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目标下，如何通过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实现乡村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旅游研究的重要议题。来自地理学、旅游学、管理学等领域的8位专家学者，以笔谈的方式从资源利用、参与主体、机制保障等不同视角，探讨了乡村旅游资源的创造性利用以及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路径。具体而言：在资源利用上，重视乡村文化资源的传承和利用，形成“非遗”等资源的创造性传承发展路径，同时以艺术赋能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并通过数字经济赋能破解乡村发展难题；在参与主体上，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性力量，协同政府、企业、社区等各方力量建构可持续的分配机制，推动“人人共享”的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在机制保障上，乡村旅游资源创新性利用要构筑乡村产业发展与居民在地乐居的机制体系，同时注重乡村旅游资源的空间价值，强化制度政策的公平性原则，构建“旅游驱动+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的新型发展模式。
资源创造性利用是乡村旅游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和关键动力，也是重大科学问题和现实需求。访谈表明：乡村旅游蓬勃发展，但仍存在认识不足、机理不清、促进效应有限等现实问题。鉴于共同富裕短板、弱项、潜力均在乡村，要从不同视角持续关注。紧扣这一问题，要厘清乡村旅游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驱动逻辑、创新乡村旅游产业体系、构建促进共同富裕模式与实现机制等；还要落脚于村民参与机制与内生动力培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及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进机制、数字赋能机制与路径、旅游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空间效应与土地利用优化等实践中，并促进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发展等。以便为乡村旅游资源创造性利用、促进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支撑和应用依据。
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阶段讨论乡村旅游的发展走向问题，要从改革的视角继续强化乡村旅游的服务角色定位。从发展乡村旅游的实践逻辑框架入手，以市场开发目标与政策服务目标两个角度进行分阶段对比分析，有助于找出强化政策价值的关键问题。分析发现：在资源梳理与挖掘阶段，实现市场目标与政策目标在乡村旅游资源观上的辩证统一，需要积极强化乡村旅游的正向功效，谋求乡村地区细节性短板内容的改善与提升；在内容规划与提升阶段，科学解决乡村旅游合作开发中的委托代理问题，需要厘清合作各方的责权利关系，并通过完善监管激励制度、提升信息透明度、提高寻租和违约成本的手段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实施运营与管理阶段，统筹优化乡村旅游发展要素配置，要在集约用地方式、人才引进与培养、多元化资金筹措、技术应用赋能等方面多措并举。
在新的时代使命下，以共同富裕目标指导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具有提升资源价值和推进全面乡村振兴的双重意义。按照“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实现农村农民的共同富裕—实现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富裕”的递进逻辑，识别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共同富裕的内在联系，厘清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现实困境与现存差距。研究发现：当前以乡土特色资源为导向的传统乡村旅游地和以高标准服务为导向的现代旅游地，都在适应市场转型的过程中积极挖掘优势资源，完善配套设施，资源的开发主体多元合作、开发方式渐趋成熟。乡村旅游在助力减贫、促进社会公平和满足精神文化需求方面的突出贡献，充分契合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然而，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与共同富裕目标仍存在较大差距，不同地域与不同群体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效率、水平、能力存在多重差距，以至于在推动农村农民共同富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上不广泛不深入不彻底。基于此，围绕“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城乡融合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三个面向，构建乡村旅游资源“有效开发、协同开发、可持续开发”的创新路径，以推动中国乡村旅游产业的高质量转型发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乡村旅游在发展乡村经济、实现乡村转型、促进人民致富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全面促进农村繁荣与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以陕西省袁家村为案例地，根据共生理论，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通过结构化数据分析构建乡村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和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共生系统包含旅游共生单元、旅游共生模式及旅游共生环境，在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呈现动态演进特征。（2）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运行机制及内涵维度呈现阶段性特点。旅游共生单元借助共生环境，进行共生能量创造，产生共生作用，引致共生能量分配、共生能量传染，最终促进共生效应。（3）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实现路径体现了旅游共生系统的共建共创共享。袁家村始终是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通过广泛吸纳旅游经营人才、推进旅游产业升级转型、实行农民股份制运营，促进共同富裕。研究结论对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及共同富裕目标实现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传统村落是特殊的乡村地域单元，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薄弱之地，如何促进传统村落实现共同富裕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科学问题。运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及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借鉴催化反应动力学原理与城市催化剂理论，结合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发展现实背景，构建了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共同富裕催化机制，并以湖南省板梁村为例，探究了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共同富裕发展路径。研究显示：（1）将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视为催化载体，构建了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要素注入—载体吸附—效能释放”共同富裕催化机制。（2）载体通过吸附活性要素形成催化剂并释放环境清洁卫生与生态旅游持续、空间规划综合布局与空间联动多功能化、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关系网络织补与利益权力协调等催化效能，促进板梁村达成生态持续、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社会和谐与制度完善五维度目标，从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研究充实了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与发展路径，试图为中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战略目标提供参考，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数字技术在乡村空间的嵌入正在改变乡村资源开发与利用方式，也为农旅资源融合提供新的路径。以广州市从化区数字乡村为案例，探讨数字技术推动农旅资源整合过程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1）数字技术的嵌入使得广州市从化区乡村的农业空间从单一的生产空间拓展到“研发—生产—消费”全产业链空间；（2）数字技术推动农旅资源整合发生在实体和虚拟两个场域，打破传统单一的“农家乐”农旅整合路径，实现多样化的发展；（3）数字支持下农旅资源整合拓展了农业空间的内涵、增强了乡村对外部空间的依赖以及促进了乡村表征空间的媒体化，但存在传统乡土性的破坏、过度依赖外部性和同质化发展等问题。
以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样本，构建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区域共同富裕的指标评价体系，实证测度和分析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区域共同富裕的时空特征，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揭示其空间关联特征，同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乡村旅游与区域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结果表明：（1）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区域共同富裕持续、稳步提升，且在地理空间上呈现较显著的空间集聚与关联特征；（2）乡村旅游发展对区域共同富裕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即乡村旅游发展水平每提升1%，本地共同富裕水平将上升0.258%，邻近省域上升0.126%；（3）乡村旅游分级指标中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发展条件对本地共同富裕存在正向作用，且对邻近省域存在不同程度溢出效应，文化效益仅存在直接效应，溢出效应不显著；（4）乡村旅游发展对于区域共同富裕的影响程度存在区域差异，其中，中部地区乡村旅游发展对区域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
乡村旅游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是制约乡村共同富裕的突出问题。研究立足共同富裕新挑战，超越单一经济视角，兼顾物质和精神富裕，考量绝对与相对贫困，剖析区域间与区域内多层空间，在宏微观人本理念指导下对乡村旅游发展区域不平衡的内涵进行更新；指出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旅游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关键问题；建构宏观、中观和微观指标体系。宏观层面通过生态指标、供给指标、文化指标衡量发展能力，社会指标衡量发展机会，经济指标和治理指标衡量发展结果；中观层面通过居民协同治理水平、分配公平水平测度各主体间发展过程的公平性与发展结果的共享程度，主客价值共创水平测度居民与旅游者的互动关系；微观层面以居民满意度为落脚点，关注乡村旅游地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公平感、安全感等。研究为动态化、精细化和定量化研究区域不平衡性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分析工具，有助于丰富乡村旅游研究的理论内涵，为推动乡村共同富裕和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与应用参考。
统筹推进城乡建设绿色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基本遵循。采用主客观组合赋权法，从绿色一体化、绿色发展方式、绿色创新三个维度对2010—2020年中国城乡建设绿色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在此基础上，借助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方法和QAP方法揭示其区域差距的空间来源、演进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城乡建设绿色发展水平稳步上升，在各子系统中，东部地区均呈现出显著优势，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绿色创新水平不容乐观；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区域差距呈恶化趋势，板块间差距是整体差距的最主要来源，缓解板块内差距的着力点位于西部和东部地区；全国及四大板块城乡建设绿色发展水平的演进脉络各异，但极化趋势均日益加剧并伴随着“优者更优”现象；合理调控科创环境差距与居民收入差距是缓解城乡建设绿色发展区域失衡问题的决定力量，而第二产业占比过高会抑制城乡绿色发展，此外在区域层面各影响因素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
建构自然资源驱动型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以自然资源驱动型旅游城市张家界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趋势面分析及二次指数平滑预测模型等，对2002—2020年协调发展时空演化规律及2021—2030年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与预测，并使用灰色关联度模型测度协调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张家界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发展水平总体不断提高，并由初期的旅游城镇化滞后状态向同步发展状态转变；（2）协调发展程度不断增强，实现了由濒临失调向良好协调的转变，预计2030年进入优质协调状态；（3）耦合协调空间分异显著，具有“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特征；（4）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以物质基础和保障为主，但非物质影响因素的重要性也在逐渐增强。
乡村文化是乡村旅游地的精神内核，探究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现象并据此提出文化资源开发模式，是有效推动乡村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础工作。选择典型乡村旅游地江苏省东山镇进行田野调查、深度访谈和问卷调研，结合多种空间计量和数理统计方法揭示其文化胁迫演化特征及动力机制，进而提出乡村文化资源的创新开发模式。结果表明：乡村旅游地自然景观、聚落景观、生产生活、人际交往和精神仪式文化胁迫演化特征存在明显差异，整体表现出路径依赖和空间锁定效应，且当前随着旅游开发程度的提升这一特征趋于明显；当地居民个体层面的差异及乡村整体层面的旅游产业弊端、社区发展和人口变化均对乡村文化产生影响，两个层面的胁迫因素通过阻滞力和调整力，持续驱动乡村文化系统发生嬗变并实现阶段式发展；提出修复与保育、活化与参与、公平与导引、自主与创新、身体与仪式五大乡村旅游地文化资源开发模式。研究可 为乡村文化资源的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提供实践参考，为实现乡村旅游的高质量发展以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理论依据。
探究旅游发展对乡村居民生计的影响对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空间资本理论，以福建省龙潭村为例，通过深度访谈、实地观察等方法对旅游发展影响下乡村居民生计类型及其特征进行研究，得到结论如下：（1）乡村居民生计策略的形成受空间资本禀赋、家庭利益诉求与创业动机影响。（2）乡村居民生计可划分为自我更新、对外寻租、邻里投资以及迁移工作四种类型。（3）四种生计类型在结果上差别显著，这说明旅游发展在形塑乡村居民生计的过程中存在公平性缺失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空间资本”与“平衡利益诉求”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乡村旅游发展对实现生计可持续、促进城乡和区域共同富裕能够发挥建构性和工具性作用。选择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域的面板数据样本，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检验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等研究方法，从整体与区域视角分析了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促进农村可持续生计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中国乡村旅游发展和农村可持续生计在时间上表现出高值省域的优势锁定，且均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空间分异格局，在空间上二者之间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与关联特征；乡村旅游发展能够通过内外部响应双重作用机制发挥其对传统生计替代效应的适应性，扩大增权效应、增强内源性发展动力实现本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邻接地区农村生计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发展在生计脆弱性、生计资本、生计恢复力和生计结果的多维要素作用下影响农村可持续生计，呈现出直接效应“由西部向中部和东部递减”、空间溢出效应“由中部向西部和东部递减”的区域异质性。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重要特征。在新发展阶段，厘清共同富裕在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中的发展路径及实现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以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为例，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灰色关联分析等方法，探索共同富裕目标下综合乡村旅游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效应及优化路径。结果显示：（1）综合乡村旅游是促进乡村旅游地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模式，网络、嵌入、内生、互补、增权等关键变量的发展能够为乡村旅游地带来持续的发展机会与向内的发展成果，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效率与发展公平的有机统一。（2）鲁家村综合乡村旅游的互补性发展最为显著，增权次之，综合乡村旅游的可持续生计效应主要体现在网络、互补、增权等关键变量的发展对居民生计资本的影响上。（3）综合乡村旅游对不同类型居民的生计发展均存在显著影响，旅游主导、旅游参与型居民需要围绕社会网络关系展开生计优化行动；旅游专营型居民需要以个体能力发展、旅游者深度体验参与为基础确立生计优化方向；合作网络、增权、信息网络需要进一步向非旅游参与型居民拓展，以推动全体居民生计的共同优化与共同富裕。基于以上分析，进一步从网络、嵌入、内生、互补、增权等层面总结了乡村旅游地实现共同富裕的综合驱动机制与实践模式。
可持续生计框架在新时代共同富裕目标指向下出现新的要求。通过对典型案例地皖南川藏线沿线旅游利益相关者深入访谈以及网络文本数据分析发现，廊道旅游地面临跨区域综合整治、生态约束趋紧、消费持续升级、疫情等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冲击等新的脆弱性挑战，亟待有效的调控措施提高农户生计可持续性。基于此，融入新木桶理论，探索廊道作为支点带动更多域内农户共同富裕的可持续生计新框架体系。廊道因更大空间延展、更广人员参与、更长消费链供给具有更大的辐射域，通过挖掘农户自身及旅游地双重尺度的生计长板，构建更大的旅游地生计命运共“桶”体。应对脆弱性变化，通过夯实支点、挖掘长板、坚实底板、强化桶箍、激发铆钉，带动更多农户参与分享实现物质和精神双重富裕。随着廊道空间和品牌延伸，旅游地自然资本的潜力将被进一步释放，更多农户得到参与分享的机会。新木桶的整合思维为其他类型旅游地寻找可持续发展“支点”提供有益借鉴，“人”和“地”双重尺度的新木桶调控措施为旅游地可持续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方法。
依托红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是革命老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特色路径。以共同富裕目标为导向，基于改进后的SLF框架，构建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评价模型，采集井冈山10个村落326户农户感知数据，评价乡村旅游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效应处于中等水平；（2）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推动正处于一个由表及里、从显性变化到内生发展的过程之中；（3）相较于企业主导的民宿型模式，社区主导的研学型模式是更契合共同富裕内涵的革命老区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针对研究区域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不充分、社区内生动力不足、农户参与能力不够等问题，从产业高质量发展、治理机制创新、增收能力提升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