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需要从国家战略角度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为了系统认知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我国海洋资源经济与海洋战略,邀请了九位来自海洋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就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海洋国土空间规划、海洋生态牧场建设、海岸带生态修复、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海洋科技发展、深海矿产资源开发、海洋地缘政治和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等前沿研究领域进行了交流访谈。结果认为：（1）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要明确美丽海洋建设目标、掌握海洋生态系统方法、坚持陆海统筹重大谋略、构筑海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2）国家海洋空间规划要整合现有涉海规划,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海洋资源,创新规划技术与规划治理理念,强化海洋空间管制指标、海洋空间发展能力和海洋空间治理地方特色机制等方面的创新。（3）海洋牧场建设要聚焦产业链条,推进“全域型”海洋牧场建设;强化原创驱动,构建“全域型”海洋牧场技术体系;倡导融合发展,培育“全域型”海洋牧场新业态。（4）“以自然恢复为主”的海岸带生态修复强调运用陆海交错区域空间布局优化和资源管理优化的技术,充分考虑海岸带生态系统自然恢复的过程和机理,提高生态修复的效率。（5）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把握数字经济大势,着力发展智能制造,加快升级产业结构,坚持绿色低碳发展,主动衔接区域战略。（6）海洋科技未来发展的重点任务是聚焦深海、极地战略新领域,提升关键海域实时精细观测和预报能力,聚焦海洋资源、能源集约利用,加强海工装备关键核心技术研发。（7）深海矿产资源开发需加强国际合作,开展多学科调查、长周期监测,加强深海开发技术研发,评估深海采矿环境影响,减少深海开发过程对海洋环境的扰动,实现深海采矿和深海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8）我国需要实施一种空间差异化且有针对性的海洋地缘战略,服务于台湾统一和领土争端、服务于海洋权益维护和海洋资源利用,服务于海洋运输安全和海洋生态环境安全,并最终服务于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9）实施中国海洋空间规划技术输出“走出去”战略、积极推进中国海外园区“节点网络体系”构建战略、实施面向“一带一路”倡议需求的人才培养和实训战略,为全球海洋治理提供必要的空间支点和技术支撑。
海域功能分类是海洋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的基础标准,建立不同海域功能分类体系的协调方案是实现海洋空间规划多规合一的必要条件。因此,梳理我国现行海域功能分类体系,选取实施已久的海洋功能区划的功能区分类,以及自然资源部最新推出作为国土空间规划标准的海域利用分类,在明确海域功能分类体系协调性内涵的基础上,从海域用途符合性、环境质量标准符合性、开发利用影响三方面构建不同海域功能分类体系的协调性判别方法,并依此得出海洋功能区分类和海域利用分类的协调性判别矩阵。结果表明：协调类型为“兼容”或“有条件兼容”的海域利用组合共计22对,为国土空间规划中海域混合利用和分层利用的重点关注对象。
海岸带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及功能空间布局优化是推进陆海统筹战略目标的科学基础。以海南岛为例,基于环境损益分析思想构建海岸带“潜力—限制”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多要素乘积及空间叠置等方法,对海南岛海岸带地区的国土空间开发建设适宜性进行集成评价,并依据功能空间判别条件识别“港—工—城”区、滨海旅游区、农林牧渔区以及自然保护区四类海岸带功能空间。研究表明：海南岛海岸带国土空间开发适宜区总体呈现“西岸多,东岸少”的空间分布格局,适宜、基本适宜、基本不适宜、不适宜建设区面积依次为1785.32 km2、1724.57 km2、812.86 km2、4051.67 km2,适宜区与不适宜区重叠交错,给海岸带国土空间开发带来巨大压力。海岸带地区四类功能空间面积依次为1813.39 km2、2138.26 km2、1831.62 km2和2591.15 km2,分别占海岸带面积的21.65%、25.53%、21.87%和30.94%,海岸带的功能空间呈现“一环”“两极”和“多点”的空间格局。依据归纳出的三类典型功能空间冲突,对功能空间进行了调整优化,增强了各类功能空间的集聚性和连通性,但仍存在海域与陆域的相同功能空间不连片,海陆经济联系不够通畅,相互支撑不足等问题,国土空间开发还存在较多的陆海矛盾和冲突。研究结果指明了各类适宜性等级区域的开发或保护模式,丰富了适宜性的应用条件,也是对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的适当拔高。
通过梳理国内外海陆统筹实践进程和政策演变,界定海陆统筹的基本概念与内涵,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探讨海陆统筹的关键问题和挑战,并进一步提出海陆统筹的优化路径。研究表明：（1）海陆统筹是一种“流”空间理论思维下面向全域全要素的开发保护战略,通过统一筹划海陆两大系统的资源要素配置、产业联动、生境共治、空间互联和制度互嵌,促进沿海地区协同高效发展,提升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品质。（2）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海陆统筹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包括：海陆空间边界不明晰、海陆经济系统不协调、海陆资源开发与生境保护不统一和海陆空间规划体系不兼容。（3）针对现状问题与挑战,基于空间、经济、生态和管治四个维度,构建全域全要素、分级、分功能的统筹优化路径,以期为沿海地区的海陆协调发展提供借鉴。
通过对用途管制的概念比较和内涵延伸分析,明确了海洋空间用途管制的核心内容为规划分区与管制规则。规划分区应具有“区域、边界、用途、使用条件”四个基本属性,并以科学认知海洋的客观属性及演变规律为基础,故基于“双评价”客观认知海洋空间的功能或用途是规划分区的关键。海洋空间用途管制面临的四个基本问题是“如何保护”“如何利用”“如何在保护中利用”“如何在利用中保护”。进而,以“双评价”为基础,构建开发保护二维坐标系,明确海洋空间用途管制的政策取向与内容导向。其中,海洋生态空间管制宜采用“分级+分类”的管制方式,海洋开发利用空间宜采用“分区管理+用海准入”的管制方式。
海上深水区风电场具有水深深、离岸远、规模大的特点,其并网空间布局的合理规划直接关系到投资成本和用海效率,而现有研究多停留于二维平面,精度有待提高。从风电汇集至岛屿再送出的设想出发,建立深水区风电场并网的三维空间布局优化设计模型,以粤东深水区风电场为例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深水区风电场并网需要考虑海底地形因素,尽管研究范围坡度很小,优化方案的电缆总长度还比二维平面计算结果长约5%;（2）汇集输电的方式能有效减少用海面积、降低总投资成本,其中征海面积、总投资成本减幅最大均可达65%;（3）不同输电方式的电缆成本越低,空间布局越接近以岛屿为中心的辐射状,随岛屿数量增加区别逐渐减小,220 kV交流、500 kV交流、±320 kV直流电缆成本依次减小,1个岛屿时对应方案的岛屿与汇集中心距离分别为38 km、27 km、9 km,4个岛屿时分别降至19 km、19 km、5 km。
陆海统筹作为我国重大国家战略,既要在国家层面实现海陆要素的优化配置,更要在区域层面引导海陆产业的空间布局,从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当前基于陆海统筹的陆海经济和国土空间利用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与大量的实践应用。从陆海统筹相关概念及理论、陆海社会经济关系、海岸带空间利用冲突及规划管控三方面,探讨了不同学科学者在陆海统筹背景下的陆海经济关系、国土空间利用研究进展及存在问题,并提出未来研究应强化陆海统筹背景下的陆海资源环境与陆海社会经济发展间的多尺度耦合与带动效应研究,明晰区域陆海统筹水平及演化特征、影响因素及响应机制,重视海岸带空间利用冲突诊断与调控,持续推进基于陆海统筹的海岸带国土空间规划实践。
海洋作为重要的战略要地,推动其高质量发展对于海洋强国建设意义重大。基于2006—2017年沿海11省（市、自治区）数据,采用集对分析、核密度估计模型、标准差椭圆以及GMM模型对中国海洋经济发展质量进行测度,并对其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总体来看,时间上,2006—2017年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呈上升趋势;空间上,分为高、中、低三类不同发展水平;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呈东北—西南格局,且重心一直位于长三角地区;三大海洋经济圈发展质量地区差异显著,整体呈北部、东部、南部三级格局分布。（2）分维度来看,时间上,样本期间内各个维度都取得不同程度的提升,均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空间上,五个维度均呈向好发展趋势,各维度高、中、低水平的省（市、自治区）各不相同,差异显著。（3）影响因素上,海洋区位优势、城镇化水平、市场化水平、产业结构水平、陆域经济水平对高质量背景下海洋经济发展质量产生正向促进作用,而海洋资源利用度、环境规制强度对海洋经济发展质量产生负向抑制作用,各影响因素在不同的海洋经济圈中作用效果不同。
考察中国海洋三大经济圈海洋经济发展区域差异,探究其分布动态演进规律,识别其空间非均衡的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为“十四五”期间优化海洋经济发展空间布局、推动区域海洋经济协同均衡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利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考察三大海洋经济圈海洋经济发展区域相对差异的程度、来源及演变态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应用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刻画其绝对差异的分布动态演进过程,并将空间效应纳入研究框架,应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识别海洋经济发展空间非均衡的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三大海洋经济圈海洋经济发展均呈现稳定上升态势,但三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分级现象;三大海洋经济圈空间非均衡程度显著,超变密度是造成三大海洋经济圈整体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三大海洋经济圈海洋经济发展水平“极化效应”显著,呈现不同极化特征和分布延展性;三大海洋经济圈海洋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总体表现为空间正相关。
随着海洋资源经济潜力及战略价值的不断提升,国际海域尤其是公海保护区的资源开发利用保护逐渐成为海洋国家关注的焦点。从地缘经济视角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出发,分析了国际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基本原则。在对国际海域经济活动分类的基础上,提出国际海洋资源战略价值评估的理论框架和技术方法。首先,依据国际海洋资源的分布特征及其空间形态,将国际海域经济活动划分为点状、线状和面状三类。各类经济活动的开展除受海洋生态环境、海域自然条件和国际规则、国家战略与地缘关系等因素外,还受到具体的技术瓶颈、装备保障和交通成本等多方面的制约。其次,从商品的价值属性出发,提出国际海洋资源战略价值所具有的三个属性,即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地缘属性,进而从自然价值、需求程度和可获得性三方面构建了国际海洋资源战略价值评估的三维空间概念模型,并运用海域承载力确定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的边界与阈值。再次,以油气开采、海上航行及渔业捕捞为典型代表,构建了三位一体的指标体系,集成生产函数、需求函数等计量模型,初步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国际海洋资源战略价值评估技术方法。最后,结合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战略需求,提出我国加快国际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的应对策略。
海洋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是开展海洋空间规划的基础,对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生态系统服务框架下提出伶仃洋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方法并分区。根据一级分区结果、开发适宜性—生态保护重要性矩阵和面积占比,分为重点开发区（高—低,30.63%）、限制开发区（高—高,22.71%）、保留区（低—低,23.37%）、禁止开发区（低—高,23.29%）,以上四区开发适宜性依次递减。根据资源禀赋和用海兼容条件进行二级分区,重点开发区包括港口航运、旅游、渔业等单功能二级区（近岸与岛屿周围海域）和兼容二级区（桂山岛外围海域）,关注供给/文化服务协同开发。限制开发区分为生态旅游和休闲渔业二级区,分布于香港、澳门地区近岸海域,需权衡供给/文化服务的开发和调节/支持服务的保护。
为揭示近期中国沿海主要海湾形态的变化特征,基于Landsat影像提取2010年、2015年和2020年中国沿海主要海湾的空间信息,以海湾岸线类型结构、岸线开发利用程度、海湾面积、海湾形状和平面重心位移作为评价指标,分析2010—2020年中国沿海主要海湾的形态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近10年间中国沿海主要海湾岸线长度及结构变化显著,自然岸线长度和保有率下降;（2）海湾岸线开发利用程度上升,但上升速度开始放缓,大多数海湾属于中等开发程度;（3）海湾面积持续萎缩,但萎缩速度放缓,渤海海区海湾的面积萎缩幅度最大且速度最快;（4）海湾形状的变化趋势存在南北差异,北方趋于复杂,南方趋于简单,总体则趋于简单;（5）海湾平面重心在2015年后趋于稳定,位移距离减小,位移速度放缓。总的来说,海湾形态变化的主导因素是以围填海为主的人类活动,国家层面近年来实施的围填海管控政策和措施已在海湾形态变化方面初步显现成效。研究认为,应对中国沿海的海湾进行基本功能定位和划分,实施精细化分类管理,促进海湾区域“三生空间”布局优化。
入海河口形成的冲积沙岛滩涂因陆海水沙变异而出现快速冲淤已成为当前河口城市发展关注的焦点。崇明岛为我国最大的入海河口冲积沙岛,其滩涂给上海提供极其重要的空间资源,但因流域和河口高强度人类活动可能导致滩涂出现新的变化状态。据此,通过长达30多年的环岛实测地形资料,基于ArcGIS平台摸清崇明岛滩涂资源变化过程及主控要素。研究结论主要包括：（1）崇明岛各段滩涂冲淤过程复杂多变,冲淤交替频繁;但总体上北部、南部和东滩滩涂面积均为正增长,分别增加170 km2、8 km2和51 km2。（2）促淤圈围工程导致北支泥沙量增多加速河槽萎缩淤积,是北部滩涂增长的主因。（3）新桥水道北移且有所淤浅导致南部滩涂面积淤涨,而东滩快速围垦及岸堤向海推进引起东滩滩涂面积扩大。
海湾湿地演变的时空特征分析,对明晰海湾资源环境基底、了解综合开发潜力,促进湾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浙江三门湾湿地为研究区,利用1984—2019年Landsat TM/ETM+/OLI遥感影像数据,基于湿地地物光谱指数时间序列变化特征,对三门湾湿地信息进行提取并分析了其动态变化。结果表明：1984年以来三门湾湿地面积变化显著,主要位于宁海县南部、三门县东北部以及象山县西南部地区;从海湾面积变化趋势看,1984—2002年呈波动下降趋势,2003—2009年呈加速下降趋势,2010—2019年则呈平稳发展趋势。围填海等人类活动导致海湾形态变化显著,海岸带管理政策的供给过程变化成为海湾湿地演变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可为后围填海时代湾区建设与海湾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海岸侵蚀是当前沿海地区普遍所面临的挑战之一,许多城市景观海滩区沿海景观和旅游休闲功能已受到海岸侵蚀的直接影响,侵蚀性景观海滩的人工养护对保持海滩品位和促进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分析三亚湾东段动力泥沙环境和岸滩自然特征基础上,根据卫星遥感影像资料、固定断面测量资料对比分析了该岸段的侵蚀特征和成因,提出以增加沙源有效供给和增强海滩抗冲刷能力为目标的海滩养护修复途径,设计了海滩养护方案。根据海滩养护工程实施后的地形断面监测对比,海滩养护后海滩范围扩大,达到修复目标。补沙工程一年半后,岸滩整体较为稳定,补沙后的泥沙流失量未有显著增加,达到预期效果。
红树林是海洋底栖生物的栖息产卵地和生物基因库,是阻挡陆源污染物入海的生物防线。塑料污染可对海洋生物造成机械伤害、毒理作用,威胁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健康与稳定。通过野外踏勘和海上作业,在海南岛清澜港红树林海岸采集大塑料垃圾和海水、沉积物、底栖生物样品,采用目视鉴别和体视显微镜、显微傅里叶红外光谱仪鉴定分析研究区资源环境的塑料污染特征及来源。结果表明：大塑料垃圾主要来自于塑料袋和泡沫等生活与渔业垃圾;微塑料有碎片、纤维、线状、薄膜、颗粒和球形六种形态,多为大塑料经日晒和海水动力作用形成的碎片,人造纤维占比最高,为37.91%。研究可为红树林海岸塑料污染管控与综合治理提供决策依据,以实现红树林海岸资源环境有效保护。
全球变暖诱发海平面上升是当前陆海作用领域的热点议题。应用卫星高度计观测海平面异常（SLA）数据,结合共享社会经济路径情景（SSPS）,探讨我国沿海地区1993—2018年海平面异常升高的时空格局特征及潜在社会经济风险。结果显示：（1）过去26年间,我国沿海年均海平面和极端海平面均呈波动上升趋势,变化速率分别达到3.47±0.50 mm/a和4.74±1.39 mm/a。（2）空间上,我国四大海区上升速率由高到低排序为：东海>黄海>渤海>南海;省域尺度上,苏、闽、浙的海平面增速较大,而粤、沪、台的海平面上升速率较慢。（3）MK检验和Sen趋势分析显示,整个海区的年均海平面全部呈显著增加趋势,其中84.16%的区域处于增速中等偏慢水平,2.32%的区域增速快;而极端海平面中显著增加区域占76%,其中59.65%的区域增速慢,2.31%的区域增速快;无显著减少区域。（4）空间波动性上,我国历年海平面变化整体处于较低的波动水平;其中,较低波动区占61.31%,而高波动与较高波动区仅占到3.17%。（5）到2100年,我国海平面上升高度将达到71.71±19.01 cm;在三种共享社会经济发展路径下（SSP1、SSP2和SSP3）,我国沿海地区潜在经济损失将达10万~21万亿元人民币（2005年可比价）,受影响人口数达350万~550万人;其中,广东省水淹面积最大（占到省份陆域总面积的0.7%）,经济和人口风险也最高。因此,减缓和应对海平面上升风险,是21世纪我国沿海地区保持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
水产养殖是保障粮食安全、提升适应力需要关注的关键部门之一。农户层面的灾害适应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对增强养殖户灾害适应能力,确保养殖户生计安全、海岛可持续发展和渔村振兴具有重要价值。基于海岛水产养殖户调查数据对养殖户灾害全过程适应性行为进行研究,并运用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适应性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较多地采用无悔反应和低悔战术,很少采用预先应对策略、更容易的早期策略以及未来获益策略使得大多数养殖户适应行为的成效不太显著。（2）同一因素对养殖户选择的多种适应策略有正负不同方向的显著影响,不同适应策略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互补和替代效应。（3）年龄、家庭劳动力、5年遭灾次数是养殖户适应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投入、健康状况、灾害感知强度、收入、教育程度、社会资本都对养殖户采取的适应行为有显著影响。（4）海岛地区养殖户灾害适应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方向具有特殊性。研究识别了海岛养殖户台风灾害适应行为的关键影响因子和薄弱环节,结论可为政府和养殖户灾害适应策略的优化调整提供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