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湿地在城市系统中具有重要的生态与社会功能。国际湿地城市是《湿地公约》推行的表彰城市保护湿地取得成就的荣誉举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目前解决全球问题的关键，引领和指导湿地保护与城市发展。本文对接国际湿地城市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战略，试图探索城市发展和湿地保护协同的新路径。（1）全面梳理了国际湿地城市的发展历程和申报认证流程，总结了中国13个湿地城市的创建经验。（2）介绍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阶段并总结可持续发展目标支持下的湿地、城市可持续发展举措。（3）未来趋势应面向“国际公约组织—创建成效监测—发展指标评估”促进湿地城市可持续发展范式探索，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城市建设”促进湿地城市高质量发展实践探索，围绕城市湿地的“遥感监测—模拟预测—综合评估服务”开展城市湿地智慧决策服务技术支撑。
旅游经济韧性强调旅游生态系统吸收或承受扰动和其他压力的能力，使旅游产业的发展维持其结构和功能；旅游韧性管理通过合理的内外部资源利用，以最快的速度恢复旅游产品供给和旅游服务功能。在多源数据支持下，构建中国城市群旅游经济韧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组合动态评价法对各城市群旅游经济韧性进行定量分析以及识别韧性水平层次，通过空间核密度方法对城市群旅游经济韧性的演进过程、空间分布形态进行动态分析，使用障碍度模型分析各准则层与指标层对旅游经济韧性的负面影响程度，为旅游经济韧性水平提升寻找路径支撑。结果表明：（1）大多数城市群在2010—2018年间的旅游经济韧性均呈上升趋势，但2020年受到疫情的影响，旅游经济韧性下降；（2）城市群旅游经济韧性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及演进规律基本一致；（3）城市群内部相邻城市的发展对韧性水平的影响较小，城市群整体的旅游经济韧性水平相对独立；（4）数字化工具在旅游业中的应用对提高韧性起到了积极作用。
文化遗产城市是一种容纳着城市日常生活、依旧处于生长变化中的活态文化遗产。在后工业社会，旅游业成为推动城市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旅游化已经成为解决城市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重要方式。大量游客涌入文化遗产城市，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却也为遗产管理带来了挑战。从游客可持续旅游行为视角出发，以情感认知评价理论为基础，探讨文化遗产城市游客感知价值的结构维度，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其对文化依恋、遗产责任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游客涉入在该模型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文化遗产城市游客感知价值包含7个结构维度，分别是城市景观价值、城市人文价值、城市功能服务价值、情感价值、社交价值、文化认知价值与审美价值。（2）文化遗产城市游客感知价值能够有效激发游客遗产责任行为。（3）文化依恋是连接游客感知价值对遗产责任行为影响的关键中介因素。（4）游客涉入是游客感知价值对文化依恋的作用边界。研究结果揭示了游客感知价值对遗产责任行为的影响机制，为文化遗产城市进行游客管理提供了认知与情感层面的启示，有利于推动文化遗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城乡融合是国土空间低碳转型的重要路径，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探究其对低碳土地利用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在测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和低碳土地利用效率的基础上，运用ESTDA框架和空间计量模型量化了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对低碳土地利用的时空动态性，并对具体因素及其空间效应进行甄别。结果表明：（1）2005—2020年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与低碳土地利用效率在波动中上升，区域差异显著并呈现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的扩散模式；（2）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与低碳土地利用效率之间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且空间依赖程度呈增强态势，局部格局保持稳定并表现出HH型和LL型的空间聚类趋同现象；（3）城乡融合发展相对于低碳土地利用格局演化的空间整合性较弱，且局部关联和动态跃迁展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和空间锁定特征；（4）城乡融合是影响低碳土地利用的关键因素，其发展水平每提高1%将导致本地低碳土地利用效率增加0.2%，而控制因素中科技投入和对外开放的直接效应为正，财政压力和生态压力的直接效应为负，财政压力、环境规制、公共服务设施和土地市场化则均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可为制定低碳高效的土地利用政策，促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在国内环境监管不断增强和实体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双重背景下，制造业企业存在扩大金融性投资倾向并可能制约实体经济发展。以2014年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选择2009—2020年制造业上市企业样本，采用PSM-DID方法考察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制，尝试基于环境规制视角检验和解释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现象。结果表明：（1）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提升了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水平，对企业长期金融投资的强化作用不明显，为“蓄水池”动机提供了证据，表明制造业企业没有“脱实向虚”的趋势。（2）碳交易政策通过内部的成本转嫁效应和流动性约束效应及外部的融资约束效应影响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印证了“成本遵循”效应并进一步验证了“蓄水池”的主导动机。（3）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差异化影响未必是因政策类型不同所致，可能受到政策的约束性强度和灵活性的作用。碳交易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在企业股权、企业规模、行业和区域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效应，而企业绿色转型积极性在异质性作用中起到一定的调节效应。
科技全球化及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绿色技术合作共享成为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途径。综合运用Dagum基尼系数等空间分析方法及面板回归模型，探讨了中国三大城市群2006—2021年绿色技术合作的时空动态格局、区域差异演化、空间集聚特征以及碳减排效应。研究发现：（1）城市群绿色技术专利联合申请量不断增长，绿色技术合作稳步发展。从城市群绿色技术合作类型来看，本地合作专利数量占比较大，城际合作遵循“中心城市引力效应”，以省会城市及直辖市间联系为主。（2）三大城市群绿色技术合作差距缩小，绿色技术合作空间均衡性提高，主要核心城市多极化发展，绿色技术合作轴线凸显，但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协同发展仍待进一步提高。（3）三大城市群绿色技术合作能力碳减排效应显著，绿色技术合作有效实现创新资源高效流通及风险共担，满足低碳转型的需要，推动产业提质增效，促进碳减排。
在新时期中国大力推进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国土空间资源的高效、持续和公平配置成为必须开展的基础研究。以位于中国南方生态屏障核心区域的广西为研究对象，采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核算下的供需匹配过程量化、PLE-ES供需象限矩阵的分析方法，分析国土空间资源配置过程下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匹配特征，构建以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体系为核心的国土空间资源配置优化方法。结果表明：（1）2000年、2010年、2020年广西国土空间资源支持服务供需差（Q）均值为0.30，调节服务供需差（Q）均值为0.33，供给服务供需差（Q）均值为0.06，文化服务供需差（Q）均值为0.03。总体表现为支持服务和文化服务供不应求，调节服务和供给服务供过于求。配置质量方面除调节服务协调度（C）均值为0.16外，其余三类生态系统服务协调度（C）均值大于0.60，均表现为配置公平高效。（2）生产资源供需匹配关系以“高供给—低需求”区为主，生活资源以“低供给—低需求”区为主，生态资源以“低供给—低需求”“高供给—低需求”区为主。（3）以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关系为价值导向，将广西分为桂西资源富集区、桂东东融发展区与北部湾经济区三个资源配置优化一级单元，识别其国土空间资源源地和需求地，构建促进区域协同合作与资源合理利用的国土空间资源流转“一张图”。
明晰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变化及权衡/协同关系，对优化西南喀斯特生态脆弱区生态管理、攻克贫困、维护社会和谐有重要意义。以中国知网、谷歌学术和Science Direct为数据源，共检索整理89篇论文，研究结果说明：（1）从文献年代分布来看，2008—2018年间研究较少，在2019—2023年间激增。从研究区分布来看，贵州省最多，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少。（2）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类型的选择不均衡且评估方法依赖于模型。（3）分析权衡/协同的研究方法机理与应用，主要分为统计分析、制图叠加分析和情景模拟分析法三类。（4）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工程是影响权衡/协同关系的驱动因素，而自然地理为主导因子。最后，本文针对目前喀斯特区生态服务功能与权衡/协同研究不足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城镇化与碳排放都是国家关注重点、学界研究热点和政策治理难点。基于经济发展、人口转移和城镇扩张视角，从“产业—人口—土地”多维度分析城镇化与碳排放机制，并综合运用脱钩分析、Kaya-LMDI因素分解和STIRPAT-LSDV模型，实证研究中国城镇化与碳排放机制。结果发现：（1）产业、人口和土地是城镇化的关键物质要素，其交互演变构成碳排放变化的逻辑起点。经济发展、人口转移和城镇扩张是城镇化与碳排放耦合交互的底层逻辑、重要因素和空间保障。（2）加入WTO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城镇化与碳排放耦合关系从弱脱钩转变为增长耦合乃至增长负脱钩。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产业、人口和土地城镇化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逐渐衰竭。（3）1990—2020年，伴随城镇化快速推进，中国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低碳经济结构、人均经济水平、经济规模、城镇人口规模、城镇人口密度、城镇用地规模、城镇用地强度的变动，对碳排放的作用效应分别为1.37亿t、-139.98亿t、-138.61亿t、163.53亿t、223.95亿t、60.41亿t、-25.24亿t、85.66亿t、138.29亿t。（4）2003—2020年，中国能源结构、能源效率、第二三产业占比、城镇人口、城镇建成区面积分别提升1%，碳排放相应增长1.111%、-0.560%、0.771%、0.477%、0.488%，并且城镇化与碳排放交互机制具有时空异质性。研究结果能够为新型城镇化和“双碳”战略实施提供科学依据与决策参考。
中国农业正在从要素投入型向效率增进型转变，土地流转能否推动农业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其效果机制尚未被有效证实。使用SBM-GML指数构造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然后基于2005—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应用面板交互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土地流转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重点分析该影响的异质性和相关机制。结果发现：（1）土地流转显著促进了农业高质量发展，该结论在控制区域遗漏变量、系统GMM估计、工具变量估计和外生冲击检验之后依然成立。（2）土地流转主要通过提高农业合意产出进而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而对降低农业面源污染的作用不明确；土地流转尽管并未显著促进规模化经营，但有效提高了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有助于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3）不同土地流转形式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差异化影响，相较于互换、转让等自发流转形式，出租、入股等市场化流转形式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显著。（4）不同土地流转对象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较于流转给普通农户，将土地流转给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更能显著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敏感度模型和GIS可视化方法，使用2005—2020年辽宁省各地级市统计数据，分析辽宁省耕地多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度。研究发现：（1）2005—2020年，辽宁省耕地多功能指数平均值上升，生产功能和社会功能指数平均值上升，生态功能指数平均值下降。（2）2020年，辽宁省各耕地多功能分区的粮食生产能力呈现显著差异，粮食生产能力与耕地各功能存在不同响应关系。（3）2005—2020年，耕地多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度降低，耕地生产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度升高，耕地社会功能和生态功能对粮食生产能力变化的敏感度降低，敏感区数量有波动且存在空间分布差异。应进一步提升辽宁省耕地多功能优化配置水平，提高粮食生产能力。
再生水利用配置是推动再生水高效利用的重要手段。针对中国再生水配置理论的欠缺，在总结美国、日本、新加坡、以色列等典型国家再生水利用配置主要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再生水利用配置的三个基本要素：再生水价格机制、再生水供需状况以及再生水配置关系；针对核心要素，构建再生水利用配置的理论模型：一是基于再生水利用成本、供需双方再生水影子价格构建再生水综合价格模型，二是基于再生水需求主体、再生水需求驱动因素构建再生水需求总量预测模型，三是基于“自上而下”的目标要求建立再生水利用配置的区间双层规划模型，以实现“地区—行业”不同层级的再生水配置。本研究旨在完善再生水利用配置理论，为推动污水资源化利用提供决策参考。
历史土地利用及其覆被的变化对于理解不同时期的人地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传统的耕地开垦优先度模型未考虑土地利用转换规则及邻域效应，重建精度不高。基于多源史料提取越南1885—2000年5个关键年份耕地总量及其9个驱动因素，并应用有大数据处理和土地转换规律挖掘优势的ANN-FLUS模型探讨耕地分布变化。结果表明：（1）耕地总量由1532千hm2增至6200千hm2，其变化以1940年代为转折阶段而表现出前快、后慢的差异；（2）耕地历来集中在红河、湄公河三角洲以及中部沿海平原，其在全国尺度上开发模式由“聚点式”缓慢延伸逐渐转变为“散点”式迅速扩张；（3）ANN-FLUS模型在越南1950年耕地分布格局上的重建精度为Kappa系数0.65，显著优于开垦优先度模型（0.54）及HYDE 3.2数据集模型（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