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是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物。新时期（2015—2050年）我国国内农业资源开发潜力已接近极限,中国粮食安全的总体思路正在面临重构。粮食安全在个人层面是营养安全,在国家层面是国家粮食的可获得能力,国家粮食可获得能力包括粮食生产能力和粮食进口能力,论文从个人营养安全和国家粮食可获得能力视角,对新时期我国粮食供需平衡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维持现有粮食生产能力的情况下,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程度为110.88%~117.49%,粮食具有保障平衡的基本能力,口粮安全保障程度为158.57%~168.02%,口粮具有保障充分平衡的能力,而饲料粮的保障程度只有79.41%~84.15%,保障程度不足。这一有所宽裕的粮食供需平衡态势为允许小幅度市场波动来实现粮食供需动态平衡提供了弹性空间,也为国家粮食政策调整提供了契机和条件。为建立我国新时期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建议：1）在资源端建立基本农田制度,维持粮食可持续生产能力;2）在生产端逐步发展经营规模较大的专业化粮食生产实体;3）在流通环节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模式,培育全国性和区域性现代粮食市场体系,融入国际市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有效供应;4）在储备环节完善粮食储备体系,调整粮食储备的结构和规模。
粮食补贴政策是确保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和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论文分3个阶段系统梳理和分析了1953—2016年期间实施的粮食补贴政策特点和演变趋势,分4个环节即粮食生产、加工、存储、销售环节分析了补贴政策的时空变化,总结提炼了目前粮食补贴政策存在的问题,以期为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分析表明,我国粮食补贴的形式、对象、范围和目标等在起步阶段（1953—1978年）、探索调整阶段（1979—2003年）和改革发展阶段（2004—2016年）变化明显,补贴资金投入逐年增长且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性;补贴政策逐渐向粮食主产区、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倾斜。目前我国粮食补贴政策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补贴效果和目标的差距、补贴对象和范围的核定、补贴结构以及补贴政策的影响力和农户的认知度等方面。研究以期为完善粮食补贴政策制定和提高政策实施效果起到借鉴作用。
我国已成为农产品进口大国,而所有农产品中都隐含有一定的耕地资源,论文基于农产品虚拟耕地资源的分析和评价,系统研究了我国大宗农产品贸易格局及对外依存度。论文所涉及的大宗农产品及其制品主要是土地资源密集型产品,包括粮食、油料、木薯、植物油、棉花、糖、饲料粕类等7大类,24个具体品种,以2000—2016年分国别的贸易数据为基础,从消费者的角度对大宗农产品虚拟耕地资源贸易量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大宗农产品虚拟耕地资源净进口量由2000年的675×104 hm2增加到2016年的5 928×104 hm2,其中美国和巴西是中国农产品虚拟耕地进口量最大的国家,进口量分别由2000年的342×104和146×104 hm2,增加到2016年的2 101×104和2 192×104 hm2,占我国虚拟耕地进口总量比例超过70%;2016年农业耕地资源对外依存度达到30.5%,对巴西和美国的依存度分别为11.3%和10.8%。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大量进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耕地资源紧张的压力,保证了粮食安全。
论文基于城市和农村人口及其人均食物消费、粮食工业产品产量、肉蛋奶水产品产量、单位面积种子用量等估算了2013年我国主要粮食品种实际消费量和合理膳食结构下的理想消费量。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稻谷、玉米、小麦和薯类以国内生产为主,大豆主要依赖进口;我国稻谷和小麦以口粮消费为主,玉米和豆类以饲料用粮消费为主,薯类以工业用粮和饲料用粮消费为主;稻谷、小麦、玉米和薯类结余量较大,豆类结余量少;按照现有的饮食结构,只需要71%的稻谷生产量和52%的小麦生产量就能完全满足口粮需求。未来应关注稻谷和小麦口粮生产,实施全过程监管以及资金和技术支持,其他用途或品种的粮食生产应由市场主导。
东南亚既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前沿阵地和重要枢纽。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简称“自贸区”）成立以来,中国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的经贸联系日益加强。研究全球最大粮食消费国、进口国以及世界稻米最重要主产区和出口区之间的粮食生产和贸易发展态势,对中国实施“走出去”和“引进来”战略、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改善地缘安全环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论文基于FAO数据库中国-东盟各成员国1961—2013年粮食生产与贸易数据,利用集中化指数与回归分析法,定量揭示中国-东盟粮食生产与贸易的时空格局及演变特征。研究表明：1）从粮食生产来看,50多年来自贸区粮食总产增长4.06倍,至2013年底总产达到8.09×108 t;就粮食贸易而言,1961—2013年自贸区贸易量增长3.19倍,其中粮食进口量年均增长率为2.95%,粮食出口量增长2.40倍,粮食进口总体大于粮食出口,受中国粮食进出口战略调整的影响,自贸区各个子区粮食贸易日趋均匀化。2）从空间格局来看,自贸区主要粮食生产国集中在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其中中国的玉米、水稻比重占明显优势;中国的粮食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其贸易重心开始转向东南亚。3）自贸区的粮食生产与粮食进出口量关系密切,具有显著相关性,但国别差异明显。其中,中国粮食出口量受国内粮食生产与需求影响较大,是自贸区粮食贸易变动的晴雨表。
西藏粮食安全事关当地的长治久安以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论文基于2010年农户层面的食物消费调研数据,并且结合粮食市场调研、粮食加工企业调研以及政府部门调研数据等,在研究西藏粮食生产和消费基础之上,重点分析了西藏主要粮食（青稞、小麦和水稻）供应和需求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全区粮食供应数量较高,特别是外地调入粮食供给能力不断增强,提高了西藏粮食安全保障程度。2010年全区主要粮食生产为85.09万t,而家庭层面主要粮食消费为88.81万t,粮食生产和消费基本持平;但是考虑到本地粮食消费比重为60.8%,2010年本地粮食消费只有54.0万t。从整个西藏地区来看,虽然西藏地区粮食供应已经大于其需求（西藏地区三大粮食作物总供应146.3万t,而总需求超过95.9万t,供应为需求的1.5倍）,但是从不同地区来看,区域之间的粮食供需差别非常大,尤其是藏北牧区（主要是那曲地区）,粮食缺口比较大,未来需要加强藏北地区粮食的供给力度,提升其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随着内地粮食进藏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加,未来需要进一步转变粮食购销体制系统,把粮食生产者（即农民）考虑在粮食流通市场之内,进一步加强和重视西藏粮食生产者在粮食流通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而增加西藏农村地区家庭中余粮流通,增加青稞特色产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
论文以江苏沿海地区1990、2000和2010年3期土地利用空间数据为基础,在GIS、地学信息图谱理论和Costanza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测算方法的支持下合成时间序列表征下的耕地利用转型图谱、耕地利用转型模式图谱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图谱,据此揭示江苏沿海地区耕地转型时空变化特征及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响应规律。结果表明：1）1990—2000年阶段耕地以建设用地、水域和林地占用为主,补充耕地来源除建设用地、水域和林地外,还包括了草地,耕地占用大于补充。空间差异以“耕地→建设用地”、“草地→耕地”最为明显,空间分离度低。2）2000—2010年阶段耕地占用的去向增加了未利用地,草地仍是主要的耕地补充来源。空间上以“耕地→建设用地”和“耕地→水域”图谱变化最为显著,空间分离度变大。3）1990—2010年耕地利用转型模式以后期变化最为显著。4）近20 a间,江苏沿海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由170.85×108元提升为182.23×108元,水域是提高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主要的贡献类型。耕地利用转型导致耕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降低,“耕地→建设用地”是最主要的生态减值图谱 类型。
为了解社区对维持保护区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贡献意愿,研究选取三江平原5个湿地自然保护区及其社区,依据条件价值评估法设计双边界二分式问卷,进行实地走访调查,从居民社会经济背景等方面探讨影响贡献意愿的因素、居民支付意愿（WTP）和劳动意愿（WTW）的差异。结果表明：1）居民对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劳动意愿（73.57%）高于支付意愿（55.65%）,居民的抗议支付率随WTP和WTW投标值增加呈上升趋势,人均WTP为387.25±7.08元/a,WTW为31.40±0.39 h/月;2）月收入水平较高及对支付金钱有较高接受程度的受访居民,其WTP相对较高;加入环保类协会、对付出劳动的接受程度较高、受教育程度较高及男性的受访居民,则有较高的WTW;3）49.46%的居民愿意同时贡献金钱与劳动,远高于其他贡献意愿类型。建议在保护区的资源保护与管理实践中鼓励社区参与,充分发挥社区居民乐于提供志愿服务时间的贡献意愿。
为探索市域范围内土地生态安全的粒度特性及其空间效应,论文结合PSR理论框架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公里格网为评价单元,采用熵权法计算区域土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银川市的实证分析表明,2014年整个区域土地生态安全指数为0.488 2,市域范围内土地生态安全存在着空间异质性和结构功能分化的双重特征。从宏观行政区划层面来看,3个中心辖区表现相对较为均衡,2个郊区县差异性较大,仅有贺兰县（0.557 7）高于全市均值;从微观格网尺度来看,北部和城市中心的综合指数较高且呈离散分布,城市边缘区较低且呈集聚分布;从土地利用功能区的角度来看,农业区、城市建城区、湿地和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综合指数较高,而功能边缘区与交叉区较低,土地生态安全和土地利用方式存在耦合关系。通过ESDA空间分析表明,格网尺度下土地生态安全全局Moran’s I指数为0.780 4,生态安全的空间格局表现出空间连续性和聚集效应。因此,从空间建构的视角来看,应充分利用“高高聚集”区的空间扩散和溢出效益,并通过逐步改善影响“低低聚集”区的限制性因子,实现区域内部土地生态安全格局的优化配置。
论文基于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和城镇化的交互耦合机制,以陕西省为例,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分别从时空两个维度对其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和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从时间序列上看,2005—2014年陕西省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和城镇化整体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由中度耦合协调发展为高度耦合协调（0.549~0.800）。耦合度方面,以2009年为界,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和城镇化两两及整体耦合度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协调指数方面,以2007和2009年为拐点分为3个变化阶段,其中耕地保护和城镇化协调指数T2、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和城镇化协调指数T3以及三系统总协调指数T总体呈上升趋势,而耕地保护和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协调指数T1下降幅度大于上升幅度。2）从空间序列上看,2014年陕西省耕地保护、建设用地集约利用和城镇化耦合协调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特征。
干旱和洪涝是造成水稻减产最主要的自然灾害,稻农通过采用保护性耕作可以减少其对水稻的产量损失。基于2013—2015年中国水稻主产区1 080个水稻农户的调研面板数据,论文采用内生转换模型,实证分析了稻农通过采用保护性耕作应对干旱或洪涝的效果,并分别估计了采用者和未采用者的水稻单产情况。实证结果表明：1）采用者的水稻单产远远高于未采用者的水稻单产;2）在反事实假设情况下,如果采用者未采用保护性耕作,其水稻产量将相应减产457.95 kg/hm2（约7%）;如果未采用者采用保护性耕作,其水稻产量将相应增产225 kg/hm2（约4%）;3）户主种植经验、受教育年限和公共服务可得性正向影响稻农的采用行为。最后,论文建议政府应大力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加大对抗逆水稻品种的培育,加强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和管理,扩大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
青海省东部农业区是青海省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春夏干旱直接影响着该区农业的有序发展。论文选取青海省东部农业区13个气象站点1961—2014年平均月降水和气温数据,采用泰森多边形法、SPEI和SPI指数、R/S分析等方法对比评估了该区的春夏气象干旱演变特征。研究表明：1）近54 a SPEI和SPI指数显示青海省东部农业区干旱年际变化在2000年代前基本一致,2000年代后变化趋势发生变化;SPEI指数显示2000年代后春夏旱逐渐加重,SPI指数显示2000年代后春旱逐渐缓解该区干旱,气温是导致两者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2）该区干旱面积覆盖率与干旱年际变化规律保持一致,两种指数主要在1990年代中期前后有所不同,1990年代中期后SPEI指数显示的春夏干旱覆盖面积要比SPI指数显示的广。3）SPEI和SPI指数在2000年代后春夏干旱频率呈相反趋势,SPEI指数显示的2000年代为干旱高频期,SPI指数为干旱低频期;两种指数均显示春旱高频区由西部转向东部地区,夏旱高频区由西北转向东南地区。4）根据干旱周期及R/S分析法,未来4~6 a该区春旱加重,北部地区为春旱高发区;未来18~22 a夏旱也有所加重,西部和东部地区为夏旱高发区。5）通过对比分析发现,SPEI指数在该区的适用性较好,能为该区干旱监测提供较为科学的理论依据。
论文以黄土高原子午岭林区4种林分（侧柏、油松、辽东栎、刺槐）的绿叶、凋落物（凋落叶、枯枝、果实）为研究对象,分析其C、N、P含量及化学计量学特征,并计算养分再吸收率,为黄土高原植被恢复建设及人工林合理种植规划提供理论依据。结果显示：植物叶片凋落前N、P均发生营养转移,油松N养分再吸收率最高（44.73%）,刺槐P养分再吸收率最高（41.10%）;刺槐相比于其他3种林分,绿叶C含量（413.94 g·kg-1）略低,且其4个组分N含量略高于其他林分的相应组分,绿叶、果实P含量相对较高;4种林分的枯枝C∶N、C∶P值最大,碳蓄积功能较强;叶片N∶P值均小于14,表明生长旺盛期林分主要受N限制。油松、刺槐养分再吸收能力强,是黄土高原森林区适宜植被恢复的造林树种。
城市水资源优化配置后,对配置方案进行后效和谐性评价以确定配置模型及配置方案的适应性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促进人水和谐的有效途径之一。影响水资源配置系统和谐性的因素繁多,评价方法也较多,但各类方法在评价过程的模糊性、指标权重的模糊性及评价精度方面均有不足。论文将区间数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用区间数表示各指标表征值及专家的评价意见,对榆林市榆阳区水资源配置系统的后效和谐性进行评价研究,采用区间数特征根法求出各个指标层因素的区间权重,并进行一致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经水资源优化配置后,榆阳区水资源配置系统的和谐性整体提升,且系统内的各子系统和谐性也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与目前常用的评价方法相比,区间层次分析法体现了评价过程的模糊性、权重的模糊性与评价精度,使评价结果具有柔性化特征,更加合理可靠。
科学合理布局土地整治项目中的道路,能有效提高农户田间耕作出行便捷性和提升土地整治项目的满意度。以江西省樟树市阁山镇为研究区域,通过调研及数据收集,获取农户田间耕作出行方式数据,地形、地貌和土地利用现状数据,野外采样、室内化验得到耕地样点养分数据。借助ArcGIS 10.2软件平台,处理得到研究区时间可达性分布图;选取土地覆盖、地形、现状道路和耕地质量等4方面影响因素和8个影响因子,建立土地整治田间道路布局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生成土地整治田间道路布局适宜性分布图;最终形成土地整治田间道路布局优化方案。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农户田间耕作出行方式的调研数据得到的项目区可达性分布情况为土地整治田间道路布局优化方案提供了重要依据;GIS技术提高了土地整治道路布局优化方案的空间准确性;道路布局优化方案既方便了农户出行,又注重对耕地质量的保护。
遥感数据作为反映土壤组成结构及植被生长状况的数据源,借助辅助环境因子的土壤属性预测在数字土壤制图中日益受到重视。论文运用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RF）算法,基于AWIFS（分辨率56 m）和MODIS（分辨率250 m）遥感数据及501个实测样点数据对陕西省土壤有机质空间分布状况进行预测,并对预测精度进行估算。结果表明陕西省土壤有机质含量以南部的秦岭山地区和大巴山区为最高,土壤有机质含量大于25 g·kg-1,黄土高原南部处于中等水平,大部分在16~25 g·kg-1之间,关中平原和汉中低山丘陵区含量偏低,大部分在13~25 g·kg-1,而黄土高原北部和风沙滩区含量大部分低于10 g·kg-1。基于AWIFS影像的预测效果要优于MODIS影像,成像日期对有机质预测的影响不大。基于RF模型的土壤有机质预测精度在设定的不同抽样百分比条件下,独立验证数据集的平均误差大部分不超过3 g·kg-1,预测值与实测值的相关系数在0.7以上。高程是影响土壤有机质预测的最重要因子,当影像的分辨率降低时,样点分布的地理经纬度和坡度对土壤有机质预测的影响上升,植被因子的影响程度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