929 0.916 0.877 0.901 0.903 0.913
表4和表5分别列出了三权分置对农业经营主体和离农主体的收入影响,影响方向和强度根据标准化回归系数估计值判断。下文将分别讨论之。
表4 三权分置对农业经营主体收入影响

Table 4 Estimated income effects of the TRSP on the agricultural operators under different pathways

效应 作用路径 模型1估计值
传统农户		 模型2估计值
种田能手		 模型3估计值
家庭农场		 模型4估计值
资本农场
直接效应 TRSP→HI 0.05 -0.45* 0.21 0.38
间接效应 TRSP→SE -0.17** -0.11 0.25* 0.39*
SE→HI 0.75*** 0.80 0.73*** 0.74***
TRSP→SE→HI -0.13 -0.09 0.18 0.29
TRSP→TE -0.25 0.22 0.00 -0.08
TE→HI 0.05 0.35*** 0.13** 0.03
TRSP→TE→HI 0.00 0.08 0.00 0.00
总效应 -0.08 -0.44 0.49 0.67

注：（1）箭头表示作用方向。（2）间接效应TRSP→SE→HI的估计值是TRSP→SE和SE→HI估计值的乘积,间接效应TRSP→TE→HI的估计值是TRSP→TE和TE→HI估计值的乘积,总效应的估计值是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估计值的和。（3）*、**和***分别表示变量在10%、5%和1%显著性水平检验通过,下同。

表5 三权分置对离农主体收入影响

Table 5 Estimated income effects of the TRSP on the off-farm households under different pathways

效应 作用路径 模型5估计值
务工经商		 模型6估计值
农业雇工		 模型7估计值
赋闲农户
直接效应 TRSP→HI 0.02 -0.32 -0.16
间接效应 TRSP→LT 0.13** 0.56** 0.22
LT→HI 0.19*** 0.24** 0.68**
TRSP→LT→HI 0.02 0.13 0.15
TRSP→LC 0.66*** 0.71*** 0.10
LC→HI 0.41** 0.34** 0.55*
TRSP→LC→HI 0.27 0.24 0.06
总效应 0.31 0.25 0.05

注：（1）箭头表示作用方向。（2）间接效应TRSP→LT→HI的估计值是TRSP→LT和LT→HI估计值的乘积,间接效应TRSP→LC→HI的估计值是TRSP→LC和LC→HI估计值的乘积,总效应的估计值是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估计值的和。

2.2 农业经营主体结果分析

表4列出了4组模型中三权分置对不同农业经营主体收入的影响。各模型变量间的路径系数大小及其显著性都有差异,将从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三个方面对比三权分置对四类主体的收入差异。
（1）直接效应。三权分置政策对种田能手收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路径系数 -0.45）,对其他主体收入影响为正,但均不显著。三权分置并未能如预期直接显著增加农业经营主体的收入。可能的原因一是并非所有农业经营主体都能获取农地流转补贴。调查发现,农业流转补贴申请往往需要达到投资规模的门槛或需要先行垫资投入基础设施,调查样本中仅有18.33%的主体获得了补贴,即便是获得补贴的规模经营主体,也将补贴更多地用于补偿前期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并不能直接作用于主体收入。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农地流转规模的扩大,农业经营主体需要付出的租金也更高。值得注意的是,与一般的认识不同,三权分置对种田能手收入有直接的显著负向影响。本文界定的种田能手在规模等级上介于“传统农户”和“家庭农场”之间,其保留了农地流转早期“代耕”“熟人流转”等特征,是原村庄中的“中间阶层”。实际上近年来农地流转对“中间阶层”农户的影响已被学者关注,杨华[44]指出90年代开始的农地流转使得土地相对集中到一些农户手中,形成了“中间阶层”,而近年激进的、大规模的农地流转又使得中间阶层趋于瓦解。本文的调查结果与这些学者的研究发现一致,种田能手在当下流转的竞争中并不占优势,农户往往把土地租给了提供高租金者[45]。较为年轻的种田能手是内生性家庭农场的主要后备力量,但升级的过程中面临缺乏资金等重重难题。所以,研究区域种田能手在农业经营主体中的占比也越来越低（仅占15.40%）。三权分置政策对他们并不利好,表现在涉农项目和惠农补贴不向好、市场竞争力不足等。
（2）间接效应。三权分置通过两条间接路径对主体增收产生作用,分别是扩大规模和提高技术。首先,三权分置显著提高了家庭农场和资本农场的规模,进而刺激了收入的增长（路径系数分别为0.18和0.29）。但三权分置也显著缩小了传统农户的经营规模,降低了其收益能力（路径系数-0.13）,三权分置对种田能手的规模效应影响不显著。其次,三权分置对四类主体技术效应提升皆不显著,虽然种田能手和家庭农场的技术效应可以显著提高收入的作用,但“TRSP→TE”路径不显著。最后,比较两条路径的作用系数大小,三权分置通过规模效应形成的收入变化要明显高于通过技术效应。其中,规模效应对收入增长的作用明显高于技术效应,模型1~模型4“SE→HI”作用路径系数为0.73~0.80,而“TE→HI”作用路径系数仅为0.03~0.35。与本文的研究结果一致,学者较多认为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可以提高劳动效率进而提高收入[32,46]。聚集生产要素发挥规模效应,通过合理利用劳动力达到最佳经营规模,也成了研究区域家庭农场和资本农场的最主要的经营逻辑。然而在技术提升上,部分农场拥有较高的农业技术水平,但整体上由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河网密布,种植作物种类多样,在机械化作业水平、生态技术上仍可提高。也有学者指出,一般性的技术采用对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影响不显著,而只有与自身需求密切匹配的新技术才能显著实现增收效果[47]。所以,目前研究区域农业经营主体增收的间接路径主要依靠规模扩张。
（3）总效应。三权分置对传统农户收入和种田能手的作用效应为-0.08和-0.44,而对家庭农场、资本农场的收入作用效应分别为0.49和0.67,说明整体上三权分置政策对规模经营主体有积极影响,却对小农造成了不利影响,尤其是对种田能手。

2.3 离农主体结果分析

表5列出了三组模型中三权分置对不同离农收入的影响。同样将从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三方面对比三权分置对三类离农主体收入作用差异。
（1）直接效应。除了务工经商农户,三权分置对离农主体都存在直接负效应,但影响不显著。这说明农地流转租金对离农主体收入的直接影响程度很低,可以理解每亩几百元的租金并不能显著提高离农主体的收入。本文的研究结果与其他学者的研究发现有相似之处：王珊等[27]基于贵州省608户农户调研数据,分析指出在政府干预下的农地流转增收效应尚不显著,仅靠合理显化租金不足以促进农户增收,实现农户劳动力非农转移更为重要;Zhang等[48]利用江苏省1080户农户资料进行分析后,也得出了因为农业收入的显著减少,农地转出对家庭总收入产生了负面影响的结论。虽然,农地流转租金并不能有效直接增收,但调查也发现离农主体的“休闲时间”显著增加了。很多农户摆脱了繁重的务农体力劳动,他们可更自由地选择劳动时间。研究区域内越来越多的农户开始“期待”农地流转,一些年纪较长的农户表示“即便未来没有大户承租,也可能不再种田了”。离农主体对土地的依赖下降,这与费孝通先生笔下乡土中国的情形——“土是他们的命根”相比,显然当下人地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情感关系都在发生剧烈的改变。
（2）间接效应。三权分置通过两条间接路径对主体增收产生作用,分别是劳动力转移和放松流动性约束。首先,三权分置显著促进了务工经商、农业雇工主体的劳动力转移,并由此带来收入的提高（路径系数分别为0.02和0.13）。三权分置也有利于赋闲农户的劳动力转移,但作用不显著。其次,三权分置通过放松务工经商、农业雇工主体流动性约束,进而显著提高了收入（路径系数分别为0.27和0.24）。同样这条路径对于赋闲农户影响并不显著。最后,比较两种路径的作用系数大小,三权分置放松流动性约束形成的收入变化要略高于通过劳动力转移。其中,赋闲农户两条间接路径均未形成通路 （图4）。可见,三权分置对赋闲农户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尽管三权分置间接提升了务工经商、农业雇工两类主体收入,但应该注意到农村外出劳动力在非农领域的劳动报酬也具有不稳定性,当前普遍存在农民工在待遇、保障等方面受到歧视,社会保障低,受到外部经济环境影响较大的情形[49]。所以在务工经商和农业雇工主体中,未来也可能有部分会转换为赋闲农户,此类农户生活水平的下滑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那赋闲农户能否回归农田?虽然离农主体对土地的直接依赖性下降,但其仍依赖于土地产生的租金,土地对于他们始终是保障,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现实是即便只是转让了经营权,但这样的转出也多是不可逆的。土地在流转后其原先的权属边界被破坏,长期流转也使转出户不再拥有合适的生产工具、丧失了劳动技能。所以,当承租主体无法继续负担原有的土地租金时,也就是土地租金不能再保障传统农户生活时,小农们也很难再回归农田了。
（3）总效应。三权分置对务工经商、农业雇工和赋闲农户的收入总效应分别为0.31、0.25和0.05,这说明整体上三权分置对离农主体收入有积极的影响,但是对赋闲农户的影响并不乐观。

2.4 多元主体收入效应差异分析

前文着力探究三权分置在农业经营主体和离农主体内部的收入效应差异,此处将目光聚焦到三权分置在农业经营主体和离农主体之间的差异。
从作用效应上,首先整体上三权分置对各离农主体的收入总效应皆为正值,而对农业经营主体的收入总效应有正负差异。三权分置对各离农主体的收入总效应（0.05~0.31）高于农业经营主体中的传统农户（-0.08）和种田能手（-0.44）,却低于家庭农场（0.49）和资本农场（0.67）。其次,从内部差距上农业经营主体内部的收入差距要远远高于离农主体内部。离农主体内部收入效应差值为0.26,而农业经营主体差值高达1.11。
从作用路径上,实证中农业经营主体收入增长的主要路径是规模扩张,而离农主体的主要路径是劳动力转移和流动性约束放松。农业经营主体的增收路径与理论预期有所差异,实证中三权分置的直接效应和技术效应在各主体中几乎不显著,农业经营主体的收入增长对于规模的依赖较大。离农主体的增收路径与理论预期一致性较强,除了赋闲农户劳动力转移和放松流动性约束的路径阻断,其他主体在一定程度上都享受到三权分置的收益。
本文的结果报告可与以往学者对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对比研究进行对话,说明除了研究区域和对象的差异,也可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为何学者在农地流转到底更有利于转入户还是转出户增收上仍有争论。那就是以往的研究转入户、转出户更多被看作同质群体,但三权分置后各主体的差异正在拉大。

2.5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借鉴已有研究,采取变量替代法检验,分别将收入数据取对数对模型1~模型7进行重新估计（表6）。除了变量替代法,本文还进行了剔除异常数据值、增加可能的遗漏变量等方法进行测算[50,51],回归结果除了系数大小有所不同,方向和显著性均没有显著变化,说明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6 稳定性检验实证结果

Table 6 Results of stability test

作用路径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作用路径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TRSP→HI 0.08 -0.05** 0.05 0.05 TRSP→HI 0.01 -0.79 -0.23
TRSP→SE -0.05* -0.05 0.25 0.24 TRSP→LT 0.16* 0.79** 0.35
SE→HI 0.07* 1.00 0.04*** 0.98*** LT→HI 0.23*** 0.45*** 0.12
TRSP→SE→HI 0.00 -0.05 0.01 0.24 TRSP→LT→HI 0.03 0.36 0.04
TRSP→TE -0.08 0.19** 0.05 0.34 TRSP→LC 0.66*** 0.91** 0.34
TE→HI 0.03 0.22** 0.00 0.23 LC→HI 0.40** 0.95** 0.36*
TRSP→TE→HI 0.00 0.04 0.00 0.08 TRSP→LC→HI 0.26 0.86 0.12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1）对于农业经营主体,从整体上三权分置对家庭农场和资本农场两类规模经营主体有积极影响,却对传统农户和种田能手两类小农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尤其是种田能手。从作用路径上,传统农户和种田能手收入损失的主要原因分别是经营规模萎缩和负向直接效应,而家庭农场和资本农场收入增加依赖的路径是规模扩张。
（2）对于离农主体,从整体上三权分置对务工经商、农业雇工两类主体收入有积极的影响,但对赋闲农户的作用并不乐观。从作用路径上,三权分置主要通过劳动力转移和放松流动性约束两条间接路径提高务工经商、农业雇工主体收入,但赋闲农户的间接路径未形成通路。
（3）比较农业经营主体和离农主体,从整体上三权分置对各离农主体的收入总效应高于传统农户、种田能手,却低于家庭农场、资本农场,农业经营主体内部的收入差距要远远高于离农主体内部。从作用路径上,农业经营主体收入增长的主要路径是规模扩张,而离农主体的主要路径是劳动力转移和流动性约束放松。

3.2 讨论

本文论证了三权分置对多元主体收入影响的差异性,表现在规模经营主体的收入效应明显高于小农,赋闲农户面临危机。无论是农业经营者中的小农,还是离农主体的赋闲农户,他们在农村是相对贫困的群体,应该是减贫工作的重点关注对象。然而在三权分置改革中,他们却在翻涌的改革浪潮中被日渐淘汰。这也回答了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三权分置能够使得部分主体收益继续增长,但收益在农村居民内部分配不均,尤其是拉大了规模经营者和小农之间的收入差距。与本文的结果相似,也有学者也提出中国的农业发展存在利益相关者的获得感明显强于以农为业的本地农民群体、关键性农业瓶颈尚未得到根本解决[52],农地流转市场的出现扩大了农村收入差距等问题[53,54]。
这提醒我们在三权分置的改革中,不能片面追求农地利用的效率而忽视小农利益,要关注三权分置可能逐渐扩大的农村收入差距,警惕以牺牲减贫为代价的过度土地合并。给予我们的政策启示是要将解决相对贫困纳入乡村振兴战略,乡村不仅仅要减少相对贫困的人口,还要努力缩小贫富差距。将农户类型作为推进三权分置农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决策参考,给予不同主体差别化的关注。目前,农地流转中对规模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远远超过了小农主体,表现在生产资料资源的分配、惠农补贴的倾斜、农资服务体系的配套等众多方面。因此,对于不同农业经营主体首先应该警惕下乡投机牟利的工商资本,要引导其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其次重点关注并扶持种田能手、家庭农场此类适度规模的家庭农业经营主体;再次对于传统农户要建立小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利益连接共享机制,而不是进一步压缩小农的发展空间;最后,在中国农业转型升级道路中应加强不同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发展社会化农业推动不同主体共同参与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等环节,构建现代生产经营体系。而对于离农主体,一方面要注重促进其劳动力转移,保障其在非农领域就业的稳定性,并保留其可以返乡的空间;另一方面要着力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把产业留在乡村带动赋闲农户就近就业。
还需要说明的是,三权分置对农业经营主体、离农主体及其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不可一概而论,需要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执行状况。因此本文仍有一定的局限性,限于研究样本数量限制和模型构建参数要求,未能将村庄、家庭、户主层面特征纳入模型考虑其对收入的影响。本文试图把学者们的研究目光从聚焦农户本身到多元农业经营主体上,尝试测算了三权分置改革对多主体的收入影响,但未来此问题仍有待更深入更细致的探讨。后期将完善研究方法,在空间上可拓展研究区域进行验证和区域差异研究,在时间上可以观测并获取长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三权分置改革对主体收入的影响及变化趋势。总而言之,我国的相对贫困仍将长期存在,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复杂性和阶段性,持续关注三权分置的农地改革的减贫效应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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