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治理

传统农区粮食生产转型机制及其安全效应——基于乡村空间治理视角

  • 戈大专 , 1, 2 ,
  • 孙攀 1 ,
  • 周贵鹏 3, 4 ,
  • 卢小雪 1
展开
  • 1.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南京 210023
  • 2.江苏省地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协同创新中心,南京 210023
  • 3.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 4.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戈大专(1987- ),男,江苏新沂人,博士,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乡村空间治理与土地利用转型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0-08-03

  要求修回日期: 2020-11-06

  网络出版日期: 2021-08-28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0120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YJCZH036)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BK20190717)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GLC002)

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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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in production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and the security effects in traditional farming areas: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spatial governance

  • GE Da-zhuan , 1, 2 ,
  • SUN Pan 1 ,
  • ZHOU Gui-peng 3, 4 ,
  • LU Xiao-xue 1
Expand
  • 1. School of Geograph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 2. Jiangsu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Resources, Nanjing 210023, China
  • 3.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 4.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8-03

  Request revised date: 2020-11-06

  Online published: 2021-08-28

Copy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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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转型期乡村空间利用问题成为影响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开展乡村空间综合治理成为推动粮食生产有序转型的重要动力。系统分析乡村空间治理导向的粮食生产转型机制及其安全效应,有益于完善粮食安全的理论和实践分析。本文以乡村空间治理导向的粮食生产转型内在机制分析为突破,结合平原农区典型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并探讨了乡村空间治理与粮食安全的内在关系。主要结论如下:(1)乡村空间的不合理利用是限制粮食生产高效运转的重要因素。(2)乡村空间“物质—权属—组织”治理,通过改变粮食生产所需的基础条件达到优化粮食生产的目的,推动粮食生产朝着规模化、高效化、绿色化和公正化转型。(3)香埠村空间治理显著改善了该村粮食生产条件,有效协调粮食安全保障与乡村转型发展的交互作用关系。(4)乡村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传统农区开展乡村空间“物质—权属—组织”的综合治理,有利于保障转型期粮食安全,落实“藏粮于地”战略,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引用格式

戈大专 , 孙攀 , 周贵鹏 , 卢小雪 . 传统农区粮食生产转型机制及其安全效应——基于乡村空间治理视角[J].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 36(6) : 1588 -1601 . DOI: 10.31497/zrzyxb.20210618

Abstract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 of China, the unreasonable use of rural space has become a major hidden threat to food security. Therefore, the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of rural spa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to promote the orderly transformation of grain production.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grain production guided by rural spatial governance and its security effects is beneficial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food security. Taking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ain production guided by rural spatial governance as a breakthrough,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study in combination with typical cases of traditional farming area, and discusse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spatial governance and food security.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Unreasonable use of rural space is a factor that restricts the efficient operation of grain production. (2) Rural space "matter-ownership-organization" governance, through changing the software and hardware foundation needed for grain production, can achieve the purpose of optim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ain production, and promote the grain production towards a large-scale, high efficiency, green and fair transformation. (3) The spatial governance of Xiangbu village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conditions of grain production and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coordin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food security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4)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spatial governance capacity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ability to ensure food security. The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of "matter-ownership-organization" in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areas can ensure food security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period, and is favourabl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storing food in land", which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农业与粮食生产转型,对于解析区域乡村人地关系演变具有重要意义。在农业生产转型研究方面,学者们探讨了中国农业生产转型的内涵、路径、前景与多元主体行为[1,2,3],并划分了农业生产转型类型及困境[4],解析农业生产转型与城乡协调发展的内在关系[5]。国外学者考察了城市化背景下粮食生产转型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6],探讨了粮食生产的高效化转型对粮食安全及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意义,并提出了粮食系统转型的未来方向[7],分析了人类社会的合作与交流行为促进粮食系统转型的可持续性与公正化[8],剖析了全球粮食消费的营养趋势及其与粮食环境和粮食系统的联系[9]。国内学者聚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粮食生产转型过程,提出粮食生产转型的分析框架[10],建立了粮食生产系统多维功能的评价指标体系,探讨了区域粮食生产多功能转型的时空格局[11]。此外,部分学者致力于分析粮食生产及转型的现状,进而提出优化措施[12,13,14,15]
传统农区在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方面发挥着突出作用,探讨传统农区粮食生产转型有助于完善粮食安全的评估。已有研究探讨了中国粮食主产区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程度[16],探究了中部地区粮食生产地位及转型趋势[17],揭示了沿海地区粮食生产地位的快速下降趋势[18]。研究发现耕地数量及质量变化与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息息相关[19,20]。也有学者从耕地利用转型的视角探讨影响粮食安全的关键因素[21],指明未来中国粮食安全的发展道路[21,22]
乡村空间是粮食生产的载体,是“藏粮于地”的物质基础。当前,乡村空间利用出现的诸多弊症是阻碍粮食生产转型的内因,乡村空间治理有利于改善粮食生产条件。针对农区空间治理与农业资源保护开发方面的研究多集中于土地整治和生态修复两个视角[23],关注耕地提质增量、整合农业资源、促使农户脱贫[24]、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和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作用[25];诊断乡村住宅扩张占用耕地的动因,探讨了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等[27]。在环境整治方面,着眼于治理乡村污染对农业资源的侵蚀,尝试从多元共治的视角构建乡村生态空间治理与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策略[28],提出传统农区村镇空间绿色治理框架[29,30]
传统农区粮食生产有序转型是保障粮食安全和推动农户生计体系完善的重要内容[31]。中国传统农区粮食生产与乡村人地关系密切相关,粮食生产的结构和功能特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不断演化,呈现出差异化的地域特色。粮食生产转型聚焦城乡关系演变的大背景,重点剖析粮食生产组织体系、要素投入、结构演变、功能演化等粮食生产系统的转型过程[4,10]。当前,乡村空间治理导向的粮食生产转型与粮食安全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32],针对传统农区空间综合治理的粮食生产转型机制尚缺乏深入分析。本文从传统农区粮食生产困境入手,分析乡村空间利用问题给粮食生产转型带来的影响,剖析乡村空间“物质—权属—组织”综合治理与粮食生产转型的内在机理。在此基础上,选取传统农区典型案例,解析乡村空间治理影响下的粮食生产转型过程,从村域尺度上探讨乡村空间治理推动粮食生产转型的内在机制,并尝试探究传统农区乡村空间治理导向的粮食生产转型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1 传统农区粮食生产困境梳理

1.1 粮食生产所需空间受到挤压与限制

传统农区乡村空间利用问题体现为粮食生产空间的萎缩与退化,即粮食生产空间受到多方面的挤压与限制。传统农区粮食生产空间问题表现为耕地资源被占、设施场地荒废、生态空间污损。耕地资源是粮食生产的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在于耕地红线的保护,传统农区耕地资源在城乡建设、农业综合开发、非粮作物种植等需求作用下快速流失。农村建设用地扩张在缺乏有效管控的局面下成为侵占耕地资源的重要诱因。农业综合开发和耕地种植结构的非粮化,对耕地利用结构和功能产生深刻影响,压缩了原本有限的粮食生产空间。
粮食生产配套设施疏于管理与生态空间污损化也使得粮食生产空间受限。晾晒场、排灌系统、田间道路系统、农田林网系统是粮食生产配套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乡村“空心化”为代表的乡村衰退导致粮食生产配套设施疏于管理,粗放使用和老化弃损,导致粮食生产缺乏必要的配套设施空间。粮食生产带来生态空间污损化阻碍了粮食生产的生态化转型。集约化农业生产片面追求产量,过度使用农药化肥带来农业面源污染问题,持续轮作不惜地力以致土地板结与地力下降,作物品种单一化导致生物多样性危机等问题。传统农区局部水土空间污损退化导致可用耕地数量与质量受损,成为粮食生产可持续转型的重要障碍。

1.2 空间权属关系不明成为限制粮食生产转型重要环节

乡村空间权属关系反映乡村空间的价值属性,在空间价值分配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33],空间权属关系不明将阻碍乡村空间高效利用,成为限制粮食生产转型的重要瓶颈。耕地三权分置带来的短期与长期权属关系问题、土地整理溢出土地权属分配问题、土地流转进退机制不健全问题成为阻碍粮食生产转型的重要障碍。耕地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置一方面使得土地经营得以放活,但同时也带来了耕地短期权属与长期权属的衔接难题[32]。承包地产权不够明朗、长期权属弱化,使得农户生产预期难以得到保障,削弱了生产积极性,抑制了耕地的长效投资和开发保护。
土地整理与土地流转是优化耕地利用方式的重要手段,土地整理新增溢出耕地的权属确认与耕地利益分配格局密切相关,将改变粮食生产经营方式。土地整理溢出耕地集体管控与使用,有利于完善耕地经营模式,缓解实践操作中存在因耕地权属管控不当,激化乡村利益矛盾的情形。耕地权属关系明晰与耕地规模经营有直接关系,成为影响粮食生产转型的重要内因。当前,土地流转进入和退出机制不健全,进一步模糊了耕地的权属关系,耕地分散经营格局难以打破,耕地高效配置目标难以实现,显著抑制粮食生产规模化运作。

1.3 粮食生产组织与运营体系难以适应乡村振兴的需求

粮食生产涉及种植、管护、收割、存储、加工、运输等多重环节,要素的高效组织与运营环节的顺畅是提高粮食生产效率的必要条件。当前,传统农区粮食生产陷入了组织与运营困境,小农组织分散化、粮食生产组织空心化、粮食生产配套产业难运营,成为粮食生产组织与运营的重要表现。粮食生产组织体系小农特征不利于统筹传统农区的人地关系,增加了农田配套设施投资难度。小农生产带来的耕地经营分散破碎,产品标准化打造难度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粮食产品的品牌价值提升。由此,传统农区粮食生产组织力量难以有效凝聚,粮食生产效率被限制,粮食生产的综合价值被低估。
农户城乡迁移和兼业化导致粮食生产组织空心化,进一步加剧传统农区小农生产的分散化特征。乡村青壮年大量流失背景下,粮食生产劳动力“女性化”和“老龄化”成为常态,留乡劳动力数量不足[35]、结构失衡[36]、力量不强、缺乏组织限制了粮食生产转型的进程。粮食生产组织空心化进一步影响耕地利用形态,使得耕地粗放经营与撂荒现象在传统农区部分地区出现。粮食生产配套产业涉及储藏、加工与运输等环节,当前粮食生产配套产业资金不足、管理不善、体系不全、利润单薄等因素,直接导致传统农区粮食生产仍以种植业收入为主,全产业链价值分配难以共享。配套产业运营不畅、产业链缺乏品牌价值、农户种粮收入有限抑制了农户种粮积极性。粮食生产产业化发展受阻与农户增收渠道受限,不利于传统农区乡村转型发展和振兴战略的落实。

2 空间治理导向的粮食生产转型理论解析

传统平原农区是中国粮食生产的核心地区,也是城乡转型发展相对滞后地区。以乡村空心化为特征的传统农区发展过程成为解析粮食生产转型的宏观背景。传统农区人多地少的人地关系紧张格局,叠加乡村空心化过程加剧了该地区乡村空间利用问题,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以乡村空间治理为手段,为破解传统农区粮食生产转型困境提供可能。乡村空间治理,通过空间结构优化、政策赋权调控、组织机制协调等多重手段,为实现乡村空间高效利用、治理能力提升、多元主体参与,而实施的综合治理过程,为提升国土空间治理能力和完善治理体系创造条件[32]。粮食生产转型是观察乡村发展演化的一个重要窗口,乡村空间治理与粮食生产转型密不可分。因此,本文尝试基于乡村空间“物质—权属—组织”治理体系,探讨粮食生产空间挖掘、效益提升和体系完善的可行机制。

2.1 乡村物质空间治理与粮食生产转型

通过治理乡村物质空间的不合理利用方式和状态,挖掘乡村空间的开发潜力,提升乡村空间利用水平,改善乡村空间结构和功能特征,进而摆脱粮食生产空间受限的困境。物质空间治理有助于优化乡村要素配置,改变乡村空间结构特征,为粮食生产转型提供物质载体。以土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生态化空间保护与修复为手段的乡村物质空间治理体系为优化粮食生产结构创造条件。土地整治在增扩农田规模、改善耕地质量、完善耕地结构、优化村庄布局等方面可发挥出重要作用(图1)。通过土地整治,优化耕地空间布局,改善耕作条件,为完善粮食生产奠定物质基础。
图1 乡村空间“物质—权属—组织”治理与粮食生产转型机制

Fig. 1 Rural space "matter-ownership-organization" governance and grain production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高标准农田建设和生态空间保护与修复等治理措施为粮食生产转型升级创造条件。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出的“设施完善、农田配套”要求,推动建设“田成方、树成行、路相通、渠成网”的粮食生产标准化基地[23]。同时,完善耕地质量监测网点、打造耕地信息管理平台、推广农业新技术有助于加强粮食生产配套系统的升级改造,有利于强化粮食生产转型所需的硬件配套。乡村三生空间的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是粮食生产绿色化和可持续转型的前提。以乡村三生空间生态保护与污损退化土地修复为核心生态化治理,有利于改善粮食生产的基底环境。以粮食生产化肥和农药减量化为目标的耕地生态化利用方式,为推动粮食生产绿色转型奠定基础。

2.2 乡村空间权属治理与粮食生产转型

乡村空间权属治理为明晰空间权属关系,打破权属不清的模糊状态,确立乡村空间权利分配体系奠定基础,为保障农户生计体系创造条件。“耕地是农民的命根子”[37],也同样是粮食生产的根基。从完善农户耕地承包关系着手治理耕地权属关系,稳步落实耕地“三权分置”制度,建立耕地权属近远期衔接机制,从而完善从近期到远期的耕地权属明晰与农户权益保障机制,激发农户粮食生产投资的积极性,推动实现粮食生产转型与农户生计体系保障双重目的。
乡村物质空间治理与权属治理密切相关,土地整治带来的新增溢出耕地权属关系妥善利用有利于推动耕地权益合理分配(图1)。完善新增溢出耕地权益分配机制有利于扩大耕地聚集趋势,改变耕地分散经营模式,为粮食生产规模化奠定物质基础。新增耕地权属分配过程也是乡村多元主体博弈过程,有利于强化村集体的统筹协调能力。此外,乡村空间权属治理有利于打破土地流转的不稳定状态,进而推动粮食生产模式的转变,通过权属治理充分发挥土地流转推动粮食生产转型的核心作用。

2.3 乡村空间组织治理与粮食生产转型

乡村空间组织治理从优化农户生产模式、完善农户生计体系、健全多元主体参与方式等方面推动粮食生产转型。乡村空间组织高效有利于推动粮食生产组织模式的演化,为改变小农分散的粮食生产组织模式创造条件(图1)。通过乡村空间组织治理提升空间利用潜力,统筹各类空间利用方向,共同服务于粮食生产体系的转型升级。乡村空间组织治理为保障粮食生产体系完整创造机遇,如乡村废弃厂矿的改造和乡村公共空间开发保护,有利于推动乡村空间高效利用,服务粮食生产体系构建。
乡村空间组织治理推动乡村空间的高效利用,为优化种粮农户收入结构,推动农户生计转型创造条件。通过乡村空间组织治理,优化乡村空间组织方式与效率,为发展粮食生产综合产业链和价值链创造条件,进而改善区域粮食生产产业体系,推动农户就业模式多样化和收入来源多渠道化,促进农户生计体系稳定化。完善乡村空间组织方式,为健全乡村多元利益主体参与治理方式,推动粮食生产组织体系高效化提供机遇。乡村空间组织模式优化是推动乡村治理有序的重要手段,在尊重各方利益诉求的基础上健全多元主体参与粮食生产的方式和模式,有利于凝聚粮食生产的吸引力。

3 邳州市香埠村空间治理与粮食生产转型过程

3.1 香埠村概况

本文选取我国传统农区典型案例村——香埠村,开展实证研究。该村位于江苏省邳州市东南部,是较为典型的传统粮食生产型村庄。从2000—2017年邳州市长期外出务工的人口由7.59万快速增加到49.47万人,人口结构明显呈现出典型的外流特征。同期,邳州市第一产业产值占比迅速由39.7%下降到13.9%,年均下降1.43个百分点。邳州市作为中国苏北传统农区的典型县域,产业转型进程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邳州市香埠村为案例,开展传统农区空间治理导向的粮食生产转型机制研究将具有典型性。
香埠村有805户、3060人,耕地面积3034亩,人均耕地面积约1亩。从香埠村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其自身发展能力有限,外援发展要素较少,城乡间发展要素的流动主要局限于农户自身汇款的回流。2017年以来,香埠村在全市开展乡村空间治理运动中逐渐找准定位,以公共空间治理撬动乡村发展资源为基础,结合村两委治理能力提升,使得该村逐渐摆脱经济薄弱村的帽子,并一跃成为快速发展类村庄(图2)。2017年该村成立农业开发公司,流转村民土地开展规模化经营,建设稻米加工厂房,开展粮食深加工,推出富硒生态稻米品牌。2018年村内建成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乡村生产和生活进入转型快车道。香埠村以乡村空间治理为契机,推动粮食生产组织模式和运行体系进入规模化、高效化、绿色化、公正化转型通道,解析香埠村空间治理导向的粮食生产转型机制有利于明晰二者的内在关系。
图2 邳州市香埠村地理区位

Fig. 2 Location of Xiangbu village, Pizhou city

3.2 香埠村空间“物质—权属—组织”治理与粮食生产转型过程

香埠村物质空间治理有效提升了粮食生产保障能力。香埠村空间治理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地综合整治改善了耕地耕作条件,为调整粮食生产组织模式创造条件。此外,针对农田排灌和粮食生产配套设施的修缮有效提升了粮食生产的抗风险能力。乡村空间权属治理在香埠村粮食生产转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通过明晰耕地流转前后的利益分配机制确保耕地流转有序进行,在促进耕地流转重组与合理界定耕地动态权属的基础上,着力追求粮食生产的规模化与公正化转型。科学有效管控土地整治溢出耕地的权属划分(溢出的7%耕地,由村集体资产进行使用和管理),实现村集体资产增值和号召力增强。村内荒废和低效使用的公共空间治理,核心是重新确立权属关系,打破长期被少部分人无偿占据的历史遗留问题(该村废弃的小学校舍长期被已经退出村两委的村内能人据为己用),推动实现旧地新用、公用、增效使用,促进粮食生产高效化、公正化。乡村公共空间演变成为粮食生产的重要配套设施,加强了村集体在粮食生产组织和转型升级中的领导力。
香埠村空间组织治理主要涉及到耕地组织及其社会经济关系组织。人口城乡迁移背景下,香埠村耕地出现了流转趋势,主要流向是村内种植大户和农户之间的流转。耕地进行大规模田块调整后,粮食生产组织模式由分散经营向多种经营模式转型,村两委成为粮食生产经营的核心推动者和执行者。产粮空间集中运作、村集体聚拢粮食生产的掌控权,有助于聚集治理力量、净化并维护农业环境,进而统筹全局、提效增绿。伴随粮食生产深加工业态的出现(图3),该村粮食生产组织模式已经跳出小农分散经营方式,向现代农业高效生产方式迈进。由此可知,香埠村乡村空间“物质—权属—组织”治理从规模化、高效化、绿色化、公正化发力并形成合力共同作用于粮食生产转型进程。以空间治理导向的粮食生产转型为契机,香埠村公共空间利用效率提升,价值分配趋于公正,公共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如村内养老服务设施的改善)。
图3 香埠村粮食加工厂房与产品

Fig. 3 Grain processing workshop and products in Xiangbu village

3.3 香埠村空间治理导向的粮食生产转型机制解析

3.3.1 香埠村空间治理提升了粮食生产效率和效益
基于空间治理优化香埠村空间结构与功能,是推动粮食生产效率与效益提升的重要手段。效益提升主要表现在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主要来源于粮食生产的规模化、高效化转型趋势,而社会效益主要折射于绿色化与公正化的转型趋势。当前,香埠村粮食生产在农户层面吸引力较低,核心在于种粮收益率太低,规模化生产基础不成熟且风险较大,农户生产缺乏稳定的收入预期和合理的体制保障。传统农区粮食生产集约化与农户兼业化成为常态,乡村物质空间治理中土地整治措施有助于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优化香埠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结构,提升粮食生产效率。此外,香埠村道路条件、水利设施、粮食加工仓储等生产条件在乡村空间治理中均有明显改善,粮食生产配套网络逐步完善,农户将耕地流转给农业公司,每亩高出地方平均价格的20%,流转收益增加。此外,通过耕地整治、空废用地盘活、公共空间治理等手段,进一步提升了香埠村空间利用效率、组织程度与公共服务能力,为推进粮食生产的规模化、高效化、公正化和绿色化转型创造条件。
香埠村空间治理导向的乡村人地关系优化过程,提升了乡村空间的多重价值,有利于拓展乡村发展要素的城乡流动基础,为健全粮食全产业链提供条件。通过空间治理,全村建成高标准农田1000多亩,粮食生产基础条件显著改善。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核心的粮食生产空间整治行为,完善了香埠村粮食生产的物质基础,进而催生了农业公司开展粮食生产综合开发。香埠村空间权属和组织治理措施,核心是重构了粮食生产的权益体系和运转模式。以“富硒”稻米品牌打造为突破,乡村物质空间治理是基础保障,而溢出耕地的集体经营方案和“村企合一”的生产组织模式是推进香埠村粮食生产转型的核心驱动力。因此,香埠村空间“物质—权属—组织”治理,有效改善了粮食生产空间利用效率和收益分配体系,着力引导规模、高效、公正、绿色的“四化”产粮转型趋势。
3.3.2 多元主体参与空间治理是保障粮食生产有序转型的基础
香埠村空间治理推动多元主体参与粮食生产组织模式和体系转变,有利于推进乡村生产体系演化。以村集体所有的农业开发公司成立为事件节点,香埠村空间治理使得村集体的经济属性被强化,主体地位凸显。村企合一的产业运作模式,吸收500多亩村内高标准农田用于企业的标准化生产基地。香埠村空间治理关键是推动了小农生计型、兼业型、分散型粮食生产经营模式,向规模化、高效化、专业化、市场化转型,改变了以小农分散经营为核心的传统农区粮食生产组织方式。在这个过程中,空间“物质—权属—组织”治理体系核心作用是完善了空间价值体系和分配方式,价值分配明晰公正是激发农户开展生产模式和组织体系创新的动力。此外,空间治理深化粮食生产的社会化服务组织体系建设,推进粮食生产的政府统筹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香埠村空间治理推动土地流转与适度规模经营,开拓了农业大户和专业合作社规模化、高效化的发展路径。乡村空间权属(尤其是公共空间)关系公正明晰,为多元主体参与粮食生产,完善粮食生产收益分配体系铺平道路。多元主体参与香埠村粮食生产活动是聚拢生产资源、激发生产效率、开拓产业前景的有效路径。通过空间治理,香埠村粮食生产过程中村干部、市场主体、乡村精英、传统农户、返乡农户等多元主体参与到乡村生产体系的博弈,随着多方博弈力量的变化,粮食生产格局特征也随着演变。村集体以多元资本筹建了农业加工企业,拓展了香埠村村集体经济运转模式和经营范畴,村内返乡农户在村庄发展面貌改变之后也加入到村庄的产业开发。农户生产组织体系由松散向集聚转变,农户主体意识被激发,乡村“沉默的大多数”在空间治理过程中拥有了部分话语权,多元主体参与的粮食生产转型过程初步显现。
3.3.3 香埠村空间治理理顺了粮食生产与乡村发展的互动关系
香埠村空间治理导向的粮食生产与乡村发展良性互动为破解乡村生产非粮化、粮食安全威胁和乡村空心化等问题提供有效手段。香埠村空间治理实践在提升粮食生产效率、稳定收入效益、改善生产组织体系、保障生态承载等方面成效显著,为建立粮食生产和乡村发展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创造条件。在乡村发展方面主要表现为村庄生产空间的拓展、生产模式的改进和生产组织的完善,推动粮食生产与乡村发展良性互动。香埠村空间治理为农户在粮食生产中的长远利益公正分配提供保障,有效完善农户生计体系。此外,乡村空间治理改变了香埠村集约化粮食生产模式,走绿色生态高效型发展路线,为摆脱过度集约化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提供可能。
香埠村以空间治理导向的粮食生产转型为契机,推动粮食生产与乡村转型发展有效衔接,确保粮食生产转型有益于乡村的生产、生活、生态振兴发展,扩大粮食生产对该村空间、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并为破解传统粮食生产“在哪种?谁来种?怎么种?为谁种?”的现实困境提供可选方案。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田水利设施的改善,提供“在哪种”的平台;农业开发公司创立推进集体化和产业化粮食生产模式,强化了乡村中坚农户为代表的大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谁来种”的核心群体;规模化、高效化、绿色化的生产模式,展示了“怎么种”的良好趋势;乡村空间价值显化和公正的分配方案,有效说明了“为谁种”的问题。香埠村经过空间治理,空间结构、产业水平与社会面貌大为改观,推动香埠村实现综合发展。由此,有助于从空间治理出发,搭建粮食生产与乡村发展良性互动的轨道,进而保障粮食生产转型的持续顺利推行。
3.3.4 香埠村空间治理导向的粮食生产转型路径总结
香埠村空间治理导向的“人—地—业”协同推进是保障粮食生产有序转型的关键内容。香埠村通过空间综合治理,拓展了多元主体参与乡村生产的积极性和可能性,多元主体博弈关系复杂化,有效改变了政府主导型乡村治理传统路径(图4)。空间综合治理改变了土地利用方式,土地利用进入规模化、高效化、绿色化、公正化的快速转型期。香埠村人地关系协调推进过程,为拓展产业发展潜力创造条件。香埠村空间治理引导人口、土地和产业转型过程,有效推进“人地关系协调—居业协同并进—产地融合强化”的粮食生产转型。香埠村空间治理导向的粮食生产转型效应,不仅仅停留在农业生产领域,还为破解传统农区乡村转型难题提供较好的案例。本文从粮食生产组织与运行、多元主体博弈与治理、粮食生产与乡村发展三个层面重点分析香埠村空间治理在推进粮食生产转型的驱动机制,说明依托空间治理改善粮食生产网络,有益于改善粮食生产软硬件环境,提升传统农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图4 香埠村空间治理导向的粮食生产转型机制

Fig. 4 Th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grain production oriented by spatial governance in Xiangbu village

4 空间治理导向的粮食生产转型与粮食安全

4.1 乡村空间治理与粮食安全内在关系剖析

乡村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本文构建的乡村空间“物质—权属—组织”综合治理体系,有益于乡村空间治理水平的提升和改进,也为优化乡村空间治理手段提供政策工具。由此可知,乡村空间治理与粮食安全密切相关,有利于完善中国粮食安全体系,提升粮食生产安全治理能力。乡村物质空间治理核心在于优化乡村空间生产条件,改善乡村空间生产功能,进而提升乡村空间生产效率和生态保障水平,为落实“藏粮于地”的粮食安全战略提供物质基础。乡村空间治理通过改善农户生计体系、权衡利益分配关系、搭建长效治理模式、重建生产组织网络等形式夯实乡村粮食生产安全运行机制。
乡村空间物质、权属、组织治理通过影响粮食可供量、可获得性、可利用性以及稳定性等不同层面强化粮食安全水平。乡村空间治理改善作物生产条件与产粮配套设施,为现代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创造契机,有利于增加粮食的可供量。空间治理通过完善粮食加工仓储设施,改善农民生计体系与经济能力,通过对外增强输出,对内增加购买能力,提升本地粮食的可获得性。空间治理推动三生空间结构优化、紧抓产粮各环节的绿色安全,为实现粮食生态化生产提供保障。乡村空间治理导向的规模化、绿色化、高效化、公正化的粮食生产方式转型,强化粮食供应与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粮食自给率,维护空间产粮的持续性与可控性,进而提升了村域空间粮食生产的可利用性和供给的稳定性。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空间治理导向的粮食生产转型过程,通过完善粮食生产体系,提升粮食生产能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等方面提升粮食安全水平。
乡村空间治理带来乡村良性转型发展是进一步保障粮食安全的制度基础。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需要“完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制度政策”,充分说明“三农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乡村发展与粮食安全密不可分,完善乡村良性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创新,也同样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有效路径。乡村空间治理通过优化城乡要素流动趋势、补充乡村发展资源短板、提升乡村治理多元成效、促进乡村权益公平正义等途径,改善乡村转型发展的物质基础和体制保障。乡村有序转型有赖于农户生计改善、产业合理发展、土地格局优化、多元主体参与,这些方面改善也是保障乡村粮食生产安全不可或缺核心内容。乡村空间“物质—权属—组织”治理,改善了粮食生产的物质基础和组织模式,有益于完善乡村权益的分配体系,为推进粮食安全治理的体制和机制建设创造条件。

4.2 传统农区空间治理导向的粮食生产转型与粮食安全

从空间治理导向人口、土地与产业转型三方面着手,有助于剖析其与粮食安全的内在关系。传统农区粮食生产转型进程中,乡村人口生计体系走向完善,空间权益正义分配,就业创业迎来机遇,行动组织更为高效,由此激发产粮积极性提升、产粮主体更新、产粮方式升级、产粮能力增强。空间治理带来土地利用转型有利于传统农区水土质量改善、土地流转高效、土地效益提升等,从土地的数量与质量两方面保障粮食安全。传统农区产业多元发展,有利于完善小农生产组织,推进现代粮食生产体系建设,推动粮食生产与农户增收、乡村发展三者互动协同,在保障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基础上,推进乡村可持续发展,夯实粮食安全基础。
乡村空间治理导向的粮食生产转型面向规模化、高效化、绿色化、公正化等趋势,从不同侧面强化传统农区的粮食安全保障功能。规模化与高效化是破解传统农区粮食生产安全保障的重要趋势,为有效缓解传统农区粮食生产的低效性和低吸引性提供突破口。传统农区耕地利用的非粮化趋势将严重威胁粮食安全,粮食生产组织模式创新和产业链条拓展,将有利于维持粮食生产的稳定。绿色化趋势是保证粮食生产可持续、食品安全的核心要求,粮食生产绿色化转型将是中国粮食生产持续供给的生态保障。粮食生产公正化转型是维护乡村空间正义,实现粮食生产与乡村发展共赢,保障传统农区乡村可持续转型,稳定粮食生产基层组织体系,进而在现阶段维持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
香埠村空间治理导向的粮食生产转型过程,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得到提升。经过空间综合治理,香埠村耕地生产连片化、农田基础配套条件明显改善,治理荒废和污损土地使得粮食安全的生态基底得以优化。通过香埠村空间权属与组织治理,使得村内公共空间价值凸显,粮食生产的空间权益分配明晰。土地规模经营、品牌化运作、多元主体参与的粮食生产产业链条得以深化,粮食生产转型与乡村发展的良性互动,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的基础。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传统农区是中国粮食生产的核心区,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转型期乡村空间利用问题成为粮食安全的重要隐患,乡村空间综合治理成为推动粮食生产有序转型的重要驱动力,系统分析乡村空间治理导向的粮食生产转型机制及其安全效应,有益于完善粮食安全的理论分析。本文以传统农区乡村空间利用问题为起点,系统建构了乡村空间治理导向的粮食生产转型内在机制,结合平原农区典型案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乡村空间治理与粮食安全的内在关系,深入解析了传统农区空间治理导向的粮食生产转型与粮食安全的内在机理。主要结论如下:
(1)乡村空间利用不合理是限制粮食生产高效运转的重要因素,主要表现为粮食生产空间受到挤压与限制,空间权属关系不明阻碍乡村空间统筹与高效利用,粮食生产组织与运营体难以适应乡村振兴的现实需求。
(2)乡村空间“物质—权属—组织”治理,通过改变粮食生产所需的软硬件基础达到优化粮食生产转型的目的,推动粮食生产朝着规模化、高效化、绿色化和公正化转型。乡村物质空间治理,提升乡村空间利用水平,摆脱乡粮食生产空间受限的困境;乡村空间权属治理明晰空间权属关系,为保障农户生计体系创造条件;乡村空间组织治理优化农户生产模式,健全多元主体参与方式。
(3)乡村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推进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乡村空间治理带来的乡村良性转型发展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制度基础。
(4)传统农区乡村空间治理导向的粮食生产转型向规模化、高效化、绿色化、公正化等趋势发展,从不同侧面强化传统农区的粮食安全保障功能,为落实“藏粮于地”战略提供重要抓手。

5.2 讨论

乡村空间治理从破解粮食生产转型面临的困境出发,为优化粮食生产转型趋势提供动力和保障,当前针对乡村空间治理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与现实的需求仍存在较大差异。2018年颁布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要求统筹改造乡村三生空间,以整治农村人居环境为重点,把治理农村垃圾、污水,提升农村风貌作为主要施力方向。2019年出台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中,要求治理乡村空间基层组织秩序,推进空间正义治理,团结组织多方主体参与乡村治理,加强乡镇与村的空间服务功能。通过上述政策措施,有助于提升乡村生活生产环境,突出农民主体地位,改善粮食生产的自然基底与社会配套硬件设施,优化乡村资源的组织模式与组织能力,推动产粮组织运营体系进入转型通道,助力形成“多方参与、粮村同向、组织高效”的新型粮食生产体系与模式。但当前针对乡村空间治理政策性文件仍欠缺,尤其是构建乡村振兴发展需求的空间治理综合体系仍显不足。通过政策性的空间赋权与事权落地,推动乡村空间价值的显化与效益提升是保障乡村持续发展的关键,构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乡村空间治理体系,有利于激发乡村空间活力,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全球化给各国粮食安全保障提供了全球市场的依靠,资金、技术、信息、人才跨区流动,为各地粮食生产与供应提供全新的机遇与挑战。但全球粮食市场遭受突发事件或灾害的风险也较大,对外粮食依存度越高,粮食供给安全的脆弱性就越高。全球化视角下的粮食安全与乡村发展之间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本国产粮能力削减,这将增加粮食安全的不稳定性。深入研究跨国农业生产投资和贸易对粮食安全带来的影响,对中国制定粮食生产政策和乡村发展战略均有重要影响。中国乡村转型发展进程中应充分利用国外优质农业资源,补充完善国内粮食供给的同时,逐步推动乡村生产能力的提升和乡村生产体系转型,不断提升粮食生产的竞争力,才能保障在融入全球化过程中不断提升中国的粮食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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