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贯通于中国现当代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典型文化现象,红色记忆宏观层面的书写、建构、传承等话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探讨,但个体层面的红色记忆研究相对空缺并亟待推进。为此,本文以红色资源富集的延安城市核心区为案例地,借助世代研究法,通过对36位当地居民的深度访谈,明晰了红色记忆“宏观—微观”的建构路径与结果,并诠释了延安老中青三代城市居民的红色记忆代际差异。研究发现,宏观层面的记忆要素挖掘、叙事表达与资源活化构筑了居民红色记忆的编码、选择与巩固过程,促使当地居民生成富有时代特色的红色记忆内容,并最终构建了老中青三代权威性、功能性及反思性的差异性红色记忆体系。研究结果折射出记忆建构的社会力量与时代变迁对个体记忆塑造的重要意义,并为规范开展红色记忆实践,推进红色记忆薪火相传提供了理论参照。
以井冈山风景名胜区作为案例地,基于价值共创理论,运用大数据分析与内容分析方法,收集并分析马蜂窝网站上井冈山景区的游记文本,构建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的价值共创机制：以历史文化遗产、自然景观资源和标志性景观符号为资源基础,游客通过红色文化体验、学习培训活动、解说服务体验和自然景观体验等实践活动,获得对红色历史文化的认知、情感的联结和价值观的塑造。另外,红色旅游景区现有的价值共创实践仍旧有限,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共创机制整合了游客需求、景区支持以及可能存在的价值共创实践,对创新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手段与产业转型升级具有实践意义。
红色旅游资源及其开发具有个体和群体意义,是国家认同实现的重要途径。采用多变量交互作用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游客国家认同为结果变量,构建社会记忆（人物记忆、环境记忆、时间记忆、空间记忆）、景区形象（吸引物形象、设施环境形象、文创宣传形象）、旅游体验、感知价值为前因变量,探索影响国家认同的前因条件组合与多元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对于单项因素来说,虽然人物记忆的一致性相对较高,但所有单因素都无法构成国家认同的充要条件。（2）9个变量共产生512种条件组合,满足条件的路径组合共11条,总体覆盖率为0.8916,构成了空间环境模式、形象价值模式、历史体验模式和时间综合模式四大类路径模式。（3）人物记忆出现在所有路径组合中,且所有组合同时包含至少一个社会记忆下的其他的二级维度,例如环境、时间或空间记忆。当社会记忆的四个二级维度全部出现时,产生了原始覆盖率最高的路径组合。（4）在原始覆盖率大于20%的6条路径中,都同时包含社会记忆和景区形象中的二级要素;在原始覆盖率小于20%的5条路径中,皆“一定不包含”设施环境形象。本文为红色旅游目的地在新格局下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参照。
红色旅游作为传承红色基因、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国家认同的有效载体,具有鲜明的政治功能。以认知评价情绪评价理论和积极情绪拓展—建构理论为基础,构建红色旅游国家认同影响模型并提出相应假设,运用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LS-SEM）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构建的红色旅游国家认同影响模型具有良好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模型具有交叉效度,整体模型的GOF值高于良好适配度的标准值;红色旅游通过红色旅游情感对游客国家认同有正向促进作用;历史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不明显,其他假设均成立。该研究为相关模型构建提供了思路,成果可为强化红色旅游的国家认同研究、拓展红色旅游理论内涵与教育功能、促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红色旅游资源利用需要重视儿童群体,强化儿童话语转换。采用妈妈语式访谈法、座谈访谈法、田野调查以及二手数据收集等多种方法,阐释儿童红色旅游的地方经验图式：（1）儿童认为红色旅游是以学校组织为主的、前往神圣/庄严的地方进行参观/仪式的研学旅行。雨花台不是一个“玩”的地方,而是美丽的风景空间、真实的历史空间和红色的神圣空间。（2）儿童认为“爱国主义=烈士精神+国家认同+信仰传承”;儿童对烈士产生了祖先崇拜的意识,并认为好好学习是对烈士最好的回报。（3）雨花台烈士陵园的解说词设计、小小讲解员及暑期夏令营、金牌讲解员进课堂等爱教活动设计,对于红色旅游资源利用如何强化儿童爱国主义教育具有启示意义。
红色旅游资源利用与开发将对旅游地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产生强烈扰动,基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厘定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有利于推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共促共赢。以大别山革命老区为例,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四方面构建红色旅游地“乡土—生态”系统韧性水平评价体系,并对红色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与类型进行识别。研究结果为：（1）各县域“乡土—生态”系统韧性以中低水平为主,呈“中部高、四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区域内各子系统韧性处于勉强协调状态,县级行政单元的协调度呈现中等水平多、较高与较低水平少的“橄榄型”等级结构。（3）红色旅游资源的冷、热点区分别位于大别山南北两侧及中心地带,呈现出“大集聚、小分散”的特征,根据其规模、影响力划为五种聚类分区。（4）依据“乡土—生态”系统韧性在红色旅游资源高富集区可通过内部要素重构向更高水平发展、在中低密度区因吸纳和适应外界扰动力较弱而与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相互抑制这一特征,初步厘定“三区、两带、三核心”的红色旅游资源利用空间格局,并针对不同区域从“乡土—生态”系统韧性视角下提出差异化建议,以期排除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对“乡土—生态”系统产生的干扰。
红色旅游资源与其他旅游资源的共生开发,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必然现象,研究意义重大。以湖南旅游资源为对象,以景区为共生单元,通过景区旅游资源类型结构确定红色主导、绿色主导、蓝色主导、古色主导、娱乐科教主导五类,依据景区质量指数和景区间便捷程度指数计算共生势能,基于社会网络理论运用Ucinet和ArcGIS软件分析发现：湖南旅游资源共生势能存在五个等级,表现着纯利他的首要联络中心、利他主导的次要联络中心、对称互利的重要联络点、非对称互利的一般联络点、纯利己的松散联络点属性,红色旅游资源具有共生势能的显著优势。旅游资源共生系统由五大共生群落组成,红色旅游资源发挥了显著的组织作用,长株潭红色旅游资源为优势的共生群落的内部联系最紧密,具有良好的共生势能;湘南古色、红色、蓝色旅游资源共建,湘西绿色、古色旅游资源共建,湘西南绿色旅游资源为优势的和环洞庭古色旅游资源为优势的共生群落,内部联系依次降低;长株潭红色旅游资源为优势的共生群落与其他四个共生群落均有联系,与湘南古色、红色、蓝色旅游资源共建的共生群落之间联系较紧密,而湘南古色、红色、蓝色旅游资源共建的与湘西南绿色旅游资源为优势的共生群落之间联系较紧密。红色旅游资源是湖南旅游资源共生系统核心区的主体,核心区53个景区中,红色主导型景区占33.96%;长株潭红色旅游资源为优势的共生群落中占50.9%。研究结果表明,红色旅游资源表现着对湖南旅游业发展的强大支持作用和协同作用,体现了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独特价值。
红色旅游资源是革命精神的核心载体,其保护和旅游利用面临着破碎化、片段化、静态化等问题,亟需开展整合开发研究。以中央苏区核心区为例,基于文化生态学理论,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和修正的引力模型,研究红色旅游资源空间格局和文化生态变迁,在此基础上提出整合开发的策略,结论如下：（1）红色旅游资源点空间上呈现局部聚集特征,赣南苏区形成章贡区、瑞金市、于都县“金三角”分布格局,闽西苏区则形成新罗区、永定区、上杭县、连城县“银菱形”分布格局;（2）闽西和赣南苏区各重大事件红色旅游资源点在空间上8.9~106.6 km的范围内,形成带状或面状的文化生态基底,并呈现一致向服务业主导型转变的发展态势;（3）红色旅游资源网络联系方向与服务业主导型文化生态方向错位发展,这是赣南和闽西红色旅游资源内部网络联系度较强,跨区域网络联系度较弱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遵循红色旅游资源文化生态空间一体化、文化生态演变全域化、文化生态发展动态化的原则,提出空间集聚区优先整合开发、高发展指数红色旅游资源跨省域优先整合开发、跨主导类型关键节点优先整合开发三个整合开发对策,以期促进中央苏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
研究以苏州沙家浜红色旅游风景区为案例地,以数字田野调查为基础,剖析了红色旅游地资源的网络空间生产中“人—地”关系转变为“人—网—地”关系的过程,探索了红色旅游地资源的网络空间的多维生产模式特征。结论指出：（1）红色旅游资源网络空间打破了传统时空界限,单向的红色价值观传递转变为主客价值共创,体现了红色精神民主化生产过程;（2）红色网络流动性空间需面对红色教育、娱乐和审美等价值的多元性,空间多维主体以“遥在场”的方式产生了新的主客网络地缘争夺,即网络话语权的争夺;（3）传统游客转变为红色资源网络空间的消费者、参与者与生产者,去中心化特征明显,红色网络空间通过超文本表征和非计划互动得以建构,要求红色目的地官方在网络供给侧掌握更高水平的治理能力;（4）红色旅游官方主体尝试使用流行元素融入网络实践,但也展示出泛娱乐化的趋向,需在红色网络空间的多维精神建构中合理整合多元价值,促进集体情感的深度内化。
在我国大力推进文明旅游示范区和示范单位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引导和培育红色旅游景区游客的文明旅游行为,对于推动新时期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和实现红色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规范激活理论、敬畏原型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统筹考虑红色精神弘扬和红色文化传承功能,构建纳入敬畏感和自豪感情感因素的游客文明旅游行为意向的理论分析框架,选择我国红色旅游代表性景区台儿庄古城、岳麓山、陆军讲武堂旧址等作为案例调研地,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层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中促进游客实施文明旅游行为的关键因素、作用机制及其驱动路径。研究发现：（1）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情景中,后果意识、责任归属、道德规范与游客文明旅游行为意向之间的假设关系得到了验证。（2）敬畏感通过道德规范显著正向影响游客实施文明旅游行为,游客体验到的敬畏感越多,则感受到实施文明旅游行为的道德责任越多,且实施文明旅游行为的可能性越大。自豪感对道德规范和文明旅游行为意向没有显著正向影响,游客在红色旅游景区体验到的自豪感未能在促进游客文明道德责任提升和实施文明旅游行为中发挥作用。（3）景区知名度负向调节道德规范与文明旅游行为意向的正向关系,景区知名度较高时,道德规范对文明旅游行为意向的正向影响较小。因此,应增强游客对不文明行为的消极后果认知,提升游客负责任意识和道德责任,营造红色旅游的庄严氛围,激发游客的敬畏感,高度重视知名红色旅游景区的文明示范和引领,以期为我国红色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提供决策参考。
旅游流是红色旅游目的地产业运行的重要监测指标,对旅游地规划和经营管理具有显著的指针意义。基于网络游记数据,利用ArcGIS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井冈山旅游流的时空分布及网络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井冈山旅游流形成了以“茨坪—黄洋界”为中心的双核多点空间格局,而时间分布上则呈现出周期性循环的季节差异。（2）井冈山旅游流网络呈现出“核心—边缘”的层级结构,形成了西北—东南走向的“龙市—杜鹃山”密集流动区,其中黄洋界、龙潭、茨坪三个景区占据旅游集散枢纽的核心地位。（3）井冈山旅游流网络中的11个节点（景区）可划分为扩散型、平衡型和集聚型三类,其中“茨坪→黄洋界”“黄洋界→龙潭”构成了核心路径。
借助“百度指数”,获取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对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网络关注度,结合区域差异分析法、景区偏好系数分析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网络关注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揭示其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从时序上看,2011—2019年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的网络关注度持续上升,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差异,呈“M”型变化形态。（2）从区域上看,东—中—西部具有明显的梯度递减特征,区域差异呈东—西—中部依次递减态势,空间结构比较均衡,东部地区多位于热点区,中部地区多处于一般区,西部地区则属于冷点区,各省（市、自治区）存在一定季节性差异。（3）景区角度方面,景区的月际变化分为单峰型、双峰型和多峰型三种,单峰型季节差异显著,双峰型和多峰型的季节差异较小,景区偏好类型呈“金字塔”结构,具有“多中心”分布特征,整体格局相对稳定。（4）影响因素方面,客源地网络发展水平的贡献>人口规模>教育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而旅游恩格尔系数的影响不显著,目的地的星级酒店数量、旅游化水平、市外交通可达性是重要影响因素,信息化水平、空气质量、旅行社及公共管理能力是主要影响因素,其他因素影响力较小。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面临着的现实需求和复杂问题,迫切要求开展相应的系统性研究工作。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内154处重点红色旅游资源为研究对象,基于“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使用GIS、Gephi等研究方法,对其网络关注度和旅游流网络结构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红色旅游资源网络关注度普遍偏低、差异明显,5A级景区和重要人物是最受网络用户关注的资源类型;（2）旅游流网络结构松散、小世界效应显著,在湖南、贵州、陕西省内分别形成了“△”“网状”“双核”结构模式;（3）网络关注度与旅游流网络具有关联性和差异性,据此识别了湘中、黔川、陕北等重点红色旅游区,以及川陕、闽赣等红色旅游发展潜力区。基于以上分析,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以重点红色旅游资源为基础,实施分类施策、分段开发、扬长补短的发展策略。围绕高高、高低、低高、低低四种不同类型资源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并结合不同区域的发展情况分别采取“节点”“斑块”“廊道”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跨境水资源合作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水权益保障意义重大。以166个国家为研究样本,选择1948—2008年全球跨境水资源合作事件为基础数据,提取合作关系并构建全球跨境水资源合作网络。基于社会网络分析、层次分析等方法,探讨了跨境水合作事件及其网络的时空复杂性,阐述了跨境水合作生成机制与合作类型。研究发现：水合作事件数量与频次呈波动增长,阶段特征显著;水合作网络结构的去中心化、多极化和区域化趋势明显,东西方阵营在冷战时代主导了全球水合作,后冷战时代的热点合作广泛产生在非洲、东欧地区和亚洲水塔周边地区;水合作对地理距离表现为高敏感性,同一流域内国家互动频繁,域外大国在不同时期介入热点流域水合作事务;国家行为体、区域合作关系和国际合作体系三个层次综合影响水合作关系的生成,各层次内部有着复杂的多因素互动,强制型、功利型、规范型和意识形态型水合作是四种主要跨境水合作类型。
在当前全球性淡水危机加剧、水冲突频发的背景下,跨界水合作成为化解水危机,实现国家间和平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利用跨界水条约数据,基于网络视角,从全球尺度、区域尺度与国家尺度对跨界水合作的时空结构进行研究。结论如下：（1）1820—2017年全球跨界水合作持续增多,覆盖范围明显扩大,合作领域从边界与水量向联合管理与水质保护转变,合作目的由以规管性为主导向规管性、程序性和原生性并进转变。多边合作与跨界地下水合作是当前全球跨界水合作的发展趋势。（2）同一时期五大洲跨界水合作发展进程与侧重领域存在较大差异;尽管全球跨界水合作网络涵盖的流域与国家日益增多,但其流域覆盖率仍较低。（3）1820—2017年全球跨界水合作网络大致经历了“网络形成—网络扩张—网络分化”三个阶段;欧洲国家间的跨界水合作联系相对较强,亚洲国家在跨界水合作网络中也愈发活跃,区域性与全球性并存是当前跨界水合作网络的重要特征。伴随着亚洲国家日益增长的跨界水合作需求,中国应充分发挥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的作用,加强与周边国家的跨界水合作,不断提升自身在全球跨界水资源合作领域的地位。
跨境河流治理的核心是跨境水资源分配问题。结合案例分析,从流域国利益关系视角概括出四种跨境水资源分配典型模式——“强权”模式、“传承”模式、“绅士”模式和“共享”模式,并从适用条件、磋商履约、运行效率和潜在问题等方面进行特征评述。对跨境河流水资源分配的中国主张提出如下建议：拒绝“强权”模式,依托“一带一路”走出“水霸权”话语困境;主张“共享”模式,倡导构建跨境水资源“命运共同体”;对水资源相对丰沛的跨境流域,主张创新特殊水情下的跨境水资源调控机制;对水资源相对稀缺的跨境流域,通过实施虚拟水贸易战略促进“共享”;排除外界干扰,主张建立独立、权威的跨境水资源协调机构。
开展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生态脆弱区叶面积指数（LAI）变化的主导气象因子研究,对揭示该区陆地生态系统的变化规律和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动态响应具有重要意义,并为生态恢复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基于CN0 5.1气象数据和全球陆表特征参量（GLASS）LAI产品,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生态脆弱区1982—2017年LAI的变化特征及其主导气象因子。结果显示：1982—2017年,中国生态脆弱区气温基本呈上升趋势,而降水趋势的区域差异显著。大部分生态脆弱区LAI呈增长趋势,包括干旱半干旱、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西南岩溶山地石漠化脆弱区大部,以及北方农牧林草脆弱区西部和东南部、南方农牧脆弱区北部和东南部。中国生态脆弱区LAI增长的主导气象因子是气温,其中生态脆弱区大部LAI增长的主导气象因子是日平均气温,而干旱半干旱脆弱区西部和南方农牧脆弱区LAI增长的主导气象因子分别是和日最低和最高气温。研究表明,在研究时段升温对我国生态脆弱区植被生长有积极影响,但在一些区域受湿度状况调制。
第四次工业革命催生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矿产资源国内外供需形势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成为大国资源博弈的焦点。现阶段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矿产进口国和重要的矿产出口国,了解矿产资源进口来源地和出口市场网络直接关系到生产活动和经济发展。基于此,本文基于2001—2016年UN Comtrade世界矿产资源贸易数据,分析中国矿产资源贸易网络特征及其演化过程。研究发现：（1）2001—2016年间,中国在世界矿产资源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显著提高,这与中国持续增长的矿产资源贸易量和贸易国家数量有直接的相关关系;（2）中国矿产出口逐渐展现“市场分散”的策略,而进口逐渐从“多来源产品集中”演化为“少来源产品分散”的策略;（3）友好的国家关系和国家间互动频率会降低制度差异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而且友好的国家关系会降低矿产贸易的交易成本。基于结论提出如下建议：（1）中国矿产出口可以采取进一步分散市场的策略,避免出口到少数国家被压价的情况;（2）矿产进口可以考虑在原有进口国家中进一步多进口新的矿产资源产品,并拓展新的矿产来源国家,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矿产资源需求,同时避免国家关系波动带来的贸易摩擦;（3）在我国矿产资源安全方面,中国要考虑到国家间制度差异所带来的贸易成本,并通过增加海外矿产资源投资、维护好国家间关系和促进交流来稳定矿产资源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