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空间是透视与解析能源地缘政治、能源安全、国际能源合作与全球能源治理等问题的重要视角。从能源的基本地理属性出发,探讨能源的地缘政治属性,提出地缘能权的概念,阐述地缘能权的基本理论内涵,并借鉴经典地理学理论,提出地缘能权研究的地理学框架。研究认为：资源控制权、贸易控制权、技术控制权和资本控制权是最核心的四种能源权力。其中,资源控制权与贸易控制权是传统能源地缘政治的核心,技术控制权和资本控制权是新时代能源权力关注的新焦点,而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和全球能源治理等因素拓展了地缘能权的外延。从地理学的视角对地缘能权进行研究,其基本范式离不开能源地理的分布规律研究,能源权力从地点空间向流空间的转向研究,能源行为体的相互关系与全球能源治理研究以及面向国家能源安全的决策服务研究。
技术进步是能源地缘政治演进的物质基础,重大技术变革驱动能源利用形式的迭代升级。从能源转型的历史与现实出发,初步建立技术变革与地缘政治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重大技术变革是推动能源转型的动力,而能源转型引发能源供需关系的改变,进而催生新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技术变革是能源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在地理变量维度中稀土、钴、锂等能源关键元素成为大国争夺核心,而在科技变量维度中颠覆性能源技术则成为引领能源产业变革的关键。技术竞争、新供需关系与新地缘关系一同重塑了新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对能源安全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能源大国的博弈格局发生变化,能源外交的运用方式随之改变;另一方面与油气相关的地缘冲突将趋于减少,但电力断供将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新武器。
随着美国“页岩气革命”取得重大突破,当前世界能源贸易版图和政治经济格局加速重塑,美国成为新的传统能源权力领导者,中国和平崛起下的能源安全问题愈发严峻。基于相互依赖理论和均势理论,构建了能源权力空间理论框架和能源权力静态模型,刻画出 2003—2018年间中美能源权力的空间范围及均势区变化：（1）随着国际能源权力体系和能源贸易网络的发展演变,中国和美国的能源权力空间发生巨大变化。（2）中美煤权力和天然气权力空间基本形成较为稳定的区域组团,中国原油权力空间保持强劲的全球扩展趋势,而美国原油权力空间面临转型重构。（3）中美能源权力的空间均势区不断碎片化成点状镶嵌,相对集中于欧洲大部、非洲南部和东亚,形成资源禀赋型、资源消费型、地缘通道型、政经倾向分离型、“第三国”控制型等五种类型。（4）中国对五种类型国家的能源合作政策宜因地制宜,有所侧重。通过政治和经济双重利益吸引资源禀赋型国家,与资源市场型国家加强能源技术合作,确保地缘通道型国家安全畅通,对政经倾向分离型国家加强经济合作以影响外交政治,合理安排与“第三国”主导型国家的能源合作。结论可为中国应对全球能源转型和能源格局重塑的复杂性变局,加强对外能源贸易合作与要素资源投放,确保国家能源安全提供理论和政策借鉴。
受经济全球化影响,国家能源安全问题的国际化趋势日益突出。21世纪以来,伴随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世界能源安全格局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成为能源地缘政治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基于这一认识,对2000年以来全球124个国家能源安全状态进行了系统评价,揭示了世界能源安全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及主要形成机制,并提出了未来能源地缘政治的博弈焦点。结果显示：（1）自21世纪初以来,全球能源安全格局演变整体上不断优化,但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即2010年以来,全球能源安全格局优化趋势更为显著。（2）世界能源安全格局与国际地缘秩序区划基本吻合,即能源安全型国家集中分布在西欧和北美经济发达地区,较安全型国家主要分布在中欧、拉丁美洲以及亚洲高收入地区,过渡型国家主要分布在中东、东南欧以及东亚等能源体系亟需转型的地区,而较危险和危险型国家集中分布在南亚以及非洲经济欠发达地区。（3）近20年以来,世界能源安全水平显著提升主要得益于发达经济体能源使用安全维度的良好表现,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创新能力较低、生产力较落后、居民可支配收入较少,其能源安全水平提升空间较小。（4）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全球能源安全格局将受到中美关系变化的冲击、能源转型的胁迫以及政治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
原油供给安全在中国国家安全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其定量评估可为防范风险提供政策参考。采用事件数据分析法定量测度中国与21个主要原油进口来源国之间的双边关系,结果表明：中国与大多数原油贸易伙伴的关系处于中低水平,但近十多年总体保持上升趋势,原油进口存在一定的政治关系风险但趋于下降。选用资源、政治、经济、运输、军事5个方面的11个指标,通过组合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运用集对分析方法评估中国21个原油进口来源国的供应安全度,并识别主要障碍因子。结果表明：21国供应安全度存在较大差异。部分中东国家、俄罗斯、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供应安全度较高,多数非洲国家和亚太国家供应安全度较低。供应国的原油资源状况、运输风险、政治风险是制约多数国家供应安全的主要障碍因素。为防范风险,中国需坚持开展多边“能源外交”,扩大战略石油储备等多方面施策方针。
围绕如何测度并改善天然气安全这一核心议题,引入并修正了APERC能源安全“4A”分析框架,运用层次分析法与德尔斐法,构建了天然气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对主要天然气净进口国和净出口国的天然气安全状况进行了量化评估。评估发现：（1）天然气安全四维度（资源可利用性、经济可承受性、贸易可获得性与环境可接受性）的不可或缺性意味着综合表现优异的国家安全水平更高;（2）8个二级指标中,可采储量、个体可承受性等指标的权重更大;（3）天然气净出口国在资源可利用性、经济可承受性和贸易可获得性方面有优势,整体表现优于进口国。就中国而言,可从加快资源开发、完善市场机制、扩大进口渠道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四个方面提高天然气安全水平。
世界石油流动的规模和复杂性日益增加,从复杂网络分析视角考察石油流动中主要贸易国及其所处地缘区之间的相对地位及变动,并分析中国在其中的竞合关系,有利于从与出口地缘区合作和与进口地缘区合作两个方面,全面审视中国石油合作的总体格局、重点合作国家和可能的模式创新。研究结果表明：（1）世界石油流动仍由主要出口地缘区主导,逐步演变为俄罗斯—中亚、美国—加拿大和中东三足鼎立的出口竞争格局,但出口地缘区的多元化和地位相对变动也为进口国调整合作关系提供了机遇;（2）亚太地区逐步成为世界石油流动的竞合焦点,但由于区内大国缺乏互济交流,降低了地区的整体核心地位和对石油流动的调控力,中国也深陷进口分散化、出口大国博弈和进口大国制衡三大困境中;（3）中国应与核心出口地缘区重点合作,与其他出口地缘区稳定合作并创新合作模式,与亚太其他进口国基于进口份额协调机制、来源错位竞争机制和国际贸易中心分工协作机制,开展区内互济交流合作,以改善中国在世界石油流动格局中的竞合环境,保障石油供需平衡、降低供给风险。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能源互联互通成为中国对外合作的重要组成。以“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为切入点,从直接能源贸易和隐含能源流动的双重角度刻画中国跨境能源关联并开展对比研究,主要结论包括：（1）从直接能源角度,“一带一路”沿线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国家均为中国重要的直接能源进口国;（2）从隐含能源角度,中国为印度、新加坡、泰国等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能源相关的商品服务;（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能源贸易逆差明显,但隐含能源流动处于顺差地位;（4）综合考虑直接能源贸易及隐含能源流动,中国可以发挥不同类型能源关联的辐射带动作用,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互联互通与共建合作伙伴关系提供坚实基础。
液化石油气在全球清洁能源消耗市场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通过船舶在不同港口之间进行运输,而港口之间通过局部密集的运输关系,形成了联系极为紧密的贸易社区。采用复杂网络社区探测方法,基于2013—2017年全球液化石油气船舶轨迹大数据构建运输网络,并对其贸易社区特征及其演化趋势开展分析。结果表明：（1）液化石油气（Liquefied Petroleum Gas,LPG）贸易社区内的港口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不同社区内的枢纽港口联系也日益紧密;（2）各个贸易社区的规模呈现出增长趋势,且同一社区内的港口在地理空间上变得更为集聚;（3）亚太地区、中东、西北欧和地中海地区形成的社区在全球LPG贸易中一直保持着重要地位,而随着时间推移,美洲社区已逐渐从一个相对孤立的社区发展成为与其他社区存在紧密联系的社区。
面向2050年世界能源发展形势与中国发展实际,推进能源转型与保障油气供给是关乎国家发展和能源安全的重大前瞻性问题。考虑能源转型这一关键前提,基于重点行业部门的政策情景模拟了中国能源消费的总量与结构变化情况,并分析了中国油气消费需求及其对外依存情况。结果显示：（1）若实行积极的部门能源转型政策,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将在较大幅度上低于参照情景,并有望在2040年达到峰值,其峰值在5755~7000 mtce之间。具体来看,煤炭消费可在2030年前达峰,石油消费在两种转型情景下均将在2040年达到峰值,而天然气仅在加速转型情景下可于2035年实现消费达峰。（2）从推进能源结构转型角度看,在转型情景下中国2050年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为21%,在加速转型情景下到2050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将不足10%;无论是在转型情景下还是加速转型情景下,到2050年油气消费占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30%;若推行更加积极的转型政策,在加速转型情景下中国到 205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将超越化石能源。（3）高需求低产出将导致中国油气对外依存度在中长期内处于较高水平,因而,在2050年前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仍不可忽视油气供给稳定性。研究可为中国能源安全战略与能源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作为全球煤炭消费和碳排放最大的国家,中国煤炭消费的演变趋势及其驱动机制,一直是科研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比较关注的议题。以2013年中国煤炭消费总量28亿tce为关键时间节点,对比分析煤炭消费动力机制的差异性。通过分别构建侧重供给侧分析的LMDI模型和侧重需求侧分析的IO-SDA模型,以期揭示中国煤炭消费的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基于供给端的因素分解分析,中国的煤炭消费主要由经济增长效应、能源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共同驱动。2013年以来的GDP增速放缓、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深度调整,以及能源消费强度的持续降低是煤炭消费总量下降的关键所在。（2）基于需求侧的结构分解分析,中国的煤炭消费主要由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出口和城镇居民消费所影响。出口紧随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煤炭消费增长的两大需求端驱动因素,但是,由出口诱发的煤炭消费量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达到阶段性峰值。城镇居民消费在2017年超越出口,成为当前煤炭消费增长的第二大需求端驱动因素。（3）基于最终需求视角,分行业煤炭消费呈现出由“出口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再到城镇居民消费”拉动的变化特征,同时,行业发展的煤炭资源依赖性逐步降低。
使用由多个数据库链接的微观数据,对中国对外援助能否促进中国企业的能源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决策进行计量检验,结果发现：中国在东道国的援助活动显著增大了中国企业对东道国进行能源OFDI的概率,且当年援助的投资促进效应大于累计援助的促进效应,该结果在多种模型设定下均表现稳健;进一步检验中,研究发现中国对外援助对能源OFDI的促进效应在援助形式、用途和国家类别上存在广泛异质性,其中复合化和高级化的援助形式如技术援助和出口信贷,直接用于经济基础设施、能源产业发展、东道国政府财政的援助,以及援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能激发中国对外援助的能源OFDI促进效应。本文为中国对外援助能够带动中国能源OFDI提供了直接的微观证据,也为如何发挥对外援助的能源OFDI驱动效应提供了有益启示。
自十八大以来,公众环境治理与环境规制成为影响能源密集型产业动态的重要因素。基于2011—2016年百度指数数据与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将能源密集型产业面临的环境压力划分为公众环境关注、非正式环境规制和正式环境规制,采用Logit模型综合探讨了环境压力对能源密集型产业动态的影响。研究发现：公众环境关注显著降低了能源密集型产业进入的概率,除环境建议与提案外,其他非正式与正式的环境规制均能够抑制能源密集型产业的进入。此外,在公众环境关注度高的区域,非正式和正式的环境规制对能源密集型产业进入的抑制作用更强。
随着中国发展方式转变与能源结构转型的深入推进,能源消耗“双控”与燃煤替代供热清洁化、集中化成为必然趋势。清洁供暖效益评价研究是一个动态的系统性问题,涉及技术、财务、经济和社会评价等方面。目前,有关供热模式评价一般集中在经济和技术视角,难以系统反映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等深层次问题。以空气源热泵、燃气锅炉和浅层地热能为主多能互补的供暖方案为评价对象,采用系统评价的方法,基于DPSIR模型构建清洁能源供暖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利用AHP-POS灰色关联度模型定量评价西安市商业建筑清洁能源供暖方案综合效益和D-P-S-I-R子系统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在经济、技术和投资环境等条件允许情况下,应优先实施以浅层地热能为主的多能互补供暖方案,依次实施煤改电和煤改气方案。进而提出关中地区清洁能源供暖监管体系对策建议,以供决策者和投资者参考。
基于详实准确的政府及企业调研数据,以中石化江苏成品油一次配送为例,从配置效益和空间结构视角出发,借助运用地理网络分析和线性优化模型等方法,通过单位输油成本计算、优化情景构建计算和成品油配送格局比较分析,系统解析成品油一次配送空间格局与优化配置情况,从理论上尝试探讨其地理网络结构。研究发现：优化情境下的成本较2017年实际状况减少了30%左右,表明中石化江苏成品油一次配送效益不够优化;理论上,根据成品油“就近配置”原则,不同炼油企业各自在其优化情景区界内,配送单位输油成本较低的成品油;实际上,由于炼油企业的炼油能力差异、成品油输油通道不完善和分销中心油库设置差异等原因,不同炼油企业之间存在着相较优化情景区界或大或小的实际输油区界,且存在着某些分销中心油库同时接纳不同炼油企业成品油的现象,即存在混合输油区域。
去煤炭化既是能源转型的重要路径,也是能源转型的主要结果。经过20多年的努力,北京市煤炭消费量得到有效控制。系统分析北京市1995—2017年煤炭消费动态变化过程,并利用LMDI方法对2005—2017年的煤炭消费进行分解。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北京市煤炭消费相对量（能源结构中的占比）持续下降,绝对量自2005年开始下降,2017年仅有350.5万tce,降幅为83.8%,去煤炭化效果显著。（2）影响因素方面,除经济规模效应外,能源结构、能耗强度与经济结构等因素变化对煤炭消费增长均有抑制作用。在去煤炭化前期经济结构调整贡献较大,后期主要由能源结构改善驱动。（3）分行业而言,电力、热力部门燃煤效率提高、煤改电、煤改气策略实施以及重工业外迁,是实现煤炭消费量削减的关键因素。（4）北京市去煤炭化过程虽对我国其他城市有一定参考作用,但因其自身具有特殊性,较难复制到其他地区。
家庭能源消费特征因受地理环境及文化等影响而存在显著的人文空间差异,尤其是对于特色或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迫切需要加强相关调查实证研究。基于青海省100户土族家庭的实地调研,从收入水平分组视角考察其能源消费特征,分析家庭能源消费活动的环境效应,并构建物质流模型予以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土族家庭年人均能源消费量为3473 kgce,以煤炭、薪柴和秸秆等为主;随着收入水平提升,能源消费结构逐渐向多元化转变且对能源重要性的认知逐渐从生物质能源转向商品能源。家庭能源消费导致的年人均CO2、N2O、NOX、SO2和TSP的产生量分别为1856.87 kg、117.10 g、254.46 g、451.87 g和520.74 g。未来应增强清洁能源利用水平,统筹推进青藏高原地区生活能源消费的可持续转型。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国当前所面临的能源形势日趋复杂,能源安全愈加成为攸关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新形势下,无论是学科层面上世界能源地理与国家能源安全的科学问题、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还是国家现实需求上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与国际能源合作等问题,都亟待专家学者们深入交流与讨论。通过“一问一答”的访谈方式,展示主持人与九位学界或业界访谈嘉宾基于不同视角的问答内容。分别围绕能源安全的内涵与全球能源治理模式、我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对策、全球能源地缘政治形势的新变化、世界能源生产空间和消费空间不平等地理格局下的能源安全、全球能源低碳转型趋势下的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下的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变化、未来能源地理学的研究前景与重要研究方向等一系列内容发表观点。以期达成一定共识,从而更好地研讨世界能源地理学的关键问题,并积极应对世界能源的百年变局,提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应对措施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