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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36 >Issue 10: 2541 - 2556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11007

“秦岭生态文明建设”专栏

老家依恋对秦巴山区生态移民新环境融入的影响——基于陕南三市的案例研究

  • 李洋洋 ,
  • 赵振斌 ,
  • 李小永 ,
  • 张予倩 ,
  • 张戬 ,
  • 李佳乐
展开
  • 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西安 710119
赵振斌（1965- ）,男,陕西洛南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人文地理与社区旅游。E-mail:

李洋洋（1997- ）,女,河南洛阳人,硕士,研究方向为移民与乡村地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0-10-12

  要求修回日期: 2021-02-02

  网络出版日期: 2021-12-28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227)

版权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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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hometown attachment towards environmental integration of ecological migrants in Qinba Mountainous Area: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three cities in Southern Shaanxi

  • LI Yang-yang ,
  • ZHAO Zhen-bin ,
  • LI Xiao-yong ,
  • ZHANG Yu-qian ,
  • ZHANG Jian ,
  • LI Jia-le
Expand
  •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Received date: 2020-10-12

  Request revised date: 2021-02-02

  Online published: 2021-12-28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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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态移民的新环境融入对实现移民安置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陕南商洛、安康和汉中三市的三个移民安置点作为案例地,利用半结构化访谈对196位就近安置生态移民进行调查,通过质性分析和QCA（定性比较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将移民老家依恋和新家地方融入/疏离进行了关联分析。研究表明：移民融入新环境是一个老家—新家互动的建构家的过程,就近安置使得这种互动过程更加显著;与其他移民类型相比,就近安置使得老家与新家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全面性的特点,包括老家认同、功能性依赖和社会支持;就近安置所存在的老家与新家联系的复杂性成为移民对新环境产生疏离的重要因素。研究建议,除了解决移民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应允许移民进行老家与新家的互动,并对互动做进一步的政策性安排,以便逐步实现移民心理和社会多层次的新环境融入。

关键词： 地方依恋; 地方融入; QCA; 生态移民; 就近安置

本文引用格式

李洋洋 , 赵振斌 , 李小永 , 张予倩 , 张戬 , 李佳乐 . 老家依恋对秦巴山区生态移民新环境融入的影响——基于陕南三市的案例研究[J].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 36(10) : 2541 -2556 . DOI: 10.31497/zrzyxb.20211007

Abstract

The new environmental integration of ecological migr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resettlement. In this study,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196 ecological migrants who had been resettled nearby in three cities of Shangluo, Ankang and Hanzhong. Through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this paper makes a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hometown attachment and place integration/alienation of migrants, which shows that migrants' integration into the new environment is a process of hometown-new home interaction. Compared with other types of immigrants, the interaction is more remarkable because of the close placement, including hometown identity, functional dependence and social support, which mak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metown and new home more comprehensive. The complexity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hometown and the new hom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leading to the alienation of migrants from the new environment.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in addition to addressing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migrants should be allowed to interact with their hometown and new settlements, and that further policy arrangements should be made for the interaction in order to gradually realize the migrants'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multi-level integration into the new environment.

Key words： place attachment; place integration; QCA; ecological migration; nearby settlements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我国已有930万贫困人口实现了易地搬迁。其中,陕南移民工程作为实施难度较大的项目之一,计划从2011年起用10年时间实现240万人口的转移。陕南地区指汉中、安康、商洛三市所辖区域,不仅位于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腹地,也是陕西省地质灾害的频发地。移民搬迁对于秦岭生态保护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从整体上看,陕南移民总体上具有生态移民的性质。陕南移民搬迁工程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缓解贫困现象[2]的同时,也使移民的居住空间产生了位移、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为减少成本、降低实施难度、维持移民原生活习惯,就近安置成为最常采用的方式[3]。但是,就近安置会导致移民老家与新家关系难以割裂,在一定时期会维持功能和精神层面上的联系。《2018年陕西移民扶贫年度报告》明确提出移民搬迁面临“实际入住难、旧宅腾退难、稳定脱贫难、社区融入难”四大难题。老家与新家的关系对于移民新环境融入究竟有何影响?深刻认识影响发生的机制,对于移民安置成功具有现实意义。
文化地理学关于“地方”的理论为探究移民地方融入提供了基础。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地方成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概念之一,由此衍生的地方感、地方融入、地方依恋等理论更充实了地理学人地关系的相关内容。地方融入（place integration）即人们采取行动直接或间接地解决他们与地方的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从而重新整合人和地方的关系并赋予地方新的意义的持续性过程[4]。该概念强调人与地方之间关系的连续性,同时认为稳定只是地方暂时的特征,地方融入是一个永远不会结束的过程[5]。地方融入是一个离开老家,适应新家的社会过程,是老家与新家的交互作用促成改变的一个过程。对于就近安置的移民来说,地方融入的过程更为特殊。近距离搬迁导致移民有机会更多地穿梭于老家与新家之间,老家与新家的互动频繁。在此过程中,地方依恋发挥了重要作用。针对目前生态移民与“地方”研究的局限性,本文以老家依恋、新家地方融入/疏离为切入点,通过质性分析与定性比较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研究老家依恋对就近安置移民新环境融入的影响,以期丰富地理学对移民“地方”的相关研究,并为移民政策的优化提升提出建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回顾

1.1.1 地方依恋
地方依恋作为环境心理学、游憩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重点,特指人与地方积极的环境心理联系,亦称为“恋地情结”[6]。1989年,Williams等[7]提出地方依恋的概念,认为地方依恋是一个由“地方依赖”（place dependence）和“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所组成的二维结构,相对于地方认同,地方依赖是可以被取代的,其所构建的地方依恋的量表受到国内外广泛应用[8];Scannell等[9]通过对地方依恋相关文献的梳理,进一步构建了人—过程—地方三维组织框架;此外,还存在地方情感、社会关系联结等四维结构[10]。
目前关于地方依恋的定性和定量测量研究已比较广泛。在定量研究方面,主要通过间接测量法和量表法进行测量[11]。间接测量采用与地方依恋概念相近的可替代指标进行测量,如居住时间,邻里关系等[12,13]。量表法多基于前人的开发研究,在此基础上结合本身的研究主题进行指标的修订与改善,如Raymond等[14]借鉴已有量表开发了由地方认同、依赖性、自然联系、家庭联系和朋友联系组成的五维地方依恋模型,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村土地所有者的自然资源依恋的强度进行了测量。在定性研究方面,研究人员多基于访谈法通过对地方意义的探索来间接反映受访者的地方依恋[15,16]。从现有研究来看,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是研究地方依恋的新趋势,既能通过定性分析挖掘复杂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也能在定量分析中检测依恋强度和个体差异[17]。
1.1.2 地方依恋与地方融入
地方依恋可以存在于不同的尺度,家、社区、城市、国家等[18],其显著特征为人们倾向于与依恋的地方保持密切的关系,从而影响移民的地方融入或疏离[19]。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以将地方（老家）依恋对地方（新家）融入影响大体归纳为三个层面：首先,身份建构。身份具有相同性和独特性,是个人区别于他人的重要维度。如果一个人长期居住在特定地方,则其通常会对这个地方产生归属感,该地成为“个人身份的证明”。Gilmartin等[20]的研究表明,移民地方归属感与个人身份认同密切相关,居住在爱尔兰的移民通过父母关系和出生地叙述框定自我身份,而这种身份界限使移民在迁入地产生情感距离。Wester等[21]认为只有在一个漫长的互动过程后,新的地方才逐渐融入身份认同。其次,地方营造（place making）。地方依恋会持续性影响移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思维方式,其影响在移民新家地方营造中得到显现。例如,130年前迁徙到哈萨克斯坦的回民至今仍保留了传统语言与习俗[22],穆斯林移民在贝尔维尔地区建立多座清真寺、书店和食品店,使贝尔维尔被称为巴黎的伊斯兰区[23]。此类地方营造行为不仅促进了新社区的建设与更新,同时也有益于维持移民原有生活习惯,实现更好地融入。最后,建构家（homing）。家是一个日常的、通俗的概念,由认知、情感、实践构成。目前“家”已成为移民研究最有价值的话题和视角之一。随着认识的深入,家的概念不断被拓展,Boccagni[24]认为移民在新环境中呈现出建构家（homing）的特征——人们根据自身资本或外部机会,在生活环境中逐渐形成一种家的感觉,建构家是一种空间化的社会实践。建构家的途径具有多样性,例如跨国移民的返乡实践[25],或通过维持社会关系网络以增强抵御新环境的经济压力。
可以看出,对于移民地方依恋与地方融入的研究正在成为学界热点。对比国外的研究,目前国内尚存在以下几点不足之处：（1）在研究内容上,学者多偏向移民地方依恋、地方融入二元论,从移民的地方感、新家适应状况单方面进行研究,未将移民的地方融入作为一个老家与新家的互动过程进行考察,不利于揭示移民融入的内在机制。（2）在研究对象上,目前大量地方依恋文献的研究对象集中于古村落居民、旅游者、农民工、侨民,对生态移民的地方依恋及家的互动的探讨不足。（3）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的移民行为与环境心理方面的研究主要是质性方法和基于问卷的量表测量方法,质性方法缺乏无法处理大样本的数据,而量表统计分析由于结构化的问题,削弱了对移民现象的深入认识[26]。此外,鉴于在实地调研过程中调研小组发现移民存在不同的融入状态,针对移民无法融入新家的情况,本文采用了“地方疏离”的概念[27]。地方疏离（place alienation）是指人们在处理其与环境的关系中,在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影响下导致暂时性无法适应地方生活,随之而产生脱离感或无法产生对当前社区的归属感的现象,主观条件具体表现在情感、认知层面,客观条件则与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等相关。地方融入与地方疏离作为人地互动的两种状态,分别体现了移民对环境的差异性认知与行为,与地方融入相反,地方疏离体现了人对所处环境的消极反应。

1.2 研究设计

1.2.1 案例地概况
本文案例地覆盖陕南三市,分别为安康市汉滨区大竹园镇七堰社区、汉中市宁强县二道河移民安置小区、商洛市丹凤县竹林关镇江北移民小区（图1）。选取上述三个案例地,主要基于以下考虑：（1）这些案例地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七堰社区是陕南避灾扶贫移民搬迁政策的发源地,陕南移民搬迁工程由此开始;二道河社区是汉中市（市级）目前最大的陕南移民搬迁安置点;江北移民新区是陕西省陕南移民搬迁工作启动后建设的第一个大型移民集中安置点。（2）案例地满足就近集中安置标准。三个案例地的移民平均搬迁距离分别为3.15 km、23.56 km、3.93 km,均属于就近集中安置类型。（3）三个案例地的安置规模及人口适中,尤其常住人口较多。七堰社区占地面积为0.17 km2,自2011年以来安置周边1044户3860人;二道河小区占地面积为0.14 km2,自2013年来安置全县18个镇（办）2120户7045人;江北移民小区占地面积为0.41 km2,自2013年来已安置1.4万群众。根据调研目的和移民安置点的现状,挑选出上述三个社区展开调研,能够较为全面地把握陕西省移民搬迁工程的动因、现状,对三个案例地的研究可为深入认识和解决就近移民搬迁安置中的问题提供思路。
图1 案例地位置与搬迁距离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case location and relocation distance

1.2.2 数据收集
本文的调研对象为上述三个安置社区的生态移民,调研时间为2020年8月17-28日,2020年11月5-9日,共计17天。为深入了解陕南移民的融入状况,调研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方法,每次访谈时间控制在30~40分钟左右,在表明来意并征得受访者同意后,对访谈内容进行书面记录和录音,录音转文本后共得到31万字。
访谈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分别为老家和新家的情况。关于老家的问题包括：（1）老家的居住情况,具体包括老家到安置地的距离、交通情况、老家的生计、农事活动、经济来源、日常活动、邻里关系情况;（2）老家的优缺点及最舍不得的事物。关于新家的问题包括：（1）新家的居住情况,如人口构成、房屋面积、日常休闲、邻里关系、经济来源;（2）新家的优缺点。此外,本文也考察了移民的搬迁态度和原因、返迁意愿、个人身份认同等情况。
调研获得196份样本,其中有效样本194份。从样本构成来看,男女比例基本平衡,分别为49.5%、50.5%;年龄构成上,30岁及以上的受访者占87.1%,45岁及以上的受访者占66%;受教育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主,占比71.1%。从职业上看,受访者多以农民为主,部分年轻男性在外务工。
1.2.3 数据分析
（1）质性分析。在调研工作完成之后,将田野笔记和录音内容进行整理并贮存为Word文档,依据社会学家Strauss等[28]提出的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使用质性分析软件NVivo 11.0对文本内容进行处理,按照扎根理论的框架程序依次进行编码,分析移民对老家的地方依恋和新家的融入/疏离情况。首先在NVivo 11.0软件中对原始文本进行开放式编码,并根据研究主题对访谈内容进行节点编码。随着文本编码的不断进行,节点的数量逐渐增加,部分内容也出现重复现象,文本内容无新增即达到了理论饱和状态（theoretical saturation）。根据各类别之间的关系进行归纳分类,并进一步进行概念化总结,如移民对老家生活肯定性描述,反映了老家的认同感或依赖感,对新家的正面、负面描述分别反映融入和疏离。最后,通过计算每个类别下的节点得到对应频次与频率,形成老家地方依恋与新家地方融入/疏离类目表（表1）。
表1 老家依恋与新家融入/疏离的类目构成

Table 1 Category composition of hometown attachment and place integration/alienation concerning new settlements

老家依恋 节点频数/次 百分比/% 新家融入/疏离 节点频数/次 百分比/%
1 老家情感联系 417 30.1 1 生活融入/疏离 664 39.0
1.1 保障感 71 5.1 1.1 生活便利 511 30.0
1.2 舒适感 44 3.2 1.2 生活不便 153 9.0
1.3 归属感 147 10.6
1.4 认同感 155 11.2
2 生活方式留恋 360 25.9 2 经济融入/疏离 400 23.5
2.1 地方风俗 85 6.1 2.1 生计来源增加 53 3.1
2.2 劳动生活 100 7.2 2.2 经济压力大 152 8.9
2.3 资料来源 69 5.0 2.3 生活成本上升 195 11.5
3.4 物品牵挂 106 7.6
3 社会关系依赖 274 19.7 3 心理融入/疏离 262 15.4
3.1 邻里关系 114 8.2 3.1 安全感 13 0.8
3.2 滞留亲属 95 6.8 3.2 认同感 142 8.3
3.3 行门入户 65 4.7 3.3 习惯 69 4.1
3.4 抗拒感 38 2.2
4 农业生产依赖 233 16.8 4 社会融入/疏离 243 14.3
4.1 药材 27 1.9 4.1 邻里关系融洽 126 7.4
4.2 庄稼 55 4.0 4.2 参与社区活动 58 3.4
4.3 蔬菜 118 8.5 4.3 邻里关系隔阂 42 2.5
4.4 茶园 33 2.4 4.4 拒绝社区活动 17 1.0
5 地方环境留恋 104 7.5 5 政策融入/疏离 132 7.8
5.1 山清水秀 78 5.6 5.1 支持搬迁政策 77 4.5
5.2 环境适宜 26 1.9 5.2 反对搬迁政策 55 3.3
总计 1388 100 总计 1701 100
（2）定性比较分析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QCA认为达到同样的结果可以有多条途径,而每条途径都是不同的相关因素组合,这突破了传统定量研究拘泥于单一模型验证独立变量显著性的思维套路[29]。QCA将每一个样本视为一个案例,将需要解释的结果定义为结果变量,解释结果的原因为条件变量,研究者通过识别引发相同结果的不同情境因素的因果路径,可识别“多重并发因果关系”[30]。根据QCA的操作步骤,首先进行结果变量和条件变量的设定,研究以新家地方疏离程度为结果变量,以老家依恋为条件变量;其次,构造真值表;最后,将真值表导入Ragin[29]所开发的fsqca 3.0软件中,进行必要条件分析和条件组合分析,通过布尔最小化得出结果,并对结果进行解释。

2 结果分析

根据调研主题和材料属性对访谈内容进行质性分析,本文最终建构出五种老家依恋类目,编码1388个词语、短语和短句;由访谈内容建构出五种新家地方融入/疏离特征类目,编码1701个词语、短语和短句;最终编码3089个词语、短语和短句。

2.1 老家依恋与新家地方融入/疏离类目分析

本文中的老家依恋主要指移民与老家的积极联系,源自于访谈过程中与老家相关的问题。新家地方融入则主要指移民对新家的适应情况,反映了移民重新整合与新环境的关系,以达到人与地方和谐发展的状态。在编码过程中,发现移民的负面感知较强,考虑到移民在新家的融入是一个不断持续进行的过程,移民难免会出现消极情绪及反应,因此本文采用地方疏离的概念定义这种现象,并将其纳入分析之中。
2.1.1 老家依恋类目分析
通过对文本的归纳（表1）,研究中最终得到移民老家依恋共五大类目（包括17个二级类目）,按照频率高低依次为“老家情感联系”（30.0%）,“生活方式留恋”（25.9%）、“社会关系依赖”（19.7%）、“农业生产依赖”（16.8%）、“地方环境留恋”（7.5%）。前四种类目总频率达92.4%,基本上构成了移民老家依恋体系的主体。根据五大类目的特征,可将老家依恋大致归纳为三种类型[31],分别为功能性依赖（农业生产依赖）、老家认同（老家情感联系、生活方式留恋、地方环境留恋）、社会支持（社会关系依赖）。认同指移民与地方的精神和情感联系,依赖和支持指移民与地方的功能性联系。
“老家情感联系”是归纳出的频率最高的类目。这类描述是提到为什么舍不得老家时移民表达的心理感受,如访谈中“祖祖辈辈”“舍不得”“老家好”等内容都表达出移民对老家的积极情感联系。个体对过去生活的记忆和理解将持续性影响自身的认知和情感反应,进而影响移民倾向于与这样一个地方保持密切的关系,并构成老家依恋的重要部分。老家于移民而言是成长之地,对于部分老年移民而言,老家更是整个生命历程的见证地,其在与老家的长期互动中产生了浓厚情感与不舍。在这种情况下,归属感和认同感构成了该类目下频率最高的两个二级类目。虽然移民原始居所所处的生态环境较为恶劣,生活交通诸多不便,但是未影响移民与其保持正向情感联系,也说明物质条件并非影响地方依恋的决定性因素。
“生活方式留恋”包括了地方风俗、劳动生活、资料来源、物品牵挂四类,是频率位列第二的类目。地方风俗包括了“祭祀”“上坟”“回家过年”等内容,在特殊的日子（清明节、祭日）,移民会回到老家向已故亲人表达思念;此外,在安土重迁的传统思想影响下,去世后坟地如何解决、落叶是否能够归根也成为困扰中老年的一大问题。对于移民来说,死后能够在老家安葬是精神上的归属。移民对老家“劳动生活”的惦念主要体现在农耕生活方面,如“有地种”“土地”“养羊”。“山泉”“柴火”“烧柴做饭”是“资料来源”的主要内容。老家的物质资源多取自自然,不存在经济成本,减轻了移民的生活支出。“物品牵挂”体现了移民对过去辛苦创造的财产的重视。例如“老房子”在访谈中被频繁提起,表明了移民对个人成就及家族传承的强烈关注。
“社会关系依赖”包括了邻里关系、滞留亲属（未搬迁）和行门入户三类二级类目。移民对老家邻居的形容多为“人好”“像亲人”等积极描述,世代建立的乡土联系也使得移民自愿返回老家行门入户（该地居民对参与红白喜事出礼的特殊称呼）。地方依恋根植于个人对社会关系参与度,当问及移民回老家的活动时,“行门入户”和“看望老人”都作为高频回答出现。受到生活习惯等因素的限制,部分移民的家人仍滞留在老家,移民往往需要携带礼物定期看望老人,返回老家既是对自身赡养义务的履行,也是自我身份和自我价值的反映。
“农业生产依赖”主要指移民对土地的功能性依赖,如获得“蔬菜”“药材”等。目前的就近安置政策为保留移民的土地使用权,允许移民将土地进行流转或者自己耕种。在此背景下,多数移民选择在老家进行农业生产,所种作物或为传统粮食,如“瓜果蔬菜”,或为种植经济作物,如“黄姜”“连翘”等。前者可满足移民的日常口食,后者可通过售卖获得收益,从而进行发展资料等消费。
“地方环境留恋”是移民在与新家环境对比下得到关于老家环境的优越之处,受访者多从自然风光角度对老家环境进行评价,如“空气好”“山清水秀”“风景好”等描述,表达了一定的自豪情绪。同时,“避暑”“夏天凉快”等描述是移民在夏季返回老家的重要原因。与移民新区密集的人口、高耸的大楼相比,老家安逸、舒适的环境在移民心理感知中具有不可替代性。
2.1.2 新家地方融入/疏离类目分析
新家地方融入/疏离主要包括五个类目（包括16个二级类目）,频数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生活融入/疏离（39.0%）、经济融入/疏离（23.5%）、心理融入/疏离（15.4%）、社会融入/疏离（14.3%）、政策融入/疏离（7.8%）,编码总数为1701个。每个一级类目所含的二级类目都展示了对移民新区生产生活的正向和负向评价。
“生活融入/疏离”占比最高。在生活融入方面,移民表达了对新家的购物、医疗、交通等条件的认可,较为特殊的还有新家所带来的“第三代上学”与“子女婚配”机会。受访者表示推动移民搬出大山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子孙教育问题,搬出大山有利于后代接受优质教育并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此外,对于适龄婚配男女,女性一般不愿意嫁到山里生活,新家优越的交通位置以及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更为符合年轻人的生活习惯,因此子女婚配也成为移民搬迁的主要原因。在生活疏离方面,“物业不管事”“上下楼不方便”“噪音”是移民提到较多的内容,具体而言,安置房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漏水问题,而物业对此的推脱态度引起了移民不满。上下楼不方便及噪音是中老年移民广为反映的问题,受身体条件和思想观念的限制,此类移民对集中安置楼房的居住环境及居住方式表现出明显的不适应。
“经济融入/疏离”类目占比第二。在经济融入方面,一些移民提到社区工厂拓宽了自身的就业途径,或利用自家门面房开办超市或餐馆,这些变化使其生计来源增加。但是通过类目表可以发现,经济疏离与经济融入的类目在频次上出现明显的差距,通过频次可以看出大部分移民在新家面临着经济压力,“贷款买房”和“日常支出”是导致移民产生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虽然不同时期的移民安置补助存在差异,但除贫困户外,每户家庭一般要承担15万以上的买房和装修费,这给技术能力弱的农民带来了经济难题,部分移民的毕生积蓄都用于买房,而在入住新家后,面对高消费的城镇化生活,高日常支出成为移民的痛点,也是移民选择回老家的重要推力。
“心理融入/疏离”由安全感、认同感、习惯、抗拒感组成。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可以发现移民的心理融入呈现出随时间变化的特征,随着在新家居住时间的不断增加,移民对新家的了解和适应程度随之加深,心理状态在时间推移中由“抵触”到“习惯”再到“认同”。部分移民表示“刚搬下来时非常不适应新家”,但是随着居住年份的增加,移民表达出“现在新家就是真正的家”“不愿意再回到老家”等观点,也有移民提到了新家所带来的安全感,如“住在这里再也不害怕山洪灾害了”。
“社会融入/疏离”主要包括邻里关系和社区活动参与两方面。部分移民表示能与新邻居建立友好的社交关系,但是鉴于移民新区的人口组成较为复杂,包含了不同乡镇的移民,移民之间情感联系弱,具体表现为新型社交形式——预约拜访的不便。与老家的闲暇串门相比,搬迁后住宅的整体私密性显著增强,空间规则显化,社交往往建立在有需求的基础上,移民需要提前打电话询问对方是否方便。为了不影响他人的生活且不给自己制造麻烦,移民宁愿选择各自呆在自己家里。此外,移民在社区活动参与方面存在明显的年龄差异,年轻人多对此表达出积极情绪,而老年人则为负面情绪,拒绝参与社区或自发组织的活动。
“政策融入/疏离”状况反映了居民对搬迁政策的认可程度。大部分移民对搬迁政策持以积极态度,认为搬迁政策是贫困人口走出大山的利好政策,也有部分移民表示搬迁过程存在“不公平”现象,在某些特殊指标的评定上存在不透明,且新家的状况并未达到宣传效果,认为“搬坏了”。

2.2 老家依恋与地方疏离的关系分析

移民在新家的融入状况不仅受到社区基础设施、人际关系等因素的限制,而且与移民和老家之间的情感、行为联系密切相关。“新家不如老家”“家里好”等话语反映出移民对新家的认知往往以老家为参照,在对比中重新塑造“家”的形象。为进一步探究就近安置移民老家依恋对新环境融入的影响,本文以新家地方疏离程度为结果变量,以老家依恋为条件变量,分析老家依恋如何导致就近安置移民产生社区疏离感。根据QCA的处理步骤,需要对每个案例的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进行赋值,条件变量按每个案例提到某条件与否进行二分赋值,对存在的变量赋值“1”,不存在的变量赋值“0”,如受访者提到目前仍在老家进行农业生产,则对“农业生产依赖”赋值为1,反之,则赋值为0。通过对受访者在新家地方疏离情况的综合判断,实现结果变量的二分赋值,若移民同时提到地方疏离5个维度中的4~5个,疏离程度赋值为“1”,0~3个则赋值为“0”。当结果变量取值为1时,说明本案例呈现出显著的疏离状况[32]。在得到二分数据表和真值表后,将数据导入fsqca 3.0进行运算。
2.2.1 基于QCA的单个条件必要性分析
根据QCA的分析步骤,在进行条件组合运算前,需要对单个变量是否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进行检验。判断标准为：如果某一变量相对于结果的一致性（consistency）分值大于0.9,则认为该变量是结果的必要条件[33]。表2为“地方疏离”的必要条件检验结果,在结果变量为“地方疏离”的情况下,“生活方式留恋”及“老家情感联系”的一致性均大于0.9,再结合两者的覆盖率情况来看,“老家情感联系”的覆盖率高于“生活方式留恋”,说明“老家情感联系”的解释性更高,该结果表明对老家的“生活方式留恋”和“老家情感联系”是影响移民新环境融入的重要因素。“老家情感联系”和“生活方式留恋”在本质上都属于老家认同范畴,体现了移民与老家的精神联系。于移民而言,家不仅是一个空间位置,更是情感的寄托地,移民在与家的长期互动中产生认同感、舒适感,而这种联系在短时间内具有不可代替性,造成了移民对新家产生地方疏离。
表2 “地方疏离”的必要条件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n necessary conditions of place alienation

老家依恋 疏离
一致性 覆盖度
农业生产依赖 0.400000 0.800000
不存在农业生产依赖 0.600000 0.697674
地方环境留恋 0.380000 0.863636
不存在地方环境留恋 0.620000 0.673913
生活方式留恋 0.960000 0.786885
不存在生活方式留恋 0.040000 0.285714
社会关系依赖 0.760000 0.974359
不存在社会关系依赖 0.240000 0.413793
老家情感联系 1.00000 0.909091
不存在老家情感联系 0.00000 0.000000
2.2.2 移民出现“地方疏离”的条件组合分析
在必要性检验完成后进行条件组合分析,目的是识别多重并发因果关系,挖掘导致移民出现地方疏离的条件组合及路径。此处涉及两个主要指标,分别为一致性和覆盖率。一致性用于测量单一条件变量或条件组合是结果子集的程度,覆盖率指单一解或总体解所能解释的总案例的比例。据表3显示,当结果变量为“地方疏离”时,共有四种条件组合：（1）存在对老家的生活方式留恋、社会关系依赖、老家情感联系;（2）存在对老家的生活方式留恋和老家情感联系,不存在农业生产依赖、地方环境留恋;（3）存在对老家的农业生产依赖、地方环境留恋、生活方式留恋和老家情感联系;（4）存在对老家的地方环境留恋、社会关系依赖、老家情感联系,不存在农业生产依赖。四种条件组合的总体覆盖度为0.88,总体一致性为1,考虑到组合4的原始覆盖度较低,因此本文只对其他三组条件组合进行分析。
表3 出现“地方疏离”的条件组合

Table 3 A combination of conditions for place alienation to occur

老家依恋 解
组合1 组合2 组合3 组合4
农业生产依赖 ○ ● ○
地方环境留恋 ○ ● ●
生活方式留恋 ■ ■ ■
社会关系依赖 ● ●
老家情感联系 ● ● ● ●
一致性 1 1 1 1
原始覆盖度 0.720000 0.380000 0.160000 0.100000
唯一覆盖度 0.240000 0.100000 0.020000 0.040000
总体解的一致性 1
总体解的覆盖度 0.88000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不存在;■表示外围条件存在;空格表示“无关”。

从表3中可以发现,组合1的原始覆盖度在四种组合中的覆盖度最高,为72.0%。其中,社会关系依赖和老家情感联系为核心条件,生活方式留恋为外围条件,覆盖了社会支持和老家认同（老家情感联系、生活方式留恋）两个老家依恋维度。
移民往往认为自己有义务向留守家庭提供情感和经济支持,这与中国人以孝为核心的传统家庭观念密不可分。在本文中,虽然部分受访者已经搬迁到新家,但是家庭中年龄稍大的成员多因无法适应新家生活而选择留在老家,因此,移民往往需要定时看望亲属。受访者（A021）表示：“目前老家就老人还在住,基本上大部分人的老家都有亲人还在住,包括一些亲戚啦,自己人（住在新家的人）回去照顾父母,根据我的基本情况,我一般都是一个月或者半个月回去一趟,看看老人,给他们买些吃的,看一看他们,主要照顾他们身体方面。”这种现象反映出就近安置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移民原生活方式,更易实行,但同时导致移民进入老家的可能性增大,同时旧有社会关系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受访者（B032）对维持旧有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做出这样的解释：“新家这边的邻居毕竟是刚认识,跟老家的邻居不能比。一般的酒席,红白喜事,咱们还要给老家里其他人帮忙,你也有红白喜事他也要给你帮忙嘛。”与上述受访者相似,多数移民表示即使搬迁到移民新区,当面临问题抉择或举办红白喜事时,仍需要借助老家亲属、邻居的帮助,与新家邻居联系相对较少,社会关系的跨地域性联结在移民与老家的互动中充分彰显。就近安置使得移民在空间上保持了老家血缘、地缘的社会联系,延续了移民的自我身份认同和社会关系网络的空间实践,同时这种联系也削弱了移民与新家的互动,不利于催生基于共同生活背景的新集体记忆,移民的社交网络出现固化、僵化现象,产生新环境疏离现象。
除了社会关系依赖,移民产生新家疏离的原因还包括对老家的保障感、舒适感和归属感的认可,即老家情感联系。在访谈中问及老家优点时,受访者（A027）说到：“在老家最大的优点就是有能力的人能生活,没能力的人照样还能生活。老家可以种庄稼,就不用买菜,不用担心粮食的问题。假如家里有五六口人,只用出去一个劳动力就可以维持生活了,但是呆在这（新家）,没钱你就过不下去了,如果这边过不下去了,我们还要回去老家住。”也有受访者（C035）提到了老家的舒适感：“在老家住就是比较舒服呀,这边没有老家自由,老家那边人少也清闲,平时可以到处逛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移民对老家的保障感和舒适感源于其日常生活经验,通过长期的居住和实践,移民熟悉并掌握了地方（老家）特性与生存规律,而搬迁后所面对的不稳定的空间形态与生产使其产生了一种消极的地方感[34],表现为心理上的无力与排斥。老家不仅具有独特的物理环境和生存方式,而且承载了移民的成长记忆和个体成就,具有丰富的地方意义——归属感。正如受访者（B018）所言：“住了几辈人的地方才是家嘛,我们几十年都是在那里修房子、种地、奋斗,虽然现在搬下来了,但是还是挂念那地方。主要是因为我们在那地方待了好久,像我都待了三十八年啦,你像那房子、猪圈都是自己亲手弄下的,心里还是舍不得的。搬迁的时候把一些方便携带的东西（衣服、农具）拿下来了,剩下的都没拿,有时候做梦都还在老家,就有那种留恋。”积极的地方情感联系促使移民自觉表现出与老家保持密切联系或回去住的倾向性,且由于空间位移所带来的情感错位与新情感建立困境,两者的结合使得移民在心理状态上表现出对新家的无规范感和压迫拘束感,导致无法融入新家。
移民对老家生活方式的留恋作为外围条件对移民地方疏离产生了辅助影响。移民在老家多以种田为生,食物自给自足,然而搬迁后所面临的失地现象令移民感到身份的徘徊与困惑。虽然居住在城中,仍无法摆脱农民的自我认知和行为,部分移民为延续老家习惯尝试在新区开垦小块土地进行耕作。此外,新家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迫使移民从木柴到使用电做饭、从免费水源到付费使用自来水、使用公共卫生设施,这些变化不仅导致移民经济压力增大,更使其生理、心理产生不适。对于年龄偏大的移民来说,生活方式的改变所带来的冲击更为明显。一位55岁的受访者（A022）表示：“哎,要说在这儿生活比咱老屋更困难啦,为啥呢?咱在老屋咱自己种庄稼,粮食不用买,但是搬到新村之后,就感觉把人困到这儿了。想去打工,但是我五十多岁人了,没有人要,也没有挣钱的路数,这里好多人去山上打核桃卖,但是像我每天要抱孙子,就算和他爷爷一块儿忙一天也只能打个十二三块钱,说个玩笑话,我们一天挣的钱才能买几个馍,把嘴顾上（吃饱饭）。你想天天爬起来打核桃,但是这个天突然下雨就又干不了了。”最后,在新区住宅类型方面,部分移民对现代化高层小区住宅表达了不满。受访者（B043）认为：“政府原来给弄的单人单户就挺好的,像这样的小区就不是咱农民住的屋。城里人从小就干净惯了,但是我们都不习惯,又是换鞋的,换衣服,儿媳妇还是觉得我们不卫生。我还是想住独户独家的那种房屋。”传统的乡村建筑以一宅一户为主,物理空间大且通行便捷,而高密度住宅小区在空间形态和私密性上具有压抑性,导致移民产生抗拒感。
组合2与组合3同时具备生活方式留恋和老家情感联系因素,但农业生产依赖和地方环境留恋因素的存在与否具有差异。同种因素,不同的存在状态,导致同一结果,也体现了移民群体内部的差异化。在乡土社会中,农民依附土地而生,对其而言,稳定的定居生活是常态,而流动、迁移则是反常现象。通过访谈发现,大部分受访者仍需同时兼顾“新家”和“老家”。除了需要回家照看父母,还需要回家耕种。受访者（A006）提到：“在老家那是这样的,我有土地,我可以种一点菜,少花钱,啥菜都种,一般这杂粮,红薯啊,玉米啊,葱啊,菜啊,啥我都种,这我就不花钱啦,对不对?到这儿就说一根葱,一茬韭菜,都要掏钱买呢,但是你这钱从哪儿来?没有钱拿啥吃呢,你生活不下去,你不种一点点咋办呢。”移民对传统农业生产的依赖一方面受到根深蒂固的农耕文明——“自给自足”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应对经济风险的能动性措施。相对于异地安置,就近安置移民老家与新家的地理间隔更近,延续性或非延续性的功能性依赖在人地关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调节作用。由于受到年龄、文化程度等人力资本的限制,部分中老年移民只能反向诉诸老家的可利用土地以获得生活保障和经济来源,然而这种空间行为上的密切联系在缓解了移民生活压力的同时又使其传统的耕作思想观念延续,最终导致新环境疏离。移民新区的人口来自于不同村落,老家环境条件和所受自然灾害的程度具有差异,不存在农业生产依赖的移民老家土地破坏较为严重,且在秦岭生态环境优化后,野猪等野生动物频繁出没,老家已逐渐不适宜从事种植业,此时非延续性功能性依赖发挥作用,移民移居新家后所承受的经济、社会压力无处缓解,亦导致地方疏离。老家、新家的关系在时间、空间等因素的影响下不断变化、重塑,最终在移民新环境融入中表现出差异性。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本文以陕南商洛、安康和汉中三市的三个移民安置点为案例地,通过对就近安置移民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运用质性分析和定性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文本内容,对就近安置移民在新环境融入中所出现的地方疏离现象进行了分析与讨论,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1）移民融入新环境是一个老家—新家互动的建构家的过程（homing）,就近安置使得这种互动过程更加显著。家是动态的、可变的、情景的和可再生的,它不仅是一个（或多个）地方或社会环境,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空间位置的变迁并未使移民的“家”观念迅速发生变化,相反,移民往往处于重构家的实践中。
（2）就近安置移民与老家（包括老家环境）的联系具有全面性特点,涵盖了老家认同、功能性依赖、社会支持。其中,老家认同包含老家情感联系、生活方式留恋、地方环境留恋;功能性依赖指农业生产依赖;社会支持指社会关系依赖。导致移民地方疏离的途径共有四条,且以存在对老家的生活方式留恋、社会关系依赖、老家情感联系为主导。
（3）就近安置所存在的老家与新家联系的复杂性成为移民对新环境产生疏离的重要因素。通过延续性的认知、情感与行为,老家依恋从多维度上影响着移民新身份认同的建立,最终出现地方疏离现象。

3.2 讨论

本文以陕南地区生态移民为缩影,将就近安置移民的新环境融入置于老家—新家互动的框架中进行讨论,以求丰富移民地方依恋及融入的研究视角。我国目前处于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移民搬迁也成为乡村生态保护和脱贫致富的重要措施,对移民老家与新家关系的认识不仅能够为实现移民目标提供思路,更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20世纪70年代,“家”成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领域,被认为是一个安全和熟悉的空间,能提供特殊的地方感和归属感。在对“家”的认识和概念化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模糊和矛盾。尤其在新流动范式提出以后,固定/非流动范式（sedentary paradigm）下所建构的固定化、静态化的家的概念被不断解构,并以流动的、跨界的、想象的形态重塑。家被理解为社会互动本地化的动态过程[24]。移民可以简单地看作是一种离开家乡,并可能在其他地方建构家的过程,但老家和新家之间并非是二元对立的。例如,跨国移民在建构异国生活的同时继续维持对迁出地家庭、社区和朋友的忠诚和承诺。这将“家”从一个独特的物理位置分离出来,取而代之的是将它定位为一个与多种社会关系和物质相关的移动概念。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本文将动态的家具体化为老家—新家之间互动的家,将家的建构过程进一步细化。就近安置同样使移民难以融入新家,因为近距离使移民难以“割断”与老家的联系。这种地理上的“藕断丝连”影响了移民的地方融入过程和效应,这与一般所认为的就近安置可以促进移民融入新家的观点不相同,对现有认识做了理论拓展[35]。
地方依恋的强度取决于对现状的评估,作为一种原始情感,它既可以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如移民返乡创业或促进社会更新,也有可能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导致功能失调[36]。就近安置移民复杂且多样化的老家依恋从移民主体、地方和人地互动方面多角度框定移民的既有身份和认知[31],导致就近安置移民表现出在新老家之间构建双重生活的现象。虽然移民已经搬迁到新的安置点,但是由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等因素限制,移民往往需要从老家获取生活物资和社会支持来维系新家的生活,这种密切的空间行为联系与长期居住所产生的老家认同从不同角度影响着移民的生计转型与新社会网络建立,并从多途径固化了移民的身份认同,最终出现地方疏离（图2）。调研发现部分移民目前仍间歇在老家生活或持有“老了还要回去”等观点,如何解决此类群体存在的不安感,实现“稳得住”是政府和学界需要关注的问题。此外,就近安置也带来了特有社会现象,如“双重社会网络”,移民既要保持旧有的社会网络结构还需建立新的社会网络关系,这给移民群体带来了经济和心理的双重压力,对移民新环境融入产生负面影响。
图2 老家依恋对移民新环境疏离的影响机制模型

Fig. 2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model of hometown attachment on migrants' new environmental alienation

移民是一个离开老家和逐渐融入新家的连续性过程,迁移距离和地方依恋（老家）在移民新环境融入过程中同时发挥作用。根据搬迁形式的差异,移民的老家依恋在老家与新家互动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种特征对于完善移民环境融入理论和指导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通过对移民相关文献的回顾和梳理,本文根据新、老家的互动状态将移民类型划分为：紧密型、半紧密型、松散型（图3）,移民老家—新家的互动呈现出明显的等级性。紧密型如就近安置移民,这类移民与老家的联系最为密切,往往与老家保持着认同、功能性依赖、社会支持多方面联系;半紧密型如生活方式型移民、经济移民,随着搬迁距离的增加,此类移民与老家丧失了功能性依赖,存在对老家的认同和社会支持联系[37,38];松散型如跨国移民或城市土地征收搬迁移民,相比前两类移民,这类移民仅存在对老家的精神情感性联系——老家认同[39,40]。移民新老家互动程度的差异会在移民新环境融入过程中反映出来,并影响移民过程的实现。一般而言,与老家互动紧密的移民在被动搬迁过程中可能表现出明显的新环境融入困难（疏离现象）,本文的结果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从老家—新家互动建构家的移民搬迁观点出发,本文建议,在就近搬迁安置过程中,除了解决移民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应允许移民进行老家与新家的互动,并对互动做进一步的政策性安排,以便逐步实现移民心理和社会多层次的新环境融入。
图3 不同搬迁距离移民老家—新家互动模式

Fig. 3 The hometown and new settlement interaction mode or immigrants with different relocation distances

由于调研案例地年轻人多外出打工,使得研究样本年龄分布上以中老年为主,可能会降低对年轻移民环境心理特征的反映。但是从本文主题来看,老家依恋产生的新环境融入问题主要体现在中老年移民群体之中,因此,研究数据能够较好地解释研究问题。定性比较分析结合了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有利于深入探究社会文化现象及多因素关联关系。但由于这种方法以归纳分析为主,研究结果还有待于进一步的三角数据和实践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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