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在当今全球生态保护修复领域广受关注，理论技术逐步发展完善。近年来在NbS理论体系构建、技术模式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路径识别和潜力估算、协同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社会挑战、管理模式与资金机制、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对于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具有极强的参考价值。生态保护修复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NbS对于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在相关项目和地方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成效。未来中国NbS可重点在持续开展相关理论技术研究、本土化、应用NbS促进中国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总体提升、创新资金机制、开展NbS应用实践等方向发展，为中国生态保护修复的科学有效实施提供理论技术支撑。
开展大尺度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中国应对生态系统退化、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举措。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基线作为生态修复的参照基准与目标指南，是保障生态修复工程顺利开展的必要依据。然而，目前鲜有研究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基线展开针对性探讨。聚焦什么是生态修复基线、有何特性、如何划定等关键科学问题，从理论认知、划定框架及关键议题三个方面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基线的概念定义、划定方法及未来研究方向展开了论述。研究认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基线具有指标综合性、时空二维性和动态适应性三大基本特征。划定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基线包括生态系统综合评估、生态修复参照系统选取、时空整合生态修复基线划定三大步骤。聚焦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修复及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等关键议题，研究指出生态修复基线划定应高度强调系统思维，以实现可持续性为基线指标选取的核心导向，关注社会—生态系统综合视角，实现基于社会—生态过程、面向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综合提升的生态修复基线划定。本文明确界定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基线的概念内涵与划定框架，可为科学推进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程提供重要的理论与方法支撑。
青海省70余年的生态建设历经4个阶段，实践形成了“单一生态问题+靶向措施治理”“专项生态问题+专项重点生态工程”“区域性生态规划+区域性专项管理机构+专项管理办法体系”“生态保护修复规划体系+生态治理单元+区域性重点项目”的四种典型生态治理模式。基于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系统提出了“加强科技问题研究和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创新理念探索生态保护修复新模式、建立‘自上而下’生态保护修复协调机制、强化生态工程全生命周期精细管理、注重建立人地和谐的长效机制”的生态保护修复策略路径，为实现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科学化、系统化、协同化、精准化、长效化，着力构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新格局提供一定的参考。
科学系统开展山水工程生态修复成效评估，对工程区生态系统持续维持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生态调查与评估方法，针对额尔齐斯河流域山水工程实施范围，在子项目区、生态保护修复单元、工程范围三尺度上，构建生态系统格局—质量—服务—胁迫—综合成效为主要内容的评估框架；依据相关调查数据，对工程实施前后生态修复成效进行全面系统地评价。结果表明：子项目区生态系统格局、质量、服务功能均呈现显著改善，人为胁迫降低；工程范围、各生态保护修复单元生态系统格局有轻微下降，生态系统质量、服务功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人为胁迫增加；工程实施对流域总体生态系统质量、服务功能改善起到积极作用，仍需加强山水工程对生态系统格局的优化，并可为其他山水工程实施提供参考。
气候变化是青海高原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工作面临的主要压力之一，然而目前鲜有对该区域生态修复工程气候变化压力的量化分析。聚焦这一问题，基于多源数据，明确1960年以来青海高原的气候变化过程，分析土地覆被类型变化的气候驱动作用，并量化未来气候变化压力。研究发现：青海高原自1960年以来经历了显著的“暖湿化”过程，并呈西部升温快于东部、冬季升温快于夏季的特点。受气候变化的影响，青海高原草地和灌木分布在1980—2020年间呈现普遍扩张趋势，西北局部呈现收缩趋势。气候预测显示，青海高原将面临持续的气候变暖压力，尤其是南部地区。研究结果可为青海高原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中相关气候缓解和适应措施的制定提供数据与理论支撑。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2030年及其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描绘了新的愿景，为此中国明确了新时期的战略部署与行动计划。以江苏省为例，通过集成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评价方法，综合识别了区域生态源地；利用物种分布模型，在源地空间内确定了64种珍稀林鸟与水鸟的生境斑块；在景观阻力面构建与最小成本路径的基础上，根据斑块分布密度，辨识了不同生境组团区域；利用LSCorridors模型刻画了重要生态廊道的分布范围，并提出了基于“垫脚石—障碍点—夹点”的战略点优化方法。结果表明：（1）研究区生态源地局部聚集度高，但在区域层面上相对隔离，水域是主导型景观，同时也包括大量兼具生态功能的耕地。（2）目标物种生境网络包括692条最小成本路径，其中100 km以上路径有25条，占总长度的36.72%，多为横跨东西的走向。（3）存在十大生境组团区，面积大、范围广的集中在苏南，其余彼此隔离度较高。（4）结合多路径模拟的12条重要生态廊道，普遍具有跨地域特征，且现实中可能呈现多重通道，例如，其中一条需实施114个战略点的多方位优化。研究成果可为新时期中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进程、全面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以及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研究与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CSPON）是打造“可感知、能学习、善治理、自适应”的智慧规划，推进国土空间治理“数智化”转型的重要手段。针对当前CSPON建设亟需科学系统技术方法支撑的需要，系统回顾国内外CSPON算法模型相关研究的发展历程与现状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大算力”“大数据”“大模型”技术为支撑，以“大场景”应用为导向的CSPON算法模型技术框架，重点分析“算力、数据、模型、场景”四大核心要素在CSPON算法模型建设中的定位与作用及其相互耦合机理。结合实践案例阐述CSPON算法模型在安全底线管控、规划传导管控、规划实施评估、空间格局优化等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典型场景中的应用。研究结果可为加快推进CSPON技术方法完善与实践应用落地提供科学依据。
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体系建设，是推进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提升国土空间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当前中国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中仍然存在监测评估预警实施主体不明晰、机制构建不健全、数智治理链条不贯通等问题，尚不能完全满足规划监督实施和动态调整完善的需求。生态文明时代的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需要按照满足筑牢安全底线、响应人民需求、顺应技术进步、力求能用管用好用的要求，明晰分级分类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的重点内容，构建完善的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体系，推进监测评估预警的数智治理水平。特别是需要根据各地国土空间治理和规划监督的重点任务，确定监测评估预警的主要内容，并开发相应的算法、应用模型和系统，通过不断完善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的理论框架、技术体系和应用场景，全面提升国土空间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
国土空间规划是空间发展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在经济社会迅速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亟需新的视角将国土空间规划作为一个动态系统进行认识。针对国土空间规划系统内部要素和子系统间变迁速率不一致的问题，提出规划堕距概念和理论认知框架。规划堕距是指规划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之间的不一致，根据规划主要环节可将其分解为上向规划堕距和下向规划堕距。规划的本体性悖论、整体性悖论和价值性悖论是产生规划堕距的主要内生因素，分别指规划的确定性与目标和环境的不确定性之间的矛盾、国土空间治理的整体性要求和现实中规划权力的分割性现实之间的不匹配，以及多主体间的价值目标张力。三种规划悖论在规划的不同环节发生作用，最终导致规划堕距的产生。基于对规划悖论的理解，以弥合因本体性悖论、整体性悖论和价值性悖论导致的规划堕距为切入点，提出调整规划边界、优化规划权力分配和平衡规划价值取向等规划实践路径。本文提出的规划堕距和规划悖论，能够为理解大变局背景下的国土空间规划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
探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监测评价的内涵、体系和方法，对于推动土地整治行业规范管理和完善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具有重要研究价值。通过耦合“多层级结构—全生命周期”视角，解析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监测评价的转型过程、理论定位、逻辑框架和实践路径。结果表明：（1）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监测评价是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的重要组分，逐步实现了目标、对象、内容、方法等适应性转型；（2）针对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多尺度和全流程实施的演化趋势，耦合多层级结构和全生命周期视角，初探了监测评价体系，涉及整治统筹规划、单元规划和方案编制层级，涵盖整治前、中、后周期；（3）通过构建三级八类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监测评价框架，探讨了监测评价类型的潜在维度和指标，配套了数据收集和体系构建、权重确定和结果修正、呈现形式和场景分析的评价支撑方法，并展望了数据端、方法端、管理端的实践路径。研究可为地方具体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监测评价工作提供理论和应用参考。
当前，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正处于探索和建设的关键时期，数字化技术在国土空间治理体系中成为前沿焦点。其中，多源数据融合作为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建设的基础，对于国土空间规划研究和实践至关重要。然而，当前学界对于多源数据融合内涵的认识和应用路径仍未清晰。为此，提出从数据综合、业务发展和应用场景三个角度出发，建立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背景下数据融合的技术实现路径框架，以高铁网络发展评估为应用案例进行辨析。从基于信息综合处理的数据融合、面向关键业务要素的数据融合以及功能场景驱动下的数据应用连通等三个方面，对具体技术实现路径和实施效果进行了阐述。同时，重点讨论了多源数据融合的关键内容、实践价值以及政策建议，期望为提升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水平发挥重要支撑性作用。
促进社区共同富裕是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内容。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与路径依赖理论，以神农架国家公园为案例地，分析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过程，揭示其影响机制与实现路径。结果表明：（1）神农架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经历了由“依托管理体制改革初步探索社区共同富裕”向“依托生态产业体系全面促进社区共同富裕”的发展阶段转变，林区政府和国家公园管理局持续发挥关键作用，乡村能人作用减弱，旅游企业作用增强，村民与行动者网络关联程度渐趋加深，文旅资源与生态产业逐渐释放更强效应。（2）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是关键行动者、村民和异质行动者等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3）国家公园社区共同富裕在发展中因受内外因素的影响而在某一路径上逐步强化，形成“生成—创造—锁定—解锁”的实现路径，需通过掌握路径基本演化规律、科学有效识别问题、积极动员村民全过程参与、培养创新精神和数字思维等具体实施路径来推动最终目标的实现。研究结果可为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和社区共同富裕提供理论基础与经验借鉴。
在对生态产品内涵和分类体系探讨的基础上，借鉴生命共同体理念，基于供需融合的视角梳理并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本逻辑与总体框架，对不同类型的生态产品供给与需求主体进行精确识别，对其行为方式与特征展开差异化分析，并提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结果表明：（1）生态产品由自然要素供给类、自然要素衍生类、文化服务类、权益规制类四类生态产品所构成，且生态产品是由人与自然共同协作生产向人类社会提供可使用和消费的产品或服务，并用部分收益反哺自然生态系统；（2）围绕主体、产权、价值、交易、产业、资金、技术七个链条针对不同类型生态产品建立相应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分析框架与机制，能够有效解决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中的确权难、核算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难等问题；（3）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过程是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双行道”，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分为准备阶段、生产阶段、销售阶段和反哺阶段四个阶段，各个阶段的侧重点分别为释放供需活力、畅通供需渠道、供需精准匹配、供需良性循环。
从土地利用无差异比较视角出发，基于土地可比修正模型和拓展的HK模型探究中国城市建设用地空间错配的时空演化规律，以期为建设用地的高效科学配置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建设用地空间错配总体呈现出“W”型波动变化趋势，形成以超配为主、缺配为辅的特征。区域层面上，东部的错配程度波动较大，并在2012年后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基本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下，西部则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地区呈现出倒“N”型下降趋势。（2）研究期内建设用地空间缺配从带状分布演化为团块状分布，并存在由东南沿海向内陆地区扩散的特征。空间超配始终呈现出连片分布的格局，并存在由外围分布向内部聚集的趋势。（3）从不同城市规模看，小城市错配程度最高，特大城市次之，其次是中等城市，最后是大城市。但特大城市的错配更多以缺配主导，其他规模城市主要表现为超配主导。研究结果有助于提高建设用地空间错配识别的客观性与科学性，促进建设用地配置效率的优化提升。
基于内蒙古、山西和陕西三省（自治区）806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以水肥一体化技术为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与社会网络对农户精准农业技术采用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与社会网络对农户精准农业技术采用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且社会网络能够强化数字金融对农户精准农业技术采用的影响，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以及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提高农户借贷可得性、信息可得性和风险承担水平促进其采用精准农业技术，且社会网络能够强化数字金融对农户借贷可得性、信息可得性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3）异质性分析表明：① 数字支付和数字借贷功能对农户精准农业技术采用有显著促进作用，且社会网络能强化数字支付对农户精准农业技术采用的影响；② 强社会网络主要发挥借贷和风险调控作用，弱社会网络主要发挥信息调控作用；③ 在精准农业技术采用上，小规模和高学历农户更能通过社会网络获取数字金融红利。因此，建议加快数字金融在乡村地区的普及与优化，注重农户的社会网络建设，加大精准农业技术补贴力度，完善农业技术培训与示范体系，建立健全受损补偿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