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探讨文旅资源融合创新与新型消费体系构建这一主题，对实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综合各位专家观点，需要重点关注以下议题：（1）文旅资源的融合创新为新型消费提供了丰富的产品供给，而新型消费则为文旅融合指明了创新方向和价值实现路径。二者之间形成了消费升级—资源融合—产品创新—产业增值的良性循环机制。（2）系统推进文旅资源融合创新与国家战略的深度对接，不仅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更能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重要支撑。未来研究应进一步从理论建构、评估体系以及实践焦点三个维度进行深化探索。（3）发挥元宇宙等数字技术在资源整合与产品创新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警惕技术赋能可能带来的风险，需要供给侧的技术理性与消费侧的观念教育形成合力，共同坚持技术向善、以人为本的发展方向。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构建宏观—中观—微观三级联动的立体分析框架，对消费者个体行为特征、小微企业创新实践等微观层面进行深入探讨，进而实现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
人工智能（AI）是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引擎。依托全产业链数据赋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既是建设旅游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数字强国建设的重要环节。然而，数据壁垒、算法偏差、隐私安全风险等问题制约着文旅融合的效率和质量提升。立足新的时代背景，特邀请相关专家对人工智能赋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特征、现实挑战、治理机制、创新路径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研讨发现：（1）人工智能赋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呈现跨场景整合、多元价值共创的特征；（2）人工智能时代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体系构建的支点在于要素融合、结构协同和制度创新；（3）文旅融合治理的核心在于构建数据驱动的协作共同体，以实现多元主体的共治共享。结论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明晰人工智能时代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同时也能为文旅智慧治理体系建构提供决策参考。
提升舒适性是乡村旅游地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关键路径，亦是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基于乡村地域系统理论、体验经济理论与供需理论，构建“自然资源禀赋—舒适性感知—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江西省三个典型乡村旅游地为案例，综合运用探索性与验证性因子分析，揭示乡村旅游地舒适性的影响机制及其提升路径。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地舒适性由自然环境、设施条件、地方发展、地方文化等客观因素与个人感知、技术运用等主观因素共同塑造，其中自然环境发挥着核心支撑作用。（2）乡村旅游地舒适性的形成是一个动态过程，基础支撑、内生动力和外在动力三类因素相互作用，在供需互动中形成平衡，体现了人地关系的复杂性与系统性。（3）乡村旅游地舒适性的提升需遵循“要素流动—结构优化—功能显现”路径，通过要素协同、供需调整和价值落地，推动乡村旅游地实现从生产空间向高品质生活与旅游体验空间的转型。由此为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当前传统村落面临着资源开发低效与主体协同不足的困境，制约文旅价值转化。基于资源整合与价值共创理论，以勾蓝瑶寨为例，探索文旅融合驱动共同富裕的嵌入性路径。研究发现：（1）在“资源整合—价值共创—共同富裕”发展框架中，资源整合是文旅嵌入的基础，共同富裕是价值共创的成果，三者层层递进。（2）瑶寨遵循“识取—配用”逻辑，通过深耕本土文化资源、吸纳现代要素，实现文旅资源向经济资本的产业化运作。（3）政府、企业、村民、游客在价值共创网络中行动互补、要素耦合，共同催生文化、经济、社会等多维价值。研究揭示了文旅融合驱动传统村落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丰富了乡村共富理论，并为同类村落发展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借鉴。
人工智能赋能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政策，运用2011—2023年282个地级市及以上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深入检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的影响机制。结论如下：（1）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区域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且主要通过强化公众环境关注、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提升生态治理水平以及驱动产业升级等路径发挥作用。（2）异质性分析揭示了人工智能应用的“补偿效应”，即在生态环境相对较差的城市中，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促进作用更强。（3）相较于人工智能创新驱动，人工智能的产业化发展对转化效率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表明技术的商业化应用是实现生态价值有效转化的关键环节。
重点生态功能区是全面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区域，厘清“两山”理论下城乡共同富裕的差异化模式，对补充完善重点生态功能区城乡融合的动力释义具有重要意义。以广东省环万绿湖绿色发展区为例，构建“两山”理论指导下的城乡“三生”共同富裕发展理论框架，综合采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及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定量—质性分析方法，解析环万绿湖绿色发展区城乡共同富裕模式及其内生动力提升机制。结果表明：（1）环万绿湖绿色发展区2023年城乡共同富裕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呈现城区独大、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各镇街“三生”子系统水平空间分异显著。（2）环万绿湖绿色发展区2023年“三生”功能的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呈现出显著的地理异质性与功能互补特征，形成了和谐共生型、协同增值型、发展宜居型三种“三生”功能协同类型。（3）三种协同类型是城乡系统功能重组形成的典型共同富裕模式，发展宜居模式是生产发展反哺下的城乡生活共享，和谐共生模式是生活品质要求下的城乡生态共生，协同增值模式是生态优势转化下的城乡生产共富。（4）在不同内生动力作用下，重点生态功能区以资源转化、要素流通、空间重构为三重驱动力，以生态资源为基底、核心要素为中枢、城乡空间为载体，实现内生动力提升和城乡共同富裕的有机共促，促进重点生态功能区城乡融合发展。
探究政社合作背景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演化过程，对推动“两山”转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与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以浙江省青山村为例，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系统剖析政社合作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演变过程与内生逻辑。研究发现：（1）社会组织已超越政府补充的传统定位，政社合作可激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内生动力。（2）生态产品经历价值显化、价值深化两个阶段。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发挥关键作用，地方政府与社会人才在网络中的作用逐渐增强，生态产业化进程持续释放绿色红利。（3）青山村的生态共富是“生态为本、权力协同、利益共享”三重逻辑协同驱动的结果。（4）未来可从重塑治理角色、深化产权改革、推行适应性治理、聚焦共享机制出发，进一步激活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内生活力。
都市圈跨界地区的城乡融合面临着禀赋异位匹配和要素跨界流动的难题。从流形耦合视角构建了城乡融合网络绩效的评估框架，涵盖城乡双相禀赋识别、功能—空间联系网络建构与空间模式绩效评估三个模块，并以长株潭绿心地区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功能联系（流）与空间联系（形）协同演进和深度耦合决定跨界地区的城乡融合绩效表现。（2）长株潭绿心地区的城市禀赋呈现多极网络化发展，而乡村禀赋显著衰退。城乡空间联系不均衡，同时城乡跨界功能联系受到行政边界影响而呈现“核心—边缘”格局。（3）长株潭绿心的城乡融合绩效高于外围乡野单元，而“流形错配”是导致城乡融合绩效低下的深层原因。研究丰富了对都市圈跨界地区城乡融合规律的认识，并为空间治理提供支撑。
乡村差异化转型作为城乡融合进程中的重要特征，是驱动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但也面临着资源转化困难、发展红利共享不均等现实困境。借鉴社会—生态系统研究范式的动态循环逻辑，构建了一个包含“资源禀赋—主体协同—转化通道—共富效应”四维要素及其动态循环的分析框架，其主线是不同交易成本下政府与市场互动驱动乡村差异化转型的内在逻辑。以浙江省湖州市郊三个典型村庄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研究表明：（1）乡村差异化转型的根源在于地方资源禀赋的社会嵌入性、交易成本类型与治理结构的理性匹配。其中低、中、高嵌入性资源分别蕴含高额投资风险、高频协调成本和高强度监督成本，从而驱动了科层治理、混合治理与市场治理的模式选择。（2）治理结构内生的利益联结机制决定了乡村转型中的共富效应分化。松散型、半松散型、紧密型的治理结构分别导向了涓滴效应、碎片化共享与包容性共享三种结果，揭示出共富效应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制度性权衡的结果。（3）乡村可持续转型依赖于治理体系的动态调适能力，即能否根据共富效应的反馈，对治理边界与利益联结机制进行校准，以规避内生性风险、打破负向路径依赖。总之，研究结果为乡村差异化转型提供了一个基于交易成本视角的微观机制解释框架，并将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宏观议题转化为一个情境性动态治理设计问题，为分类推进乡村地区的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引。
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与脱贫群众自我发展能力有限，存在较高的规模性返贫风险。以云南省Y民族村寨为例，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构建以新内源发展实现规模性返贫事前防治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由于多维内部脆弱性的存在，民族村寨转向产业驱动的“造血”式新内源发展，并通过构建政治、思想、利益与人才四维赋能机制，奠定了规模性返贫事前防治的制度、思想、经济与主体基础，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防治。由此，基于网络的协调效应统筹内外源力量提升村寨内生发展动力，又基于网络的扩散效应以扶志与扶智教育提升村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并以利益联结机制构建实现的共享效应确保新内源发展的普惠性，最终实现规模性返贫的事前防治。研究揭示了通过再构行动者网络实现民族村寨新内源发展的理论逻辑，提炼出以新内源发展防治规模性返贫风险的实践逻辑，以期为脱贫村庄防止规模性返贫提供经验借鉴。
基于2011—2023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及空间杜宾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森林“资源诅咒”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显著抑制森林“资源诅咒”，且抑制效应的边际效用随诅咒程度加深而增强。（2）数字经济通过促进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驱动林业技术创新及提升林业人力资本水平进而破解森林“资源诅咒”。（3）产业数字化破解森林“资源诅咒”的效用强于数字基础设施与数字产业化；数字经济在中部地区“解咒”效应强于东部和西部地区。（4）数字经济破解森林“资源诅咒”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邻近地区“解咒”效应大于本地效应。研究结果可为数字经济背景下探索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路径提供有益参考。
在中国深化教育改革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自然研学作为衔接学校教育与生态实践的关键载体，其体系化构建对实现素质教育目标、促进自然资源价值转化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文献分析、逻辑推演与体系构建，揭示了自然研学的逻辑框架，提出以“双向耦合”为核心的“自然—教育”系统整合体系。研究表明：（1）自然研学是教育功能与生态功能的深度融合体，通过情境化、具身化和探究式学习，将自然资源转化为教育载体，实现知识、能力与价值的融合发展；（2）双向耦合机制是自然研学教育体系的结构核心，静态自然资源系统与动态研学旅行活动之间形成互馈关系；（3）自然研学教育体系构建应坚持全过程、全要素与全价值整合，强化标准体系、资源整合与跨部门协同，以适应新课程改革与综合素质教育的需求。研究将推动自然研学旅行从经验驱动走向体系化发展，并为区域资源治理、生态文明教育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国家公园是中国美丽国土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景观质量（NLQ）评价及其保护成效评估是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从完整性、原真性和独特性等三个维度建立国家公园NLQ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构建反事实评估模型，对2016年和2023年三江源国家公园及缓冲区内的NLQ及其保护成效进行评估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1）三江源国家公园及其两类管控区NLQ指数在研究期间均有所上升，其中核心保护区NLQ增长明显，而一般控制区增长不甚显著。在单个景观指数变化上，除核心保护区的景观完整性在2023年略有下降外，研究区内各维度指数均有上升。（2）2016年和2023年，三江源国家公园NLQ指数及景观完整性、原真性整体上均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独特性表现为东高西低分布。相比于2016年，2023年国家公园内尤其东部和南部出现大量NLQ指数提升区域。（3）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建立显著提升了NLQ，不同管控区保护成效有所差异，三江源国家公园NLQ保护成效呈现整体改善但局部滞后的分异特征。研究结果可为国家公园自然景观的科学保护与适应性管理提供参考。
以南京市老山国家森林公园为例，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解析城市荒野中“人为干预—野性感知—福祉影响”的互动机制。结果表明：（1）野性感知中，自然度与挑战度显著促进多维福祉，但偏远度与精神福祉呈负向关联。（2）人为干预中，管理服务通过强化野性感知间接提升福祉，环境设计不仅直接负向影响福祉，还通过削弱野性感知产生间接负面影响，人工设施则因视觉引导作用增强了野性感知。（3）群体感知差异显著，越野徒步活动者偏好自然原始，常规活动者则依赖人工设施。研究揭示了城市荒野中野性特征与人为干预对福祉影响的复杂性，凸显了实现二者平衡的必要性，结论可为自然资源管理中“减设计、加管理、分级适配”提供理论支持。
跨界治理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粤港澳大湾区受行政边界、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法律体系等多重边界共同作用，致使跨界水污染过程与机制呈现复杂的多尺度特征，现行环境治理政策存在不同程度的“边界失效”，跨界水污染陷入周期性的治理困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协同治理是建设国际一流湾区的核心支撑，通过全面梳理大湾区跨界水污染多重边界效应与协同治理的现实需求与研究动态，研究发现：学界的关注焦点已从静态的边界实体转向产生异质性的综合动态进程，但鲜有集成定量和定性方法分析不同类型边界效应特征、机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亦未充分应用尺度重构作为核心分析框架以揭示多重边界与跨界治理背后复杂的权力关系。基于此，研究提出定性与定量结合、宏观与微观并重的思路，应聚焦边界效应测度、宏观机理解析、微观动因探究、治理机制创新等领域前沿热点与关键议题，从战略思维、科学积淀及实践创新等角度拓展大湾区跨界环境治理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为大湾区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研究提供理论切入视角与实践应用启示。
提升农业碳排放效率已成为农业绿色发展与高质量转型的核心抓手。农业新质生产力以全面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为目标，为促进农业低碳转型提供了内生动力。基于超效率SBM模型对2011—2023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业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结合固定效应、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模型，系统检验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碳排放效率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农业新质生产力能显著提升农业碳排放效率。（2）缓解资源错配、促进农业技术创新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是农业新质生产力作用于农业碳排放效率提升的重要传导路径。（3）财政支农水平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即财政支农水平越高，农业新质生产力提升农业碳排放效率的作用越大。（4）异质性表明，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碳排放效率的提升效应在数字产业低集聚区和西部地区作用更大。据此，提出应通过科技赋能、要素升级、产业协同三位一体，加大政策保障，系统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实现农业减碳增效与绿色增长。
如何通过有效管理破解资源环境约束，促进生计可持续发展是当前研究的重点问题。在剖析“水—能源—粮食”纽带与生计转型概念内涵与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基于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从“目标、主体、空间、时间”四个维度揭示二者协同发展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和实现路径。结果表明：“水—能源—粮食”纽带与生计转型协同发展的逻辑前提是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和社会稳定的内在统一。在协同进程中，多元主体适应性行为形成复杂演化机制，区域资源互补和空间影响溢出塑造多层级空间格局，二者长期发展本质属性凸显其动态演化特征。目前，二者协同发展面临着发展目标矛盾凸显、多元主体利益协调困难、区域发展失衡、时间尺度错配等现实困境。为此，需构建“经济—生态—社会”和谐共生的新型经济发展体系；明确政府、企业、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定位分工；通过多层级约束与平衡机制，制定区域差异化发展路径并推动跨区域合作联动；明确各发展阶段主要目标和行动主体，并建立全生命周期动态评估监管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