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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36 >Issue 10: 2634 - 2651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11013

“城乡融合发展”专栏

城乡融合评价研究综述：内涵辨识、理论认知与体系重构

  • 周德 , 1, 2 ,
  • 戚佳玲 1, 2 ,
  • 钟文钰 1, 2
展开
  • 1.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土地资源管理系,杭州 310018
  • 2.浙江工商大学中国土地与城市治理研究院,杭州 310018

周德（1980- ）,男,安徽枞阳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城乡发展与土地利用转型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1-03-15

  要求修回日期: 2021-06-15

  网络出版日期: 2021-12-28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BGL283)

浙江工商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2020)

版权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收起

Review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evaluation: Connotation identification,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system reconstruction

  • ZHOU De , 1, 2 ,
  • QI Jia-ling 1, 2 ,
  • ZHONG Wen-yu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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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Department of Land Resources Management,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 2. China Institute of Land and Urban Governance,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3-15

  Request revised date: 2021-06-15

  Online published: 202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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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reserved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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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学的城乡融合评价是城乡融合工作的重要环节,是建立健全城乡融合体制机制的基础。以“内涵辨识—理论认知—体系重构”为逻辑主线,从城乡融合的概念内涵、基础理论、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评价尺度及演化机理等方面,开展城乡融合评价综述。研究表明：学界对城乡融合概念与内涵的认识基本一致,且已有一定理论基础;城乡融合评价指标选取呈现多维化、多属性化特征,但指标体系构建尚未突破静态性层面;定量评价方法较为单一;研究尺度整体偏向中宏观,缺少微观视角下的量化以及不同融合模式对比研究;城乡融合的时空分异格局及其机理研究亟待进一步深化。对此,提出了以下五点展望：（1）加强基础理论体系建设,完善系统研究框架构建;（2）优化多维评价指标体系,识别城乡融合发展模式;（3）深化城乡要素流动机制,推动城乡空间均衡发展;（4）加强微观尺度细节挖掘,健全城乡融合推进机制;（5）强化数字经济赋能作用,创新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机制。

关键词： 城乡融合评价; 内涵辨识; 理论认知; 体系重构; 研究综述

本文引用格式

周德 , 戚佳玲 , 钟文钰 . 城乡融合评价研究综述：内涵辨识、理论认知与体系重构[J].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 36(10) : 2634 -2651 . DOI: 10.31497/zrzyxb.20211013

Abstract

The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s the core cont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it is the foundation for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logical line of "connotation identification-theoretical analysis-system reconstruction", this paper carries out the review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evaluation including concept connotation, theoretical basis, evaluation index, evaluation method, evaluation scal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and mechanism analysis. At present, the academic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s basically the same. The evaluation index selection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shows multidimensional and multi-attribute characteristics, but the index system construction has not broken through the static characteristics.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method is relatively simple. Generally, current research still remains at the macro scale, but lacks quantitative research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of different fusion modes.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and its mechanism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need to be further deepened.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ive prospects: (1)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basic theory system and perfecting system research framework; (2) optimiz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identifying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3) deepening the flow mechanism of urban and rural elements and promoting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space; (4) strengthening the exploration of micro-scale details and improving the promoting mechanism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5) strengthening the empowering rol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innovating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high-quality urban-rural integration.

Key word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evaluation; connotation identification; theoretical analysis; system reconstruction; research review

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九大报告及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2020年,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城乡融合评价是对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科学测度和评定,不仅有利于人们正确认识城乡关系,还有助于制定合理的城乡发展规划和科学管理决策,改善城乡要素流动和配置格局,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现状,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
城乡融合评价是城乡发展问题由定性分析向定量研究转变的基础[1],实质是对城乡要素流动组合及其城乡关系的测度与评估。国外关于城乡融合的研究起步较早,但仍以揭示城乡融合内涵[2]、理论基础[3]和具体操作措施[4]等探讨性研究为主。在定量评价方面的相关研究不多,评价对象（内容）较为单一,以城乡农业发展[5]、城乡土地[6]、城乡教育[7]、城乡福利[8]等单一视角为主。相较而言,国内关于城乡融合定量评价主要从多维视角入手,如杨荣南[9]率先从经济、人口、空间、生活和生态环境等五个维度构建了国内城乡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学界对我国城乡融合评价开展了多维视角下的系统研究,如“投入—产出”视角[10]、“效率—公平”视角[11]、文化和生态视角[12,13]等,覆盖“全国—区域—城市—区县”等尺度。因不同阶段城乡关系提法不一、内涵解读侧重点不同,早期文献主要针对诸如城乡二元[14]、城乡统筹[15]、城乡一体化[16]、城乡融合[17]等城乡关系层面的评价。近期学者主要聚焦要素层面的评价,如城乡要素错配[18]和城乡要素互动[19]。此外,部分学者还开展了城乡关联[20]、城乡协调发展[21]、城乡转型[22]等实证研究。整体而言,城乡融合评价逐渐从定性探讨[13,23]过渡到定量实证研究[24,25,26],并转向空间格局和演化机制层面[27,28],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也尚存局限：（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仍侧重经济社会维度,导致城乡融合理念与实践存在偏差;（2）指标属性以静态性指标为主,难以反映城乡要素互动机制;（3）研究尺度偏向中宏观,缺少微观视角下的量化评价。因此,如何在正确理解城乡融合内涵的基础上构建合理、科学且符合高质量发展理念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开展城乡融合定量评价的前提,也是将评价结果服务于城乡功能定位、城乡关系转型、健全城乡高质量融合体制机制的依据。
鉴于此,本文以“内涵辨识—理论认知—体系重构”为逻辑主线（图1）,梳理以往城乡融合评价研究中的内涵界定、指标选取、评价方法、研究尺度、机理解释等内容,归纳当前研究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探讨未来应深化研究的重点方向与总体思路,以期为我国城乡融合工作的推进提供理论支撑。
图1 城乡融合评价的逻辑主线

Fig. 1 The logical line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evaluation

1 城乡融合的概念源起与内涵思辨

1.1 概念源起

城乡融合思想最早萌芽于国外学者托马斯·莫尔在其著作《乌托邦》中对“城乡一体化”的设想。1847年,恩格斯于《共产主义原理》中首次提出“城乡融合”概念并进行理论阐述[29,30]。早期西方城市规划者亦注意到城乡融合在区域发展规划中的必要性[31]。如,英国著名城市学家霍华德[2]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中,基于“三磁铁”理论指出“城市和乡村必须成婚”,蕴含了城乡融合思想。自此,城乡关系的相关概念与基本理论被相继提出,并得到了发展[32,33,34]。总的来说,国外关于城乡融合内涵认知可归为两类：一是以马列主义为代表,从唯物主义角度出发,认为城乡对立是阶级分化的结果,城乡融合必然是未来社会发展的走向;二是以西方空想社会主义为代表,主张“以城带乡”“以乡促城”的城乡发展观[30]。

1.2 内涵思辨

通过梳理我国城乡关系与相关政策演化可以发现（图2）,一方面,随着社会三大分工及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我国城乡关系经历了从原始共生到城乡对立,再走向融合的过程。另一方面,由于受到社会经济背景及政策导向的影响,我国对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目标的定位经历了从“城乡统筹”到“城乡一体化”,再到“城乡融合”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对前期工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具有层层递进的关系,体现了党中央对城乡关系再认识的过程[35,36,37]。“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与“城乡融合”的联系与区别如表1所示。“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城乡融合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创新和伟大实践[48],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中国城乡二元壁垒。城乡融合概念的提出则弥补了“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术语表述潜在的不足,纠正了“城市偏向性”片面的城乡发展观[49]。
图2 我国城乡关系与相关政策演化

Fig. 2 The evolution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and related policies of China

表1 “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的联系与区别

Table 1 The connection and difference of the three terms

概念 城乡统筹 城乡一体化 城乡融合
提出时间 2002年党的十六大 2012年党的十八大 2017年党的十九大
前提 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38]
性质 强调过程
是实现城乡融合的基本方法和宏观调控手段[39,40]		 强调目的和结果
统筹发展的最终目标[38],具有静态目标导向性[41]		 强调“过程—目标—状态”的多属性
城乡关系的最高境界与目标[42]
意识形态 五个统筹、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43] 强国农业基础,社会现代化战略（五化） 乡村振兴战略、数字经济
价值地位 城市处于中心和主导地位,乡村处于从属和被动地位[40],区域观未形成[43] 乡村与城市处于优势互补、平等交换的地位[40];
强调乡村的独立性[44]
目标导向 解决城乡分割、发展不同步问题[44]
实现城乡共同发展		 破除城乡二元体制障碍,调整城乡利益关系,促进城乡政策平等、国民待遇上一致,补齐乡村发展不足[38,44]
实现城乡协调发展[44]		 追求城乡居民生活品质等值化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44]
核心关键 注重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二元的转变[38]
强调利用宏观调控手段提高城乡的整体性与平等性[39]		 注重解决城乡居民的不同国民待遇问题[38]
致力于通过改革打破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38]		 强调城乡功能差异与各自特色[44]
通过全面发展与制度创新,促进城乡优势互补,实现互利共赢[44]
主体 各级政府（自上而下） 各级政府（自上而下） 多元化（政府和市场的互动耦合）[40]
手段 强调“统”与政策设计的概念,旨在利用政府宏观调控手段,通过调整重城抑乡的“汲取型”政策,推动由“取”向“予”的政策转型[44,45,46] 以改革为动力[38] 强调发挥市场机制在城乡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要素重组、产业重构、空间协同,激发农业农村自主发展动力和内生发展能力[45]
实现路径 以城市为本位,发挥城市（增长极）的扩散效应以工促农、以城带乡[46] 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47] 通过制度改革、政策调整和市场建设,激活“主体—要素—市场”,实现城乡双向互动[44,46]
城乡融合系统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要素、多功能的复杂系统,具有深刻内涵。迄今为止,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城乡融合内涵进行了解读,本文大致将其归类为八种：（1）社会发展史视角,着眼于城乡关系的改进,认为城乡融合是城乡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48,50]。（2）经济发展规律视角,强调通过激发市场机制,扭转城乡产品的“剪刀差”局面,促进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交流合作,以取得最佳的城乡经济效益[47,51]。（3）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视角,基于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公平与共享,关注城乡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52]。（4）空间区域发展视角,强调一体化的交通网络和基础设施建设在城乡融合工作中的支撑作用[53]。（5）生态学视角,认为城乡融合的终极目标就是建设兼具城乡之利而避其害的生态城市[54]。（6）系统论视角,既指城市系统和乡村系统的协同发展,又指城乡系统内人口、社会、经济等多维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从而形成一个关系密切、功能互补、利益共享的城乡复合系统[29,55]。（7）城乡价值视角,通过实现城乡发展要素回报趋同、多维发展均衡、居民生活品质相当,重塑城乡价值、推动城乡等值化发展[56,57]。（8）要素流动视角,基于“流空间”理论,刻画实体要素（人口、土地、资本等）和非实体要素（观念、制度、文化等）在城乡地域系统内的合理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58,59]。
上述相关文献回顾表明,城乡融合内涵至少包含三个方面：（1）城乡地位平等与优势互促。在认知观念与政策制定上扭转“以城市为本位”的理念,在保留城乡本底特色前提上,以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双轮驱动城乡融合,在宏观层面上推进城市与乡村融合的高质量发展,实现城乡地域系统利益最大化与内部公平的统一。（2）城乡要素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具体而言,人口、土地、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在城市与乡村地域系统内以适度规模自由流动,并在完善的市场机制和政策调控下得到最优的时空配置,最终推动城乡功能互补、城乡综合效益的最大化。（3）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通过打造一个发展充分且平衡的城乡地域系统,满足城乡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总体来看,城乡融合的目标诉求从侧重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逐步拓展到社会、生态、文化等多维功能融合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2 基础理论

随着学界对城乡关系的逐步认识,城乡融合评价的基础理论也得到了相应发展,主要包括二元结构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空间均衡理论、等值化理论和流空间理论（图3）。
图3 城乡融合基础理论

Fig. 3 The basic theorie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1）二元结构理论。二元结构论作为城乡关系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始于荷兰经济学家伯克对殖民时期印尼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60]。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为基础,将该理论应用到城乡关系的研究中,主张用乡村丰富的生产要素补给工业部门发展以推动国家经济转型升级[61]。不难发现,该理论的核心思想具有鲜明的城市偏向性。
（2）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由我国地理学家吴传钧院士正式提出,认为“人”和“地”两方面的要素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按一定规律组合、交错构成复杂开放的巨系统,包含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等子系统,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功能[62]。根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城乡地域是由自然、人文、经济等构成的复合系统,系统间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推动城乡结构与功能不断演化。该理论为城乡融合研究提供了全局的系统思维,有助于全面科学地认识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46]。
（3）区域空间结构理论。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着眼于探究区域内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与要素在空间中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所反映的空间集聚规模和程度[63]。根据区域空间结构理论,城乡地域发挥城市的扩散效应,带动周边乡村发展,最终实现区域空间均衡发展[46]。这一理论对于研究城乡社会经济要素的空间均衡配置有一定指导作用,也为城乡空间融合的实施路径提供了清晰逻辑。
（4）空间均衡理论。考虑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区域空间均衡发展,我国学者樊杰[64]首次提出了空间均衡理论,认为各种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的前提条件下,区域综合发展状态的人均水平值趋于相等,即实现区域发展空间均衡。在此基础上,何仁伟[46]以空间均衡理论为指导思想,建立城乡空间均衡模型,以揭示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与机理。
（5）城乡等值化理论。城乡等值化理论发轫于二战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等值化实验[65,66],其核心思想为“不同类但等值”[46]。根据该理论,城乡融合是在承认城乡差异的前提下,通过土地整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等手段,大力推动乡村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回报趋同、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城乡居民享有同等水平的生活条件和国民待遇,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6）流空间理论。“流空间”概念最早由社会学家Castells[67]提出,认为“不必地理邻接即可实现共享时间的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可理解为在信息技术作用下,土地、资本、人口等要素在全球信息网络中突破地域空间限制,实现实时并置[68]。随后,Taylor等[69]、Meijers[70]都将流空间理论作为区域空间研究的重要范式。相较传统的“场所空间”,“流空间”不局限于实体场所,且具有显著的动态性和网络化特征,可为城乡要素流动机制的研究提供逻辑支撑。
从以经济发展为指导思想的城乡二元结构论到具有全局观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论,从以空间正义与公平为基本原则的空间均衡理论到以实现居民生活质量相当为目标的城乡等值化理论,再到着眼要素动态流动的流空间理论,为城乡融合评价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上述相关理论的发展一方面体现了学界对城乡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逐步融入经济学、地理学、规划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与技术,其研究框架得到了系统性改进,进一步突破了实体场所空间的限制,突出了城乡问题的动态性与网络化特征。另一方面映射了新时代背景下城乡居民需求的不断变化,突出了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转变。

3 城乡融合评价研究进展

3.1 指标选取：从单维向多维化发展

城乡融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过程,具有多目标导向性,任何追求单一发展目标的行为都将影响到城乡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平衡性和稳定性。因此,如何将抽象的城乡关系通过具体的人或事（指标）联系起来,如何构建一套既能科学反映城乡发展规律又有利于区域间差异比较的评价体系,是城乡融合评价的重要课题。
事实上,国外学者对“城乡融合”的提法较少,通常表述为“rural-urban linkage”“rural-urban interaction”等,大多研究直接强调城乡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71];以城乡分割为前提,评价城市和乡村在社会、空间、经济和制度等层面的差异性[72,73];评价对象单一且具体,主要围绕城乡人力资本差距[74]、城乡农业发展[5]、城乡医疗服务[75]、城乡福利[76]等方面。相较而言,我国关于城乡融合的评价研究更趋于复合视角。由于城乡融合涉及的层面众多,通过选取代表性指标构建评价体系成为了我国在城乡融合评价研究方面的主流方式。杨荣南[9]、顾益康等[38]基于城乡融合内涵,率先构建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虽然未进行实证检验,但为我国城乡融合评价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随着人们对城乡关系的不断认识,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呈现多维化发展。早期,空间融合、经济融合和社会融合是城乡融合评价的主要维度[17,20],但随着城乡居民对美好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长,二、三维指标体系已无法体现新时代背景下城乡融合特征。继而,基础设施[77]、公共服务[78]、生态环境[12]、文化观念[79]等维度不断被引入城乡融合评价体系,提高了评价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其次,从指标要素形式来看,囊括了实体要素（产业、经济、人口、空间、交通等）和非实体要素（制度、文化、观念、思想等）。根据评价指标频次统计（表2）,当前的测度指标还是以实体要素为主,且偏重于城乡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支水平、城乡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对城乡非实体要素融合的刻画较少。再次,随着学界对城乡关系及相关理论的进一步认识,评价指标的属性不再局限于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相继出现了适度指标、对比类指标、动力类指标、状态类指标、追赶类指标,以反映城乡融合的整体水平、过程与机制[58,59,80,81]。此外,流空间理论的发展,推动城乡融合评价体系中动态性指标（流动性指标和互动性指标）的完善,正成为当前学界努力的方向。
表2 中国城乡融合评价指标频次统计

Table 2 Frequency statistics of China's urban-rural integration evaluation indexes

指标 频次/次 指标 频次/次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纯/可支配）比 58 城乡固定资产投资比 24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 44 社会劳动力非农人员比例 21
城乡恩格尔系数比 42 城乡人均文教娱乐支出比 20
人均GDP 40 绿化覆盖率 19
非农产业与农业产出比 35 城乡消费品零售总额比 17
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 35 环境保护投资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比 17
城市化率 34 农用机械普及程度 15
城乡每万人拥有医生（或病床）数比 33 城乡教师学生负担比 14
交通网密度指数 31 建成区面积比例 14
二元结构指数 30 城乡每百人拥有电话数比 14

注：统计文献共79篇,文献时间分布1997—2021年。

总体而言,城乡融合评价正在向系统化、科学化和动态化推进,指标体系理论构建越来越精细化,也逐渐逼近城乡融合实践。然而,现有研究中评价指标体系的规范性和统一性有待提升。首先,就指标体系构建维度而言,当前指标体系更多侧重对城乡实体要素的表征,而对非实体要素关注不足。部分指标（如人均消费品零售额、城乡人均住房面积比、自来水覆盖率等）难以表征城乡差异与融合特征,抑或是不符合新时代背景下乡村实际发展情况。其次,虽然近年相关研究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不断强调动态性原则,但大多尚未真正突破传统评价体系的静态特征。再次,尽管学界聚焦于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但对各研究视角下不同研究区域的指标选择是否适宜缺少反思,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和针对性难以两全。究其原因,有三个方面应引起重视和反思：（1）对城乡融合内涵的认知不够深刻,对城乡要素在融合过程中的作用机理揭示不足,指标体系构建主观性和随意性较强;（2）非实体要素的融合形式难以量化,如难以刻画公众观念、文化、制度等因素对城乡融合的影响;（3）由于部分数据难以获取,尤其是受限于动态性指标及乡村数据的获取,以致被动舍弃部分优良指标。

3.2 评价方法：从定性到定量转变

国外关于城乡融合评价以构建解释性框架的定性分析为主,例如Castle等[82]针对城乡居民人均经济报酬不平等现象,提出了城乡空间一体化框架,进而探讨了城乡空间的历史相互依存关系;Kūle[83]则从区域政策背景及实践模式总结的角度入手,分析了欧洲拉脱维亚城乡融合在地方上的多样性和特殊性。
我国关于城乡融合的评价则主要采用定量手段,其方法主要有：综合指数法[66]、耦合协调度模型[59]、直觉模糊综合评价[16]、数据包络分析[10]、社会网络分析等[84]。从定量评价采用的频次来看,以综合指数法及耦合协调度模型为主,体现了系统论和二元结构论的思想。权重的确定是综合评价中的一个关键点,主要有主观确权法（专家打分法）和客观确权法（主成分分析法、熵权法）。随着对城乡融合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空间面板数据的使用对评价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空间统计方法被更多地运用,如全局主成分分析代替经典主成分分析方法以保证评价结果在时空维度上的统一性、整体性和可比性[14,18]。在流空间理论的指导下,社会网络模型逐渐成为城乡间要素流动的重要分析工具,例如周佳宁等[84]以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为“要素流”,解析各种流对城乡融合的驱动过程与机制,但缺少对各要素流之间相互作用和综合作用机制的探索。此外,城乡空间均衡理论和等值化理论在城乡融合研究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但当前的相关研究仍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机理分析[46],相应的定量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
总之,鉴于各类方法都有优缺点,关键是要将具体研究目标、研究内容与研究手段综合考虑,多种研究方法交叉使用将是一种选择,既可以克服单一方法的缺点,也可以在数据充足的前提下相互印证,从而获得更为科学的评价结果。

3.3 评价尺度：从中宏观向微观聚焦

从研究的空间尺度看,现有研究成果以国家[16]、城市群[29]、经济区[17]、省市[25]等大尺度为主,研究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环首都地区[59]、珠江三角洲[85]、长江三角洲[28]、淮海经济区[84],以及江苏[86]、浙江[79]等经济发达省份。宏观尺度上的城乡融合评价侧重从区域层面揭示城乡融合发展的整体特征,通常利用聚类分析将城乡融合评价的结果按综合值高低粗略划分为几个级别[28],容易忽略各评价单元在城乡融合过程中的局部微观信息。从时间尺度看,当前研究以某一特定时间截面,或是单个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态势为主。例如,汤春玲等[16]利用2013年省域截面数据,对城乡发展水平和地区间的差异进行测度和分析;黄庆华等[87]则对1985—2010年间的重庆市城乡统筹度展开了动态性研判。
可以发现,目前大部分研究主要基于特定空间尺度或某一时间节点展开。一方面,缺乏不同时空尺度上的动态对比分析,对城乡融合在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不同尺度间的空间格局、融合机理、影响因素的关联性与差异性研究不够。另一方面,因数据及其挖掘技术的限制,以统计资料为主要数据源,多从宏观尺度进行评价,而将微观村庄与农户家庭要素流动数据与宏观统计数据耦合的研究还不够,弱化了城乡融合的空间异质性特征。

3.4 时空分异格局及其演化机理分析

城乡融合地域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系统内部及其与外界环境不断地进行能量流动和信息交换,某一区域城乡系统的变化将会不可避免地对邻近城乡系统产生重要的影响,表现出城乡融合水平、融合机制、融合模式等呈现显著的时空相关性和异质性[88]。当前,城乡融合空间格局分析方法主要有空间自相关分析[81]、马尔可夫链模型[66]、热点分析[58]、聚类分析[28]等。谢守红等[28]运用2007年和2016年两个时点截面数据,对长江三角洲城乡融合发展进行了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揭示了市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集聚性特征,但无法全面刻画其在时间—空间二维尺度上的演化特征。针对此不足,张新林等[16]借助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ESTDA）框架,综合运用LISA时间路径、LSIA时空跃迁等方法开展淮海经济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时空动态性特征研究,丰富了时空视角的城乡融合演化研究范式。
受地理环境条件、社会经济水平及地方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不同地区城乡融合的“格局—过程”机理不同。总结以往研究成果,城乡融合演化机理的解读可分为定性研判和量化识别。在定性研判方面,Tacoli[73]分别从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论述宏观经济政策及地理区位、人口特征、交通运输等多维因素对城乡关系演进的影响。周凯等[89]分别从生产力、市场、政府推进和非正规制度等四方面分析了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动力机制。在机理量化识别方面,一是从时间序列诊断城乡融合发展演变过程与机制;二是从空间尺度对城乡融合空间分异规律进行解析,主要机理模型有多元线性回归[53]、空间自回归模型[84]、面板回归模型[18]等。
此外,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阶段性和区域性特征[24,90],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尺度下的城乡融合形态与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但当前的机理研究主要集中于表面认知,以社会经济或土地利用为出发点[88,91],以整个研究区为分析单元,未能充分考虑区域内部的城乡融合类型的多样化与异质性特征,继而易导致机理研究结果模糊化,针对性不强,实践指导性不足。因此如何充分考虑自然—社会经济因素的时空交互作用,耦合多尺度—多维度视角,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程度、不同模式下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全面剖析演化机理,是未来城乡融合“格局—过程”机理研究亟需强化的方面。

4 研究展望

1949年以来,我国城乡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相关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仍存在不足：（1）城乡融合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较为缺乏,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亟待完善;（2）城乡融合的测度与评价侧重表达产业、经济、社会等融合程度,空间、生态、技术等维度相对不足,指标选择具有随意性且以静态指标为主;（3）缺少对城乡要素流动与互动、格局与过程、空间效应和影响机制的深入研究,对城乡融合的规律认知还应进一步加强;（4）城乡融合模式识别与城乡空间均衡实证研究不足;（5）已有研究以时间或空间的单一维度为主调,评价尺度以宏观尺度为主,缺少时空视角的交互耦合,各类融合模式下的微观信息有待进一步挖掘。基于此,本文认为城乡融合未来研究的重点可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4.1 加强基础理论体系建设,完善系统研究框架构建

当前,二元的城乡社会—经济—自然系统已拓展到融合的城乡地域空间系统,涉及新旧动能转换、要素流动和互动,系统“要素—组合”趋于综合化和复杂化,影响城乡“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结构—功能”的重构。其次,数字经济作为助推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高度契合,成为效率提升、产业转型、生产变革的主导因素。
在此背景下,本文认为应创新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城乡融合理论体系与研究框架,以明晰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居民对城乡生活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并指导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同时,城乡融合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自然、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文化制度、观念习俗等多个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生态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的融合,积极引入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赋能等新发展理念。基于此,本文构建了新时代城乡融合系统分析框架,以期更好地揭示城乡要素流动与组合的作用机理,解析数字经济赋能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机制（图4）。
图4 城乡融合系统分析框架

Fig. 4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4.2 优化多维评价指标体系,识别城乡融合发展模式

城乡融合评价难点在于指标体系的构建以及融合标准的划定。因此,需要在全面解析城乡融合内涵的基础之上,分维度、分属性、分尺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在兼顾科学性、代表性、数据可获得性等基本原则的同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还应遵循以下原则：（1）多维度与多属性相结合。首先,评价指标体系要综合反映多个维度（经济、社会、环境、制度、技术）特征的相关要素,包括实体要素和非实体要素。其次,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应科学反映城乡互动过程,突出城乡融合评价指标动态性特征。（2）共性与个性并存。一方面,城乡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应具有共性指标,体现指标体系的稳定性,以便不同区域、不同时段的评价结果具有可比性。另一方面,考虑到城乡融合具有区域性、异质性特征,有必要针对不同区域、不同模式的城乡融合评价补充个性化指标,例如在对以电子商务为主导的区域进行城乡融合评价时,可构建城乡数字经济指数,以充分反映乡村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程度。（3）多源异构数据融合。构建以统计数据、社会调查数据、POI数据、地图信息数据等多源异构数据库,合力开发城乡数据管理平台,实现城乡数据共享,提高城乡融合评价的科学性和导向性。
此外,由于地理环境的复杂性、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态性、人文环境的多样性,城乡融合模式存在时空异质性。例如,新型农业主导型城乡融合模式主要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来装备农业,构建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新体系,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92];而以电子商务为主导的城乡融合模式依赖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渗透、物流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乡村精英的推动[93]。因此,应进一步开展城乡融合模式研究,通过科学识别城乡融合典型模式与类型（如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生态旅游主导型、电子商务主导型等）,针对不同模式分别探究城乡融合机制、制定科学的城乡融合标准和分级水平,为区域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4.3 深化城乡要素流动机制,推动城乡空间均衡发展

城乡融合的关键是实现要素融合,其本质是在要素自由流动、公平与共享基础上的城乡协调发展,但当前城乡融合评价体系构建尚未突破指标静态性层面。对此,未来应引导城乡融合评价由大尺度的综合评价向以打通城乡要素流动通道为指导的要素流动与配置机制研究拓展,满足城乡要素市场化配置需求。以流空间理论为指导,运用空间分析和网络分析技术方法,开展耦合“区域—地方—个体”多尺度的城乡要素的流动规模、方向、速度、频率、网络联系和空间格局等研究,探析要素流动对城乡关系的空间效应,包括要素流动对城乡地域空间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影响与作用。在此基础上,推动城乡要素流动的动态预测与情景模拟,洞悉城乡要素配置机制,优化结构及重构功能,为打通城乡要素流动通道和重塑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支撑。
此外,城乡融合的过程是城乡空间动态均衡的过程,即在城乡发展效率与公平间找到最佳平衡点[11]。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均衡发展,实现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等值。已有研究用城乡等值线和城乡空间均衡模型定性刻画城乡融合机理,但其相关定量研究尚显不足。未来应基于“要素—组合”范式开展数据、人口、土地、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流动的空间均衡度评价,进一步阐释城乡发展空间均衡的动态过程与传导机理。

4.4 加强微观尺度细节挖掘,健全城乡融合推进机制

多尺度分析是明晰尺度关联、分析尺度间效应的关键。研究尺度及评价单元大小不同,空间格局、过程、机理也会有差异,进而导致得出的结论和提升路径也必然不同[94]。就现有研究来看,城乡融合评价尺度以国家、城市群、省市等宏观尺度为主,以县或更小评价单元的微观尺度研究鲜见。宏观层面的规律性经验在中微观层面的实施可行性和实践价值有待验证。此外,在城乡融合过程中,农户是参与城乡互动的重要主体,更是影响城乡要素流动的重要决策者,应当给予重视。
因此,为实现城乡融合评价结果的普适性和针对性同步提高,今后应加强尺度融合与尺度转换,进一步推进宏观城乡社会—经济—自然综合评价和微观要素流动机理的耦合研究。以县域、镇域、村域或农户为研究单元,利用半结构式访谈、田野调查法等方法,深入分析城乡要素在村庄和农户家庭尺度上的流动与组合情况。借助分层线性模型、地理探测器,耦合中微观与宏观尺度,从而确定主导因素的尺度层级,掌握尺度分异规律。利用障碍度模型科学识别各融合模式下的主要障碍因素,明晰城乡融合进程中利益相关者“权—责—利”关系,进而系统挖掘不同城乡融合模式的内在融合机理,健全城乡融合推进机制。

4.5 强化数字经济赋能作用,创新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机制

数字经济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新时代背景下的城乡融合,应抓住数字经济提供的机会,全面提升城乡融合质量。因此,城乡融合需要通过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突破城乡空间界限,将城乡地域系统内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集聚到虚拟空间中,减少双方信息不对称;引导城市网络、信息、技术和人才等资源向乡村流动,促进城乡要素合理配置,从而弱化物理距离,有效解决城乡市场分割困境的过程,充分发挥城乡市场一体化效应;鼓励乡村居民参与到城乡价值链体系中,实现分工协作。对此,党中央相继发布《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2019年）》《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等政策文件,加速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深度融合,弥合城乡“数字鸿沟”,让广大农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十四五规划及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指出要加快数字经济建设,强调通过城乡一体化数字经济大循环畅通城乡经济循环。
鉴于此,一方面应把城乡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以数字经济为引领,开展数字经济赋能城乡高质量融合的传导机制与效应研究,阐释数字经济助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关键要素和关键过程。进一步加快“城乡数字大脑”建设,促进数字经济与乡村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强数字经济在城乡要素流动与配置过程中的催化作用,推进城乡经济内外循环。加快数字人才队伍建设,探索数字人才作为参与主体在城乡融合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应针对不同城乡融合类型和模式,开展数字经济与城乡融合的时空耦合特征、相互作用关系、空间效应、障碍因素等相关研究,提出如何促进城乡要素流动及其空间均衡发展的保障机制,如要素流动促进机制、资源优化配置机制、数字人才培养机制、多元主体协同机制等,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制度、空间等全方位高质量发展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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