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识别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与转换规律，不仅有利于城市经济结构转型，更有利于资源可持续利用。基于速度和效率并采用生产理论将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进行划分，采用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对中国2003—2020年30个煤炭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识别，并进一步分析其转换规律。结果表明：（1）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与资源产业依赖度高度相关，资源型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阶段特征；（2）2003—2011年间，处于经济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和中水平阶段的煤炭城市由12个上升至19个，低水平阶段的煤炭城市数量由18个减少到11个，表明大部分煤炭城市实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3）11个煤炭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了单阶段的转换，仅乌海市实现了由低水平向高水平阶段的两阶段转换，18个煤炭城市处于停滞状态，进一步驱动机制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是推动煤炭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转换的重要因素，表明煤炭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是个长期过程，需要持续推动经济转型。
针对旅游资源效率评价中多个投入要素共同产出的综合效率无法剥离单一投入要素的产出效率问题，采用修正DEA模型、空间自相关方法、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评价了2020年湖南省81个红色旅游景点的资源转化效率及其交互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湖南省红色旅游资源转化效率为0.332，且呈现东高西低和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2）红色旅游资源投产效率与资源转化效率的局部空间关联呈现由东向西逐渐递减的变化趋势，以此为基础可将湖南省红色旅游资源效率类型划分成资源投产效率协同区、产业综合提质增效区、资源效率转化升级区、资源综合产能提升区和资源综合效能培育区5种；（3）产品创新能力、人力资本质量和旅游市场规模3个内生因子是影响湖南省红色旅游资源转化效率的主导因子，而内外因子交互影响是导致其空间分异的主要方式。
资源型城市为中国能源安全提供了基本保障，但同时也面临资源枯竭、产业结构失衡等困境。因此，推进其转型发展是新时期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举措。本文以19个资源衰退型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其旅游转型发展的指标体系，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资源衰退型城市旅游转型发展的影响因素和驱动类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是资源衰退型城市旅游转型发展的单变量必要条件；（2）资源衰退型城市旅游转型发展存在经济发展驱动型、环境—文化驱动型、环境—能源—文化驱动型及环境—经济—文化驱动型4种类型；（3）阻碍旅游转型发展的因素类型共有环境—经济抑制型、环境—经济—文化抑制型、文化禀赋抑制型及经济—文化抑制型4种。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丰富资源型城市的学术研究，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为相关城市旅游转型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双评价”已成为构建国土空间格局的科学基础。现行“双评价”方案的城镇部分在理念、技术路线、具体方法与结果运用层面存在不完整性，难以指导规划实践。回应上述问题，在国家技术指南的基础上，以浙江省嘉兴市为例，从评价方法、指标选取、评价应用等三个层面进行了优化，得出结论如下：（1）区分强限制指标、适宜性指标，以多因子加权后分级的方法代替等级法；（2）适宜性评价新增社会经济因子，区分通用指标体系和地方特色指标体系，承载力评价增加水环境容量约束以凸显水资源的制约性；（3）融入三大应用以解决指导与衔接问题。应用此优化技术路径，证实其可以有效指导不同类型地区城镇集约化发展的“双评价”工作，提供了一个科学可行的、整合多维要素实现综合城镇“双评价”的技术框架，可供中国更多城镇地区参考。
促进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是国土空间规划难以回避且亟需探索解决的问题。厘清国土空间规划框架下耕地占补平衡向生态占补平衡转型的制度演进逻辑，尝试构建基于“生态券”的生态产品市场化交易机制，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开展实证。结果显示：（1）国土空间规划为核定“生态券”提供了制度基础，“生态券”交易可弥补因国土空间规划而导致的土地发展权的损失。（2）“生态券”是区域生态用地保护量在基准年和目标年的变化量，提出以县级地方政府为交易主体、由国家年度计划管理确定交易总量、采取政府确定底价和市场定价相结合的交易机制。（3）将生态用地类型确定为林地、草地、湿地与水域四类，使用区域自然条件、GDP和人口密度校正后计算的“标准林”面积核算该区域“生态券”。（4）2010—2018年，京津冀“生态券”需求量为142.02×104 hm2，主要为海淀、西青、津南、武清、昌黎等地；供应量为74.73×104 hm2，主要来自房山、赵县、兴隆、隆化、承德等地。研究结果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了新思路和相对简单易操作的方法，可以为国土空间规划及区域间共同富裕提供理论与方法借鉴。
作为解决区域贫困问题的有效手段，开展土地整治对区域可持续脱贫具有重要推动作用。针对土地整治对可持续脱贫的支撑程度，基于“强—弱可持续”理论，以乌蒙山连片特困区为研究区，构建土地整治脱贫机制解析框架，借助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土地整治支撑脱贫的假设并验证，结果显示：（1）土地整治工程对区域脱贫产生直接效益的总效应值为0.72，贡献于间接效益的总效应值为0.42，表明土地整治可直接支撑区域脱贫的直接效益，但对区域发展的间接效益贡献度尚显不足。（2）直接效益对间接效益的影响总效应值为0.96，土地整治为脱贫带来的直接效益对区域发展的间接效益贡献度较大。（3）土地整治各要素对资源初期改善度及直接、间接效益的贡献率具有差异性。新增耕地和土地平整为资源初期改善带来的贡献度较大，土地流转和机械化程度对直接效益的贡献度较大，企业收入和税收对间接效益的贡献度较大。为提升土地整治对区域的脱贫作用，应加强直接效益的巩固以促进间接效益的强可持续，研究为土地整治效益的挖掘与发挥提供参考，为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全域国土综合整治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参考建议。
鉴于居民能源消费的间接回弹效应影响广泛但现有研究不充分，使用碳排放量结合再分配模型和20部门环境投入产出表，测算了2002年、2007年、2012年和2017年中国居民能源消费的间接回弹效应。实证结果显示：间接回弹效应在3.90%~12.88%之间；间接回弹效应在时间上呈倒“U”型，在空间上城镇大于农村。针对双碳目标可能导致三种重要因素的变化进行模拟，分析得出间接回弹效应受居民单位碳排放的能源支出提升而增大的幅度最大，随后向关联系数降低而减小的幅度次之，受城镇化影响的变动最小；在一般政策情景和长期低碳转型情景中，2030年的间接回弹效应均>13%，2060年的间接回弹效应在一般政策情景高达46.55%，在长期低碳转型情景为11.77%。持续推进能源结构和整个经济系统的低碳化转型以及促进居民消费低碳化，应是在双碳目标下降低间接回弹效应的关键对策。
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数据，利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测度种植业碳排放效率，通过修改的引力模型构建空间关联网络，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剖析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利用QAP模型分析空间关联网络驱动因素。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种植业碳排放效率提升较快，效率较高，但仍有提升空间，且存在地区差距，整体呈现出复杂空间网络特征；（2）长江经济带种植业碳排放效率空间关联网络关联性增强，网络结构稳定性提升，空间关联网络由上海单极主导演变为江苏、浙江、贵州、上海多中心协同发展格局；（3）农民人均收入、交通运输水平、空间邻接关系、科技水平、政府农业重视水平对长江经济带种植业碳排放效率空间关联网络具有重要影响。提升种植业碳排放效率时应考虑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其动因影响，采取有效措施增强种植业碳排放效率空间关联。
光伏发电是实现能源系统深度减碳的重要方式，但会受到多种自然和技术因素的影响，其减碳效益仍有待于准确评估。以总体自然条件适宜发展光伏发电，但区域内空间分异又较突出的新疆作为研究区，借助生命周期评价、发电量和减碳效益模型核算了两种衰减率（DR）下的1 kW多晶硅光伏发电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发电量及其减碳效益，为本地发展光伏产业提供科学依据及为其他地区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借鉴。结果表明：（1）与火力发电相比，新疆光伏每度电可减少863 g CO2-eq（DR=1%）和738 g CO2-eq（DR=3%），减排比例分别高达93%和79%，对能源系统脱碳具有重要意义。（2）新疆内部减碳效益空间分布不均衡且差异大，总趋势由东向西递减；根据聚类分析新疆发展光伏应重点布局在一、二级区，如哈密、吐鲁番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3）未来新疆发展光伏应从全生命周期减碳出发，完善光伏生产端中下游产业链以实现本地生产，在建造使用过程充分考虑太阳辐射和衰减率等因子并合理布局，同时加快生命末期处置回收技术的发展。
提升主产区粮食生产效率是提高粮食产量、保障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要途径，也是学者、政府及农户关注的焦点。选择中国典型的粮食主产区淮河生态经济带为研究区域，构建了包括农户直接投入和政府间接投入的指标体系，借助非径向超效率模型测算了2000—2020年研究区28个地级市的粮食生产效率，并利用地理探测器分析了粮食生产效率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研究区域平均生产效率值在1.0附近波动，具有较大提升空间；各地之间的生产效率差距较大，但近20年呈现收敛态势；生产效率变化具有多样性，可分成7大类和11个小类；同级生产效率的地区集聚连片分布，且总体空间格局保持相对稳定；生产效率空间差异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年日照时间、人口密度和农业现代化程度是驱动空间差异的基础影响因子，其他因素解释力大小不等且存在年际变化。
黄河生态带建设是各地落实国家黄河战略开展的重要行动。本文以正面临林地、草地、湿地衰退，沙漠化、水土流失、盐碱化、生物栖息受影响等七大复合性生态问题的黄河流域内蒙古段为例，从整体性、系统性、独特性三方面提出了多维复合空间视角下黄河生态带构建的理论框架和实现途径。在流域层面，将林地、草地、湿地三类生态空间的环境质量评价结果和沙漠化、水土流失、盐碱化、生物四种生态过程的安全性评价结果叠加，构建低、中、高安全水平的流域综合生态安全格局。在河流层面，研判出黄河干流大堤外10 km和一级支流两侧2 km岸边带内低安全水平区域面积占比最高，由此判别出黄河生态带的构成和空间范围。进一步结合不同地域景观特征划定其保护修复与治理区划。
栖居乐园是移民的愿景和乡村振兴的终极目标，可作为判断移民乡村重构多重目标实现程度的新标尺。以祁连山北麓武威市搬迁移民为例，基于栖居乐园辨识框架，分析了其栖居乐园认知的文化构成元素、认可度及群体差异性，借助有序Logistic回归进行发展障碍与提升潜能的多情境辨识研究。结果表明：（1）武威市搬迁移民以非农户、宿命论者为主，外出打工是其主要生计方式，不同类型移民收入构成差异显著；（2）移民对栖居乐园的憧憬和标准是多元的，其乐园构成要素集中在家庭、村庄建设、收入、机会、农业及政府保障方面，约54.8%的移民认为现居安置地符合其内心对栖居乐园的期盼，古浪县、农兼户和自治主义者的栖居乐园认可度最高；（3）生计风险多重性、纵向经济剥夺、归属感、产业投入是移民栖居乐园认可度提升的关键障碍；（4）家庭收入的正向影响随相对剥夺、关系信任变量的引入而增强，随社会融入变量的加入而减弱，生计风险多重性和纵向经济剥夺的负向影响随产业投入变量的引入而降低；政府产业投资越大，移民对安置地栖居乐园认可度提升的可能性越大。
进入“人类世”新纪元，生态系统退化与人类需求提升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可持续发展在此问题上的时代要义，就是要实现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科学协调。提出“从级联到耦合”的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关系研究新思路，以广州市为研究对象，分析二者耦合关系的发展阶段及其空间分异，构建了耦合逻辑框架，通过典型耦合类型区来辨析其驱动方式差异，为新时代快速城镇化地区的人地协调提供实践参考。结果发现：（1）广州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严重萎缩，受到人类福祉趋同化增进的胁迫，二者的耦合协调性差；（2）耦合关系以生态系统服务为刚性主导，服务低值区的连片蔓延促成了低失调的同化格局，服务供给与福祉需求之间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失衡；（3）通过资本流动、土地利用、尺度效应、利益分配等驱动方式差异，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形成了发展阶段和供需匹配各异的耦合关系，主要包含空间争夺的低失调、空间弱关联的拮抗和空间互促的高协调。据此，亟需以生态文明与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严格保护生态空间，提升城镇空间的发展质量，统筹人地系统综合管理，弱化用地权衡和空间博弈，加强供需耦合的空间协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黄土高原是世界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2000年以来黄土高原重点实施了退耕还林还草等一系列生态工程，促进了生态恢复。为全面评估黄土高原地区生态恢复现状、生态恢复程度及恢复潜力，选取生态质量和生态系统服务两大类指标，采用模型模拟计算方法，对黄土高原2000—2019年生态恢复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结果表明：（1）生态质量有所恢复转好，植被覆盖度和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呈增加趋势。比较前后十年变化，植被覆盖度持续转好的面积占比为39.90%，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持续转好的面积占比为82.71%。（2）生态系统服务有所恢复提高。水源涵养服务持续转好的面积占比为15.46%，土壤保持服务先转好（稳定）后稳定（转好）的面积占比为18.88%，风蚀区防风固沙服务持续转好面积占比为6.30%；水源涵养和土壤保持服务提高区域集中在农牧交错带地区，防风固沙服务提高区域集中在沙地和沙漠区。（3）综合生态恢复程度高的地区占全区面积的11.08%，主要分布在黄土丘陵沟壑区，仅少数无恢复地区占全区面积的3.51%，集中分布于沙地和沙漠区西北部地区。（4）植被覆盖恢复潜力高值区主要位于黄土塬沟壑区西部，低值区主要位于黄土丘陵沟壑区和河谷平原的部分地区，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恢复潜力整体偏低，潜力较大区域主要位于黄土丘陵沟壑区。
开展城乡交错带研究对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以南京市为例，通过构建城乡交错带多维识别指标体系，采用随机森林模型算法，识别城乡交错带空间分布范围并分析其特征。研究表明：南京市城乡交错带呈组团式或带状集中分布在城市外围，其分布格局与城镇等级体系以及南京自身形状特征相吻合，未来建议加快城乡交错带内新城、新市镇的城市化进程，并将其他城乡交错带作为编制村庄规划的优选区域；城乡交错带具有过渡性、模糊性和多样性特征，过渡性是区分城乡交错带与城市和农村的关键，而模糊性和多样性增加了城乡交错带识别的难度，因此新数据、新方法、多指标综合或是新阶段城乡交错带精确识别与深化研究的重要方向。
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工作是自然资源综合管理的基础。长久以来，中国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工作分散在不同部门，虽然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与经验，但存在概念不统一、内容有交叉、指标相矛盾等问题，且随着自然资源管理业务与职能的重构，现有成果与经验难以简单延续或物理拼接。新形势下，如何通过理论和技术体系重构，以指导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工作顺利开展，成为目前自然资源管理部门面临的挑战。从自然资源的管理视角出发，在系统梳理中国自然资源管理体制与调查监测工作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总结过往调查监测工作的成效与不足，辨析了管理视角与学术视角下调查监测的关系，探讨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的作业模式，并以耕地保护业务为例进一步阐述了该模式在具体业务中的应用。认为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是管理视角下的业务工作内容，以业务为主线、“空天地海网”立体感知技术为手段，是实现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实时性、业务化运行的必由路径，以期为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工作的有效展开提供理论支持。
冰川和湖泊是气候变化的敏感指示器，研究其动态变化对揭示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Landsat TM/ETM+/OLI和Sentinel 2A/2B MSI遥感影像提取青海省冰川和湖泊信息，并对其近20年动态变化特征及其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20年青海省冰川数量、面积和冰储量分别为3713条、3643.40 km2和259.63 km3，面积≥1 km2的湖泊数量和面积分别为231个和14374.56 km2；2000—2020年青海省冰川数量、面积和冰储量分别减少128条、464.63 km2（-0.60%/a）和29.58 km3（-0.54%/a），面积≥1 km2的湖泊数量和面积分别增加27个和2220.09 km2（0.84%/a）；青海省境内冰川自西向东呈加快减少趋势，气温上升是主要影响因素；除柴达木盆地中部和北部、唐古拉山北侧等区域外，青海省大部分区域的湖泊水域面积呈增加趋势，气候暖湿化和冰川融水增多是主要影响因素，但个别湖泊演化受人类活动影响显著；部分湖泊扩张已对湖周草场和道路等基础设施构成直接威胁，未来应加强对变化迅速的湖泊监测，并及时制订相应的防灾减灾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