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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家庭食物消费差异的实证研究——以郑州市为例

  • 侯鹏 , 1, 2 ,
  • 张丹 , 1 ,
  • 成升魁 1
展开
  • 1.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 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张丹(1983- ),女,河南洛阳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资源可持续发展。E-mail:

侯鹏(1989- ),男,河南安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资源消费及其综合环境效应。E-mail:

收稿日期: 2020-01-15

  修回日期: 2020-02-28

  网络出版日期: 2021-10-28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01602)

国家重点研发项目(2016YFE0113100)

版权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An empirical study of food consumption in urban households of Zhengzhou city

  • HOU Peng , 1, 2 ,
  • ZHANG Dan , 1 ,
  • CHENG Sheng-kui 1
Expand
  •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1-15

  Revised date: 2020-02-28

  Online published: 2021-10-28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21.

摘要

食物消费是人类最基本的消费行为。以中原地区典型城市郑州市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跟踪称重方法,获取了309户城市家庭的一手食物消费数据,定量分析了现阶段我国典型城市家庭食物消费的差异。研究表明:(1)郑州城市家庭人均食物消费总量为372.32 g/餐。其中,植物性食物的消费量约为动物性食物的3倍。(2)三个样本城区中,惠济区水产品和水果的人均消费量远低于金水区和二七区;收入水平较高的家庭,蔬菜、主食的人均消费量占人均食物消费总量的比例趋于减小,而水产品、奶类和水果的比例趋于增加;人口规模较小的家庭比规模较大的家庭人均食物消费量大。(3)通过与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推荐的食物摄入量对比发现,郑州城市家庭主食类和蔬菜类消费量合理,畜禽肉和蛋类的消费量过高,粗杂粮、水果、奶类和大豆摄入不足。实证研究为进一步准确获取居民食物消费基础数据提供了参考,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本文引用格式

侯鹏 , 张丹 , 成升魁 . 城市家庭食物消费差异的实证研究——以郑州市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 36(8) : 1976 -1987 . DOI: 10.31497/zrzyxb.20210806

Abstract

Food consumption is the primary way to get access to the basically-needed energy and nutrition for human being. Our investigation was conducted in Zhengzhou city, one of the provincial cities in central China, by a 3-consecutive-day household weighting survey. We gained a first-hand dataset consisting of 309 urban households in Zhengzhou and their food consumption data. Our research reveals that: (1) Urban households in the study city held a 372.32 g of food consumption for each meal per capita, which was dominated by plant-based foods (277.12 g). The ratio between plant-based foods and animal foods was 3∶1. (2) Among the three urban districts, Huiji consumed more sea food and fruits compared with Erqi and Jinshui. The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staple foods and vegetables for households in the city tended to decrease as annual per capita income rose, while that of fruits, seafood and dairy increased. Households with a smaller population consumed more food per capita compared with those with a larger population. (3) Furthermore, the comparison of research results and the general dietary guidelines indicated that the dietary pattern of urban households in Zhengzhou need to be further adjusted. Briefly, their meats consumption far exceeded the recommended upper threshold, while the consumption of dairy products and fruits did not reach the recommended anount. In the following application of "Health China" and other relevant national strategies, we should continue to highlight the urban household food consumption, promote and diversify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nutrition & health education in communities and families. The excessive meat consumption needs to be reduced in a reasonable range, and the high-nutrition foods should be expanded and encouraged.

食物消费直接影响着国民营养与健康,还关系着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随着我国经济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引起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改变[1,2,3]。总体呈现出口粮消费量不断减少,肉蛋奶消费量持续增加的特征[4,5,6]。食物消费结构的改变,不仅增加了粮食安全风险[7,8],也给生产这些食物所必需的资源、环境和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9,10]
目前有关食物消费的研究多集中在食物消费演变与需求预测[1-3,11],食物消费特征与膳食营养状况[12,13],食物消费的资源环境效应[14,15,16,17,18]以及食物消费影响因素[19,20]等几个方面。从研究数据来看,已有研究多是基于统计数据或2011年以前的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这就造成了已有研究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受到了一定的制约[21,22]
家庭是社会终端消费的基本单元。2018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9.58%,城市常住人口规模约为8.31亿,预计到2030年前后城市化率将达到70%以上,近10亿人口将居住在城市。按照卫计委最新户均3.02人数据估算,目前城市居民家庭总户数在2亿以上,占我国目前4.3亿家庭户数的近一半。今后这一比例还会增加。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中国城市家庭小型化,城市家庭食物消费结构呈现出哪些特征?不同家庭的食物消费具有哪些差异?都是有待明确的问题。
郑州作为我国中原地区的典型城市,在经济文化上对周边省份影响力和辐射范围都比较大,对郑州市现在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周边地区未来的情况。本文以郑州市为案例区,基于科学抽样与调研设计,通过连续3天的跟踪称重结合问卷调查方法,获得了城市家庭一手食物消费数据,不仅可以更为准确地评估当前我国城市居民家庭食物消费结构与特征,还可为我国政府保障粮食安全、把握农业供给侧改革方向、调整居民膳食营养结构等提供较为准确的依据和数据支持。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郑州市(112°42′~114°14′E,34°16′~34°58′N)是河南省省会,中原城市群核心节点和国家中心城市。2000年以来,郑州市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2000—2017年,郑州城市化率由55.10%(城市人口366.91万人)跃升至72.23%(城市人口713.71万人),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8.52%)。(2)城市家庭基本特征明显改变,主要表现在家庭收入快速增加和家庭规模逐渐缩小。2017年,郑州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1万元,约为2000年的6.07倍;城市家庭规模为3.09人/户,较2000年减少0.09人/户。(3)家庭食物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动物性食物消费不断增加,口粮消费逐渐减少。2017年郑州城市家庭人均肉蛋奶和水产品消费量为69.80 kg,比2000年高出16.40 kg,而人均谷物消费量(71.16 kg)则较2000年(106.40 kg)降低了33.12%。

1.2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课题组2018年4-5月期间在郑州市开展的入户调查,调查方法以跟踪称重和问卷调查为主。每个样本家庭跟踪称重调查3天,考虑到工作日和周末食物消费可能存在的差异,设计每个称重周期包括2个连续的工作日(周一至周五)和1个周末(周六、周日,不包括节假日)。为排除节假日的影响,在调研中避开了“五一”假期。本次调研在郑州市共抽取样本家庭401户,其中,67户拒绝入户,25户中途退出,最终成功调查样本家庭309户。
(1)抽样方法:采取分层随机抽样。首先,根据郑州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将郑州6个市辖区分为三档,从中随机抽取金水区、二七区、惠济区作为研究区域,并根据各城区户数比例,确定各区的样本量;其次,依据各研究区域内社区发展水平位次,将研究区域内的社区分为高、中、低三档,从不同档位的社区中随机抽取样本社区;最后,从每个样本社区中随机抽取若干居民小区,并根据小区住户名册,按照等距抽样原则确定样本家庭。郑州城市样本家庭分布见图1
图1 样本家庭分布示意图

Fig. 1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s surveyed in Zhengzhou

(2)问卷调查:调研问卷共包括两部分内容:① 基本信息表,包括家庭基本情况,食物消费行为和习惯。② 食物消费量记录表,用于记录所有在家就餐的成员3天内所消费的正餐和加餐食物的种类、重量,食物烹饪灶具及其用能。
(3)食物称重:以餐为单位进行定量调研。由样本家庭成员对每餐入锅前的食材逐一称重(净菜),并记录食材种类和加工程度(半成品、成品等)等基本信息;记录每天发生的加餐情况及加餐所消费的食物种类、加工程度和重量。
在调查中,调查员首先通过与样本家庭中负责购买或烹饪食物的家庭成员面对面问卷方式收集样本家庭的基本信息,即完成问卷的第一部分;之后,向其解释第二部分的调查内容,统一发放厨房电子秤(精度为0.1 g,最大承重5 kg),并示范正餐及加餐食物称重和记录的方法。第二部分的问卷由样本家庭成员协助完成。
本文中将所有食物归纳和转换为12类29种食物原材料,分别是主食(大米、面粉及其他主食),肉类(猪肉、牛肉、羊肉、禽类及其他肉类),水产品,豆类,蔬菜(根菜类、茎菜类、叶菜类、花菜类、果菜类和食用菌类),水果类(仁果类、核果类、浆果类、西甜瓜类、坚果类、柑橘类和聚复果类),干果,蛋类,奶类,酒水、饮料和其他。成品和半成品食物转化为原材料的参数,主要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中国餐饮业食物消费数据库”“原料转换数据库”,以及已发表的资料[23,24,25,26]。具体过程参见文献[27]

1.3 计算方法

家庭食物消费由正餐和加餐两部分组成。人均食物消费量计算方法如下:
W Total = W meals + W snacks
W meals = m = 1 9 i = 1 29 w mi
W snacks = n = 1 3 i = 1 29 w ni
fc = W Total N M + N S
式中: W Total表示3天食物消费总量(kg); W meals表示正餐食物消费总量(kg); W snacks表示加餐食物消费总量(kg); w mi表示第mm=1, 2, …, 9)餐第ii=1, 2, …, 29)种食物的消费量(kg); w ni表示第n天加餐第ii=1, 2, …, 29)种食物的消费量(kg); fc表示人均食物消费量(g/餐); N M表示所有样本家庭3天内正餐累计就餐人次(人); N S表示所有样本家庭3天内只吃了加餐的累计人数(人)。

2 结果分析

2.1 郑州城市家庭食物消费总体特征

郑州城市家庭人均食物消费总量为372.32 g/餐,其中植物性食物消费量为277.12 g/餐,占总消费量的74.43%,动物性食物消费量为95.20 g/餐,占总消费量的25.57%。植物性食物的消费量远高于动物性食物的消费量,前者是后者的2.91倍,略低于我国城市家庭消费的平均水平(3.14)[12]
在郑州城市家庭人均食物消费中,蔬菜类的消费量最高为130.49 g/餐,约占食物消费总量的35.05%,其次为主食类98.33 g/餐、水果类41.28 g/餐和肉类39.77 g/餐,分别占食物消费量的26.41%、11.09%和10.68%(图2a)。
图2 郑州城市家庭食物消费的构成

Fig. 2 The composition of urban household food consumption in Zhengzhou

蔬菜类中,消费量最多的是果菜类、叶菜类和茎菜类,分别占蔬菜消费量的38.06%、29.65%和21.89%。主食消费量最高的为面食,占主食消费量的46.98%,大米的消费量仅占主食消费量的25.27%,面食人均消费量是大米的1.86倍。这与郑州所处地理区位,居民偏爱面食的饮食习惯较为一致。水果类中,消费量最多的是仁果类、西甜瓜类和浆果类,分别占水果消费量的34.53%、22.81%和20.01%。
肉类中,猪肉的消费量最大,其次为禽肉,牛肉等,分别占肉类消费量的59.03%,24.17%,12.38%。这与我国居民肉类消费结构基本一致。2000—2014年,我国居民猪肉人均消费占肉类总消费量的65.98%,禽肉消费占肉类总消费量的24.68%,而牛羊肉仅占9.33%[28]
郑州城市家庭正餐食物消费结构与加餐有很大差异。正餐中,蔬菜比例最大,占正餐消费总量的39.90%,其次是主食和肉类,分别占正餐消费量的29.98%和12.25%(图2b);而加餐中,比例最高的食物是水果,占加餐总量的71.64%,其次是奶类和蔬菜,分别占加餐消费量的16.85%和4.62%(图2c)。

2.2 郑州城市家庭食物消费差异

2.2.1 不同城区家庭食物消费差异
从人均消费总量来看,惠济区人均食物消费量最低(337.90 g/餐),远低于金水区(373.83 g/餐)和二七区(382.40 g/餐)。其中,金水区植物性食物人均消费量最高,为 280.70 g/餐,占金水区人均食物消费总量的75.09%;二七区与金水区的植物性食物人均消费量相差不大,为280.49 g/餐,占二七区人均食物消费总量的73.35%;惠济区最少,为251.11 g/餐,占惠济区人均食物消费总量的74.32%。而动物性食物人均消费量最高的是二七区(101.90 g/餐),占二七区人均食物消费总量的26.65%,其次为金水区(93.14 g/餐)和惠济区(86.79 g/餐),分别占金水区和惠济区人均食物消费总量的24.91%和25.68%(图3a)。
图3 不同城区人均食物消费比较

Fig. 3 Comparison of food consumption in different districts of Zhengzhou

植物性食物消费中,蔬菜人均消费量在三个城区中都为最高,均在125 g/餐以上;其次是主食类,金水区和二七区主食类的人均消费量差异不显著,均高于惠济区;再次是水果类,其中金水区消费量最高,分别比二七区和惠济区人均水果消费量高2.55 g/餐和9.35 g/餐(图3b)。动物性食物消费中,肉类人均消费量在三个城区中最高,均在37 g/餐以上;其次是奶类和蛋类,三个城区人均消费量差异不显著;最后是水产品,金水区和二七区的人均消费量不相上下,且远高于惠济区(图3c)。
2.2.2 不同收入水平家庭食物消费差异
收入水平是家庭食物消费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一定范围内,随着人均年收入的增加,郑州城市家庭人均食物消费总量呈增加的趋势,当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人均食物消费总量又呈减少的趋势(图4a)。人均消费总量最高的是人均年收入在6万~8万元的家庭,为545.84 g/餐;人均消费总量最低的是人均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的家庭,为334.01 g/餐,前者是后者的1.63倍。
图4 不同收入水平人均食物消费量差异

Fig. 4 The composition of household food consumption with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植物性和动物性食物人均消费量也呈相同的趋势。人均年收入在6万~8万元的家庭,植物性食物人均消费量最高,为408.02 g/餐;人均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的家庭,植物性食物人均消费量最低,仅为250.84 g/餐,是人均年收入6万~8万元家庭的61.48%。动物性食物人均消费量最高的是人均年收入为6万~8万元的家庭(137.82 g/餐)与人均年收入8万以上家庭基本持平(133.04 g/餐),人均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的家庭,动物性食物人均消费量最低,为83.17 g/餐,是人均年收入6万~8万元家庭的60.35%。
从食物消费结构来看,主食类的人均消费量总体随家庭收入的增加而减少,当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主食类消费量又呈增加的趋势。蔬菜类和水果类的人均消费量大体上随家庭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当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消费量又呈减少的趋势。其中,水果类差异最大,人均年收入6万~8万以上家庭的人均水果消费量(61.49 g/餐)约为人均年收入2万元以下家庭(27.65 g/餐)的2.22倍。
蛋类和奶类人均消费量总体上随家庭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肉类和水产品的消费量则“先增后降”。人均年收入4万~6万元家庭的人均蛋类消费量最低(20.17 g/餐),奶类人均消费量最低的为人均年收入2万~4万元的家庭(22.75 g/餐),人均年收入6万~8万元家庭的人均肉类和水产品的消费量最大,分别为56.28 g/餐和12.52 g/餐,人均年收入 8万元以上家庭的蛋类(29.37 g/餐)和奶类(48.93 g/餐)消费量最高。
食物消费比例的变化趋势略有不同。总体上,主食类和蔬菜类的人均消费量占人均食物消费量的比例随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减少;蛋类、奶类和水产品人均消费量占人均食物消费量的比例则随着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水果人均消费量随着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呈倒U型趋势(图5)。
图5 不同收入水平各类食物消费比例差异

Fig. 5 Comparison of food consumption in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2.2.3 不同家庭规模食物消费差异
家庭规模是家庭最重要的人口学属性之一,其对消费的影响主要源于家庭人口规模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规模越小,人均食物消费量越大(图6)。家庭人口规模1~2人的家庭人均食物消费量为441.02 g/餐,分别是人口规模3~4人和5人以上家庭人均食物消费量的1.20倍和1.29倍。植物性食物和动物性食物的人均消费量也呈相同的趋势。其中,家庭人口规模1~2人的植物性食物消费量为327.73 g/餐,分别是人口规模3~4人和5人以上家庭的1.19倍和1.30倍;家庭人口规模1~2人的动物性食物消费量为113.29 g/餐,分别是人口规模3~4人和5人以上家庭的1.21倍和1.28倍。
图6 不同规模家庭食物消费量差异

Fig. 6 Comparison of household food consumption on categories among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sizes

在植物性食物消费中,人均蔬菜消费量随家庭规模扩大呈递减趋势最为明显,其次为主食和水果。1~2人规模家庭组人均蔬菜消费量为160.97 g/餐,约为3~4人规模家庭组(126.91 g/餐)和5人及以上规模家庭组(120.77 g/餐)的1.27倍和1.33倍。主食和水果方面,1~2人规模家庭组的人均消费量最高(分别为109.09 g/餐和49.05 g/餐),5人及以上规模家庭组人均消费量为90.53 g/餐和35.78 g/餐。
在动物性食物消费中,水产品、蛋类和奶类的人均消费量均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而呈减少趋势;而肉类的人均消费量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呈现出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1~2人规模家庭组人均水产品、蛋类和奶类的消费量分别为10.65 g/餐、23.71 g/餐和29.20 g/餐,约为5人以上规模家庭组的1.68倍、1.32倍和1.11倍。3~4人规模家庭组肉类的人均消费量(37.77 g/餐)与5人及以上规模家庭组(37.88 g/餐)人均肉类消费量基本持平,但明显低于1~2人规模家庭组(49.73 g/餐)。

3 结论与讨论

总体上,郑州城市家庭人均食物消费总量为372.32 g/餐,其中动物性食物消费量约占总消费量的26%,略高于全国水平[12]。不同城区、收入水平和家庭规模对人均食物消费量和消费结构影响显著。
(1)惠济区的人均食物消费量低于二七区和金水区,而植物性食物消费量占总消费量的比例则高于金水区和二七区。从城市化水平上看,金水区已实现了全域城市化,二七区的城市化率为90.27%,均远高于惠济区(48.26%)。城市化水平是影响居民食物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29],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食物消费能力和消费习惯。
(2)郑州收入水平较高的城市家庭在主食、蔬菜等低价值食物消费的比例趋于减小,而水产品、奶类、水果等高价值食物消费的比例则趋于增加。随着收入的提高,郑州城市家庭人均食物消费总量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食物消费结构则趋于多样化和营养平衡,这与已有研究有所不同。韩啸等[30]的研究表明,当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万元/a时,家庭食物需求将会达到饱和点;之后,城市居民食物消费数量基本不变,食物消费结构趋于合理和平衡。而本文发现,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家庭食物消费数量有一个上升回落的过程,且家庭食物需求的饱和点可能在人均收入8万~12万元/a之间就会出现。
(3)郑州市1~2人的家庭的人均消费量显著高于3~4人家庭和5人及以上家庭,进一步印证了已有的研究结果[31]。表明家庭食物消费具有规模经济性,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人均食物消费量增大。一个家庭中,家庭成员的增加意味着家庭食物偏好更趋多样化、不同食物偏好之间呈互补关系的概率明显增加,即新增家庭成员更易于接受和融入现状家庭食物消费环境,有利于食物在家庭内部的共享和充分利用,降低家庭食物消费的边际增量,进而减少家庭食物总消费量。
通过与中国营养学会提出的“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推荐的食物摄入量对比发现(表1):
表1 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与郑州城市家庭食物消费结构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balanced diet pagoda of Chinese residents and food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urban residents in Zhengzhou (g/d/人)

食物类型 膳食宝塔推荐值[32] 调研消费总量 调研正餐消费量 调研加餐消费量
谷薯类 250~400 295.00 290.57 4.43
蔬菜类 300~500 391.47 384.35 7.12
水果类 200~350 121.51 16.22 105.29
大豆及坚果类 25~35 14.52 11.72 2.80
畜禽肉 40~75 119.32 118.57 0.75
水产品 40~75 27.37 27.21 0.16
蛋类 40~50 62.83 62.47 0.36
奶及奶制品 300 76.08 50.36 25.72
(1)郑州城市家庭谷薯类消费量达标,但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郑州市城市家庭谷薯类人均消费量为295.00 g/d,在膳食宝塔推荐的250~400 g/d摄入量范围内,主要从正餐中获得。从结构上看,粗杂粮摄入偏低,人均消费量为81.87 g/d,不足膳食宝塔推荐最低摄入量的一半。适量增加粗杂粮的摄入可降低糖尿病、肥胖、心血管疾病和结肠癌的发生风险。
(2)郑州城市家庭畜禽肉和蛋类的消费量过高,水产品的消费明显不足。平衡膳食宝塔推荐的畜禽肉摄入量为40~75 g/d,而郑州城市家庭的人均消费量为119.32 g/d,约是推荐摄入量的2.08倍。平衡膳食宝塔推荐的蛋类摄入量为40~50 g/d,而郑州城市家庭的人均消费量为62.83 g/d,比膳食宝塔推荐最高摄入量高了四分之一。人均27.37 g/d的水产品消费量仅为推荐最低摄入量的68.43%。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郑州地处中国内陆地区,水产品产量较低,另一方面“喜食肉类”的饮食习惯也可能是导致郑州城市居民水产品摄入不足的原因。
(3)郑州城市家庭蔬菜消费量合理,但水果的消费明显不足。人均391.47 g/d的蔬菜消费量在膳食宝塔推荐的300~500 g/d摄入量范围内,主要从正餐中获得;水果每人每天平均消费量为121.51 g,远低于推荐的200~350 g的摄入量,主要从加餐中获得,从加餐中获得的水果量约占水果总消费量的86.65%。
(4)郑州城市家庭奶及奶制品消费量偏低,大豆及坚果类食物消费量明显不足。郑州家庭人均奶类消费量为76.08 g/d,约为膳食宝塔推荐摄入量的四分之一,其中三分之二来自正餐。人均大豆及坚果类消费量为14.52 g/d,低于膳食宝塔推荐的25~35 g/d摄入量,也主要来自正餐。
综上所述,郑州市城市家庭食物消费现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我国城市食物消费量和结构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在加速城市化进程中,要重点关注隐形营养不良和营养过剩的问题,关注由于食物摄入量大,饮食结构不合理,特别是肉、蛋等动物性食物导致慢性病和健康问题。在实施“健康中国”国家战略过程中,加强食物营养与慢性病等相关知识的普及,提高居民健康营养意识,倡导合理的饮食消费习惯,通过营养健康教育“进社(区)入户”等活动,引导城市家庭合理控制畜禽肉消费,重视加餐补充必须营养的途经,鼓励家庭通过加餐补充水果和坚果等食物的摄入。
从与国家统计局数据的对比来看,除了水果与豆类消费量数据明显偏高外,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整体上偏低。本文调研数据显示,2018年郑州市人均主食消费量为107.68 kg/a,而2018郑州市统计年鉴公布的城市居民的主食消费数据为97.33 kg/a [33],相差10.35 kg,说明统计年鉴数据对主食消费量低估了9.61%。虽然对比的是2017年的消费量,但从1999—2017年城市居民主食消费降低的趋势来看,2018年城市居民的主食消费量会更低,因此统计年鉴低估值可能会更高。统计年鉴低估了城市居民主食的消费量也被其他学者的研究证实[21,22]。与之不同的是,张印午等[21]计算统计年鉴数据低估了36.09%,而辛良杰等[22]计算统计年鉴数据低估了4.74%。人均肉类消费上,本文的数据是43.55 kg/a,较统计年鉴数据偏高了17.09 kg/a,说明统计年鉴数据对肉类的消费也存在低估现象,低估了39.24%,这与辛良杰等[22]的研究结果不同。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其对比数据来自CHNS,而CHNS数据调查方法是连续3天24小时回顾法,有可能存在遗漏现象;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没有将半成品和成品食物的生熟转化率考虑在内。人均水果消费上,本文的数据是44.35 kg/a,较统计年鉴数据偏低了25.96 kg/a。这主要是因为本文开展调研的时间在春季,而春季的水果不如夏秋季的丰富。
本文目前仅调研了郑州城市家庭春季的食物消费状况,不能反映出样本家庭全年的食物消费全貌;也未考虑节假日对食物消费的影响,其结果可能会造成水果、肉类和水产品等消费量偏低。这两方面的因素均会对论文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是下一步继续完善的方向。
[1]
李哲敏. 近50年中国居民食物消费与营养发展的变化特点. 资源科学, 2007, 29(1): 27-35.

[LI Z M. Change of Chinese inhabitant's food consumption and nutrition development in the last 50 years. Resources Science, 2007, 29(1): 27-35.]

[2]
曹志宏. 基于谷物当量的中国居民食物消费变化及其对农业生产需求分析. 资源科学, 2013, 35(11): 2181-2187.

[CAO Z H. Changes in Chinese food consumption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requirements based on cereal equivalent. Resources Science, 2013, 35(11): 2181-2187.]

[3]
高晶, 唐增. 基于食物当量的中国居民食物消费变化. 中国食物与营养, 2018, 24(2): 63-67.

[GAO J, TANG Z. Changes in Chinese residents' food consumption based on food equivalent. Food and Nutrition in China, 2018, 24(2): 63-67.]

[4]
LIU H B, PARTON K, ZHOU Z Y, et al. At-home meat consumption i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09, 53(4): 485-501.

DOI

[5]
YU X H. Meat consumption in China and its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food security: Status quo, trends, and policies. Journal of Integrative Agriculture, 2015, 14(6): 989-994.

DOI

[6]
方精云. 我国草原牧区呼唤新的草业发展模式. 科学通报, 2016, 61(2): 137-138.

[FANG J Y. China calls for new industry development model in pastoral areas.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16, 61(2): 137-138.]

[7]
谢高地, 成升魁, 肖玉, 等. 新时期中国粮食供需平衡态势及粮食安全观的重构. 自然资源学报, 2017, 32(6): 895-903.

[XIE G D, CHENG S K, XIAO Y, et al. The balance between grain supply and demand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s food security strategy in the new period.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7, 32(6): 895-903.]

[8]
成升魁, 汪寿阳. 新时期粮食安全观与粮食供给侧改革.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7, 32(10): 1074-1082.

[CHENG S K, WANG S Y. Food security strategy and food supply-side reform for new development phase.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7, 32(10): 1074-1082.]

[9]
LI H, WU T, WANG X, et al. The greenhouse gas footprint of China's food system: An analysis of recent trends and future scenarios.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 2015, (20): 803-817.

[10]
HE P, BAIOCCHI G, HUBACEK K, et al.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rapidly changing diets and their nutritional quality in China. Nature Sustainability, 2018, (1): 122-127.

[11]
辛良杰, 王佳月, 王立新. 基于居民膳食结构演变的中国粮食需求量研究. 资源科学, 2015, 37(7): 1347-1356.

[XIN L J, WANG J Y, WANG L X. Prospect of per capita grain demand driven by dietary structure change in China. Resources Science, 2015, 37(7): 1347-1356.]

[12]
周琳, 杨祯妮, 程广燕, 等. 我国居民食物消费主要特征与问题分析. 中国食物与营养, 2016, 22(3): 47-51.

[ZHOU L, YANG Z N, CHENG G Y, et al. Characteristics and issues of food consumption of Chinese residents. Food and Nutrition in China, 2016, 22(3): 47-51.]

[13]
熊靓, 王东阳. 居民食物消费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全国20省居民食物消费调研. 中国食物与营养, 2017, 23(3): 49-53.

[XIONG L, WANG D Y. Residents' food consump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food consumption investigation in 20 provinces of China. Food and Nutrition in China, 2017, 23(3): 49-53.]

[14]
TILMAN D, CLARK M. Global diets link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human health. Nature, 2014, 515(7528): 518-522.

DOI

[15]
SONG G B, LI M J, SEMAKULA H M, et al. Food consumption and waste and the embedded carbon, water and ecological footprints of households in China.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5, (529): 191-197.

[16]
SPRINGMAN M, CLARK M, MASON-D'CROZ D, et al. Options for keeping the food system within environmental limits. Nature, 2018, (562): 519-525.

[17]
熊欣, 张力小, 张鹏鹏, 等. 城市食物代谢的动态过程及其水—碳足迹响应: 以北京市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18, 33(11): 1886-1896.

[XIONG X, ZHANG L X, ZHANG P P, et al. Dynamics of urban food metabolism with water-carbon footprint respond: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8, 33(11): 1886-1896.]

[18]
董佳静, 赵旸, 王重阳, 等. 1980—2016年北京市食物消费的土地需求. 资源科学, 2019, 41(7): 1350-1358.

[DONG J J, ZHAO Y, WANG C Y, et al. Land demands for food consumption in Beijing during 1980-2016. Resources Science, 2019, 41(7): 1350-1358.]

[19]
LIANG Y H, ZHEN L, HU Y F, et al. Analysis of the food consumption mod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Kazakhstan. Journal of Resources and Ecology, 2020, 11(1): 121-127.

DOI

[20]
MICHAEL F, LIU N. The social context of the Chinese food system: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the Beijing seafood market. Sustainability, 2016, 8(3): 244-260.

DOI

[21]
张印午, 曹雅璇, 林万龙. 中国城乡居民口粮消费差距估算: 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12(4): 50-56.

[ZHANG Y W, CAO Y X, LIN W L. Estimation on grain consumption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China: Based on data of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Journal of 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2, 12(4): 50-56.]

[22]
辛良杰, 李鹏辉. 基于CHNS的中国城乡居民的食品消费特征: 兼与国家统计局数据对比. 自然资源学报, 2018, 33(1): 75-84.

[XIN L J, LI P H. Food consumption patterns of Chines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Based on CHNS and comparison with the data of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8, 33(1): 75-84.]

[23]
叶予舜. 各种食物制备前后成品重量增损比率表. http://wenku.baidu.com/view/dec4ab1414791711cc7917dd.html 2015-03-30.

[YE Y S. Rate of weight increase and loss of finished products before and after food preparation. http://wenku.baidu.com/view/dec4ab1414791711cc7917dd.html 2015-03-30.]

[24]
杨月欣, 王光亚, 潘兴昌. 中国食物成分表(第二版). 北京: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2009: 4-173.

[YANG Y X, WANG G Y, PAN X C. China Food Composition(2nd editio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Medical Press, 2009: 4-173.]

[25]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od Yields: Summarized by Different Stages of Preparation. Washington D C: USDA Agriculture Research Service, 1975.

[26]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USDA Table of Cooking Yields for Meat and Poultry. Maryland: USDA Agriculture Research Service Beltsville Human Nutrition Research Center Nutrient Data Laboratory, 2012.

[27]
BAI J F, WAHL T I, LOHMAR B T, et al. Food away from home in Beijing: Effects of wealth, time and "free" meals.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0, 21(3): 432-441.

DOI

[28]
崔姹, 王明利. 中国肉类消费发展分析及未来展望. 农业展望, 2016, (10): 74-80.

[CUI C, WANG M L. China's meat consumption development and its prospect. Agricultural Outlook, 2016, (10): 74-80.]

[29]
黄季焜. 社会发展, 城市化和食物消费. 中国社会科学, 1999, (4): 106-116, 206.

[HUANG J K. Social development, urbanization and food consumption.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99, (4): 106-116, 206.]

[30]
韩啸, 齐皓天, 王兴华. 收入对城镇居民食物消费模式影响研究: 基于两阶段EASI模型估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 32(2): 92-98.

[HAN X, QI H T, WANG X H. Impact of income increases of urban residents' on food consumption patterns: Based on two-phase EASI model.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9, 32(2): 92-98.]

[31]
韩秀兰. 中国居民家庭消费的规模经济性研究. 统计与决策, 2017, (7): 143-145.

[HAN X L. Study on the scale economy of the Chinese household consumption. Statistics and Decision, 2017, (7): 143-145.]

[32]
中国营养学会.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 http://dg.cnsoc.org/article/04/8a2389fd5520b4f30155be1475e02741.html 2020-02-19.

[Chinese Nutrition Society. Chinese dietary guide (2016). http://dg.cnsoc.org/article/04/8a2389fd5520b4f30155be1475e02741.html 2020-02-19.]

[33]
郑州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郑州调查队. 2018郑州统计年鉴.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8: 204-205.

[Statistics Bureau of Zhengzhou Cit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Zhengzhou Investigation Team. Zhengzhou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8).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18: 20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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