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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36 >Issue 10: 2585 - 2603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11010

“秦岭生态文明建设”专栏

多重资本驱动下西安市秦岭北麓S村的空间生产与收缩——基于布尔迪厄理论的管窥

  • 李宜峰 ,
  • 芮旸 ,
  • 杨坤 ,
  • 杨钰华 ,
  • 沈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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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西安 710127
芮旸（1985- ）,男,安徽合肥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城乡转型与空间治理。E-mail:

李宜峰（1995- ）,男,甘肃兰州人,硕士,研究方向为城乡治理与空间规划。E-mail:

收稿日期: 2020-10-08

  要求修回日期: 2021-02-18

  网络出版日期: 2021-12-28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0117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01171)

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16JK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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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起

Space production and shrinkage of S village at the northern foot of the Qinling Mountains in Xi'an driven by multiple capitals: Based on Bourdieu's theory

  • LI Yi-feng ,
  • RUI Yang ,
  • YANG Kun ,
  • YANG Yu-hua ,
  • SHEN Wen-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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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Received date: 2020-10-08

  Request revised date: 2021-02-18

  Online published: 202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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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reserved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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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引入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构建多重资本概念模型;以西安市秦岭北麓S村为例,对其在不同类型资本综合影响下的空间生产与收缩过程及机制进行质性研究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1）经济资本的三级循环推动S村物质空间商品化程度不断加深,商户金融资本的差异造成村内经济阶层分化与空间分异,外来经济资本的进入则易诱致社会风险。（2）新生的业缘关系与亲缘、地缘关系交织而成的社会网络等结构性社会资本的变化,引致S村社会空间的混杂和地方认同的分化;社会信任等认知性社会资本的下降造成村民交往空间的内移,并促成新的空间治理秩序。（3）商户个人品味等身体化文化资本创造出多样化的文化空间,政府赋予村庄的集体称号等制度化文化资本推动形成农家乐专业村品牌。（4）元资本主导下,村内三大旅游项目被拆除,S村由空间持续再生产转向空间收缩。（5）自然垄断地租、小规模集体行动优势、元资本的间接调控与直接影响以及双重锁定效应,共同构成S村空间生产与收缩的机制。

关键词： 多重资本; 秦岭北麓旅游村; 空间生产; 空间收缩; 布尔迪厄

本文引用格式

李宜峰 , 芮旸 , 杨坤 , 杨钰华 , 沈文成 . 多重资本驱动下西安市秦岭北麓S村的空间生产与收缩——基于布尔迪厄理论的管窥[J].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 36(10) : 2585 -2603 . DOI: 10.31497/zrzyxb.20211010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Bourdieu's capital theory and constructs a multiple capitals conceptual model. Taking S village at the northern foot of the Qinling Mountains in Xi'a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make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visual analysis on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space production and shrinkage under the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capita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three circulation of economic capital promotes the commodification of physical space in S village. The difference of financial capital owned by merchants leads to the differentiation of economic class an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in the village, and the entry of foreign economic capital is likely to induce social risk. (2) The change of structural social capital, such as the social network interwoven by the new-born business relationship, kinship and 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 leads to the hybridity of social space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local identity in S village. The decline of cognitive social capital, such as social trust, leads to the interior movement of villagers' communication space and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a new space governance order. (3) Embodied cultural capital such as merchants' personal taste creates diversified cultural space, and institutionalized cultural capital such as collective titles given by the government promotes the formation of professional village brand of agritainment. (4) Under the guidance of meta capital, three major tourism projects in the village were demolished, and S village changed from continuous space reproduction to space shrinkage. (5) Natural monopoly rent, the advantage of small-scale collective action, indirect control and direct influence of meta capital, and dual locking effect constitute the mechanism of space production and shrinkage in S village.

Key words： multiple capitals; tourist village at the northern foot of the Qinling Mountains; space production; space shrinkage; Bourdieu

城镇化、乡村旅游的发展和国家权力、城市资本的下乡,共同推动了大都市郊区传统“生产主义乡村”的功能转型和空间重构。乡村提供了更加多样的非农业要素商品[1],消费属性更加凸显。同时,在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现代性逻辑和以差序格局为核心的乡土性逻辑碰撞与共融下,转向“后生产主义”的乡村空间成为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度变迁发生的复杂场域,愈发难以从单一视角对其进行描摹,乡村空间转型、重构、分化与营造等成为不同的切入角度[2,3,4,5]。空间生产则以概念的包容性与适切性更能刻画乡村空间全貌,其提出者列斐伏尔早期即聚焦于乡村日常生活批判并取得了重要成果[6],力图统一物质、精神与社会领域[7]。但对于空间生产,既不能简单化理解,也不能作为概念“箩筐”[8]。整合多元视角对乡村空间生产进行深入阐释,对于全面认知乡村空间具有重要价值。
从理论基础来看,既有关于乡村空间生产的研究主要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论”、德赛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哈维的“时空压缩”和“资本三级循环”理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等构建分析框架[9,10,11,12],但对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范式“空间转向”进程中亦有重要影响的布尔迪厄及其资本理论不够重视。从研究内容来看,学界目前已关注到工商资本、政府部门、城市市民下乡和乡村旅游开发的微观空间效应[13,14],对乡村空间生产的过程和机制进行了充分探讨,但对外部因素驱动下空间生产后的收缩现象鲜有研究。并且,相关成果侧重分析经济资本在乡村空间生产中的作用,较少涉及其他类型资本的影响,亟需构建一个整合资金、权力、政策、主体等多要素的分析框架。
西安市秦岭北麓地区是典型的大都市边缘区,受益于都市居民需求和生产要素,区域乡村旅游化和消费转向趋势明显,但自2018年秦岭违建别墅和农家乐等专项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区内部分村庄快速由空间生产转向空间收缩,提供了管窥国家权力与城市资本交互作用下乡村空间生产的一个绝佳窗口。鉴于此,引入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构建多重资本概念模型和资本驱动乡村空间生产与收缩的分析框架,选取西安市秦岭北麓地区的典型旅游村S村作为原型,融合多源数据,对其在不同形式资本综合影响下的空间生产过程及机制进行质性研究和可视化分析,以期为乡村空间研究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

1.1 理论分析

1.1.1 多重资本概念解析
资本的概念经历了一系列的演进过程。亚当·斯密[15]、大卫·李嘉图[16]等古典经济学家将资本视为生产资料,即物质资本;马克思[17]则认为资本不仅仅是物,更是属于一定历史和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新古典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18]进一步将人力资本概念纳入资本范畴。资本的概念经过社会学家的演绎后得到极大扩展,法国著名学者布尔迪厄对此做出了原创性贡献,界定了三种新的资本形式：（1）社会资本被定义为社会成员通过其间的联结而得到的优势或机会[19],基本等同于社会网络,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性资本。其后社会资本的概念又被普特南拓展到信任和规范[20]。（2）文化资本被分为身体化文化资本、客观化文化资本和制度化文化资本,分别对应个人的文化能力与品味、物质文化产品和国家认可的个体学术头衔[21]。（3）“元资本”（meta capital）即为国家力量,在社会场域（field）内作为普遍有效的权力受到承认。国家通过签署委任状分配各种位置和声望,被视为“符号信用的中央银行”[22]。
布尔迪厄认为资本在场域中发挥作用并发生形式转化,经济资本更易充当转化媒介[22]。首先,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的转化通过向社会关系的投资完成,如行动者的礼品能换来注意力与关注,而一些商品和服务只有通过关系所产生的社会资本才能获得[22]。其次,文化资本可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转化为经济资本。身体化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与社会出身、家庭培养密切关联,经济资本丰厚的家庭远离日常生活压力,最有能力将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23]。最后,国家可对不同场域和在其中流通的不同形式资本施展权力[24],彰显出元资本的掌控性特征。
1.1.2 乡村多重资本及其交互作用
乡村空间中经济、人文、资源等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25],存有各类资本①（①具体村庄存有资本的类型及构成互有差异,且持续处在变化中,各类资本也未必都在乡村空间生产中发挥作用,如本文的案例村S村即未受到客观化文化资本的影响。）：（1）乡村的经济资本主要指村民自有资金、村集体资金、各级政府财政资金及外来个体和企业投资;（2）社会资本包括结构性社会资本（垂直与横向的社会关系网络）、认知性社会资本（主体间的信任）和“粘合性”社会资本（制度等互惠规范）[26];（3）文化资本中,身体化文化资本指乡村行动者个人的文化能力与品味,客观化文化资本指乡村留存的物质文化遗产,制度化文化资本指乡村的头衔与称号如“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
乡村各类资本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图1）。（1）经济资本累积越多的村庄往往脱离小农经济,参与市场化模式更深,参与主体更加多元从而社会关系网络更加复杂;扩大化的乡村关系网络则造成村内更加广泛的经济资本累积渠道和方式。（2）经济发展迅速的村庄在获得头衔称号方面更具优势,即更容易实现制度化文化资本的累积;拥有较多头衔称号的村庄更有可能获得经济投资。（3）社会网络关系复杂的乡村拥有更多不同个性的行动者,即存有更多不同种类的身体化文化资本;但其生产的多元空间有可能导致环境的混乱,从而倒逼制度规范的升级。（4）三类资本都受到元资本的深刻影响。国家通过投资尤其是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影响乡村经济资本,通过调控社会关系网络如基层组织建设影响乡村社会资本,通过各类头衔与称号的授予影响乡村文化资本。
图1 多重资本驱动空间生产的概念模型

Fig. 1 Conceptual model of space production driven by multiple capital

1.1.3 多重资本驱动下的乡村空间生产
乡村空间并不局限于物质空间维度,而是由物质、社会和文化空间共同构成的复合空间系统[27]。（1）乡村物质空间指自然空间及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改造的实体空间[27],是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载体,构成要素包括建筑景观、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其中建筑景观是最为明显的表征物。（2）乡村社会空间是社会群体使用并感知的空间[28],经过一系列社会变迁形成。不同的社会群体具有不同的社会关系和空间感知,聚集形成不同的社会区。（3）乡村文化空间作为一种虚拟指向,是建立在人类话语体系、表象活动、秩序观念之上的独特空间形式[29]。个体对于文化空间的具体感知来自于空间氛围,文化场所是空间氛围的具象呈现。文化意象则是他者关于乡村的想象与印象,是乡村社会建构的最终产物。
多重资本交互作用的综合生产出多元的乡村空间（图1）。经济、社会、文化资本分别在物质、社会、文化空间生产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驱动其他空间生产。（1）经济资本直接投入并锚固于物质空间。大量、持续的经济资本投入下,中国乡村的物质空间经过“七通一平”等实现了快速更新。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促使大量城市居民下乡消费,乡村的生产功能减弱、消费功能增强,商品化特征逐渐突出。乡村地区的市场经济转型也催生出大量富裕农户和农民企业家,造成乡村内部经济阶层的分化。（2）乡村的商品化极大影响了社会变迁过程,造成乡村社会关系的重组。不断扩大的业缘乃至志缘、外缘关系的持续嵌入推动原有乡村亲缘、地缘关系网络的解体和重构[30],日趋复杂的社会关系进一步造成村庄内部社会空间的分化与混杂,如旅游消费空间对村民生活空间的蚕食。同时,当下的中国乡村进入半熟人社会[31],治理制度从非正式乡土制度转向正式制度。制度规范作为社会资本的一部分,驱动乡村物质空间走向有序治理模式。（3）当代村民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大学生返乡创业,乡村能人层见叠出,个体身体化文化资本快速增加,生产出多元化的文化空间。制度化文化资本借助不断涌现出的乡村“新名片”和“新品牌”发挥作用,乡村文化空间的社会建构意味愈加强烈。从物质空间到社会空间再到文化空间,乡村空间从具象走向抽象,自然属性逐步减弱,精神与情感意识属性渐次增强。

1.2 案例村概况与研究方法

1.2.1 案例村概况
S村南依秦岭、北临环山路,紧邻峪口和秦岭野生动物园等景点,距离西安市区约27 km（图2）,2008年成为首个国家级农家乐服务标准化示范区,是秦岭北麓地区旅游村的代表。村内经济快速发展,人员构成复杂,文化要素丰富,是典型的“多重资本密集型”乡村,如村口墙赋所述：“秦岭南屏,滈河北带;白露为霜,黄壕似塞;农家乐兮兴起,都市客兮骤来;俊男潇洒淑女窈窕,围桌偏食山坡之野菜。”截至2020年5月,全村共3个村民小组,总人口600余人,农家乐经营户152户（其中本村经营户111户、外来经营户41户）,年接待游客达200万人次,人均年纯收入3.5万元。该村位于秦岭违建专项整治工作的重点覆盖范围,2018年下半年开始,村内大片违建被拆除,全村农家乐停业整顿。
图2 西安市秦岭北麓S村区位与基本格局

Fig. 2 Location and basic pattern of S village at the northern foot of the Qinling Mountains in Xi'an

1.2.2 研究方法
课题组长期跟踪研究S村,曾于2016年3-5月、2017年12月、2018年9月多次赴案例地进行实地调研,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方法获取了有关土地利用、农户类型及社会经济状况较长时期内变化的第一手资料,并结合地形图和遥感影像图绘制了基础图件。秦岭违建整治工作完成后,课题组成员于2020年5月17日至6月10日入村进行了集中访谈,访谈采用半结构化方式。半小时以上的长时段访谈对象包括农家乐经营者23人（其中70岁以上老人3人）、非农家乐经营者7人、游客8人、村“两委”干部5人,并以空间位置—类别—访谈顺序对其进行编码：D1~D6代表东一街到东六街,X代表西一街,Z代表南北正街;J代表农家乐经营者,F代表非农家乐经营者,Y代表游客,G代表村“两委”干部。村庄经营高峰期为周五及周末,平稳期为周一至周四。集中访谈完整跨越了3个经营周期,确保了访谈信息的全面。在村内与村民熟悉后,长访谈更加深入,形成了更加完整的叙事文本,力图刻画访谈对象的隐藏话语,以期探察村庄空间生产的本质逻辑。集中访谈期间全程进行了非参与式观察,在村内选择村入口和主要道路交叉口等6个观察点（图2）,每日于固定时间段进行经营者与游客活动速记并开展短访谈（10分钟左右）,尽可能覆盖各类经营者与游客。选择在熟悉村内掌故且较为健谈的商户家中居住,进行参与式观察,详细记录其经营过程和生活轨迹,有时也作为“店中一员”帮忙传达游客要求等,充分参与了农家乐经营过程。

2 结果分析

2.1 经济资本驱动下的S村空间生产

2.1.1 资本“三级循环”与乡村空间商品化
哈维提出的“三级循环”理论深刻揭示了全球经济资本累积与空间生产之间的关系。资本第一级循环生产商品,第二级循环投入建成环境,第三级循环投入社会服务,每一级循环中资本达到过度累积就进入下一级循环。尽管是在微观尺度,S村的空间生产也表现出明显的“三级循环”特征,经济资本投资主体和投入方向不断转换（图3）。
图3 经济资本投资主体与投入方向的转换

Fig. 3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capital investment subject and investment direction

（1）“农家乐标准化产品”的生产。S村是秦岭地区最早发展农家乐的村庄。2003年,15户具有“第一个吃螃蟹”精神的村民投身于农家乐经营,但山脚下荒凉偏僻,来此消费的游客并不多。随着紧邻村庄环山路的改造以及2 km外野生动物园的开业,村庄迎来发展机遇,更多村民转型经营农家乐,集中于南北正街两侧（图4）。因背靠秦岭,村庄气温较低且空气湿润,造成原有民居院落窄长、围合性强。为了实现消费空间转换,村民依靠家庭储蓄和信用社贷款,将经济资本投向家屋内部空间进行功能改造：住宅普遍加高为2~4层,家屋空间形态逐渐立体化;底层正房厢房打通,二层搭棚打造半开放露台,屋内空间转向半开敞;院内小块菜地、禽畜圈栏被拆除,院间屋内摆放餐桌,高墙高窗改造为橱窗,“城市餐厅”特征逐渐凸显（图5a）。经济资本经过第一级循环推动村民家屋内部空间功能置换为抽象意义上的“标准化产品”,旅游业逐渐成为村庄的主导产业。
图4 经济资本驱动下的S村空间生产过程

Fig. 4 Space production process of S village driven by economic capital

图5 S村空间生产“三级循环”的典型表征

注：b为调研拍摄,c来源于 http://anyuetan.com/a/cp/68.html。

Fig. 5 Typ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ree circulation of capital" of space production in S village

（2）村域建成环境的生产。随着游客不断增多,S村农家乐经营呈现繁荣局面,商户向正街东侧和西一街拓展（图4）,但村庄风貌混乱、停车设施不足、污水直排等问题造成消费环境低质化,严重影响游客体验,继续复制“标准化产品”很难实现经济资本的进一步累积。作为地方发展的“明星村”,为提升外部环境质量,2007年开始,村庄在政府主导下进行了规划设计和整治改造,筹资2000万更新了家屋外部环境并完善了基础设施。村内建筑外立面统一改造为粉墙黛瓦的徽派民居风格（图5b）,呈现景观风貌去地方化特征;道路得到拓宽并连接为环路,3500 m2停车场和完整的排水系统及污水处理设施等建成。经济资本经过第二级循环嵌入土地中,村庄建成环境质量全面提升。
（3）多元消费服务的生产。秦岭地区出现的大量农家乐旅游村让S村面临激烈竞争,同质化套餐模式无法满足“有闲阶级（leisure class）”的消费需求,“游客来多了,也就感觉没啥意思了,就是吃套餐,没有玩的地方”（D3-J-04）,资本循环累积再次受阻。为了实现转型发展,2014年S村引入陕西卧福置业公司等外来投资商建设大型旅游项目（图4）：秦岭古镇模仿袁家村,移植地方小吃经营,打破了单一套餐模式;休闲农园可进行采摘、种植、垂钓,推动农业由生产功能转向农事体验消费功能;温泉酒店（图5c）集住宿、餐饮、康乐、会议于一体,以秦岭含氡矿物水源为卖点,改变了冬季游客少的不平衡局面。三大项目建成后,S村旅游接待用地增加了15 hm2,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经济资本经过第三级循环,增强了村庄旅游消费功能的服务性,为游客带来了更加多元的具身体验选择。
经济资本的三级循环引致S村生产性的降低和消费性的强化,物质空间商品化程度不断加深。首先是家屋空间的商品化,容纳村民的生活空间向接待游客的消费空间转换;其次为村域建成环境的商品化,家屋内外都呈现出非在地化商业旅游地特征;最后为空间体验的商品化,为游客提供多元消费服务成为新的乡村商品价值增值来源,后生产主义特性凸显。
2.1.2 商户金融资本的阶层分化与空间分异
伴随S村空间的商品化,农户转型为商户,所依赖的生计资本由与农业生产相关联的自然资本转变为由旅游经营获取的金融资本。根据金融资本的不同,将商户分为 四类：（1）引领型商户知名度较高,雇佣长期工多,接待游客点菜比例高①（①S村餐饮消费模式分套餐和点菜两种,其中前者实行统一定价,由原本10元/人逐渐涨至35元/人;后者在消费中占比越高,商户经营收入就越高。）,但其利润已接近最大化,继续投资意愿有限。（2）追赶型商户兼雇长期工和临时帮工,接待游客的点菜与套餐选择较为均衡,还存有利润增长区间,处在经营上升期,对未来发展有较高期待,继续投资意愿也较强。（3）平稳型商户接待的游客多消费套餐,以家庭成员经营为主,旺季时会雇佣帮工。（4）维持型商户不雇佣员工,完全为家庭经营,接待游客人数不稳定,家中青壮劳动力外出务工比例较高,“就断断续续做着,有人来就做做饭,放羊娃拾酸枣,拾一个算一个”（D4-J-05）。后两类商户认为未来发展前景有限,继续投资意愿较小,希望保持现状。总体来看,S村商户因金融资本的差异已产生阶层分化并形成了金字塔结构,除西一街和南北正街外的其他街道内部也符合这一特点（图6）。
图6 商户金融资本的阶层分化与空间分异

Fig. 6 Class differentiation an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merchants' financial capital

除阶层分化外,商户数量沿南、东两个方向逐渐递减①（①③ 个别生意较好的商户1户即占2间房屋经营。）,商户金融资本在空间上也表现为不平衡局面。南北正街是游客开车入村的必经道路,西一街紧靠停车场,所以这两条街上年利润达16万以上的商户比例明显高于其他街道,成为商户金融资本分布的“高值区”。与此相反,东二街东侧形成断头路,且紧邻游客车辆主要驶出车道,街上6家维持型商户勉强经营;东七街位于村庄最深处,无农家乐商户,这两块位置成为商户金融资本分布的“低值区”。进而言之,四户引领型商户均位于南北正街或西一街（图6）,占据了村内最好区位,“二虎农家”和“朝凤楼”两家商户处于村庄中心位置,分别是东二、东三街与南北正街的交叉口,还租赁邻居房屋形成“金角”;“祥和农家乐”位居南北正街入口,可占用村委会前小广场停车场地;“长安居”虽位于西一街尽头,但环境较为安静,停车条件便利。概括而言,微观区位条件是商户金融资本空间分异的决定性影响因素,区位条件好的商户明显具有竞争优势。
2.1.3 外来经济资本进入与社会风险增加
外来资本的下乡在激发S村发展活力的同时,也因涉及集体土地流转、工程建设等问题,诱致了村庄社会结构风险。村民由于在S村三大旅游项目建设用地租赁环节参与程度很低,所以认为其过程属“黑箱”操作,村干部与外来资本合谋“卖地”牟利,损害了自身利益。实际至少在项目实施环节确有利益输送,如在温泉酒店建设过程中,投资商为寻求村上配合,送给5位村干部各10万元感谢费。因此,尽管外来投资项目客观上具有引流等带动效应,但村民却因与村干部获利的对比,产生“相对剥夺感”。加之,担任村主任近30年的L作为“卡里斯玛”式人物,在招商引资等方面一直是“一言堂”模式,愈加引发了村民的不满,酝酿出L选举失利事件以及其将新当选村主任G砍伤的刑事犯罪案件。总而言之,由于外来经济资本的顺利进村必须得到村干部的支持,因此常出现利益交换和合谋现象,易对村庄的空间治理基础造成侵蚀,并引发社会风险甚至冲突。

2.2 社会资本驱动下的S村空间生产

2.2.1 社会关系的复杂与社会空间的混杂
S村经历了社会关系逐渐复杂化的过程。民国前村内仅有王姓村民定居,形成了关联密切的亲缘关系网络;民国时期先后有赵、阮、余、薛、魏等姓氏的周边灾民逃难至此,地缘关系网络形成;发展旅游之后,村内产生业缘关系;外来经营户由三原县等地迁来做生意后,新的业缘关系网络形成。经过不断变迁,S村逐渐成为关系混杂的场域（图7）。
图7 S村社会关系网络复杂化过程

Fig. 7 The complicated process of the social network of S village

村庄层面,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推动形成不同强度的人地关系联结,促进了地方认同的建构与分化,形成混杂并置的四个社会区（图8）。村内原有的亲缘、地缘关系是内部关系网络,外来商户迁入后形成的新业缘关系属于外部关系网络,两者共同驱动下全村“自己人”与“外人”地方认同的分化,成为S村社会空间最突出的特征。（1）西一街为外来定居区,与其他社会区存在空间分隔,区内全为外来商户。这些商户“属于不亲的娃,和村里从来不打交道”（X-J-01）,被视为“外人”,普遍对S村缺乏感情,人地联结和主体地方认同极弱。（2）“自己人”与“外人”并无非常清晰的地理边界,除西一街外的各街道都嵌有部分外来商户（图8）,凸显出社会空间的混杂性。但两者间有明显的心理界线,外来商户普遍反映受到歧视,认为街口的摄像头是为了监控其招手揽客（村委会则解释为安全考虑）,并对缴纳高额管理费也感到不满;村里人则认为“自己人”享受福利理所应当,本就应区别对待。（3）“自己人”与“外人”的地方认同差异突出表现在商户门头的招牌名称上。本村人（王姓与外姓）经营的111户中,有72户以姓或名为招牌,且多缀以“农家”“农院”;但41户外来商户中,仅有3户以此方式命名。“自己人”通过招牌宣示身份,建立了场所与身份的地方联系;“外人”的招牌则抹去了身份特征。
图8 S村的社会空间分异

Fig. 8 Social space differentiation of S village

除外来定居区外,其他三个社会区的地方认同也各具特质（图8）。（1）本村原姓区中王姓商户占到45%,还有大量非商户王姓村民居住,家族老人也居住在内,人地联结最强,主体极具地方认同,乡土意识浓厚,有着强烈的地方依恋。区内建有的王氏宗祠,成为凝聚王氏家族亲缘关系的场所和地方认同的中心。（2）本村外姓区非王姓商户占84%,起初聚居于村外沙地,后迁至村内南北主街,人地联结和主体地方认同一般。由于其“都是逃难过来的,对村里很多原来的事都不清楚”（D3-F-01）,仅仅把S村当成居住地,地方情感不强烈,特别是缺乏对“集体记忆”的怀念,没有累积性的身份认同历史建构。（3）内外混居区建成时间较短,居住的本村住户主要为新获宅基地、乡土情结不够深厚的年轻人,也有部分外地商户,人地联结与主体地方认同较弱。对于商户和村民来说,S村的地方性在于自我与地方的情感联结程度,不同群体以认同差异的方式重构了各自心中的地方。
家屋空间层面,发展旅游后村民与游客之间业缘关系网络的增加,导致村内生活空间与消费空间混杂。（1）家屋空间形成“店居一体”。孩子在家中成长玩耍,在写作业的间隙回应游客的招呼,帮忙传菜递水;老人在家中养老,也在门口帮忙招揽客人。村民围绕着“家”留下一系列重要人生轨迹,在“店”与“居”的天平上寻找平衡,婚丧嫁娶的传统仪式与迎来送往的商业经营时空并置。（2）“家”的保留使得村庄并未发展为纯粹的消费空间,只具有半消费特征。消费空间与生活空间时而发生转换,部分熟客径直到商户自住房间闲坐、聊天、抱孩子,商户生活空间被游客所凝视,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第二居所”;商户家中有亲戚拜访时,游客客房转为生活空间的一部分供家人居住。（3）空间混杂给村民带来困扰,“以前村里办过卡拉OK,有时候半夜1点还在鬼哭狼嚎”（X-F-01）。调研中也发现半夜2点还有游客在放烟花,极大干扰村民的正常休息。业缘关系网络增加后形成的现代性生活对村庄乡土生活产生异化作用（dissimilation）,但现代性生活并不能完全吞噬主体与日常生活的乡村性联系,现代性的“异化”和乡土性的“反异化”（anti-dissimilation）融合共存,构成了S村混杂性的社会空间。
2.2.2 交往空间的内移与空间治理秩序的生成
S村社会关系复杂化的过程中,社会信任这一重要的认知性社会资本表现为下降：一方面是本村人对外来商户“外人”的天然不信任,另一方面是农户转型为商户后本村“自己人”之间的猜忌,全村处在一种高度竞争的紧张状态。“以前村里穷得很,现在有的人一年（做农家乐）挣几十万,你让挣不上钱的心里怎么想”（D4-F-02）。社会信任降低的空间效应是村民交往空间的内移。南北主街是村内原本的主要公共交往空间,在旅游发展后成为招揽游客的重点区域。村民在主街上的日常生活交流明显减少,主要公共交往空间即由主街向次街转移。此前,村民喜欢聚在门口聊天;转型发展旅游后,商户串门聊天的频率与时间减少,“一个是都走不开,再一个避嫌,卖石灰见不得卖面的”（Z-J-04）,并且很少在门外评论其他商户的经营状态,社会交往由门外走向门内。
社会信任下降不仅导致商户之间的无序竞争,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自发加建行为,导致了村庄环境风貌的混乱。在商业竞争思维的渗透下,维系乡土社会秩序的传统道德等非正式制度已很难有效发挥作用。为此,村两委和农家乐协会共同制定了一系列制度规范,并严格执行以约束商户行为,实现了空间的常态化治理。“不制定个东西不行,以前老有人为停车位的事情打架。有了明文规定好一点,谁要再打架就罚款”（Z-J-06）。《村规民约》和《农家乐管理细则》都明确要求不得抢客,招揽客人不能下门口台阶;房屋门楼立面等保持规定的状态和风格,不得随意改建等（表1）。制度规范的制定实施,减少了村民间的纠纷,降低了交易费用,促进了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环境风貌的有效管控。这种嵌入的规范成为一种“粘合性”社会资本,调和了商户间的紧张关系,推进空间治理从无序走向有序。
表1 S村主要制度规范

Table 1 Main regulation of S village

制度规范 规定内容
《村规民约》 ·必须自觉爱护绿化及其他公共设施,不得在门前晾晒衣物及拖把,不得在街道上堆放杂物……
·各户村民的门楼、房屋正立面、庭院都必须长期保持规定的状态和风格,不得随意改建
·村民需修建房屋,必须提前三个月前书面上报施工计划申请,经村两委会研究批准后方可动工,否则不予供水、供电……
《农家乐管理细则》 ·村内南北观赏渠两侧、各经营户门口必须保持干净卫生,禁止在观赏渠内洗衣服、涮拖把……
·各经营户必须按照协会要求,使用原生态实木家具餐桌、餐凳,主动绿化美化庭院……严禁在农家乐内外墙壁上乱贴各种广告,门前牌子不得私自改变
·各经营户不得在室外乱搭乱建、乱堆乱放;必须自觉保持庭院立面及门楼的原有风格

2.3 文化资本驱动下的S村空间生产

2.3.1 身体化文化资本与家屋空间的再造
身体化文化资本因人而异,只有通过特定的个人才能体现出来,不可能以完整形态出让或传授给他人[32],个体成长环境和行为习惯等都会对其造成影响。S村商户按照因年龄、受教育程度和眼界等形成的身体化文化资本,可分为四类：（1）开拓型商户头脑灵活,经营视野广阔;（2）传统型商户多为对村庄文化认同感强的原居村民;（3）社交型商户善于利用新媒体平台进行网络营销;（4）跟随型商户文化层次相对较低,随大流经营。
商户的身体化文化资本在家屋空间的物化投射,形成了多样化的内部格局、设施配置和陈设装饰,塑造了不同的空间氛围,传递了差异性的空间意象,生产出不同的文化空间。开拓型、传统型、社交型和跟随型商户营造的文化空间分别为轻奢型、民俗型、娱乐型和朴素型。（1）轻奢型空间品质感强,内部开阔,装修精致,吸引较多收入较高和外地初次来村的游客。如“朝凤楼”老板笃信佛教,在房屋内部专门设置了佛堂并布设有大量古玩和剪纸作品,夜间屋面灯饰流光溢彩,形成了独特的空间氛围。（2）民俗型空间传统合院格局保留较好,未形成开阔中庭,由正房、厢房和中央天井天然划分出几个独立区域。各区域的封闭性较好,分别放置有少量餐桌,适于安静交流,吸引了部分爱好乡村文化的游客。“人家就专门来找我这个年纪大的聊天”（D2-J-03）,作为一种精神文化消费。（3）娱乐型空间多放置有台球桌、卡拉OK设备等娱乐设施,经营者也善于通过新媒体平台与年轻消费者进行“双向互动”[33],匹配了年轻人的消费需求和偏好。如“悠香雅悦”是村内在“抖音”上粉丝数最多（超过1万）的经营户,老板利用短视频记录经营的点滴日常,形成吸引游客的窗口。（4）朴素型空间文化特色不明显,仅提供套餐、不提供住宿,装修普通甚至“土气”,且因经过大幅改造,也未保留传统民居格局,主要吸引消费能力有限的定期休闲游客。“我基本每周都过来,就要个素菜（套餐）,主要还是来坐一坐,喝喝茶,打个牌”（D2-Y-02）。
身体化文化资本塑造的文化空间作为桥梁连接了气质、趣味相匹配的商户与游客,所具有的个性化特点恰与游客的后现代消费需求即对空间氛围等非实物感知要素的重要考量相匹配。可以说,商户的身体化文化资本及其创造的空间文化氛围与游客的身体化文化资本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此外,与经济空间的分异特征不同,S村文化空间的分布并不完全具有地理规律性,表达出多样、流变和零散化的后现代非结构性空间叙事[34],区别于乡村技术性叙事表达的等级制结构、连续性变迁和统一性景观。
2.3.2 制度化文化资本与区域品牌的形成
在村级尺度,省级农家乐明星村和乡村旅游示范村等授予村庄的集体称号作为制度化文化资本推动了S村农家乐区域品牌的构建。虽然秦岭地区曾出现“农家乐潮”,部分村庄更具“乡村性”、提供的旅游产品更丰富和优质,但始终未有村庄取代S村区域农家乐体验首选地的地位,制度化文化资本积累形成的区域品牌效应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某种意义上,S村就等同于秦岭地区的农家乐,成为游客对区域农家乐想象的代表符号和农家乐意象的浓缩建构物,凝聚着旅游者的价值认同。“我们是外地过来的,这个地方是（周边）最有名的嘛,好像还是3A级景区,手机一搜马上搜出来了,来就来名气最大的,肯定是最好的”（Z-Y-02）。就另一方面而言,S村不断获得的一系列荣誉称号（表2）,不仅意味着各级政府和部门的高度认可,还往往伴随有配套奖励。
表2 S村被授予的各级各类荣誉称号

Table 2 Various honorary titles awarded to S village

评定时间 荣誉称号 主管单位
2006年 西安市新农村建设示范村 西安市政府
2007年 陕西省一村一品示范村 陕西省发展改革委员会
2008年 国家级农家乐服务标准化示范区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09年 陕西省农家乐明星村 陕西省农业厅
2011年 陕西省乡村旅游示范村 陕西省旅游局
2017年 全国文明村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2018年 陕西省美丽宜居示范村 陕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8年 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陕西省旅游资源开发管理评价委员会
在商户尺度,省、市、区等各级职能部门将全村所有商户分等定级,授予“农家乐特色经营户”“农家乐服务标准化示范户”“四星级农家乐户”“农家乐模范户”等称号。区域品牌进一步落实到户,商户个体成为品牌的具体载体。由于称号的获得和叠加意味着制度化文化资本的个体累积,“客人看牌牌多感觉你比别家高级”（D3-J-01）,所以商户对获得称号极为重视,都将所获称号的标牌摆在显眼位置作为官方认证以吸引游客。个体称号的评定产生了循环累积效应,被评定为高等级的农家乐经营户容易获得更多称号,能吸引更多游客和获取更多符号利益,形成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
马克思将天然存在的自然物称为“第一自然”,将通过人类生产实践活动形成的人化自然物称为“第二自然”[35]。S村农家乐品牌的建构正以邻近秦岭这一“第一自然”优势和持续更新的消费环境这一“第二自然”优势为基础,又依赖于以称号授予为表征的制度性文化资本累积,后者实际可被视为“第三自然”优势。可见,区域品牌的独特价值源于地方性,来自无法复制到其他地方的符号化文化,而政府在其中具有重要作用,是将地方纳入到结构中必不可少的外在力量[36,37]。

2.4 元资本驱动下的S村空间收缩

2018年7月下旬,中央派驻陕西的工作组与当地省、市、区三级政府联合开展针对秦岭违建的整治行动,陕西省、西安市连续出台了关于秦岭生态环境治理的政策规定,秦岭保护范围内的农家乐是重点整治对象。《西安市秦岭生态保护区农家乐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明确要求,拆除涉及非法占用土地、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的项目。S村的秦岭古镇、休闲农园和温泉酒店三大旅游项目因属违建被拆除并复耕复绿,村内用于旅游接待的建筑面积减少了38000 m2,村庄进入空间收缩阶段（图9）。元资本引发的效应主要表现为：
图9 转向收缩后的S村空间

Fig. 9 The space of S village turning to shrinkage

（1）经济资本的循环和旅游产品的升级受阻。开发S村三大旅游项目的外来投资商撤离,村庄此后的旅游开发活动也被严格管控。“那老板（温泉酒店）也亏了好多钱,本来刚开始生意不行,才有点起色,说拆就让拆了,以后也不让搞了”（D1-F-03）。一些有着多元化需求的顾客在三大项目拆除后,转而选择其他地方消费。“去年（我）还来的次数多些,本来可以泡温泉,拆掉了,弄个公园也没啥转头”（D5-Y-01）。外来投资的中止和游客消费的减少导致村内经济资本无法继续累积,意味着第三级循环并未完成。但同时,由于商户金融资本存量的差异,不同类型商户所受影响呈现分化特征,部分维持型和平稳型商户的生计方式甚至再次转型,变为就近务工。“这附近不是有三星的厂子嘛,有些人就去那干了,不干农家乐了”（D4-J-03）。
（2）业缘关系网络和社会信任受到冲击。专项整治工作对农家乐经营提出“油烟净化、油水分离、垃圾分类”等一系列要求,商户必须对照指定的整治验收标准逐条落实,其中外来商户因缺乏人地联结韧性较强的亲缘与地缘关系网络、仅有脆弱的单一业缘关系网络而最受影响,“挣的钱还不够交房租”（X-J-03）。全村约有30户经营状态较差、收入较低的商户放弃经营农家乐。同时,政府持续开展的整治行动也让很多仍在经营的商户对未来发展前景产生怀疑,社会信任水平下降。“现在生意不好,我也烦恼得很,有一个主要方面是政策不明朗,村里想干点啥事情都干不成,谁知道以后是啥发展方向”（D5-J-01）。
（3）制度化文化资本建构的村庄品牌被削弱。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语境中,各级政府目标一致,S村的农家乐经营得到大力支持,不断被授予各类称号,制度化文化资本持续累积。区域发展导向变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后,政府对于各类称号的授予转而持慎重态度。“最近没有获得啥牌子,现在有些事（秦岭违建整治）是个敏感话题,（地方政府）都比较小心”（D1-G-02）。元资本作为外在力量将“地方”置于更高层级的结构中,S村开始被视为秦岭生态安全屏障而非秦岭北麓乡村旅游带的构成元素。

2.5 多重资本驱动S村空间生产与收缩的机制

（1）自然垄断地租的获取。哈维指出,垄断地租（monopoly rent）有两种来源,其一即为社会行动者控制的具有特殊性质并因此可获得超额利润的资源、商品或区位[38]。S村之所以能获得垄断地租,主要依托三大区位优势：一是距离省会西安市中心仅27 km,拥有充足的客源和较广阔的市场腹地;二是紧邻环山旅游公路,交通可达性好;三是背靠秦岭,距沣峪等进山峪口很近,离秦岭野生动物园不到2 km。显然,这种垄断地租是个别垄断地租,形成条件是特殊且难以复制的自然条件[39],其获取奠定了S村空间生产的基础。
（2）小规模集体行动优势。村庄的内生发展动力也是空间生产推进的关键力量。与周边规模较大的村庄相比,S村面积小、可利用耕地资源少、人均收入偏低,“原来太穷了,外边人都不愿意嫁进来”（Z-F-02）。因此,村民自身有强烈的发展诉求。同时,正如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所证明的,小规模集体较之大规模集体组织成本更低,更易协调起来形成集体统一行动[40]。在自然垄断地租的基础上,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S村从农业生产全面转入农家乐经营,借助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彻底改变了村庄的贫穷落后面貌。
（3）元资本的调控与影响。① 区别于自然垄断地租,哈维提出的阶级垄断地租（class-monopoly rent）形成于特定制度环境中,依赖元资本的支持而实现,可称为制度垄断地租[39]。② 元资本调控下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交互作用,对物质、社会和文化空间产生影响（图10）,形成资本—空间的多维关联机制。③ S村在元资本的扶持下,获得各项公共投资,设施和环境不断改善,吸引城市下乡资本更具优势,经济资本持续累积。④ 地方层面的元资本对小产权房的默许吸引了外来商户定居,进而影响到村庄社会资本,引发了S村业缘关系的重构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复杂化,出现了内外经营者间的排斥与隔阂、经营竞争加剧和社会信任水平降低等现象。⑤ 元资本通过称号授予形成了S村的制度化文化资本,对其农家乐品牌的塑造具有重要作用。⑥ 在元资本的直接作用下,S村迅速转向空间收缩。
图10 元资本调控下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交互作用效应

Fig. 10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capital under the control of meta capital

（4）双重锁定效应的限制。① S村接待的游客中70%以上是熟客,因而向物质空间投资并不能实现新客的快速增加,所以商户投资意愿有限;加之全村主营相似度极高的农家乐套餐产品,生产标准化和专业化程度高,商户已产生路径依赖,创新意愿不足。质言之,“熟客经济”模式及福特制生产方式阻碍了S村经济资本的进一步累积,村庄空间再生产受阻。② S村农家乐旅游品牌扎根于广大游客心中,制度化文化资本与农家乐产业的强关联进一步形成了“形象遮蔽”效应,使得村庄难以从单一的农家乐品牌定位中脱嵌,限制了其旅游业的转型升级。不仅如此,旅游品牌提升的“天花板”还和“熟客经济”模式形成了双重锁定效应,共同抑制了S村多样化空间的生产。③ 身体化文化资本创造了较为丰富的家屋空间类型,部分消解了双重锁定效应,成为S村内部多元形象建构的主要动力。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引入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构建了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元资本在内的多重资本驱动空间生产的概念模型,并以西安市秦岭北麓S村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经济资本由标准化的农家乐产品到村庄建成环境,再到多元消费服务的三级循环,推动S村物质空间商品化程度不断加深。村内商户因微观区位条件形成了金融资本的阶层分化与空间分异,外来经济资本的进入易引发利益分配失衡进而诱致社会风险。第二,新生的业缘关系与亲缘、地缘关系交织而成的社会网络等结构性社会资本的变化,造成S村社会空间的混杂并置和地方认同的分化,“自己人”与“外人”的认同差异是其最突出的特征。社会信任等认知性社会资本的下降引发村民交往空间的内移,正式制度规范作为“粘合性”社会资本生成新的空间治理秩序。第三,商户个人品味等身体化文化资本创造出多样化的文化空间,作为桥梁连接了气质、趣味相匹配的商户与游客,构成了区分社会身份的符号系统;政府赋予村庄的集体称号等制度化文化资本推动形成农家乐专业村品牌,S村成为所在区域农家乐意象的浓缩建构物。第四,元资本直接作用下,外来投资撤离,游客数量下降,村内大型旅游项目被拆除,旅游接待用地大幅减少,农家乐品牌被削弱,S村由空间持续再生产快速转向空间收缩。第五,S村依靠三大区位优势获取的自然垄断地租奠定了村庄空间生产的基础,小规模集体行动优势是村庄空间生产推进的关键内生动力,元资本的调控与影响是村庄空间生产与收缩的根本驱动力,双重锁定效应对村庄空间生产造成抑制。

3.2 讨论

（1）城镇化进程中,郊区作为城市与乡村的过渡地带,往往呈现出半城市化特征。村民的生活方式逐渐向市民靠拢,但生计来源却往往不能脱离“乡村性”,形成的村庄经济形态深嵌于乡土社会和家庭生活之中,并不完全是现代市场经济,可以说是一种伦理经济[41]。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紧密交织,使郊区成为“多重资本混杂”的场域。
（2）乡村振兴背景下,以城市工商资本为代表的经济资本加速下乡,在有效推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同时,也常因过度逐利和无序扩张等引发社会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为此,应重视元资本尤其是政府强制性权力对此过程的调控能力。但需注意到,元资本作为由现代国家持有的一类特殊资本,并非“铁板一块”,始终受不同层级政府利益取向及其间关系的影响。因此,在城乡空间重构进程中,无论是乡村地域还是具体村庄的发展,都必须首先在政府层面形成共识,尤其要谨防“土地财政”模式在乡村的复制;在此基础上再以各类行为主体多元目标的统筹平衡为导向,发挥和放大元资本对经济资本等其他资本空间实践的引导作用和不同类型资本间的协同作用,以期实现乡村人地关系的和谐。
（3）经济资本的非平衡流动易导致社会阶层分化和贫富差距拉大,因而在乡村转型发展中除了要关注村庄经济资本的集聚与累积,更应重视社会和文化资本的维护和培育。就社会资本而言,一是要重视乡村社会信任的建构和增强,二是要制定并及时更新和严格执行制度规范。就文化资本而言,客观化文化资本依赖乡村原生状态,但身体化文化资本和制度化文化资本可以通过后天的培育生成。因此,一方面要“扶才”和“引才”并举[42],集聚更多乡土人才;另一方面要重视乡村品牌塑造,找准“集体符号”,最终实现乡村社会善治和村民共同富裕。
（4）当代乡村空间越来越呈现出复杂样貌[43],复杂空间的再生产必然不可能以单一元素为驱动力。作为一种尝试性分析,本文构建的多重资本概念模型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更加深入地刻画“后生产主义乡村”的复杂性特征,但其适用性和价值还有待更多案例的检验。未来应继续关注不同类型资本之间的转换机制及其空间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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