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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学报 >

2021 , Vol. 36 >Issue 7: 1734 - 1748

DOI: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10708

“中国红色旅游资源创新开发”专栏

中央苏区红色旅游资源跨区域整合开发研究：文化生态学视角

  • 林明水 , 1 ,
  • 鄢沂 1 ,
  • 曾春水 , 1 ,
  • 朱鹤 2 ,
  • 王甫园 2
展开
  • 1.福建师范大学旅游学院,福州 350117
  • 2.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曾春水（1987-）,男,福建泉州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E-mail:

林明水（1980-）,男,福建漳州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21-03-29

  要求修回日期: 2021-05-10

  网络出版日期: 2021-09-28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26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A073)

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9J01430)

福建省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FJ2018JDZ004)

版权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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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resources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ecology

  • LING Ming-shui , 1 ,
  • YAN Yi 1 ,
  • ZENG Chun-shui , 1 ,
  • ZHU He 2 ,
  • WANG Fu-yu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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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College of Tourism,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China
  • 2.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3-29

  Request revised date: 2021-05-10

  Online published: 2021-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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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reserved ©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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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红色旅游资源是革命精神的核心载体,其保护和旅游利用面临着破碎化、片段化、静态化等问题,亟需开展整合开发研究。以中央苏区核心区为例,基于文化生态学理论,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和修正的引力模型,研究红色旅游资源空间格局和文化生态变迁,在此基础上提出整合开发的策略,结论如下：（1）红色旅游资源点空间上呈现局部聚集特征,赣南苏区形成章贡区、瑞金市、于都县“金三角”分布格局,闽西苏区则形成新罗区、永定区、上杭县、连城县“银菱形”分布格局;（2）闽西和赣南苏区各重大事件红色旅游资源点在空间上8.9~106.6 km的范围内,形成带状或面状的文化生态基底,并呈现一致向服务业主导型转变的发展态势;（3）红色旅游资源网络联系方向与服务业主导型文化生态方向错位发展,这是赣南和闽西红色旅游资源内部网络联系度较强,跨区域网络联系度较弱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遵循红色旅游资源文化生态空间一体化、文化生态演变全域化、文化生态发展动态化的原则,提出空间集聚区优先整合开发、高发展指数红色旅游资源跨省域优先整合开发、跨主导类型关键节点优先整合开发三个整合开发对策,以期促进中央苏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红色旅游资源; 文化生态; 整合开发; 中央苏区

本文引用格式

林明水 , 鄢沂 , 曾春水 , 朱鹤 , 王甫园 . 中央苏区红色旅游资源跨区域整合开发研究：文化生态学视角[J].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 36(7) : 1734 -1748 . DOI: 10.31497/zrzyxb.20210708

Abstract

Red tourism resources are the main carrier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spirit. Its protection and tourism utilization are faced with the problems of fraction, fragmentation and static, which requires the research of integrated development. By using GIS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and modified gravity models, this paper takes the core area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as an example to study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cultural ecological changes of red tourism resourc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ecology. Then, strategies for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resources are discussed in the study.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red tourism resources distribution is featured by local clustering in space. The Soviet Area in Southern Jiangxi forms a pattern of "Golden Triangle" consisting of Zhanggong district, Ruijin city and Yudu county, while the Soviet Area in Western Fujian presents a pattern of "Silver Rhombus" composed of Xinluo district, Yongding district, Shanghang county and Liancheng county. (2) Most of major documented events of the red tourism resources occurred within a range of 8.9-106.6 km in the Soviet Areas of Western Fujian and Southern Jiangxi, which laid the cultural ec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ourism in the belt/planar-shaped pattern, showing a consistent development trend towards a service-led industry. (3) The local network connection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red tourism resources is spatially dislocated with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ultural ecology based service-led industry. This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strong internal connection of the red tourism resources in Southern Jiangxi and Western Fujian, and the weak connection for the cross-regional network.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principles of cultural ecological spaces integration, comprehensive network connection and dynamics of main types for the red tourism resources, this research proposed three strategies for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d tourism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namely, prior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for spatial sources cluster areas, prior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for cross-regional red tourism resources with high development index and prior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for the key nod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the red tourism resources.

Key words： red tourism resources; cultural ecology;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Central Soviet Area

红色旅游资源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纪念地和标志物,包括红军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等重要革命历史纪念地、纪念物及其所承载的革命精神[1,2]。红色旅游资源以各时期革命斗争留下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载体,向游客阐释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从少到多,民族号召力从弱到强,带领人民当家作主空间范围从小到大的艰苦卓绝过程[3,4]。因此,中国红色旅游资源在空间上多分布在井冈山、瑞金、古田、韶山等全国1389个革命老区县,并聚集在赣南、陕北、闽西、黔北、湘东等12个红色旅游区,初步开发形成系列化和特色化的红色旅游产品[5,6]。进入新时代,发展红色旅游不仅有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而且有助于提升国家、民族凝聚力,增强文化自信,促进革命老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然而,由于红色旅游资源在地域空间上隶属于不同层级行政单位,当前又缺乏跨区域的保护、利用与协调机制,导致大多数红色旅游资源面临着破碎化、片段化地设计与体验,这无形中割裂了处于同一个革命斗争时期红色旅游资源文化生态的完整性,也不利于红色文化的整体系统性保护与传承[7,8]。因此,如何遵循红色旅游资源文化生态的完整性和动态性,开展跨区域红色旅游资源整合开发,成为新时代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国外与“红色旅游资源”相似的概念有爱国主义、历史怀旧和政治性纪念地、标志物和精神遗产等,如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反侵略战争遗址和革命史迹,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诺曼底登陆纪念地和反法西斯纪念活动等,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欧洲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遗产旅游资源等,并侧重从居民、游客参与的视角,开展各类旅游资源单体保护与利用的研究[9,10,11]。国内开展红色旅游研究起步较晚,但特别意识到红色旅游资源单点、封闭式保护与利用的不足,并从资源整合、产品联合、产业融合的角度提出改进的方式,如方世敏等[12]在湘中红色旅游研究中,提出打造韶山、花明楼、乌石湘中红色旅游金三角,通过分工协作形成规模效应,扩大其旅游市场的影响;阎友兵等[13]提出加强红色旅游区域内外合作,以红色旅游资源为基础,通过交通线路进行有效联结,形成红色旅游线;钟金贵等[14]、陶少华[15]分别以遵义红色旅游和渝东南民族地区为例,提出了红色旅游发展的整合开发、延伸文化内涵、体验式开发等举措;许春晓等[16]、谭华云等[17]以长株潭红色旅游为例,分析红色旅游的共生发展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周美静等[18]对红色资源共生发育水平进行测评,并提出共生开发的策略;刘红梅[19]、黄细嘉等[20]、张继军等[21]分别以长株潭红色旅游、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王家坪社区为例,提出加强区域合作、整合红色资源、协同发展和一体化开发助推红色旅游景区高质量发展的对策。此外,王晖等[22]从资源联动和区域联动两个层面提出了长株潭地区红色旅游联动开发的各类模式;黄静波等[23]以湘粤赣边界区域红色旅游资源为例,结合协同理论内涵,提出构建地方政府引导、旅游企业主导和社区群众参与的发展模式;范力等[24]则根据左右江红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及与周边景观的组合关系,提出了红色旅游“以点带面,点轴开发,实现区域联动”开发模式。现有的实证研究多以省、市内部红色旅游资源为研究样本,跨省域红色旅游资源整体性保护与开发的案例较少。
文化生态是指人们为生存发展而适应、改造环境所创造的文化要素之间、文化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生存状态,是某一特定文化形态与其所在区域内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共同组成的一个整体[25,26]。红色旅游资源文化生态既包含革命历史人物的遗物、故居等物质文化,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等非物质文化,还包含革命活动的群众基础、经济活动、环境要素和社会文化氛围等内容,是一项革命活动与周围环境统一和不可分割的整体[3]。此外,红色旅游资源的文化生态又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环境要素的变化而不断地变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态产物[27]。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阶段的红色旅游资源,有着不同的文化生态演变过程;同一发展阶段的红色旅游资源,处于不同的发展环境,其文化生态的演变过程也有所差异[28]。因此,与整合、联合、融合等理念所倡导的红色旅游资源整合开发相比较,文化生态学理论不仅关注红色旅游资源形式上整体性保护与利用,还更加关注红色旅游资源及其所处环境的互动与协调发展,更有助于区域和跨区域红色旅游资源的深层次、系统性地整合开发研究。基于此,尝试引入文化生态学理论,以中央苏区核心区为例,在梳理闽西和赣南中央苏区红色旅游资源空间特征基础上,进一步揭示红色旅游资源的文化生态变迁,并提出红色旅游资源跨区域整合开发的对策,以期为中央苏区红色旅游资源整体系统性保护与旅游开发提供案例借鉴。在理论上进一步丰富红色旅游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文化生态学理论内涵,在实践中为闽西和赣南中央苏区全域旅游发展提供决策支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中央苏区又称“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9—1934年）中国共产党在闽西和赣南建立的革命根据地,是全国13块革命根据地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地区[29]。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详细阐述了苏区精神的主要内涵,即“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30]”。2013年7月23日中央党史研究室正式发文确认,中央苏区范围县涵盖江西省（49个）、福建省（37个）、广东省（11个）三省,共97个县。以龙岩、三明为主的闽西苏区和以赣州、抚州为主的赣南苏区28个县是原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是重大事件的主要策划地和发生地,红色旅游资源最丰富、最具有代表性。因此,选取闽西和赣南28个县的444个红色旅游资源作为研究对象（图1）。
图1 研究区概况

Fig. 1 Overview of the study area

闽西和赣南苏区虽均为中央苏区核心区,但是区域内部红色旅游资源点的历史地位也有所差异。闽西苏区在土地革命战争前半期影响较大,赣南苏区在土地革命战争后半期影响较大;闽西苏区是后方经济保障基地,经济文化中心是福建汀州（长汀县）,赣南苏区是政治军事斗争的主战场,政治军事中心是江西瑞金;闽西苏区是重大理论与斗争经验的创造地,赣南苏区是实践推广地;闽西苏区是红旗不倒的革命堡垒,赣南苏区是革命斗争的反复区[31]。

1.2 研究方法

1.2.1 核密度分析
采用核密度方法分析闽西和赣南苏区红色旅游资源点的空间集聚特征。核密度分析是基于研究对象本身对未知密度函数进行非参数估计的空间分析方法,计算公式如下[32]。
F ( X ) = 1 n h ∑ i = 1 n k x - x i h
式中：F(x)为估值点x处的核密度估计值;k表示核函数;x-xi表示估值点到xi的距离（km）;h为带宽;n为带宽范围内点的数目（个）。
1.2.2 红色旅游资源发展水平评价
采用红色旅游资源发展指数量化红色旅游资源发展水平,并为红色旅游资源网络联系度提供基础数据[33]。红色旅游资源发展指数评价包括质量水平和旅游业发展水平评价两个部分。其中,红色旅游资源质量水平评价重点考虑资源点的品牌影响力,红色旅游资源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赋值10分,国家4A级景区和全国红色旅游景点景区名录赋值8分,国家3A级景区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赋值6分,国家2A级景区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赋值为4分,其他等级赋值3分[34];旅游业发展水平用当地旅游收入来表示[32];权重取值参考经验数值和咨询相关专家获得,均取值0.5[32]。
红色旅游资源发展指数评价如下：
a = ∑ i = 1 n f i
E = K 1 A + K 2 B
式中：a为红色旅游资源发展指数综合得分;fi为各县红色旅游资源质量得分;n为各县红色旅游资源点数量（个）;E为红色旅游资源发展水平;A和B分别为红色旅游资源发展指数和旅游业发展水平的极差标准化综合得分;K1和K2为权重。
1.2.3 红色旅游资源网络联系度测量
引力模型起源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广泛地应用于测量旅游目的地之间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相互作用的吸引力,引力与旅游目的地经济、社会和文化综合质量成正比,与两地之间的距离成反比[35]。由于使用传统引力模型来确定区域间旅游经济、社会和文化关联度,忽视了区域间差异性和方向性,近年来旅游研究对牛顿引力模型进行修正,增加了旅游吸引力的影响因素[36,37]。基于此,采用修正的引力模型测量红色旅游资源网络联系度,如式（4）所示：
R ij = K ij M i × M j D ij 2
式中：Rij为i地区到j地区的红色旅游资源联系度;Mi和Mj为i地区和j地区的红色旅游资源整体质量;Dij为两区域的空间距离（km）;Kij为参数。
1.2.4 红色旅游资源文化生态变迁测度
Steward等[38,39]认为,文化生态研究的对象并不是所有的文化,而是研究“与环境利用最有关联的资源与技术”的文化特质和“与生产及经济活动最有关联的各项特质的集合”的文化核心。此外,文化核心是由文化特质聚合而成,且文化特质并非地方性,但与区域生产方式紧密相连的技术和资源息息相关,即测度文化生态变迁要重点关注区域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27]。而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化不仅能够表征资源利用的效率、产业技术的应用,还能体现劳动者就业类型及其日常活动的空间范围,如以农业为主导的地区,聚焦在农业技术的创新和土地肥力的提升,居民生产及生活活动围绕农业用地展开[40];以工业为主导的地区,聚焦在机械化生产技术的更新和原材料资源成本的降低,居民生产及生活活动围绕工业用地展开[41];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地区,聚焦在信息化技术的广泛使用和人力资源水平的提升,居民生产及生活活动围绕着文旅或商服用地展开[42]。因此,红色旅游资源文化生态变迁重点分析红色旅游资源所在地产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采用产业结构差异度测量红色旅游资源文化生态的变迁,如式（5）所示：
P ij = ∑ k = 1 n Q ik Q i - Q jk Q j
式中：Pij表示区域i和区域j之间的产业结构差异度;Qik/Qi和Qjk/Qj分别表示i和j区域的第k类产业产值分别占i和j地区产业总产值的比例（%）;n为总行业数量（个）。
2004年是开展红色旅游的元年,把2004—2019年间中央苏区产业结构数据进行统一的K值聚类分析,根据各产业结构占比特点,将中央苏区红色旅游资源文化生态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均衡发展型、工业主导型、服务业主导型四种类型[43]。

1.3 数据来源

红色旅游资源点数据来自于《福建省旅游发展规划（2018—2020年）》和《江西省红色旅游发展规划（2013—2017年）》,中央苏区产业结构数据来自于《福建省统计年鉴（2006—2020年）》和《江西省统计年鉴（2006—2020年）》,区域间距离数据来自于百度地图。

2 结果分析

2.1 红色旅游资源空间特征

2.1.1 红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
采用自然断裂点法对红色旅游资源点核密度值进行分类,从低到高分为五级。红色旅游资源点在赣南瑞金市和章贡区形成高密度等级核心区,在于都县、崇义县和兴国县形成次一级高密度等级核心区,这些地区红色旅游资源点分布较聚集（图2）。赣南苏区核密度等级较闽西苏区高,涉及范围更广,是中央苏区红色旅游资源主要集聚区;闽西苏区高密度等级核心区缺失,涉及空间范围较小。瑞金市和章贡区是中央苏区红色旅游资源核心集聚区,于都县、崇义县和兴国县次之,其他县区集聚程度不明显。
图2 红色旅游资源核密度分析

Fig. 2 Core density analysis of red tourism resources

2.1.2 红色旅游资源发展水平格局特征
赣南苏区红色旅游资源发展整体水平比闽西苏区高。红色旅游资源发展指数前三位的县域为章贡区（69.7）、瑞金市（62.5）、于都县（44.2）,在空间上形成“金三角”的分布格局（图3）。其中,章贡区是中共江西省委、中共赣南特委所在地,在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赣南农民武装暴动、反围剿事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章贡区作为赣州市区和老城区,旅游集散能力强,以全域旅游为抓手,深入挖掘江南宋城这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资源,提升“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配套,2019年旅游接待总人数1750.61万人次,旅游收入220亿元。瑞金市是原中央苏区中央政府所在地,为中央苏区的创建、发展、壮大作出了历史性贡献,遗留下众多保存较好的历史遗址红色资源,如中央人民委员会旧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旧址,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旧址,以及各部委的行政机关;瑞金市以共和国摇篮5A级景区为龙头,强化红色旅游的主导地位,对红色旅游资源进行深度挖掘和开发,大力发展红色教育和红色研学,创新性地推出集培训、参与、体验为一体的红色培训模式,2019年旅游接待总人数1831.2万人次,旅游收入101.7亿元。于都县是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共赣南省委和红四军军部所在地,在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赣南农民武装暴动、长征出发地、游击战争事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于都县旅游资源丰度较好,实行“红色+”战略,突出“长征出发地”品牌,加快红色、绿色、古色旅游资源融合,2019年旅游接待总人数867.1万人次,旅游收入71.1亿元,其中,接待红色旅游人数688.5万人次,红色旅游收入56.87亿元。
图3 红色旅游资源网络联系度

Fig. 3 Network of red tourism resources

闽西的新罗区（39.2）、永定区（32.5）、上杭县（29.6）、连城县（27.3）红色旅游资源发展指数依次排在第4~7名,在空间上形成“银菱形”的分布格局（图3）。其中,新罗区拥有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旧址、后田暴动旧址、白土暴动旧址、闽西革命历史博物馆等红色旅游资源,在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西四大暴动事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新罗区作为龙岩市的城区,旅游配套设施健全,近年来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教育基地、生态康养名城、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2019年旅游接待总人数1267.2万人次,旅游收入147亿元。永定区依托世界文化遗产福建土楼,整合红色文化与客家文化,形成了较好的旅游品牌影响力,2019年旅游接待总人数1182万人次,旅游收入138.6亿元。上杭县是著名的古田会议举办地,在会议上确定了党指挥枪的建军基本原则,拥有古田会议旧址群、红四军司令部旧址、毛泽东才溪乡调查旧址等红色旅游资源;上杭县旅游资源组合度较好,境内还有梅花山国家自然保护区、上杭国家森林公园、紫金山国家矿山公园等国家级旅游品牌,红色旅游、生态旅游、乡村旅游、工业旅游蓬勃发展,2019年旅游接待总人数800万人次,旅游收入87.4亿元。连城县是新泉整训红色事件主要发生地,也是我军政治整训制度化、规范化所在地,并为古田会议召开奠定基础;连城县是客家聚居地和发祥地之一,被称为“中原古文化的活化石”“客家民俗活动的大观园”,拥有冠豸山等丹霞地貌景区,红色旅游与文化旅游、生态旅游协调发展,2019年旅游接待总人数1300万人次,旅游收入92亿元。
红色旅游资源发展指数高于中等水平的还有赣南的崇义县（23.2）。崇义县红色事件有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反围剿、赣南农民武装暴动、长征出发地等,红色旅游资源点有崇义县苏维埃政府旧址、红三军团总指挥部旧址、红四军军民大会遗址、邓小平旧居、彭德怀故居等;崇义县生态旅游和乡村旅游发展态势良好,旅游配套设施一般,2019年旅游接待人数505.29万人次,旅游收入50.7亿元。此外,其余县区红色旅游发展均为中低水平。
2.1.3 红色旅游资源网络联系特征
省域内部红色旅游资源网络联系方面,赣南苏区红色旅游资源联系网络中心性处于核心节点是章贡区、瑞金市、于都县（图3）。章贡区的主要联系网络方向包括“章贡区—赣县区、南康区、于都县”一级联系和“章贡区—瑞金市、上犹县、崇义县、兴国县、信丰县”二级联系;瑞金市的主要联系网络方向包括“瑞金市—长汀县、会昌县、于都县”一级联系和“瑞金市—章贡区、石城县”二级联系;于都县的主要联系网络方向包括“于都县—章贡区、瑞金市”一级联系;可见,赣南红色旅游发展指数“金三角”核心节点之间具有紧密联系。省域内部闽西苏区处于核心节点是新罗区、永定区、上杭县、连城县。红色旅游发展指数“银菱形”核心节点之间形成较紧密的联系,“新罗区—永定区”“上杭县—永定区”“新罗区—上杭县”是二级联系,“连城县—上杭县、新罗区”是三级联系。
跨省域红色旅游资源网络联系方面,“瑞金市—长汀县”“长汀县—信丰县”之间形成一级联系,“瑞金市—连城县”“瑞金市—新罗区”“瑞金市—上杭县”“瑞金市——永定区”“于都县—长汀县”“石城县—宁化县”“瑞金市—宁化县”之间形成三级联系,赣南的瑞金市,闽西的长汀县是跨区域网络联系的重要节点。
综上,闽西和赣南苏区红色旅游资源内部网络联系度整体较强,跨省域整体联系较弱,跨区域红色旅游发展轴尚未形成,赣南“金三角”和闽西“银菱形”红色旅游通道亟需打通。

2.2 红色旅游资源文化生态变迁

2.2.1 红色旅游资源文化生态格局分析
闽西和赣南苏区红色旅游资源依托“古田会议”“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长征出发地”等重大历史事件,在空间上呈现赣南向闽西迁移、后折返赣南、直至赣南和闽西融合的过程。各重大事件红色旅游资源点平均空间距离在8.9~106.6 km的范围内,其中,红色小上海、寻乌调查、红色故都、石城阻击战事件的红色旅游资源点相对集中,平均距离在20 km范围内,而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赣南农民武装暴动、闽西四大暴动、游击战争、上堡整训事件资源点跨县域,平均距离大于80 km。各重大事件红色旅游资源点形成带状或面状的红色文化生态基底,进一步聚合形成中央苏区红色旅游资源文化生态,早期（1927—1929年）以同一个县域空间格局为主,中期（1930—1934年）以跨县域分布为主,后期（1935—1937年）以跨省域分布为主（图4）。
图4 红色旅游资源文化生态格局

Fig. 4 Cultural ecological pattern of red tourism resources

2.2.2 红色旅游资源文化生态变化分析
2004年是开展红色旅游的元年,按照2010年、2015年、2019年四个主要节点分析红色旅游资源文化生态变迁,结果显示：中央苏区县域产业结构差异性逐渐变小,从2004年第一、二、三产业均衡发展状态,过渡到2019年以第二、三产业为主导类型状态（表1）。2004—2019年间,闽西苏区产业结构由四种类型（农业主导型、均衡发展型、工业主导型、服务业主导型）演变为两种类型（工业主导型、服务业主导型）。除了永定区、上杭县以第三产业为主导外,其他9个县域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反映出闽西苏区红色旅游资源大多处于以工业为主导的地区,红色旅游资源文化生态从农业活动为主转变为以机械化生产为主,居民生活及经济活动围绕逐步向工业和服务业用地展开。赣南苏区产业结构类型仍然为四种类型,但是各类型县域分布更加聚集,章贡区、瑞金市、安远县、石城县、大余县、信丰县、寻乌县等7个县域以第三产业为主导,其他11个县域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反映出赣南苏区红色旅游资源较为均衡分布在以工业为主导和服务业为主导的地区,红色旅游资源文化生态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
表1 闽西、赣南苏区产业结构及类型

Table 1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ypes of Central Soviet Area in Western Fujian and Southern Jiangxi

区域 县域 2004年 2010年 2015年 2019年
类型 产业结构 类型 产业结构 类型 产业结构 类型 产业结构
闽西
苏区 		新罗区 3 9∶60∶31 3 5∶64∶31 3 4∶60∶36 3 5∶49∶46
上杭县 2 33∶37∶30 3 16∶56∶28 3 13∶56∶31 4 14∶43∶44
永定区 2 26∶38∶36 3 17∶50∶33 3 15∶51∶34 4 13∶41∶46
武平县 1 35∶32∶33 2 25∶36∶38 2 21∶42∶36 3 15∶43∶42
长汀县 1 37∶29∶34 2 21∶42∶37 3 17∶48∶35 3 13∶46∶41
连城县 1 31∶33∶36 2 21∶43∶36 2 19∶44∶37 3 15∶45∶40
漳平市 4 19∶35∶46 4 15∶41∶44 3 14∶45∶41 3 14∶44∶42
明溪县 1 35∶29∶36 2 30∶39∶31 2 24∶45∶31 3 19∶50∶31
清流县 1 40∶26∶34 2 24∶42∶34 3 19∶49∶32 3 16∶55∶29
宁化县 1 40∶26∶34 2 30∶38∶31 2 24∶44∶32 3 14∶46∶40
赣南
苏区 		章贡区 4 4∶40∶56 4 3∶37∶60 4 2∶35∶63 4 1∶33∶66
南康区 4 26∶33∶41 3 19∶47∶34 3 14∶51∶35 3 10∶52∶38
赣县区 1 39∶27∶34 3 19∶55∶26 3 15∶57∶28 3 11∶58∶31
大余县 2 22∶41∶36 3 15∶52∶33 3 12∶50∶38 3 11∶48∶41
上犹县 1 41∶29∶30 2 24∶37∶39 4 24∶37∶39 4 16∶39∶45
崇义县 4 24∶37∶39 3 17∶58∶25 3 20∶39∶41 3 12∶48∶40
信丰县 2 30∶40∶30 2 23∶42∶35 4 15∶58∶27 4 15∶41∶44
定南县 1 32∶30∶38 2 21∶41∶38 3 18∶41∶41 3 12∶46∶42
全南县 2 31∶37∶32 2 20∶46∶34 3 15∶51∶34 3 14∶50∶36
安远县 1 48∶16∶36 1 35∶24∶42 4 28∶23∶49 4 24∶23∶54
宁都县 1 34∶34∶32 2 27∶39∶34 2 22∶40∶38 4 18∶41∶40
于都县 2 31∶38∶31 3 19∶50∶31 3 14∶50∶36 3 11∶49∶40
兴国县 1 41∶32∶27 2 27∶45∶28 2 22∶40∶38 3 15∶50∶35
会昌县 1 40∶23∶37 2 27∶39∶34 4 29∶30∶41 4 17∶41∶42
石城县 1 47∶23∶30 1 38∶27∶35 4 29∶30∶41 4 24∶23∶53
寻乌县 1 41∶19∶40 1 38∶28∶34 4 29∶31∶40 4 27∶31∶42
瑞金市 4 26∶27∶47 4 17∶34∶49 4 16∶34∶51 4 15∶34∶52
龙南市 2 28∶47∶25 3 14∶52∶34 3 10∶56∶34 3 8∶55∶38

注：“1”是农业主导型,“2”是均衡发展型,“3”是工业主导型,“4”是服务业主导型。

从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分析,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地区,第二产业占比仍处于不断加强的县域有闽西的武平县、连城县、明溪县、清流县、宁化县和赣南的南康区、赣县区、崇义县、定南县、宁都县、于都县、兴国县;第三产业占比不断提升的县域有武平县、长汀县、连城县、漳平县、宁化县和赣南的南康区、赣县区、大余县、定南县、全南县、宁都县、于都县、龙南市等,这些县域红色旅游资源文化生态处于以工业为主的稳定发展阶段,其他县域红色旅游资源文化生态处于主导产业交替发展的不稳定发展态势。以第三产业占比为主的地区,第二产业占比仍处于不断加强的县域有赣南的上犹县、会昌县、寻乌县、瑞金市;第三产业占比不断提升的县域有赣南的章贡区、上犹县、安远县、会昌县、石城县、寻乌县、瑞金市等,这些县域红色旅游资源文化生态处于以服务业为主的稳定发展阶段,其他县域红色旅游资源文化生态处于主导产业交替发展的不稳定的发展态势。
综上,闽西和赣南苏区各重大事件红色旅游资源点形成带状或面状的红色文化生态基底,各重大事件文化生态差异性逐渐变小;以工业主导和以服务业主导的文化生态类型在空间上呈现“十字型”交叉格局,这正好与红色旅游资源网络联系主导方向错位,从而导致闽西和赣南苏区红色旅游资源跨区域网络联系较弱,亟需打通关键节点,促进红色旅游资源文化生态协调发展。

2.3 红色旅游资源跨区域整合开发路径

以文化生态学理论为指导,从文化生态空间一体化、文化生态演变全域化、文化生态发展动态化三方面提出红色旅游资源跨区域整合开发路径。
2.3.1 强化红色旅游资源点空间联系一体化,空间集聚区优先整合开发
文化生态空间一体化主要体现在红色旅游资源点随着交通等基础设施日益便捷,区域间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交流日益频繁,空间网络联系日趋紧密。根据中央苏区红色旅游资源发展指数格局、网络节点中心性和网络联系特征,进一步发挥赣南苏区“金三角”和闽西苏区“银菱形”红色旅游发展集聚区的综合效应,建立跨区域红色旅游发展轴,促进红色旅游资源全面整合开发。赣南苏区以章贡区、瑞金市、于都县为核心,闽西苏区以新罗区、永定区、上杭县、连城县为核心,省域内通过建立闽西、赣南红色旅游区内部线路共建、产品共推、信息共享协作机制,加强县域间红色旅游资源点的沟通与联系,不断强化次一级网络联系。跨省域方面,打通闽西长汀县和赣南瑞金市、会昌县三个跨区域网络联系的重要节点,在已有“瑞金—会昌—长汀”一级网络联系基础上,构建“章贡区—于都县—瑞金市—长汀县—连城县—新罗区—永定区—上杭县—会昌县”红色旅游发展轴,打破跨省域行政壁垒,提升红色旅游资源开发深度和广度,实现闽西和赣南苏区红色旅游一体化发展（表2）。
表2 闽西和赣南苏区红色旅游事件

Table 2 Statistics of red tourism resources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of Western Fujian and Southern Jiangxi (个)

主要事件 时间 历史意义 地理位置 代表性红色旅游资源点数量
上堡整训 1927年11月 整顿纪律并实施军事训练,开始由正规战向游击战争转变 瑞金市、会昌县、崇义县、大余县 13
赣南农民武装暴动 1928年 揭开了赣南人民武装夺取政权、开展土地斗争的序幕 定南县、全南县、兴国县、瑞金市 38
闽西四大暴动 1928年 成立了闽西第一个区苏维埃政权,颁布一系列新法令,实行土地革命并创造了土改分田的新方针、政策和方法 永定区、清流县、新罗区、明溪县 22
新泉整训 1929年12月 极大地提高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成为我军政治整训制度化、规范化的首创,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连城县 14
古田会议 1929年12月 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核心内容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也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等 上杭县、宁化县 20
红色小上海 1929—1934年 长汀是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繁荣的经济、文化、贸易往来保障了军需民用,为中央苏区提供了强力的支持与援助 长汀县 8
寻乌调查 1930年5月 为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提供了依据,同时也明确了农村与城市的关系,为深化“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提供了重要支撑 寻乌县 13
反围剿
1930年12月至1934年10月 扩大了红军和根据地,使得闽西、赣南两个根据地连在一起形成中央苏区,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党和人民军队战略战术中的重要地位 兴国县、宁都县、全南县、石城县、连城县 66
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 1930年6月至1931年
3月 		显著改善了先前中央不了解地方实际、地方摸不清中央意图的状况,各种食、药品、信息等的传递也更加便捷 新罗区、上杭县、武平县、漳平市连城县 13
红色故都 1931—1935年 第一次、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瑞金成为党领导和管理国家政权的实践基地,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 瑞金市 60
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931年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政权首次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革命根据地的领导 会昌县、于都县、宁都县、安远县、新丰县、赣县区、瑞金市、上杭县、宁化县、永定区、新罗区、长汀区、连城县 84
石城阻击战 1934年9月 有效阻碍了国民党军队的进犯,为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的完全集结与转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石城县 14
游击战争 1934年秋至1937年冬 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在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为土地革命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为华中、华南地区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保存了骨干力量 南康区、上犹县、章贡区、信丰县、全南县、大余县 64
长征出发地 1934年10月 实现了共产党北上抗日的方针,为进一步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使革命得以继续 长汀县、宁化县、瑞金市、于都县 15
2.3.2 强化红色历史事件文化生态演变全域化,高发展指数红色旅游资源跨省域优先整合开发
文化生态演变全域化既体现在同一个红色历史事件在不同时间节点演变过程所涉及红色旅游资源点的空间全域化,也体现在不同红色历史事件所涉及红色旅游资源点的叙事全域化。根据红色历史事件空间上呈现跨省域、跨县域的分布格局,以及带状或面状的红色文化生态基底特征,进一步发挥红色历史事件在组织和串联红色旅游资源点中的胶合剂作用,有效发挥高发展指数红色旅游资源的品牌影响力,促进红色旅游资源全域化整合开发。闽西和赣南苏区红色旅游资源依托“古田会议”“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长征出发地”等重大历史事件,进一步凸显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高等级旅游景区（点）的品牌影响力,优先开展跨省域整合开发（图5）。如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不仅打破跨省域行政管辖的壁垒,还真实还原了长征文化在不同阶段的文化生态,有助于旅游地讲好、讲全、讲活红色故事,推进红色旅游资源的全域整合开发。此外,处于赣南“金三角”和闽西“银菱形”红色旅游发展集聚区的上堡整训、赣南农民武装暴动、闽西四大暴动、新泉整训、反围剿、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红色故都、游击战争等事件,也具备跨县域全面整合开发的能力。
图5 重大红色事件空间分布

Fig. 5 Distribution of major red events

2.3.3 强化红色旅游资源文化生态发展动态化,跨主导类型关键节点优先整合开发
文化生态发展动态化主要体现在红色旅游资源点诞生在农业社会环境,其文化生态随着所在地生产力发展呈现差异化发展。根据闽西和赣南苏区县域产业结构差异性逐渐变小,以及文化生态类型以第二、三产业为主导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发挥关键节点县域发展红色旅游的社会文化、经济和生态示范效应,促进周边县域红色旅游资源文化生态趋同发展,有助于红色旅游资源实现从形式上整合向形式与内容深度融合发展。瑞金市是闽西和赣南苏区跨省域网络联系的核心节点,与其网络联系紧密的县域,南北方向的宁都县、石城县和会昌县同处于服务业主导型文化生态区,这有利于该方向红色旅游资源的跨省域、跨县域整合开发;东西方向的长汀县和于都县则处于工业主导型文化生态区,这种差异不利于该方向红色旅游资源的跨省域、跨县域整合开发。因此,应全面推进瑞金市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工作,进一步以发展红色旅游为引领,通过实施“旅游+”“红+绿”行动计划促进县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以此带动周边县域文化生态主导类型的优化,实现动态协同发展。

3 结论

以闽西和赣南苏区红色旅游资源为研究对象,在揭示红色旅游资源空间特征的基础上,测度红色旅游资源文化生态的变迁,并提出整合开发的思路,主要结论如下：
（1）红色旅游资源点空间上呈现局部聚集特征,赣南苏区红色旅游资源发展水平较闽西苏区高。赣南苏区红色旅游资源不仅在数量上多于闽西苏区,空间聚集度也更高;赣南苏区红色旅游资源在空间上形成章贡区、瑞金市、于都县“金三角”分布格局,闽西苏区则形成新罗区、永定区、上杭县、连城县“银菱形”分布格局。
（2）闽西和赣南苏区红色旅游资源文化生态呈现趋同发展趋势。各重大事件红色旅游资源点在空间上8.9~106.6 km的范围内,形成带状或面状的文化生态基底;红色旅游资源文化生态从均衡发展型转变为以工业主导型和服务业主导型并存的格局,并有一致向服务业主导型转变的趋势。
（3）红色旅游资源网络联系方向与服务业主导型文化生态空间分布呈现“十字型”交叉,瑞金市是核心联结点。红色旅游资源网络联系呈现“章贡区—于都县—瑞金市—长汀县—新罗区”东西带状方向,与“宁都县—瑞金市—寻乌县”服务业主导型文化生态南北分布交叉于瑞金市,红色旅游资源联系方向与服务业主导型文化生态方向错位发展,这是闽西和赣南苏区红色旅游资源内部网络联系度整体较强,跨区域网络联系度较弱的重要原因。
闽西和赣南苏区红色旅游资源整合开发,应遵循其文化生态空间一体化、文化生态演变全域化、文化生态发展动态化的原则,推进空间集聚区优先整合开发、高发展指数红色旅游资源跨省域优先整合开发、跨主导类型关键节点优先整合开发,从而破解红色旅游资源破碎化、片段化、静态化开发的难题。未来,随着文化生态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深入,特别是文化核心和文化特质表征指标的完善,红色旅游资源整合开发将在现有的网络联系、空间叙事、主导类型三个层级基础上,探索层级间的互动和反馈机制,从而推进红色旅游资源从跨区域形式和内容整合向形体全面融合发展,从而实现中央苏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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