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中文

自然资源学报 >

2022 , Vol. 37 >Issue 6: 1609 - 1625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20617

国土规划与空间治理

省际毗邻区协同发展分析与规划应对——以宁滁毗邻核心区为例

  • 方遥 , 1, 2 ,
  • 徐帆 1 ,
  • 秦萧 3, 4 ,
  • 张鹏 1
展开
  • 1.南京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南京 211816
  • 2.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南京 210023
  • 3.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南京 210093
  • 4.江苏省智慧城市设计仿真与可视化技术工程实验室,南京 210093

方遥（1976- ）,男,江苏丹阳人,硕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市更新、城市历史文化保护。E-mail:

收稿日期: 2021-08-30

  修回日期: 2021-10-26

  网络出版日期: 2022-08-28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AZD040)

收起

Response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alysis and planning to inter-provincial adjacent areas: Taking Nanjing-Chuzhou core area as an example

  • FANG Yao , 1, 2 ,
  • XU Fan 1 ,
  • QIN Xiao 3, 4 ,
  • ZHANG Peng 1
Expand
  • 1.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6, 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Ocean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 3.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Nanjing 210093, China
  • 4. Nanjing University, Provincial Engineering Laboratory of Smart City Design Simulation & Visualization, Nanjing 210093,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8-30

  Revised date: 2021-10-26

  Online published: 2022-08-28

Fold

摘要

在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及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立背景下,探索跨界区域的生态保护、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之间的协同关系与提升路径,对于新时代区域或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战略落实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面向生态、经济、社会的整体效益提升,综合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浦口—南谯跨界区域2005—2019年间的生态、经济、社会子系统发育及其耦合协调水平进行分析,发现两地的综合发展指数基本呈现一致的增长趋势,区域及各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也已发展至较高水平,但距离优质协调的目标阶段尚有一定距离,且生态子系统间以及经济子系统间的协调度存在多次回退与波动的现象,需要以区域协同发展为核心内容制定规划响应策略。本文提出的技术路径能够为中微观尺度的跨界区域发展水平评估与提升提供思路借鉴。

关键词： 省际毗邻区; 跨界发展; 耦合协调; 宁滁一体化

本文引用格式

方遥 , 徐帆 , 秦萧 , 张鹏 . 省际毗邻区协同发展分析与规划应对——以宁滁毗邻核心区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 37(6) : 1609 -1625 . DOI: 10.31497/zrzyxb.20220617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 and improvement path among ecological protectio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rans-boundary reg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gional or metropolitan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he new era. This article aims to improve the overall benefits of ecology,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comprehensively uses the entropy method an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log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subsystems and the level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in the cross-border region of Pukou-Nanqiao, i.e., Nanjing-Chuzhou, from 2005 to 2019. Through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dex of the two places basically shows a consistent growth trend, and the degree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regions and various subsystems has also developed to a higher level, but there is still a certain distance to the target stage of high-quality coordination, and the ecological subsystems. There are multiple regressions and fluctuations in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ime and economic subsystems. It is necessary to formulate planning response strategies with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s the core content. The technical path proposed in this paper can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evalu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ransboundary regions at the meso-micro scale.

Key words： inter-provincial adjacent area; cross-border development; coupling coordination; Nanjing-Chuzhou integration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国土空间治理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期,要深入贯彻生态优先、高水平治理、高质量发展、高水平生活的“一优三高”理念,着力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新进步[1]。近年来,各地区争相推出多层级多尺度的新一轮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以期实现全域要素统筹、区域均衡化发展以及跨区域协同治理。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代表的城市区域是各类发展要素的核心承载区,也是我国基本的区域经济政策单元[2]。传统的“核心—边缘”理论强调中心城市之间的合作互动,在新的协同发展背景下,加之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与广泛应用,省际毗邻区迎来重大发展机会,要以成为都市圈新兴功能板块和构筑跨界联系重要空间单元为目标,通过融入区域发展来改变边缘地位[3]。因此,有必要对省际毗邻区的协同发展水平及应对策略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然而,由于一体化发展的复杂性,其内涵覆盖居住、就业、交通等方方面面,以省际毗邻区全面互动为支撑的跨界协同发展研究在我国的区域协同发展规划中长期缺位。跨界协同发展研究的基础理论可以追溯至美国现代郊区化浪潮中的边缘城市[4]。边缘城市兼具多元的城市功能、低密度居住空间与区位优势,是流动社会里集聚区域资源要素的重要结节地区[5]。国外学者对跨界边缘区域的研究集中在跨界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跨界区域协调体系构建及治理机构设置等方面[6⇓⇓-9]。自20世纪末边缘城市概念被引入中国以来,国内学者分析了边缘城市的空间形态、要素集聚与发展机制[10⇓-12],并开始建立各级政府合作与博弈影响下的中国跨界边缘城市概念体系[13]。伴随相关研究成果的积累,学者们逐渐认为,跨界地区是一个复杂有机体,它的发展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环境等诸多领域的系统工程,必须融合经济增长、生态保护等多元诉求[14]。探索跨界地区的要素耦合协调发展机制与实现路径成为亟待深入探讨的学术议题[13,15]。
尽管如此,针对省际毗邻区域协同发展的既有研究一般从产业联动发展[16]、基础设施网络建设[17]和旅游经济资源共享[18]等经济学视角展开,鲜有从生态—经济—社会要素系统的相互建构关系出发,以数据分析为支撑的交互性、系统性区域协同发展进行研究。生态系统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多类型服务,既促进了发展要素的空间集聚和跨区域流转,也制约着城市空间的无序扩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兴则文明兴”。但现有实证研究大多将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进行合并,关注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19,20]、城市化与生态环境[21,22]、区域产业发展与环境承载力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23,24]。针对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匹配关系的研究相对匮乏。此外,现有研究集中在省域[25,26]、城市群[27,28]、流域或库区[29⇓-31]等宏观尺度,对建设现代化的跨界社区、园区等关键节点地区指导有限。2021年发布的《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提出,要加快建设浦口—南谯、顶山—汊河等跨界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以绿色发展视角统领并开展相关跨界区域的要素系统协同演进研究具有必要性与迫切性。
本文在引入或整合相关学者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以省际毗邻区核心区为研究对象,将生态系统视作统筹城市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基石,对生态—经济—社会“三元”关系进行深入分析,测度2005—2019年间浦口—南谯跨界区域的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及各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水平,以期揭示其演化过程与内在机理,并提出政策建议,进而为全国类似省际毗邻区协同发展实践提供借鉴。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2019年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要推进省际毗邻区协同发展,强化跨区域协作[32]。现实中,位于《纲要》规划范围中心区的南京与滁州这两座省际毗邻城市呈现出以高消耗、高排放和低效率为主要特征的一般性协同发展模式,在积累和溢出社会财富的同时,也给资源和环境造成巨大压力。南京位于长三角“三省一市”几何中心,是产业基础雄厚、人口增长迅速的江苏省会,而滁州是与南京接壤,且以生态资源和农副产品闻名的安徽城市（图1a）。由于区域不平衡发展客观存在,省际毗邻地区可以分成强强、强弱、弱弱三种类型[33],宁滁属于典型的强弱毗邻区,两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差距明显,但在城乡人口流动、设施共享、产业协作等方面联系密切。宁滁一体化对连通长三角东部及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传导作用,而浦口、南谯则是两地对接的门户地区,可谓宁滁一体化进程中的关键核心区域,也是《纲要》中明确的跨界发展区域之一（图1a）。
图1 浦口—南谯区位与复合系统空间结构

Fig. 1 Pukou-Nanqiao location and compound system spatial structure

本文在宁滁省际毗邻区范围内,选择“浦口—南谯”两地作为研究区域,试图通过核心区域的协同发展路径探索来“自下而上”地促进地方区域一体化。浦口是南京江北国家级新区的重要板块、南京市重点打造的“新主城”,南谯是滁州市融入南京都市圈、共建宁马滁同城化片区的前沿地带。两地在生态上,拥有滁河、老山等重要生态屏障,并大力推行生态保护联防联控机制;在经济上,依托浦口经开区、高教科创城、南谯经开区等平台,大量承接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是宁滁生态创新发展轴的重要构成部分,GDP分别增长至420亿元与224亿元;在社会上,人口均为30万人左右,已建成投用宁滁快速通道,实现公交互联互通,教育、医疗等公服设施的共建共享也取得实质性进展（图1b）。

1.2 研究方法

本文聚焦于浦口—南谯这一省际毗邻区域中的核心区,首先通过构建“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熵值法评估2005—2019年间两地的复合系统发展水平并进行对比分析;其次,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从两地链接角度对区域复合系统及各子系统间发展的协调水平情况进行测度并分析演变规律;最后,结合现状发展格局、潜在资源条件和宁滁高质量协同发展诉求,提出浦口—南谯协同发展策略。

1.2.1 指标体系、数据来源与权重确定

本文遵循两个层面的原则构建“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首先是国家层面：其一,生态文明建设需要节约并保护生态资源,实现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其二,十九大对经济提出了高质量发展要求,并指出其根本在于经济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且与绿色发展密不可分;其三,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是发展的关键。其次是地区层面：其一,“纲要”中将浦口—南谯定位为绿色发展与城乡融合示范区,需要协调发展与生态环境间的关系,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其二,南京都市圈规划提出了生态环境共保共治、创新体系协同共建、基础设施一体高效、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等指导思想。
结合以上原则,生态方面参考姜晓艳等[34]运用“压力—状态—响应”这一反映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程度及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模型进行评价的方式,选取生态压力、生态基础、生态响应三个一级指标,从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以及生态、经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效应角度进行评估;经济方面参考杨阳等[35]从经济活力、创新效率、绿色发展三个角度评价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选取经济基础、经济发展、创新效率三个一级指标;社会方面参考王琦等[31]所选取的生活水平、公共服务、人口概况、人口就业等反映民生发展水平的指标,选取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生活水平三个一级指标。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中的具体指标[20,22,25,27,28,30,31,34,36⇓⇓⇓⇓⇓⇓-43],秉持数据的全面性和可获取性,选取三十三个二级指标,构建生态—经济—社会三维两级评价指标体系（表1）,对区域协调发展情况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价。
表1 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ecological-economic-social compound system

子系统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性质 权重 来源
生态 生态基础 森林覆盖率 % 正 0.0850 Xiao等[20]
人均水资源量 m3/人 正 0.1038 Zuo等[36]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m2/人 正 0.0731 姜晓艳等[34]
人均耕地面积 m2/人 正 0.0806 王琦等[31]
生态压力 空气质量良好以上天数占比 % 正 0.0859 赵琳琳等[42]
二氧化硫排放量 t 负 0.0602 Luo等[27]
可吸入颗粒物年平均浓度 μg/m3 负 0.0584 王爱辉等[28]
化肥施用量 t 负 0.0647 黄磊等[30]
生态响应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正 0.0470 李秋雨等[38]
污水处理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 正 0.1331 赵琳琳等[42]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正 0.0435 刘琳轲等[41]
造林面积 hm2 正 0.1647 Chen等[25]
经济 人均GDP 元/人 正 0.1188 Xiao等[20]
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正 0.0546 王少剑等[37]
经济基础 财政收入 万元 正 0.1032 姜晓艳等[34]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元 正 0.0985 Ariken等[43]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 % 正 0.0654 Zuo等[36]
经济发展 GDP增速 % 正 0.0780 王建康等[40]
进出口总额占GDP比例 % 正 0.1204 姜晓艳等[34]
创新效率 科学技术支出占GDP比例 % 正 0.0972 王建康等[40]
专利申请数 件 正 0.1650 Luo等[27]
土地经济密度 万元/km2 正 0.0989 赵琳琳等[42]
社会 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 册/万人 正 0.0926 李秋雨等[38]
公共服务
教育支出占GDP比例 % 正 0.1017 姜晓艳等[34]

社会保障		 每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 个/万人 正 0.1068 Ariken等[43]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 m2/人 正 0.0681 王建康等[40]
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占比 % 正 0.1491 Tomal等[39]
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人/万人 正 0.1243 黄磊等[30]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占比 % 正 0.0720 杨阳等[35]
生活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正 0.0936 李秋雨等[38]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正 0.0697 Luo等[27]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 负 0.0718 赵琳琳等[42]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 负 0.0503 刘琳轲等[41]
指标数据来源于《浦口年鉴》（2006—2020年）、《南谯年鉴》（2006—2020年）、《浦口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7—2019年）、《南谯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2019年）、《南京市统计年鉴》（2006—2020年）、《滁州市统计年鉴》（2006—2020年）,部分缺失数据利用插值法进行补齐。
由于各个指标对系统发展的贡献并不一致,本文选用能够客观合理确定权重的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42],将年份个数设为 m,指标数设为 n, X i j为第 i个年份、第 j项指标的初始数据,具体计算过程为（表1）：
第一步,指标标准化处理：
正 向 指 标 Z i j = X i j - X m i n X m a x - X m i n
负 向 指 标 Z i j = X m a x - X i j X m a x - X m i n
式中： X m a x和 X m i n为第 j项指标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Z i j为第 j项指标标准化后的值,将处理结果向上平移0.001个单位后进行下一步运算。
第二步,指标归一化处理：
P i j = Z i j ∑ i = 1 m Z i j
第三步,计算指标熵值 E j：
E j = - k 1 ∑ i = 1 m P i j l n P i j
其中, k 1 = 1 l n m。
第四步,计算各指标冗余度 D j：
D j = 1 - E j
第五步,计算各指标权重 W j：
W j = D j ∑ j = 1 n D j
第六步,计算各指标综合发展指数 I i j：
I i j = Z i j × W j
第七步,计算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 U i：
U i = ∑ Z i j × W j

1.2.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指各系统间相互作用与影响的程度。由于传统耦合度模型存在效度问题,本文依据王淑佳等[44]提出的修正公式进行计算：
C = 1 - U 3 - U 1 2 + U 2 - U 1 2 + U 3 - U 2 2 3 × U 1 U 3 × U 2 U 3
式中： C为耦合度; U 1、 U 2、 U 3为生态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的发展指数,公式中假设 m a x U i为 U 3,运算中取每年 U i中的实际最大值。 C值越大,代表各系统间联系越密切,耦合强度越高。参考部分学者的归类方法[45],将复合系统的耦合度分为六种类型（表2）。
表2 耦合度类型

Table 2 Coupling type

耦合度 C值区间 耦合类型 具体表现
C = 0 耦合度极低 经济、社会与生态相互制约
0 ~ 0.29 低水平耦合 生态环境能够完全承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0.29 ~ 0.49 颉颃阶段 生态环境承载能力逐渐被破坏
0.49 ~ 0.79 磨合阶段 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良性耦合
0.79 ~ 1.0 高水平耦合 经济、社会与生态相互促进
C = 1.0 耦合度极高 系统趋向新的有序结构
由于存在复合系统高水平耦合,而子系统却处在较低发展阶段的可能,需要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来更直观地体现子系统间的协调水平,具体计算方法为：
D = C × T
T = α U 1 + β U 2 + γ U 3 , α + β + γ = 1
式中： D为复合系统的协调度; T为综合发展指数; α 、 β 、 γ为权重,本文取 α = β = γ = 1 / 3。 D越接近1,各子系统间的联系越紧密,越趋向于耦合协调发展。参考廖重斌[46]、Wang等[47]的分类方法,将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分成三个阶段和十种程度（表3）。
表3 耦合协调度阶段

Table 3 Coupling coordination stage

耦合协调度D值区间 协调阶段 耦合协调程度
0~0.1 失调衰退阶段
0.0 ~ 0.4		 极度失调
0.1~0.2 严重失调
0.2~0.3 中度失调
0.3~0.4 轻度失调
0.4~0.5 过渡调和阶段
0.4 ~ 0.6
 濒临失调
0.5~0.6 勉强协调
0.6~0.7 协调发展阶段
0.6 ~ 1.0		 初级协调
0.7~0.8 中级协调
0.8~0.9 良好协调
0.9~1.0 优质协调

2 结果分析

2.1 浦口南谯协同发展综合评价

结合表4与表5来看,两地综合发展水平较为接近且趋势相似,早期南谯凭借优良的生态本底并未落后太多,但存在较多波动。随着经济与社会子系统的不断进步,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愈加得到重视,浦口的综合发展指数于后期稳步上升。近年来,借由区域合作的深化,两地综合发展水平与走势逐渐趋于一致。
表4 浦口综合发展指数

Table 4 Pukou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dex

年份 生态 经济 社会 综合发展指数（ T）
2005 0.4675 0.1215 0.0456 0.2115
2006 0.5235 0.1398 0.1135 0.2589
2007 0.3728 0.1812 0.1674 0.2405
2008 0.4982 0.2000 0.2065 0.3016
2009 0.3908 0.2255 0.2278 0.2814
2010 0.3703 0.3410 0.2383 0.3166
2011 0.3454 0.4349 0.3367 0.3723
2012 0.4565 0.4015 0.4053 0.4211
2013 0.3599 0.5136 0.4614 0.4450
2014 0.4048 0.5279 0.4531 0.4619
2015 0.4483 0.6324 0.5483 0.5430
2016 0.5188 0.6306 0.6529 0.6007
2017 0.5161 0.6000 0.7918 0.6360
2018 0.5541 0.6293 0.8557 0.6797
2019 0.6523 0.6661 0.9597 0.7594
表5 南谯综合发展指数

Table 5 Nanqiao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dex

年份 生态 经济 社会 综合发展指数（ T）
2005 0.5345 0.0968 0.0255 0.2189
2006 0.4328 0.1026 0.0424 0.1926
2007 0.4622 0.1296 0.1025 0.2314
2008 0.3352 0.2008 0.2129 0.2496
2009 0.5230 0.1976 0.2313 0.3173
2010 0.4931 0.2283 0.2272 0.3162
2011 0.6051 0.2837 0.3268 0.4052
2012 0.5508 0.3715 0.3812 0.4345
2013 0.5719 0.3319 0.3968 0.4335
2014 0.5884 0.4223 0.4615 0.4907
2015 0.6720 0.5231 0.5106 0.5686
2016 0.5569 0.6188 0.6079 0.5945
2017 0.5311 0.6754 0.7123 0.6396
2018 0.6253 0.7190 0.8377 0.7273
2019 0.6729 0.7338 0.9259 0.7776

2.1.1 生态子系统

两地生态子系统发展指数在早期均远高于其他子系统,但存在较多的波动与倒退。浦口生态子系统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
（1）2005—2013年的波动下降期。早期浦口存在较多“散污乱”企业,二氧化硫等污染物的大量排放带来较大生态压力,且污染物处理能力不足,最终导致发展的波动与下降。
（2）2014—2019年的平稳上升期。随着“散污乱”整治工作的不断推进,以及“蓝天行动”“河长制”等措施的施行,生态压力逐渐减小,污染治理能力得到强化,发展趋于平稳。
南谯生态子系统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
（1）2005—2015年的先降后升阶段。早期工业园区入驻把关不严,引进部分污染企业,造成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不断增加,生态压力的增大导致发展水平下滑。后期随着大气污染防治与污染减排等项目取得成效,空气质量得到改善,结合“文明城市创建”等工作的扎实展开,发展水平稳步上升。
（2）2016—2019年的下滑回升阶段。大量产业转移的承接引发空气质量再次恶化,人均耕地与森林覆盖率等生态基础也受到影响,发展水平大幅下滑。近年来得益于《“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实施,发展水平逐渐回升。

2.1.2 经济子系统

浦口早期发展水平较高,但南谯后期发展更为平稳,并于2017年后反超浦口。浦口的经济发展分为三个时期：
（1）2005—2009年的平缓发展期。这一时期GDP增速较快,但产业结构单一,且科研创新投入较低,发展集约程度弱,导致经济活力不足,发展较为平缓。
（2）2010—2015年的高速发展期。浦口积极进行产业转型,立足“三区一平台”,打造长三角百亿级“芯片”产业基地,并初步建成了“苏南创新型经济发展高地”,通过高新技术产业带动经济高速发展。
（3）2016—2019年的波动调整期。由于沿江、泰山、盘城街道等区域划入江北新区直管区,对浦口的财政收入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等指标造成了较大影响,发展指数出现波动。
南谯的经济发展分为两个阶段：
（1）2005—2012年的平稳发展阶段。南谯早期以农业发展为主,经济活力较低,发展较为缓慢。后期通过建设乌衣工业园区等平台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并不断提高科研创新投入,发展速度逐步提升。
（2）2013—2019年的高速发展阶段。初期由于进出口总额与科研创新投入的减少,出现了短暂的下滑,后期通过立足高教科创城、工业开发区等平台优化投资环境,大力发展“旅游+”等项目,推动经济高速发展。

2.1.3 社会子系统

两地的发展水平与趋势极为相近,提升幅度也远高于其他子系统,分别提升了0.9141与0.9004。浦口的社会发展分为两个时期：
（1）2005—2010年的平缓发展期。早期通过公共服务投入的不断增加与社会保障的逐渐完善,以及“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等工作的展开,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社会子系统发展迅速。但后期由于教育投入的减少与居民收入的降低,发展逐步放缓。
（2）2011—2019年的高速发展期。这一时期仅于2014年因教育支出与卫生机构的减少出现短暂的发展停滞,随着“ppp”模式的不断推行,各类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速度加快,社保部门“市区县风险共担”通力合作机制的不断完善也提高了社会保障能力,人民生活水平与幸福指数大幅提升,社会子系统高速发展。
南谯社会子系统发展分为两个阶段：
（1）2005—2010年间的提速放缓阶段。早期随着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改善,“五城联创”和小城镇创建活动的推行也加速了集镇与新农村建设的发展,社会发展不断提速,但由于后期卫生机构数量与社会保险参保数出现下滑,发展速度逐步放缓。
（2）2011—2019年间的高速发展阶段。基础设施建设于“十三五”期间在交通、水利、医疗、能源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借由“四个年”行动的深入推进,社会保障与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持续改善,发展水平高速提升。

2.2 浦口—南谯协同发展耦合协调度评价

2.2.1 耦合度评价

浦口—南谯两地各子系统间均处于耦合协同状态,随时间逐渐发展至高水平耦合阶段（表6、表7）。浦口从颉颃阶段提升至高水平耦合阶段,但于2017年受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出现倒退。南谯的耦合度在大部分年份均低于浦口,从低水平耦合发展至高水平耦合阶段,于2008年前后出现较大波动,这与早期粗放的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无关联。浦口—南谯区域整体耦合度十五年间均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证明两地之间的发展存在较强联系。各子系统间的耦合度也发展至高水平耦合,但生态子系统间的耦合度出现多次倒退,经济子系统间的耦合度也存在一定波动。由此可见,两地今后的协同发展应以生态与经济两个子系统为提升重点。
表6 区域“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耦合度与耦合类型

Table 6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type of ecological-economic-social compound system

年份 浦口耦合度（C） 耦合类型 南谯耦合度（C） 耦合类型 区域耦合度（C） 耦合类型
2005 0.3383 颉颃阶段 0.2479 低水平耦合阶段 0.9792 高水平耦合阶段
2006 0.4181 颉颃阶段 0.3357 颉颃阶段 0.8332 高水平耦合阶段
2007 0.6350 磨合阶段 0.4354 颉颃阶段 0.9765 高水平耦合阶段
2008 0.5717 磨合阶段 0.7493 磨合阶段 0.8858 高水平耦合阶段
2009 0.7185 磨合阶段 0.5657 磨合阶段 0.9246 高水平耦合阶段
2010 0.8379 高水平耦合阶段 0.6164 磨合阶段 0.9992 高水平耦合阶段
2011 0.8559 高水平耦合阶段 0.6288 磨合阶段 0.9426 高水平耦合阶段
2012 0.9227 高水平耦合阶段 0.7757 磨合阶段 0.9778 高水平耦合阶段
2013 0.8439 高水平耦合阶段 0.7301 磨合阶段 0.9813 高水平耦合阶段
2014 0.8629 高水平耦合阶段 0.8169 高水平耦合阶段 0.9560 高水平耦合阶段
2015 0.8293 高水平耦合阶段 0.8284 高水平耦合阶段 0.9646 高水平耦合阶段
2016 0.8931 高水平耦合阶段 0.9495 高水平耦合阶段 0.9917 高水平耦合阶段
2017 0.7573 磨合阶段 0.8598 高水平耦合阶段 0.9953 高水平耦合阶段
2018 0.7425 磨合阶段 0.8289 高水平耦合阶段 0.9434 高水平耦合阶段
2019 0.7390 磨合阶段 0.7943 高水平耦合阶段 0.9792 高水平耦合阶段
表7 区域子系统耦合度与耦合类型

Table 7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type of regional subsystem

年份 生态耦合度（C） 耦合类型 经济耦合度（C） 耦合类型 社会耦合度（C） 耦合类型
2005 0.9033 高水平耦合阶段 0.8813 高水平耦合阶段 0.7408 磨合阶段
2006 0.8670 高水平耦合阶段 0.8403 高水平耦合阶段 0.5890 磨合阶段
2007 0.8570 高水平耦合阶段 0.8237 高水平耦合阶段 0.7565 磨合阶段
2008 0.7504 磨合阶段 0.9977 高水平耦合阶段 0.9816 高水平耦合阶段
2009 0.8052 高水平耦合阶段 0.9227 高水平耦合阶段 0.9907 高水平耦合阶段
2010 0.8116 高水平耦合阶段 0.7706 磨合阶段 0.9707 高水平耦合阶段
2011 0.6499 磨合阶段 0.7440 磨合阶段 0.9804 高水平耦合阶段
2012 0.8663 高水平耦合阶段 0.9473 高水平耦合阶段 0.9580 高水平耦合阶段
2013 0.7042 磨合阶段 0.7272 磨合阶段 0.8967 高水平耦合阶段
2014 0.7493 磨合阶段 0.8458 高水平耦合阶段 0.9866 高水平耦合阶段
2015 0.7195 磨合阶段 0.8583 高水平耦合阶段 0.9467 高水平耦合阶段
2016 0.9465 高水平耦合阶段 0.9847 高水平耦合阶段 0.9430 高水平耦合阶段
2017 0.9783 高水平耦合阶段 0.9062 高水平耦合阶段 0.9098 高水平耦合阶段
2018 0.9071 高水平耦合阶段 0.8926 高水平耦合阶段 0.9804 高水平耦合阶段
2019 0.9743 高水平耦合阶段 0.9199 高水平耦合阶段 0.9654 高水平耦合阶段

2.2.2 协调度评价

两地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均由中度失调提升至中级协调阶段,上升趋势平稳（表8、表9）。浦口的协调度仅于2013年与2017年发生小幅下降,其优越的经济发展水平提供了较强的波动抵御能力。南谯后期逐渐反超浦口,但多次的波动反映出在经济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其生态环境也承担了较大压力与风险,需要进一步均衡生态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浦口—南谯区域协调度从濒临失调发展至中级协调阶段,仅于2006年因南谯生态子系统的发展大幅下滑而出现倒退,后期随着两地合作框架协议的正式签署,于2019年平稳发展至十五年间的最高点。
表8 区域“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与协调类型

Table 8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coordination type of ecological-economic-social compound system

年份 浦口协调度（D） 协调类型 南谯协调度（D） 协调类型 区域协调度（D） 协调类型
2005 0.2675 中度失调 0.2330 中度失调 0.4591 濒临失调
2006 0.3290 轻度失调 0.2543 中度失调 0.4337 濒临失调
2007 0.3908 轻度失调 0.3174 轻度失调 0.4800 濒临失调
2008 0.4152 濒临失调 0.4325 濒临失调 0.4941 濒临失调
2009 0.4496 濒临失调 0.4237 濒临失调 0.5261 勉强协调
2010 0.5150 勉强失调 0.4415 濒临失调 0.5622 勉强协调
2011 0.5645 勉强协调 0.5048 勉强协调 0.6053 初级协调
2012 0.6233 初级协调 0.5805 勉强协调 0.6467 初级协调
2013 0.6128 初级协调 0.5626 勉强协调 0.6565 初级协调
2014 0.6313 初级协调 0.6332 初级协调 0.6748 初级协调
2015 0.6710 初级协调 0.6863 初级协调 0.7322 中级协调
2016 0.7325 中级协调 0.7514 中级协调 0.7698 中级协调
2017 0.6940 初级协调 0.7416 中级协调 0.7967 中级协调
2018 0.7104 中级协调 0.7765 中级协调 0.8146 良好协调
2019 0.7491 中级协调 0.7859 中级协调 0.8675 良好协调
表9 区域子系统耦合协调度与协调类型

Table 9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coordination type of regional subsystems

年份 区域生态协调度（D） 协调类型 区域经济协调度（D） 协调类型 区域社会协调度（D） 协调类型
2005 0.6727 初级协调 0.3101 轻度失调 0.1623 严重失调
2006 0.6438 初级协调 0.3191 轻度失调 0.2142 中度失调
2007 0.5981 勉强协调 0.3578 轻度失调 0.3194 轻度失调
2008 0.5592 勉强协调 0.4471 濒临失调 0.4537 濒临失调
2009 0.6065 初级协调 0.4418 濒临失调 0.4769 濒临失调
2010 0.5919 勉强失调 0.4683 濒临失调 0.4753 濒临失调
2011 0.5557 勉强协调 0.5170 勉强协调 0.5703 勉强协调
2012 0.6605 初级协调 0.6051 初级协调 0.6138 初级协调
2013 0.5728 勉强协调 0.5544 勉强协调 0.6203 初级协调
2014 0.6100 初级协调 0.6339 初级协调 0.6717 初级协调
2015 0.6348 初级协调 0.7041 中级协调 0.7079 中级协调
2016 0.7134 中级协调 0.7843 中级协调 0.7710 中级协调
2017 0.7157 初级协调 0.7601 中级协调 0.8272 良好协调
2018 0.7314 中级协调 0.7757 中级协调 0.9111 优质协调
2019 0.8035 良好协调 0.8024 良好协调 0.9541 优质协调
（1）区域生态子系统
两地生态子系统间的协调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从初级协调发展至良好协调,整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① 2005—2011年的波动下滑阶段。虽然两地的生态系统联系紧密,均有着优良的生态基础,但早期均因污染排放多、管控能力弱等导致发展水平不断波动,引发协调度从初级协调逐渐回退至勉强协调。
② 2012—2019年的平稳上升阶段。两地的生态子系统在各项环保措施的有效治理下发展水平趋于平稳,且两地生态系统联系紧密,呈现一致的发展趋势,协调度稳步上升。通过“区域旅游目的地”与“滁河沿岸和乡村观光旅游线路”项目的不断推进,以及“联合河长制”等联防联治措施的施行,协调度平稳发展至良好协调阶段。不难看出,发挥区域生态资源优势并提升生态治理合力是未来生态子系统间协调度稳定提升的关键。
（2）区域经济子系统
两地经济子系统间的协调度从轻度失调发展至良好协调阶段,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并存在两个时期：
① 2005—2013年的波动上升期。早期两地产业结构均较为单一,经济发展平缓,但浦口借由产业转型升级加速经济发展,逐渐拉大两地差距,协调度出现波动。后期南谯通过积极承接产业转移逐步缩小经济差距,推动协调度稳步上升。
② 2014—2019年的平稳发展期。随着高教科创城、一体化示范区等共建项目的推进,两地生产要素流通愈发频繁,经济联系愈发紧密,发展趋势高度一致,协调度稳步提升,仅于2017年因浦口行政区划调整导致短暂下滑。由此可见,通过园区共建、产业协同等方式提升区域整体经济竞争力,共同吸引优质产业转移,激发区域整体经济活力对于两地经济协同发展至关重要。
（3）区域社会子系统
两地社会子系统的发展水平与趋势高度一致,协调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从严重失调发展至优质协调,整体呈两个阶段：
① 2005—2010年的发展放缓阶段。早期由于两地社会子系统均处于较低发展水平且彼此联系较弱,协调度为三个子系统间的最低值。随着两地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跨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推进,强化了两地社会间的联系,协调度大幅提升。而后期随着两地社会的发展均陷入停滞,协调度的发展也逐步放缓。
② 2011—2019年的高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宁滁快速通道的通车以及多条跨界公交线路的开通为跨界交通降低了成本,接壤区域多个楼盘的开发以及收费站的取消也逐渐淡化了省市界的隔阂,推动了同城化的发展,协调度高速提升。因而可知,未来城际轻轨的开通与教育、医疗、行政间的深入合作,将进一步推动两地社会高质量协同发展。
两地各自复合系统、区域整体以及经济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均从过渡调和阶段发展至协调发展阶段,但与最终的优质协调仍存在一定差距,且生态子系统间的协调度存在较多下降与波动现象,需要重点提升,社会子系统间的优质协调水平则需维持。两地各自的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在近年来趋于一致,变化联系紧密,区域整体协调度也随着一体化发展的推进稳步提升,但生态子系统逐渐成为发展短板,所以两地仍面临着如何平衡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困境,亟需强化协同发展水平,以继续促进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2.3 浦口—南谯协同发展规划应对

虽然区域整体耦合协调度已平稳发展至良好协调阶段,社会子系统更是发展至优质协调阶段,但两地生态及经济子系统间的协调水平却出现多次波动与下降。考虑到信息时代跨界地区的发展需要与周边地区形成网络化联系,依托资源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来促进自身生态—经济—社会要素系统的协同演进,应进一步强化区域协同发展水平,打破行政壁垒形成生态治理合力,助力城市、区域的可持续内生性发展。因而本文基于现状发展格局和潜在资源条件,从区域视角提出以下应对策略。

2.3.1 生态减负,提升响应

通过统筹规划多层次多尺度的一体生态结构,以全局视角推动可持续发展;借助规划对接,提升生态红线管控力度,维护区域内老山、求雨山、城南河、滁河等重要生态资源的生态屏障作用,组建跨界河道联合河长制,促进污染联防联治;大力推进湿地保护和修复工作,强化现有皇庆湖与黄圩等湿地资源优势;严格保障耕地的数量与质量,发展高附加值的都市型农业,提升生产的综合能力;坚持保护与保育共进,推动绿化造林工作,保持高森林覆盖率的生态优势;以滁河风光带为基础,推进建设西葛农旅产业、吴港农旅产业、汤泉旅游度假区等业态,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图2）。

2.3.2 经济平衡,绿色发展

两地应共同出资设立环境保护基金,共建共享污水处理、垃圾填埋与焚烧、废弃物收集处理等环境基础设施。两地也需在提升GDP的同时加大环境治理与科技研发的资金投入,提高经济发展的创新力与活力。对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应依托生态发展轴,进一步发展现有的南谯科教城、皇庆湖科创小镇、乌衣工业园、绿色产学研基地等园区,以及西葛农旅产业服务中心、吴港农旅产业服务中心、汤泉农场等本地特色农业与生态文旅产业,共同推进一体化示范区建设,积极进行更深层次的产业合作和园区共建,打造高水平产业承接基地,以合力吸引产业集群式转移,推进两地产业结构绿色转型与升级,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打造共生共荣的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格局（图2）。
图2 浦口—南谯规划应对空间布局

Fig. 2 Pukou-Nanqiao planning to cope with space layout

2.3.3 社会稳定,深化协作

两地需维持现有优质协调水平,强化现有交通联系,进一步推动南浦一级公路等跨界道路和城际铁路的建设,在教育与医疗等方面深化协作,展开学校对口合作与医务人员定期交流,在政务方面着力打造互通互联互享的合作发展格局,提高两地基础设施共建水平与居民生活便捷度（图2）。两地社会子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平稳提高也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有力管理,在两地政府积极合作的过程中,应组建一体化联席会,提升协作效率,在中央部门的指导与监管下共同制定合作框架协议,并建立健全协同发展法律规章制度与政策,提升社会保障能力。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宁滁省级毗邻区中的浦口—南谯核心区2005—2019年间的“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进行耦合协调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时序层面,两地复合系统、区域整体以及各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均呈上升的趋势,并波动发展至较高水平。同时,区域整体协调度依托早期联系紧密的生态基础以及后期协调度不断提升的经济与社会子系统,有着较为平稳的发展。
（2）系统层面,生态系统是两地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与基础,也是后续发展的重点提升对象。经济增长则能有效带动整体发展,应提升其平稳性。而社会系统的提升幅度最大,是两地共同的发展目标,需要稳中求进。
（3）区域层面,后期随着协同发展的不断推进,两地的复合系统综合指数与耦合协调度有着较为一致的发展态势,区域整体协调度也发展至优质协调水平,证明一体化发展能够有力推动两地共兴共荣,携手进入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
当前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规划强调跨界地区的形成与发展,南京都市圈作为长三角区域中的代表性跨界都市圈,连接了两个存在明显发展势能差异的空间,其区域发展战略具有迫切性与必要性。本文提出的规划应对策略能有效推动南京都市圈一体化空间组织,但还有待更多案例的实证检验与补充。本文通过集成应用计量模型、空间分析、逻辑推演等定量定性方法构建的研究框架,可为其他跨界地区网络化关联提供经验与指引。但由于数据限制,在经济和社会两个子系统指标选择上存在一定不足,未来将更加全面地评估“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情况。本文所提的方法框架应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的关键节点地区进行推广,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对其进行改进和修正,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的协同发展水平评估与提升路径,为区域一体化规划实践提供更多支撑。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1]
樊杰, 郭锐. "十四五"时期国土空间治理的科学基础与战略举措. 城市规划学刊, 2021, (3): 15-20.

[ FAN J, GUO R. Scientific foundations and strategies of national territorial spatial governance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Plan period in China. Urban Planning Forum, 2021, (3): 15-20.]

[2]
黄哲, 钟卓乾, 袁奇峰, 等. 东莞样本: 全球城市区域腹地城市的发展挑战与地方响应. 城市规划学刊, 2021, (3): 36-43.

[ HUANG Z, ZHONG Z Q, YUAN Q F, et al. Challenges and local responses of the hinterland city in China's global city regions: A case study of Dongguan. Urban Planning Forum, 2021, (3): 36-43.]

[3]
马素娜, 范嘉诚, 朱烈建, 等. 从接轨到融合: 上海大都市毗邻区发展策略研究. 城市规划, 2020, 44(S1): 26-33.

[ MA S N, FAN J C, ZHU L J, et al. From integration to integration: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adjacent areas of Shanghai. City Planning Review, 2020, 44(S1): 26-33.]

[4]
BUMSOO L. "Edge" or "Edgeless" cities?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in U.S. metropolitan areas, 1980 to 2000.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2007, 47(3): 479-515.

[5]
袁新国, 王兴平. 边缘城市对我国开发区再开发的借鉴: 以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城市规划学刊, 2010, (6): 103-109.

[ YUAN X G, WANG X P. Edge city and it's implication on the re-development of development zones: A case study of Ningbo economic-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0, (6): 103-109.]

[6]
MARKUS P. Construction of new territorial scales: A framework and case study of the EUREGIO cross-border region. Regional Studies, 2007, 41(2): 253-266.

DOI

[7]
TARMO P. Reorganizing cross-border governance capacity: The case of the Helsinki-Tallinn EUREGIO.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2008, 15(3): 211-227.

DOI

[8]
COREY M J. Cross-border regions and territorial restructuring in central Europe: Room for more trans-boundary space.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2009, 16(2): 177-191.

DOI

[9]
NEWMAN P. Changing patterns of regional governance in the EU. Urban Studies, 2000, 37(6): 895-909.

DOI

[10]
李祎, 吴缚龙, 尼克·费尔普斯. 中国特色的"边缘城市"发展: 解析上海与北京城市区域向多中心结构的转型. 国际城市规划, 2008, 23(4): 6-10.

[ LI Y, WU F L, NICK P. The development of "edge c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 analysi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Shanghai and Beijing's urban regions to a polycentric structure.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08, 23(4): 6-10.]

[11]
程慧, 刘玉亭, 何深静. 开发区导向的中国特色"边缘城市"的发展. 城市规划学刊, 2012, (6): 50-57.

[ CHENG H, LIU Y T, HE S J. The development of "edge ci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 analysi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Shanghai and Beijing's urban regions to a polycentric structure.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2, (6): 50-57.]

[12]
郑国, 孟婧. 边缘城市的北京案例研究. 城市规划, 2012, 36(4): 32-36.

[ ZHENG G, MENG J. Research of edge city based on case study of Beijing. City Planning Review, 2012, 36(4): 32-36.]

[13]
唐蜜, 罗小龙. 跨界边缘城市发展及治理研究: 以临沪地区为例. 城市发展研究, 2021, 28(6): 119-125.

[ TANG M, LUO X L. A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governance of cross-boundary edge cities: Evidence from Shanghai metropolitan regions.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21, 28(6): 119-125.]

[14]
王绍博, 罗小龙, 唐蜜, 等. 基于共生理论的临京临沪地区跨界融合发展对比研究. 地理科学, 2019, 39(11): 1681-1690.

DOI

[ WANG S B, LUO X L, TANG M, et al.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of Beijing and Shanghai based on symbiosis theory.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39(11): 1681-1690.]

[15]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战略路径.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20: 140-150.

[Research Group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Strategic Path of the Integr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Beijing: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2020: 140-150.]

[16]
胡万达, 张立.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物流一体化发展的现实逻辑与实现路径. 经济体制改革, 2021, (3): 187-192.

[ HU W D, ZHANG L. The realistic logic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logistics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 Zone. Reform of Economic System, 2021, (3): 187-192.]

[17]
张尚武, 潘鑫. 新时期我国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的战略思考. 城市规划学刊, 2021, (2): 38-44.

[ ZHANG S W, PAN X. Strategic thinking on the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large trans-regional infrastructure in the New Era. Urban Planning Forum, 2021, (2): 38-44.]

[18]
王凯. 省际毗邻地区旅游经济的空间矛盾及调控机制探讨. 人文地理, 2005, 20(3): 122-125.

[ WANG K. Discussion on the spatial contradiction and regulation mechanism of tourism economy in the regions adjacent to provinces. Human Geography, 2005, 20(3): 122-125.]

[19]
MA L, JIN F J, SONG Z Y, et al. Spatial coupling analysis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3, 23(3): 525-537.

DOI

[20]
XIAO Y, TIAN K, HUANG H, et al.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socioeconomic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Wenchuan earthquake disaster areas: Case study of severely affected counties in Southwestern China.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2021, 71(7): 1-13.

[21]
王少剑, 崔子恬, 林靖杰, 等. 珠三角地区城镇化与生态韧性的耦合协调研究. 地理学报, 2021, 76(4): 973-991.

DOI

[ WANG S J, CUI Z T, LIN J J, et al. Study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resilienc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1, 76(4): 973-991.]

[22]
MUHADAISI A, ZHANG F, CHAN N W, et 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analysis and spatio-temporal heterogeneity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along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in China.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21, 121: 1-12.

[23]
FANG D M. Composite system for the coupling degree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 case study of Henan province, China. Nature Environment & Polution Technology, 2019, 18(1): 41-48.

[24]
孙红梅, 雷喻捷. 长三角城市群产业发展与环境规制的耦合关系: 微观数据实证. 城市发展研究, 2019, 26(11): 19-26.

[ SUN H M, LEI Y J.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with microscopic data.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9, 26(11): 19-26.]

[25]
CHEN J K, LI H, WANG X B, et al.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evolution research of economy-ecology-society system in Xinjiang: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perspective of water resources. Meteor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Research, 2017, 8(5): 73-77.

[26]
张军涛, 翟婧彤. 中国“三生空间”耦合协调度测度. 城市问题, 2019, (11): 38-44.

[ ZHANG J T, ZHAI J T. Measurement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production-production space" in China. Urban Problems, 2019, (11): 38-44.]

[27]
LUO D, LIANG L W, WANG Z B, et al. Exploration of coupling effects in the economy-society-environment system in urban areas: Case study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21, 128: 1-14.

[28]
王爱辉, 刘晓燕, 龙海丽. 天山北坡城市群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评价.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4, 28(11): 6-11.

[ WNAG A H, LIU X Y, LONG H L. Evaluation 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of city agglomeration on the northern slope of Tianshan mountains.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4, 28(11): 6-11.]

[29]
JIAN X X, XUE M X. Thinking about coupling effect between economy-society-environment and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in Dongting Lake Region.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2013, 2117: 1609-1614.

[30]
黄磊, 吴传清, 文传浩. 三峡库区环境-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西部论坛, 2017, 27(4): 83-92.

[ HUANG L, WU C Q, WEN C H.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s compound ecological system of environment, economy and society. West Forum, 2017, 27(4): 83-92.]

[31]
王琦, 汤放华. 洞庭湖区生态-经济-社会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 经济地理, 2015, 35(12): 161-167, 202.

[ WANG Q, TANG F H. The evalu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of ecology-economy-society system in Dongting Lake Area.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35(12): 161-167, 202.]

[32]
中共中央国务院.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http://www.gov.cn/zhengce/2019-12/01/content_5457442.htm,2019-12-01.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Outline of the plan for integr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http://www.gov.cn/zhengce/2019-12/01/content_5457442.htm,2019-12-01.]

[33]
刘玉亭, 张结魁. 省际毗邻地区开发模式探讨. 地理学与国土研究, 1999, (4): 45-49.

[ LIU Y T, ZHANG J K. Discussion on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adjacent regions between provinces. Geography and Geo-Information Science, 1999, (4): 45-49.]

[34]
姜晓艳, 吴相利. 林业资源型城市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定量测度: 以黑龙江省伊春市为例. 生态学报, 2021, 41(21): 8396-8407.

[ JIANG X Y, WU X L. Quantitat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logy-economy-society in forest resource-based city: A case study of Yichun, Heilongjiang province.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21, 41(21): 8396-8407.]

[35]
杨阳, 窦钱斌, 姚玉洋. 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统计与决策, 2021, 37(11): 89-93.

[ YANG Y, DOU Q B, YAO Y Y. Measurement 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s. Statistics & Decision, 2021, 37(11): 89-93.]

[36]
ZUO Z L, GUO H X, CHENG J H, et al. How to achieve new progress i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Based on cloud model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21, 127(1): 1-12.

[37]
王少剑, 方创琳, 王洋. 京津冀地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关系定量测度. 生态学报, 2015, 35(7): 2244-2254.

[ WANG S J, FANG C L, WANG Y. Quantitative investigation of the interactiv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5, 35(7): 2244-2254.]

[38]
李秋雨, 朱麟奇, 王吉玉. 全域旅游背景下吉林省旅游业-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性研究. 地理科学, 2020, 40(6): 948-955.

DOI

[ LI Q Y, ZHU L Q, WANG J Y. Coordination degree among the tourism-economy-society-ecology system of Jilin provi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ll-for-one tourism.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6): 948-955.]

[39]
TOMAL M. Evalu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convergence behaviour of local development: A spatiotemporal analysis of all Polish municipalities over the period 2003-2019.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2021, 71: 1-20.

[40]
王建康, 韩倩. 中国城市经济-社会-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 经济地理, 2021, 41(5): 193-203.

[ WANG J K, HAN Q.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urban economy-society-environment in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2021, 41(5): 193-203.]

[41]
刘琳轲, 梁流涛, 高攀, 等.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关系及交互响应.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1): 176-195.

[ LIU L K, LIANG L T, GAO P, et al. Coupling relationship and interactive response between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1, 36(1): 176-195.]

DOI

[42]
赵琳琳, 张贵祥. 京津冀生态协同发展评测与福利效应.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0, 30(10): 36-44.

[ ZHAO L L, ZHANG G X. Evaluation and welfare effect of ecological synergy development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0, 30(10): 36-44.]

[43]
ARIKEN M, ZHANG F, CHAN N W, et 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analysis and spatio-temporal heterogeneity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environment along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in China.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21, 121: 1-12.

[44]
王淑佳, 孔伟, 任亮, 等. 国内耦合协调度模型的误区及修正.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3): 793-810.

[ WANG S J, KONG W, REN L, et al. Misunderstandings and corrections of domestic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1, 36(3): 793-810.]

DOI

[45]
刘耀彬, 李仁东, 宋学锋. 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分析. 自然资源学报, 2005, 20(1): 105-112.

[ LIU Y B, LI R D, SONG X F. Coupling degree analysis of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China.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05, 20(1): 105-112.]

[46]
廖重斌. 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判及其分类体系: 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 热带地理, 1999, 19(2): 76-82.

[ LIAO C B. Quantitative judgement and classification system fo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A case study of the city group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Tropical Geography, 1999, 19(2): 76-82.]

[47]
WANG Z B, LIANG L W, SUN Z, et al.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ynergistic effects with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9, 243: 227-239.

DOI

Options
文章导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