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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周边国家边境保护地跨境合作潜力分析

  • 李杰 , 1, 2 ,
  • 付晶 1, 3 ,
  • 郭鑫 1, 3 ,
  • 张中浩 1, 3 ,
  • 李巍岳 1, 3 ,
  • 鲍燕妮 1 ,
  • 马施彤 4 ,
  • 王玉仓 1 ,
  • 高峻 ,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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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上海师范大学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上海 200234
  • 2.美国普渡大学林业与自然资源系,西拉法叶 47907
  • 3.上海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上海 200234
  • 4.上海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上海 200234
高峻(1962- ),男,上海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景观生态、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地规划。E-mail:

李杰(1991- ),男,江苏常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景观生态、可持续发展与环境管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0-10-17

  要求修回日期: 2021-06-09

  网络出版日期: 2021-12-28

基金资助

中国科学院A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XDA2002030103)

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2019QZKK0401)

世界自然基金会陆地生态功能区分类

版权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The potential of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in border protected areas between China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 LI Jie , 1, 2 ,
  • FU Jing 1, 3 ,
  • GUO Xin 1, 3 ,
  • ZHANG Zhong-hao 1, 3 ,
  • LI Wei-yue 1, 3 ,
  • BAO Yan-ni 1 ,
  • MA Shi-tong 4 ,
  • WANG Yu-cang 1 ,
  • GAO Jun ,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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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and Geographical Scienc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 2. Department of Forestry and Natural Resources, Purdue University, West Lafayette 47907, USA
  • 3. Institute of Urban Stud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 4. School of Life Scienc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Received date: 2020-10-17

  Request revised date: 2021-06-09

  Online published: 2021-12-28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21.

摘要

基于《全球跨界自然保护区名录》中涉及中国的16组名录中的10个国家87个保护地,分析其空间分布规律,应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选取生态完整性、治理结构匹配、制度文化差异和空间距离交通4个层面的9个指标,建立中国与周边国家边境地区保护地跨境合作潜力指标体系,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毗邻边境地区保护地分布最集中,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生态系统完整性较好。通过评价结果遴选出中国(兴凯湖)—俄罗斯、中国(西双版纳)—老挝、中国(塔什库尔干)—巴基斯坦、中国(珠穆朗玛峰)—尼泊尔与印度、中国(长白山)—朝鲜与俄罗斯5组未来跨境合作潜力较高的地区,并针对跨境合作存在的难点提出建议措施。研究可为中国边境保护地跨境合作提供方法参考和借鉴依据。

本文引用格式

李杰 , 付晶 , 郭鑫 , 张中浩 , 李巍岳 , 鲍燕妮 , 马施彤 , 王玉仓 , 高峻 . 中国与周边国家边境保护地跨境合作潜力分析[J].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 36(10) : 2710 -2722 . DOI: 10.31497/zrzyxb.20211018

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the 16 groups (87 protected areas in 10 countries) of China involved in the Global List of Transboundary Nature Reserves published by UNEP-WCMC in 2007 as data sources. By analyzing the laws of its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the evaluation system's overall framework is constructed from four aspects: ecological integrity, governance structure matching,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spatial distance, and transportation. It is further decomposed into nine indicators to establish an indicator system of the potential for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between border protected areas and Chinese nature reserves. Delphi and AHP are used to quantitatively and empirically analyze relevant indica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st concentrated distribution of protected areas in the border area is adjacent to Heilongjiang province and Russia. The Himalayas and Karakorum Mountains are areas with good ecosystem integrity that bear essential ecological functions and are protected by neighboring countries. Five regions with high potential for future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were initially selected: China (Xingkai Lake)-Russia, China (Xishuangbanna)-Laos, China (Tashkurgan)-Pakistan, China (Qomolangma)-Nepal and India, China (Baitou Mountain)-DPRK and Russia. This study put forward the difficulties and recommended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measures and can provide a method reference for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of China's border protection areas.

中国疆域辽阔,陆地边境线长约2.2万km,是世界上边界线最长、邻国最多、边界情况最复杂的国家之一。中国涉及陆地边界的省区共有9个,分别为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和广西。与中国接壤的国家有14个,自东北起依次为: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和越南[1]。边境地区常常分布有极具价值的生态系统,设立保护地不仅可以更好地实现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还能为当地社区生计做出贡献[2]。从20世纪初开始,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陆续在边境地区建立了多种类型的保护地,有效地促进了生态环境的保护。
生态环境具有地域上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但往往被国家边界划分开来。国界分割政治、经济和文化,但许多地区的国界横跨生物多样性分布地区,割裂了其原始完整形态,对其保护工作增加了阻力。随着跨国合作和对大尺度景观保护需求的增加,连续性保护理念在双边合作中体现为跨境保护这一方式,促进了连接分散生态区域之间的动态过程[3]。作为跨境资源管理的一种典型方式,保护地跨境合作对于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和平合作具有重要意义[4];同时也符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17:“振兴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但从全球角度看,跨境保护地在各区域的进展并不平衡,北美、欧洲和非洲等地区通常具有良好的政治和经济合作基础,跨境合作发展较为完善[5];而亚洲部分地区由于地缘政治复杂、生态环境多样,跨境保护研究及发展相对缓慢[6]
中国与周边国家跨境合作主要表现在跨境经贸合作[7]、跨境旅游[8]、跨境能源及环境保护[9,10]、跨境生态安全调控[11]等领域。涉及跨境环境保护管理的研究包括黑龙江流域跨境水污染防治多层合作机制[12]、喜马拉雅山可持续生计方案和生物多样性廊道[13]、东喜马拉雅山—横断山地区跨国物种保护[14]、中国与东南亚四条跨境河流地缘环境合作影响因素[15]等。目前的研究主要针对局部范围的具体环境问题进行讨论,尚未完全揭示中国国境线周边保护地分布特征。在边境地区,环境保护意识的提升和保护措施的落实需要各国合作推进开展。然而,保护地跨境合作潜力的评估涉及生态保护、人文地理、跨文化交际、国际关系等多个领域;同时,中国与周边国家在边境地区的保护地数量众多,因此亟需针对其分布特征,从自然生态系统、各国治理结构、周边制度文化等层面进行跨境合作潜力的评估。
本文对中国与周边国家边境保护地开展研究,通过梳理分析中国与周边国家边境保护地分布现状,构建跨境合作潜力指标体系,分析各组边境保护地在不同层面的合作基础及综合潜力水平,最终明确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跨境合作潜力的优先等级、合作难点及应对策略,为今后保护地开展跨境合作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

1 中国与周边国家边境保护地概况

依据联合国环境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UNEP-WCMC)2007年公布的《全球跨界自然保护区名录(2007 UNEP-WCMC Global List of Transboundary Protected Areas)》,中国与巴基斯坦、朝鲜、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老挝、蒙古、缅甸、越南、印度和尼泊尔10国邻近地区共有87处保护地。1916年,俄罗斯成立该地区第一个自然保护区——Kedrovaya Pad自然保护区;1936年,印度成立第一个国家公园——Jim Corbett国家公园。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各国在边境地区纷纷开始建立各类保护地。其中数量最多的是中国,计有33处,俄罗斯有27处,尼泊尔有6处,越南有5处,蒙古有4处,印度和巴基斯坦各有3处,缅甸和老挝各有2处,哈萨克斯坦和朝鲜各有1处。
从中国国内分布情况看,保护地分布最集中的区域是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毗邻边境地区,在涉及中国的16组边境保护地中涉及最多的是黑龙江省,有4组9处保护地;其次是云南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有3组,分别有11处和3处保护地;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各涉及2组;涉及最少的是吉林省和云南省,各有1组。
从保护地面积规模上看,最大的是中国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达到33810.00 km2,面积超过1.5万km2的还包括俄罗斯阿尔泰金山世界遗产(Golden Mountains of Altai World Heritage Site,16114.57 km2)和中国塔什库尔干野生动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5863.00 km2)。面积在0.5万~1.5万km2的保护地有6处,其他78处面积都在5000 km2以下。
从保护地级别上看(表1),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分类,属于类型Ⅴ(陆地和海洋景观保护区)的数量最多,达到35处,中国占32处;其次为类型Ⅲ(自然纪念物保护区),达到14处,俄罗斯占12处;类型Ⅱ(国家公园)共8处,涵盖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蒙古和老挝5个国家;类型Ⅳ(生境和物种管理保护区)有7处,涵盖印度、俄罗斯、越南、朝鲜和哈萨克斯坦5个国家;类型Ⅰa(严格自然保护区)共7处,均位于俄罗斯;类型Ⅵ(资源管理保护区)共有4处,位于尼泊尔和俄罗斯;类型Ⅰb(荒野地保护区)有2处,均位于蒙古。其他类型有10处,包括国际重要湿地(RAMSAR)、世界遗产公约(WHC)、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保护区(MAB-BR)、东盟遗产公园(ASEAN Heritage Parks)和未分类(Unset)等。
表1 中国与周边国家边境保护地分类统计表

Table 1 Classification and statistics of border protected areas between China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处)

保护地类型 中国 尼泊尔 巴基
斯坦
印度 蒙古 俄罗斯 缅甸 哈萨克
斯坦
朝鲜 越南 老挝 合计
严格自然保护区(Ia) 7 7
荒野地保护区(Ib) 2 2
国家公园(Ⅱ) 3 1 2 1 1 8
自然纪念物保护区(Ⅲ) 1 12 1 14
生境和物种管理保护区(Ⅳ) 1 2 1 1 2 7
陆地和海洋景观保护区(V) 32 1 2 35
资源管理保护区(Ⅵ) 3 1 4
东盟遗产公园(ASEAN Heritage Parks) 1 1
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保护区(MAB-BR) 1 1
国际重要湿地(RAMSAR) 3 3
世界遗产公约(WHC) 1 1 2
未分类(Unset) 2 1 3
合计 33 6 3 3 4 27 2 1 1 5 2 87
从保护地涉及的生态功能区看,根据Olson等[16]基于生物地理区划的全球陆地生态区划方案,87处保护地覆盖32个生态区,其中有62处保护地只涵盖1个生态区,占总数的71.26%,中国和俄罗斯保护地的数量较多,分别为30个和19个。位于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保护地更是跨越了古北界和东洋界两大生物地理区单元,充分显示了该地区生态环境复杂多样、过渡性强的特征[17]。从各保护地中生态区的数量统计看(表2),同时跨5个生态区的是尼泊尔Annapurna保护区,处于东、西喜马拉雅生态区交汇处;跨4个生态区的是缅甸Hponkanrazi野生动物保护区;跨3个生态区的保护地数量有8个,覆盖国家有尼泊尔、缅甸、印度和俄罗斯;跨2个生态区的保护地数量有15个,其中俄罗斯所占数量最多,共有6个。
表2 中国与周边国家边境地区保护地生态功能区数量统计表

Table 2 Number of ecoregions in each border protected area between China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处)

每个保护地生态功能区数量 1 2 3 4 5 合计
中国 30 3 0 0 0 33
尼泊尔 0 1 4 0 1 6
缅甸 0 0 1 1 0 2
印度 2 0 1 0 0 3
蒙古 1 3 0 0 0 4
俄罗斯 19 6 2 0 0 27
巴基斯坦 1 2 0 0 0 3
哈萨克斯坦 1 0 0 0 0 1
朝鲜 1 0 0 0 0 1
越南 5 0 0 0 0 5
老挝 2 0 0 0 0 2
合计 62 15 8 1 1 87

2 中国与周边国家保护地跨境合作潜力评价体系

2.1 跨境合作潜力评价框架

根据指标体系构建的一般要求,考虑指标体系与边境保护地跨境合作选题的协调性,评价指标的选取遵循简单性、独立性、可比性、可测性的原则。考虑国情差异与保护目标之间的关系,重点将政府间外交关系、共同发展和保护目标、行动作为合作基础。运用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理论、景观生态学理论,综合各国保护地资源禀赋与基本地理情况、周边治理状况、地理区位、交通毗邻情况、国际外交关系和影响力等因素[18,19],咨询国内外10名从事生态保护、人文地理、跨文化交际、国际关系等领域研究的专家,应用德尔菲法筛选确定以下4个影响层面:生态完整性、治理结构匹配、制度文化差异和空间距离交通。
(1)生态完整性。表征中国与周边国家边境保护地自然生态基底情况,跨界区两侧山水相连,具有地缘整体性和延展性。如以河流为界,多占据河流上游或下游;如以山脊为界,多占据南侧或北侧等有类似的地貌特征,相近的自然地理单元,在生态基地方面有更好的跨境合作基础[18]。保护相同濒危物种数量越多、生态功能越相似,越有利于跨境合作。选取濒危物种分布余弦相似度、生态功能区分布余弦相似度2个指标来刻画。
(2)治理结构匹配。边界作为国家主权的正式政治标记,跨境合作涉及主权让渡的敏感性,保护等级越接近、边界的屏蔽效应越弱、中介效应越强,越有利于跨境合作。选取保护级别变异系数、边境口岸管理方式两个指标来刻画。
(3)制度文化差异。描述中国与周边国家边境保护地相互交往,毗邻国家参与合作的地位及其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跨境民族就多达33个,他们与境外跨境民族文化同源、语言相通[19]。另外,稳定的跨国地缘安全环境是开展跨境合作的前提。毗邻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越高、与中国外交关系越稳定,越有利于跨境合作。选取跨境民族及语言、国际外交稳定程度、与中国外交关系三个指标来刻画。
(4)空间距离交通。表征中国与周边国家边境保护地之间距离与交通便捷程度。考虑跨境地区与中国在交通、通讯方面的联系便捷度,国家之间地理区位关系越紧密、道路系统越完善、渠道越便捷,合作规制落实在边境地区的可达度与执行度也越高[18],未来合作空间就会越大。选取保护地接壤情况和道路交通通达能力两个指标来刻画。

2.2 边境保护地跨境合作潜力指标体系及测度方法

依据上述评价框架构建中国与周边国家边境保护地跨境合作潜力指标体系。应用层次分析法对各项评价因子进行分析,填写判断矩阵表,计算单一层次下元素相对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采取几何平均值法计算指标的权重(表3),各指标的计算方法见表4
表3 中国与周边国家边境保护地跨境合作潜力指标体系

Table 3 The index system for potential of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in border protected areas between China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目标层A 准则层B 权重 指标层C 权重
边境保护地与中国自然保护区跨境合作潜力A 生态完整性B1 0.24 濒危物种分布余弦相似度C1 0.13
生态功能区分布余弦相似度C2 0.11
治理结构匹配B2 0.30 保护级别变异系数C3 0.09
边境口岸管理方式C4 0.21
制度文化差异B3 0.28 跨境民族及语言C5 0.05
国际外交稳定程度C6 0.08
与中国外交关系C7 0.15
空间距离交通B4 0.18 保护地接壤情况C8 0.08
道路交通通达能力C9 0.10
表4 指标层等级分值表

Table 4 Index level score

5 4 3 2 1 0
C1 0.45≤ X1<0.52 0.38≤ X1<0.45 0.31≤ X1<0.38 0.24≤ X1<0.31 0.17≤ X1<0.24 0.10≤ X1<0.17
C2 0.83<X2 ≤1 0.66<X2≤ 0.83 0.49<X2≤ 0.66 0.32<X2≤ 0.49 0.15<X2≤ 0.32 0≤ X2≤ 0.15
C3 0≤ X3<0.15 0.15≤ X3<0.3 0.3≤ X3<0.45 0.45≤ X3<0.6 0.6≤ X3<0.75 0.75≤X3<0.9
C4 两处或以上陆路口岸,全年开放 一处陆路口岸,全年开放 水运口岸,全年开放 陆路口岸,季节性开放 水运口岸,季节性开放 未建设口岸
C5 分布有跨境民族,地方语言相互通用 分布有跨境民族,地方语言具有相似性 分布有跨境民族,但地方语言不互通 没有跨境民族分布,但地方语言相互通用 没有跨境民族分布,地方语言具有相似性 没有跨境民族分布,地方语言不互通
C6 全面开展全球外交,具有全球范围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积极开展全球外交,具有较大的全球影响力 着力开展全球外交,具有一定的全球影响力 主要开展局部地区外交,几乎不具备全球影响力 主要开展局部地区外交,不具备全球影响力,并处于被动劣势地位 没有任何外交
C7 两国外交关系历来相对友好,对话、合作频繁,两国联系密切,有共同的国际组织支撑 两国外交关系较为友好,对话、合作频繁,两国联系较为密切,无共同的国际组织支撑 两国外交关系一般,对话、合作较少,两国联系较少,无共同的国际组织支撑 两国外交关系波动较为明显,联系较为密切但存在较大风险,无共同的国际组织支撑 两国外交关系较为恶劣,时常存在边界纠纷,两国合作前景暗淡 两国外交关系非常恶劣,存在较为重大的边界纠纷
C8 国外保护地与中国保护地接壤 国外保护地与中国保护地不接壤
C9 连接道路等级为高速公路 连接道路等级为主干道 连接道路等级为一级道路(通常连接较大的城镇) 连接道路等级为二级道路(通常连接城镇) 连接道路等级为三级道路(通常连接小城镇和村庄) 连接道路等级为未分类(通常连接村庄)
(1)濒危物种分布余弦相似度C1:活动范围跨界分布的物种可能在各国的保护等级不同,从而影响跨境合作[20,21]。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中极危(CR)和濒危(EN)物种,分析每组内各保护地濒危物种分布情况,物种分布越相似,越有必要开展跨境合作。使用余弦相似度衡量组内两保护地濒危物种分布差异的大小,余弦相似度通过测量两个向量夹角 θ的余弦值来度量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其值越接近1,表明两个向量越相似。
cos ( θ ) = i = 1 n ( x i × y i ) i = 1 n x i 2 × i = 1 n y i 2
式中: x i为组内第一个保护地的第i类濒危物种的存在情况,若存在则值为1,不存在则值为0; y i为组内第二个保护地的第i类濒危物种的存在情况,若存在则值为1,不存在则值为0。计算组内所有保护地两两组合的濒危物种分布余弦相似度矩阵后,取平均值X1,分为6个等级。
(2)生态功能区分布余弦相似度C2:根据Olson等[16]、Sanei等[22]基于生物地理区划的全球陆地生态区划方案,分析每组内中国与周边国家边境保护地涉及生态功能区的情况,越是属于同一或多个相同生态功能区,越有必要开展跨境合作。余弦相似度具体计算参考C1,计算组内所有保护地两两组合的生态功能区分布余弦相似度矩阵后,取平均值X2,分为6个等级。
(3)保护级别变异系数C3: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对保护区管理的国际分类,统计每组保护地级别差异,差异越小,表示与该组保护地的级别越接近,开展跨境合作的可能性越大[23]。变异系数定义为标准偏差与平均值的比值:
C v = σ | μ |
σ = 1 N i = 1 n ( x i - μ )
式中: C v为各组最终的保护级别变异系数; σ为组内保护地保护级别的标准差; μ为组内保护级别的平均值;N是组内保护地的数量(处);x1, …, xn为组内各保护地的具体保护级别数值。保护级别变异系数X3共分为6个等级。
(4)边境口岸管理方式C4:边界地区往往是两国联系的重要口岸,两国间的社会、经济、文化常通过边界地区交流。以多种手段限制边界两边的各种要素交往的边界管理对应屏蔽效应,通过多种合作模式、特殊关税政策等促进要素的跨境流动的边界管理对应中介效应[24,25,26]。根据边境口岸管理方式,共分为6个等级。
(5)跨境民族及语言C5:语言是跨境保护合作潜力的重要指标之一,缺乏通用语言可能阻碍跨境合作的交流[27]。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中国民族、语言、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同时也辐射到南亚、东南亚、中亚和东北亚等广大地区[28]。根据中国跨境民族和跨境语言的分布分析每组在文化方面跨境合作的优势。
(6)国际外交稳定程度C6:指毗邻国家参与国际事务方面的稳定程度以及国际影响力。一个国家所具有的综合国力越强、外交稳定程度越强,中国保护区与其国内保护地开展跨境合作的可能性越大[29,30]。对各国家进行打分,然后按照组计算得分,若一组内有多个国家则取平均值。
(7)与中国外交关系C7:指毗邻国家与中国政治外交稳定程度。拥有良好的政治关系是开展跨境合作的必要前提与保证,若两国间存在边界争议,将不利于两国未来合作[29,30]。对各国家进行打分,计算得分方法与C6一致。
(8)保护地接壤情况C8:指中国与周边国家边境保护地之间的距离,反映保护地分布距离关系,若两处保护地接壤,则该指标值为5,若两保护地完全不接壤,则该指标值为0[20,31]
(9)道路交通通达能力C9:指中国与周边国家边境保护地陆路交通联通情况。根据Open Street Map中的道路数据,保护地之间连接的道路类型可以分为高速公路、主干道、一级道路、二级道路、三级道路和未分类。保护地之间道路等级越高,越有助于开展跨境合作[18],根据不同类型的道路将中国保护地与毗邻国家的交通通达能力划分为6种等级。

2.3 数据来源与处理

生态保护地基础数据来源于世界保护区数据库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结合中国、印度、尼泊尔等各国政府网站补充。指标筛选参考联合国环境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全球跨界自然保护区名录、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等,根据等级标准结合实际情况给出相应的等级评分,详见表5。研究均采用第三方权威机构、政府部门等公开和认定的数据,未采用缺乏公信力和权威性的自建数据库。
表5 数据来源表

Table 5 Data sources

数据内容 数据来源 下载网址
保护地基础数据 世界保护区数据库 https://www.protectedplanet.net/
联合国环境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全球跨界自然保护区名录 http://www.tbpa.net/page.php?ndx=7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 https://whc.unesco.org/en/list/
中国生态环境部 http://www.mee.gov.cn/
印度政府环境、森林和气候变化部自治机构 https://wii.gov.in
尼泊尔国家森林与环境部 http://www.dnpwc.gov.np/
濒危物种分布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https://www.iucnredlist.org/search
生态功能区分布 世界自然基金会陆地生态功能区分类 https://www.worldwildlife.org/biome-categories/terrestrial-ecoregions
道路分布 OpenStreetMap 道路数据 https://wiki.openstreetmap.org/wiki/Map_Features#Highway
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

3 结果分析

3.1 跨境合作潜力排序

从跨境合作潜力评价的总体结果来看,得分较高的组一般生态系统较为完整,设有常年开放的陆路口岸,交通便利,各类要素跨境流动方便,与中国外交关系稳定,整个区域生态资源保护成效明显(图1表6)。第5组(中国兴凯湖—俄罗斯)展开跨境合作的潜力最大;得分前五的组合还包括:第12组(中国西双版纳—老挝)、第9组(中国塔什库尔干—巴基斯坦)、第10组(中国珠穆朗玛峰—尼泊尔和印度)和第6组(中国长白山—朝鲜和俄罗斯);跨境合作潜力最低的3组分别是第3组(中国丰林—俄罗斯)、第13组(中国黄连山—老挝和越南)、第1组(中国喀纳斯—蒙古、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
图1 中国与周边国家边境保护地跨境合作潜力得分

Fig. 1 Score of potential for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in border protected areas between China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表6 中国与周边国家边境保护地跨境合作潜力

Table 6 Potential of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in border protected areas between China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组别 总得分 总名次 生态完整性 治理结构匹配 制度文化差异 空间距离交通
C1 C2 得分 名次 C3 C4 得分 名次 C5 C6 C7 得分 名次 C8 C9 得分 名次
1 1.820 16 1.00 2.00 0.350 12 3.00 0.00 0.270 14 3.00 3.33 4.33 1.066 7 1.67 0.00 0.134 16
2 2.625 10 0.00 3.00 0.330 13 0.00 4.00 0.840 6 4.00 3.50 4.50 1.155 5 0.00 3.00 0.300 10
3 1.910 14 1.00 0.00 0.130 16 2.00 0.00 0.180 16 3.00 5.00 5.00 1.300 1 0.00 3.00 0.300 10
4 2.960 6 1.00 5.00 0.680 4 3.00 1.00 0.480 10 3.00 5.00 5.00 1.300 1 0.00 5.00 0.500 7
5 3.680 1 0.00 5.00 0.550 7 1.00 4.00 0.930 5 3.00 5.00 5.00 1.300 1 5.00 5.00 0.900 1
6 3.115 5 0.00 3.00 0.330 13 3.00 5.00 1.320 1 5.00 3.00 4.50 1.165 4 0.00 3.00 0.300 10
7 2.730 9 2.00 5.00 0.810 1 1.00 2.00 0.510 9 5.00 2.00 4.00 1.010 8 5.00 0.00 0.400 8
8 2.850 8 2.00 0.00 0.260 15 4.00 2.00 0.780 7 5.00 2.00 4.00 1.010 8 5.00 4.00 0.800 3
9 3.330 3 2.00 4.00 0.700 2 3.00 2.00 0.690 8 3.00 3.00 5.00 1.140 6 5.00 4.00 0.800 3
10 3.205 4 2.00 1.00 0.370 11 2.00 5.00 1.230 3 4.00 3.50 3.50 1.005 10 2.50 4.00 0.600 6
11 2.885 7 4.00 0.00 0.520 10 4.00 4.00 1.200 4 3.00 3.00 2.50 0.765 11 0.00 4.00 0.400 8
12 3.500 2 0.00 5.00 0.550 7 5.00 4.00 1.290 2 3.00 2.00 3.00 0.760 12 5.00 5.00 0.900 1
13 1.870 15 0.00 5.00 0.550 7 4.00 0.00 0.360 13 3.00 2.00 3.00 0.760 12 0.00 2.00 0.200 15
14 2.030 13 2.00 4.00 0.700 2 3.00 0.00 0.270 14 3.00 2.00 3.00 0.760 12 0.00 3.00 0.300 10
15 2.590 11 1.00 5.00 0.680 4 5.00 0.00 0.450 11 3.00 2.00 3.00 0.760 12 5.00 3.00 0.700 5
16 2.190 12 1.00 5.00 0.680 4 5.00 0.00 0.450 11 3.00 2.00 3.00 0.760 12 0.00 3.00 0.300 10

3.2 跨境合作潜力较高的地区优势及面临问题

跨境合作潜力较高的地区更利于优先开展跨境合作,主要具有以下优势:(1)生态系统具有较好的完整性。得分较高的区域保护地数量较少,分布相对集中,所处生态功能区重叠较多,濒危物种分布的相似性较高。第12组(中国西双版纳—老挝)的保护地同处于北印度支那亚热带森林生态功能区(The Northern Indochina Subtropical Forests,IM0137),均分布有3种相同的极危(CR)物种:长丝(Pangasius sanitwongsei)、马来亚穿山甲(Manis javanica)和青头潜鸭(Aythya baeri),自然生态基底具有跨境合作潜力。(2)治理结构匹配性较好。得分较高的区域一般设有常年开放的陆路口岸,并通过多种合作模式、特殊关税政策等促进要素的跨境流动。珠峰保护区周边口岸数量最多,设有吉隆、樟木、日屋—陈塘口岸,此外,兴凯湖地区的绥芬河口岸、西双版纳地区的磨憨口岸、塔什库尔干地区的红其拉甫口岸都有利于促进边境地区社会、经济、文化交流,为跨境合作奠定基础。(3)文化差异较小,在科学研究方面有合作基础。中国跨境民族包括蒙古族、朝鲜族、塔吉克族、京族、俄罗斯族、藏族等33个,分布有50多种跨境语言,为跨境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与中国外交关系较为稳定,并有科研合作基础。2012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蒙古共同考察“大阿尔泰山”;2017年中国、尼泊尔、巴基斯坦科学家联合考察青藏高原,将建设世界最大国家公园——“第三极国家公园”;中国与俄罗斯在八岔岛、兴凯湖、洪河、东北虎豹等保护地开展野生动物检测、科学研究、宣传教育等方面的跨国合作。珠穆朗玛峰保护地跨越喜马拉雅山脉,虽然中国和尼泊尔两国在设置保护地方面有较大的不同,但珠峰南北坡提供的文化服务价值类型几乎相同,该区域为游客提供精神享受,包括美学及信仰实现,中国与尼泊尔在珠峰高程测量方面开展科研合作,并联合宣布珠峰的高程[32]。(4)空间距离近,交通便利。跨境合作离不开保护地当地社区的支持,空间距离的远近及合适的交通方式较为重要[33]。得分较高的区域一般在中国境内都有国道通达,并与毗邻国家高等级公路联通。例如兴凯湖地区G301国道与俄罗斯A184公路联通,西双版纳地区G213国道与老挝13号公路联通,塔什库尔干地区G314国道与巴基斯坦N35公路联通。
面临的问题是生态系统保护过于强调单体保护地的作用,未能有效构建以跨境合作为核心的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网络。应对策略是建立保护地跨境合作网络体系,形成生态完整性保护网络。围绕跨境区域较为突出的生境斑块化问题,回避因国界造成保护地难以大面积整合的难题,基于“节点—廊道”模式建立跨境保护地合作网络[34,35,36,37]。在跨境合作区域遴选出具有高保护价值、高物种多样性、高濒危性或包含关键资源的空间区域作为重要节点,综合考虑其适宜生境和潜在威胁,构建生态廊道,减少生境破碎化对跨境地区生态完整性的影响,增强各国保护区之间物种的扩散和迁移,形成“点—线—面”结合的跨境生态保护网络[38]

3.3 跨境合作潜力较低的地区面临问题及应对策略

跨境合作潜力较低的地区跨境合作主要面临两大难点,可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开展跨境合作:在空间维度上,保护地较多或分布松散,割裂与破碎化的情况不利于协同管理,如中国喀纳斯自然保护区与哈萨克斯坦、蒙古、俄罗斯三国相邻,但各保护地间没有陆路交通通达;在管理维度上,同一生态系统内分属不同国家的保护地,难以形成统一的有效管理。
基于上述难点,提出以下跨境合作建议措施:(1)通过签订跨境合作保护协议,缓解破碎化矛盾。国家层面积极参与跨境合作保护的国际事务谈判,安排宏观层面的行动战略,同时,各地方政府开展因地制宜的合作保护实践。具体的协议保护由跨境合作保护区内的地方社区作为承诺保护方,通过契约方式确定各方生态保护的责任权利关系,并以各种利益补偿换取保护权,共同化解边界纠纷、共同协办生态案件、加强联防联控、促进社区发展[39,40]。(2)在共建共享领域优先开展合作,形成统一有效的管理机制。在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原真性的总体目标下,开展三大共建共享合作内容:第一,加强联合执法与联合巡护。在定期巡护前对各国执法人员进行集中培训,明确巡护内容,统一行政执法标准。第二,加强联合环境监测与信息交流。在跨境保护地范围内布设监测设备,收集关键的资源信息,完善信息统计,实现信息共享,提升跨境保护合作交流顺畅程度。第三,加强国际科研合作与管理。围绕跨境合作区域内珍稀动植物物种保护、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等问题,以科研项目形式展开跨境合作,同时强化各国科研人才队伍建设、科学利用与科普等工作[41]

3.4 推进保护地跨境合作

多年来,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在全球积极推进保护地的跨境合作,已经有众多的成功案例[42]。成立于1932年的沃特顿冰川国际和平公园是全球首个国际和平公园(International Park for Peace),也是自然保护地建立跨境合作伙伴关系的尝试。国际和平公园也可以成为中国及周边各国实现SDGs-17跨境保护伙伴关系的有效模式。跨境保护伙伴关系将致力于建立双方跨境合作机制,制定跨境合作保护计划,便利两国之间的通关程序,建立跨境生态旅游线路,协调对旗舰型物种开展一体化保护,推进生物多样性和高山生态系统保护合作研究,开展生态旅游导游合作交流与培训,交流环境教育和社区发展经验等。

4 结论

中国边境保护地分布广泛,最集中的区域是中国黑龙江省与俄罗斯毗邻的边境地区,78处保护地面积在5000 km2以下;沿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保护地跨越古北界和东洋界两大生物地理区单元,过渡性强。保护地跨境合作不仅能加强更大尺度上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也为双边或多方合作及国际间的和平和稳定提供机会和保障。本文筛选出5组未来跨境合作潜力较高的地区:中国(兴凯湖)—俄罗斯、中国(西双版纳)—老挝、中国(塔什库尔干)—巴基斯坦、中国(珠穆朗玛峰)—尼泊尔与印度、中国(长白山)—朝鲜与俄罗斯等,可为今后中国与周边国家保护地的跨境合作提供方法参考和借鉴依据。同时,从空间、管理、生态完整性、可操作性维度上指出跨境合作主要面临的三大难点,并提出跨区域合作建议措施,有利于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对大尺度的生态系统完整性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当地社区协同发展、利益共享有推动作用。
[1]
钮仲勋, 王守春, 谢天滔. 中国边疆地理. 北京: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 NIU Z X, WANG S C, XIE T T. Chinese Frontier Geography. Beijing: Beijing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1991.]

[2]
GRAY C L, HILL S L L, NEWBOLD T, et al. Local biodiversity is higher inside than outside terrestrial protected areas worldwide.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6, 7(1):1-7.

[3]
陆小璇. 跨国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现状评述. 自然资源学报, 2014, 29(11):1978-1990.

[ LU X X. Review of transnational natural world heritage conservation.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4, 29(11):1978-1990.]

[4]
石龙宇, 李杜, 陈蕾, 等. 跨界自然保护区: 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手段. 生态学报, 2012, 32(21):6892-6900.

[ SHI L Y, LI D, CHEN L, et al. Transboundary protected areas as a means to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2, 32(21):6892-6900.]

[5]
THORNTON D, BRANCH L, MURRAY D. Distribution and connectivity of protected areas in the Americas facilitates transboundary conservation.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2020, 30(2): e02027, https://doi.org/10.1002/eap.2027.

[6]
BAWA K S, GOODALE E, MTEMI W, et al. China and India: Toward a sustainable world. Science, 2020, 369(6503): 515,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bd4723.

[7]
张旭华. 跨境经济合作区的构建与中国的跨边境合作策略探析. 亚太经济, 2011, (4):108-113.

[ ZHANG X H. The Construction of crossing-border economic cooperation region and China' strategy in border cooperation. Asia-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011, (4):108-113.]

[8]
ZHANG S L, ZHONG L S, JU H R, et al. Land border tourism resources in China: Spatial patterns and tourism management. Sustainability, 2019, 11(1):236.

DOI

[9]
韩梦瑶, 熊焦, 刘卫东. 中国跨境能源贸易及隐含能源流动对比: 以“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20, 35(11):2674-2686.

[ HAN M Y, XIONG J, LIU W D. China's cross-border energy relations between direct trade and embodied transfers: Based on "the Belt and Road" energy cooperation.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0, 35(11):2674-2686.]

[10]
杨艳昭, 封志明, 孙通, 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水资源禀赋及开发利用分析. 自然资源学报, 2019, 34(6):1146-1156.

[ YANG Y Z, FENG Z M, SUN T, et al. Water resources endowment and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9, 34(6):1146-1156.]

[11]
柳江, 武瑞东, 何大明. 地缘合作中的陆疆跨境生态安全及调控.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5):606-616.

DOI

[ LIU J, WU R D, HE D M. Transboundary eco- security regulation for geopolitical cooperation in land border area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5, 34(5):606-616.]

[12]
周海炜, 郑莹, 姜骞. 黑龙江流域跨境水污染防治的多层合作机制研究.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3, 23(9):121-127.

[ ZHOU H W, ZHENG Y, JIANG Q. Multilayer cooperative mechanism of cross-border water pollution prevention in Heilongjiang Basin.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3, 23(9):121-127.]

[13]
GURUNG J, CHETTRI N, SHARMA E, et al. Evolution of a transboundary landscape approach in the Hindu Kush Himalaya: Key learnings from the Kangchenjunga Landscape. Global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2019, 17:1-15.

[14]
UDDIN K, CHETTRI N, YANG Y, et al. Integrating geospatial tools and species for conservation planning in a data-poor region of the Far Eastern Himalayas. Geology, Ecology, and Landscapes, 2020, 4(3):1-16.

DOI

[15]
洪菊花, 骆华松. 中国与东南亚地缘环境和跨境河流合作. 世界地理研究, 2015, 24(1):29-37.

[ HONG J H, LUO H S.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cooperation of transboundary river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15, 24(1):29-37.]

[16]
OLSON D M, DINERSTEIN E, WIKRAMANAYAKE E D, et al. Terrestrial ecoregions of the world: A new map of life on earth: A new global map of terrestrial ecoregions provides an innovative tool for conserving biodiversity. BioScience, 2001, 51(11):933-938.

DOI

[17]
高峻, 李杰, 付晶, 等. 喀喇昆仑山—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生态区类型与保护地空间分布格局. 生态学报, 2021, 41(3):912-923.

[ GAO J, LI J, FU J, et al. Spatial patterns of ecoregions and protected areas in the Karakoram-Himalayan region.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21, 41(3):912-923.]

[18]
肖洋. 跨境次区域合作与丝绸之路经济带: 基于地缘经济学的视角. 和平与发展, 2014, (4): 22-32, 112-113.

[ XIAO Y. Cross-border sub-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economics. Peace and Development, 2014, (4): 22-32, 112-113.]

[19]
冯智文. 我国跨境民族语言认同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贵州民族研究, 2020, 41(1):150-154.

[ FENG Z W. Guizhou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of research on cross-border national language identity in China. Guizhou Ethnic Studies, 2020, 41(1):150-154.]

[20]
LIU J, YONG D L, CHOI C Y, et al. Transboundary frontiers: An emerging priority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 2020, 35(8):679-690

DOI

[21]
THORNTON D H, WIRSING A J, LOPEZ‐GONZALEZ C, et al. Asymmetric cross‐border protection of peripheral transboundary species. Conservation Letters, 2018, 11(3): e12430, https://doi.org/10.1111/conl.12430.

[22]
SANEI A, MASOUD M R, MOHAMADI H. An overview to the Persian leopard trans-boundary habitats in the Iranian sector of the Caucasus ecoregion. In: SANEI A.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for Conservation of the Persian Leopard in Iran. Switzerland: Springer, Cham, 2020: 165-172.

[23]
THORNTON D, BRANCH L, MURRAY D. Distribution and connectivity of protected areas in the Americas facilitates transboundary conservation.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2020, 30(2): e02027, https://doi.org/10.1002/eap.2027.

[24]
宋周莺, 姚秋蕙, 胡志丁, 等. 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的“尺度困境”: 以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为例. 地理研究, 2020, 39(12):2705-2717.

DOI

[ SONG Z Y, YAO Q H, HU Z D, et al. The "scale dilemma"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ross-border economic cooperation zone: A case study of Sino-Lao-Mohan-Boding economic cooperation zon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0, 39(12):2705-2717.]

[25]
汤建中, 张兵, 陈瑛. 边界效应与跨国界经济合作的地域模式: 以东亚地区为例. 人文地理, 2002, 17(1):8-12.

[ TANG J Z, ZHANG B, CHEN Y. Boundary effect and regional model of cross-border economic cooperation: A case study of East Asia. Human Geography, 2002, 17(1):8-12.]

[26]
王成龙, 刘慧, 张梦天. 边界效应研究进展及展望. 地理科学进展, 2016, 35(9):1109-1118.

DOI

[ WANG C L, LIU H, ZHANG M T. Boundary effect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ospects of.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6, 35(9):1109-1118.]

[27]
SLINGER J H, HILDERS M, JUIZO D. The practice of transboundary decision making on the Incomati River: Elucidating underlying factor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institutional design. Ecology and Society, 2010, 15(1):1.

[28]
黄行, 许峰. 我国与周边国家跨境语言的语言规划研究. 语言文字应用, 2014, (2):9-17.

[ HUANG X, XU F. Language planning study on cross-border language of China. Applied Linguistics, 2014, (2):9-17.]

[29]
冯丽娟, 姚予龙. 石油进口国与俄罗斯贸易合作潜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 资源科学, 2014, 36(8):1600-1607.

[ FENG L J, YAO Y L.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rade cooperation potential between oil importing countries and Russia. Resources Science, 2014, 36(8):1600-1607.]

[30]
BARQUET K, LUJALA P, RØD J K. Transboundary conservation and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 Political Geography, 2014, 42:1-11.

DOI

[31]
BUSCH J. Gains from configuration: The transboundary protected area as a conservation tool.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8, 67(3):394-404.

DOI

[32]
付晶, 高峻, 李杰, 等. 珠穆朗玛峰保护地生态系统文化服务空间分布及评价. 生态学报, 2021, 41(3):901-911.

[ FU J, GAO J, LI J, et al. Spatial analysis and assessment of culture ecosystem services at the protected area of the Mt. Qomolangma.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21, 41(3):901-911.]

[33]
ZBICZ D C. Imposing transboundary conserva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ly adjoining protected areas. Journal of Sustainable Forestry, 2003, 17(1-2):21-37.

[34]
魏钰, 雷光春. 从生物群落到生态系统综合保护: 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的理论演变. 自然资源学报, 2019, 34(9):1820-1832.

[ WEI Y, LEI G C. From biocenosis to ecosystem: The theory trend of conserving ecosystem integrity in national parks.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9, 34(9):1820-1832.]

[35]
王伟, 田瑜, 常明, 等. 跨界保护区网络构建研究进展. 生态学报, 2014, 34(6):1391-1400.

[ WANG W, TIAN Y, CHANG M, et al. A review of transboundary protected areas network establishment.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4, 34(6):1391-1400.]

[36]
何思源, 苏杨. 原真性、完整性、连通性、协调性概念在中国国家公园建设中的体现. 环境保护, 2019, 47(Z1):28-34.

[ HE S Y, SU Y. Authenticity, integrity, connectivity and coordination-conceptual analysi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park system.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2019, 47(Z1):28-34.]

[37]
BIONDI E, CASAVECCHIA S, PESARESI S, et al. Natura 2000 and the Pan-European ecological network: A new methodology for data integration.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2012, 21(7):1741-1754.

DOI

[38]
VAN TEEFFELEN A J A, VOS C C, OPDAM P. Species in a dynamic world: Consequences of habitat network dynamics on conservation planning.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012, 153:239-253.

DOI

[39]
苏杨. 从人地关系视角破解统一管理难题, 深化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中国发展观察, 2018, (15):44-46, 51.

[ SU Y. Solve the problem of unified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and deepen the pilot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park system. China Development Research, 2018, (15):44-46, 51.]

[40]
彭琳, 赵智聪, 杨锐. 中国自然保护地体制问题分析与应对. 中国园林. 2017, 33(4):108-113.

[ PENG L, ZHAO Z C, YANG R. Analysis on the problems of protected area system in China and the Countermeasure. Chinese Landscape Architecture, 2017, 33(4):108-113.]

[41]
张晨, 郭鑫, 翁苏桐, 等. 法国大区公园经验对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跨界治理体系构建的启示. 生物多样性, 2019, 27(1):97-103.

DOI

[ ZHANG C, GUO X, WENG S T, et al. Cross-border governanc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Qianjiangyuan National Park pilot by referring to the experience of French regional parks. Biodiversity Science, 2019, 27(1):97-103.]

[42]
LI J, GAO J, LI W Y, et al. An indicator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cooperative cross-border conservation in the Karakoram-Himalayan region.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21, 126:107658, Doi: 10.1016/j.ecolind.2021.107658.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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