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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资源与国家战略”专栏
  • “旅游资源与国家战略”专栏
    黄震方, 葛军莲, 储少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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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战略的实施为旅游资源研究提出了新的现实需求和科学问题。从新战略、新需求、新技术、新方法、新动力等方面,诠释了国家战略背景下旅游资源科学新的时代特征。强调应扎根于国家战略和旅游发展的重大需求,树立新的旅游资源观,综合运用新的理论思维和技术方法,推动旅游资源研究转型和创新发展。提出新时代的旅游资源研究应借鉴和融合相关理论,从资源本底、资源利用、空间格局和系统协同层面,建立旅游资源的基础理论,并将旅游吸引物理论和旅游人地关系理论作为理论核心。从旅游资源要素维度、空间维度和开发维度,构建了“三维一体”的旅游资源研究框架,重点围绕生态文明战略、文化强国战略、国土空间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一带一路”倡议、创新驱动战略、健康中国战略和区域发展等国家战略,凝练相关科学问题,深入开展旅游资源研究的本土实践和学术探索,推动旅游资源理论与应用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的旅游资源科学体系。
  • “旅游资源与国家战略”专栏
    白凯, 王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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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资源作为区域旅游发展独特的存在,是吸引旅游者进行旅游活动的关键要素,也是影响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总结国内旅游资源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和研究主题,将其划分为萌芽起步期、发展成熟期和停滞衰退期三个研究阶段,研究主题则主要包括旅游资源概念界定、调查实践、评价与开发等;对2017年更新的《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国家标准进行系统解读,重点分析其内容的全新变化并且深入剖析尚且存在的问题;对接学术研究与实践应用,重点从旅游资源概念、分类、调查和评价四个方面说明二者的互动关系和延伸讨论,明晰旅游资源研究与应用的重点内容和发展方向,以有益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和促进。

  • “旅游资源与国家战略”专栏
    龙江智, 朱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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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已经迈入以国土空间规划引领“多规合一”的空间治理新时代,对各专项规划的管控约束性更严、技术性和衔接性要求更高。为此,本文重新审视了旅游规划的性质和地位,并基于产业专项性和空间融合性特征,将旅游规划分为战略规划、协调规划、发展规划和开发规划。以旅游发展规划为示例,提出了六大转型:规划理念从无限思维向边界思维、融合理念和空间思维转变,编制思路从甲方意志向市场导向转变,规划内容从大而全向专而精转变,技术路线从概念逻辑向空间逻辑转变,规划方式从封闭向开放转变,规划技术从缺乏技术到技术融合转变以期推动旅游规划衔接和融入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进一步引领中国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 “旅游资源与国家战略”专栏
    保继刚, 陈苑仪, 马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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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评价旅游资源,发掘具有价值的潜在旅游资源,是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采用文献分析法,结合理论与实践,系统梳理回顾我国旅游资源评价的发展历程,分析旅游资源评价变迁所经历的三个不同阶段及其基本特征,并尝试探索转变的关键驱动力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我国的旅游资源评价经历了“要素评价—综合评价—社会评价”的过程,与旅游资源相对应的旅游吸引物等概念也被广泛接受和使用,在此过程中,政策、资本、社会经济、客源市场结构和信息传播媒介等是不同阶段转变的主要影响因素。未来的旅游资源评价将更注重实用性和可持续性及游客的需求和体验,并关注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综合价值;而新技术如5G的应用,会提高旅游资源(吸引物)的可视化和提高评价效率。
  • “旅游资源与国家战略”专栏
    吕龙, 黄震方, 李东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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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文化记忆资源是乡村“文—旅”协同的链接点。基于文化记忆理论从文化信息层、物质载体层与社会行为层解析其内涵和协同框架,构建“文—旅”空间协调度、文化记忆连续性和旅游市场认同度的协同评价模型,以苏州金庭镇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时间格局上,旅游景点与生活生产类空间关联性不断提升,与功能象征类空间依赖减弱,与社会表征类和精神意识类空间关系有所降低但维持高度耦合水平。(2)空间格局上,与生活生产类空间呈极核带状格局,与其余三类空间呈现一核多极格局。(3)旅游景点与生活生产类空间协同关系从“文—旅”空间协调度、文化记忆连续性转向旅游市场认同度为主导,其余空间以“文—旅”空间协调度为主导。(4)影响协同关系的机制包括记忆延续与文化交融、空间优化与旅游融合和社会支持与政策保障等。研究结论可为乡村旅游地的文化振兴和文旅融合提供理论指导和应用模式。
  • “旅游资源与国家战略”专栏
    陈佳, 杨新军, 温馨, 邓梦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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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转型及适应演化路径是乡村可持续发展领域重要研究内容,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及其多元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国家制度(战略)变迁关键时间节点,梳理典型案例乡村发展阶段,明确案例乡村转型适应的体制演化特征。在乡村适应性演化理论分析框架构建基础上,以体制转换明显的乡村为实证案例,结合农户调查与深度访谈数据,评估乡村适应演化下系统适应能力(结果)及农户生计响应效果,并基于归纳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揭示乡村体制转换与微观农户生计关联的适应演化路径及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传统农业体制乡村向旅游体制转换后出现乡村经济发展和环境破坏、社会矛盾风险并存局面,农户生计适应选择对乡村转型响应呈现多样化。(2)不同适应路径农户生计恢复力存在显著差异,升级型、扩张型生计恢复力相对较高,维持型和更替型较低。(3)乡村体制转换(R1到Rn)与农户生计适应(P1到P5)呈现协同且分化的演化路径,基础设施、政策扶持以及生态环境因子是乡村转型与农户生计关联适应演化的关键影响变量。
  • “旅游资源与国家战略”专栏
    陈晓艳, 黄睿, 洪学婷, 胡小海, 李东晔, 沈伟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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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乡愁”是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基于居民和游客视角,以苏南传统村落为案例地,开发传统村落旅游地乡愁量表,探讨乡愁的资源价值。结果表明:传统村落旅游地乡愁是一个综合概念,是特定人地关系的体现,是在一定时空条件下,乡愁主体、乡愁触点、乡愁载体、乡愁情感、乡愁愿景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仅仅是离乡的愁绪,思乡的记忆,也体现了一定的文化概念,是情感、记忆和文化的集合体;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探讨并验证了传统村落旅游地乡愁的“文化—情感—记忆”三维度量表;主客乡愁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居民乡愁强度高于游客,居民情感维度均值最高,文化维度均值最低,游客文化维度均值最高,情感维度最低;乡愁有一定的资源价值,主要体现在情感联结价值、文化认同和传承价值、保护和开发价值三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 “旅游资源与国家战略”专栏
    王凯, 朱芳书, 甘畅, 席建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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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武陵山片区42个国家级贫困县(市、区)为案例地,综合运用SBM模型、改进的熵值法与耦合协调模型,揭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与旅游扶贫效率耦合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武陵山片区整体及各分片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指数均呈波浪式变化,湖北片区、重庆片区以及武陵山片区整体的旅游扶贫效率呈上升态势,而湖南片区和贵州片区略有下降;(2)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与旅游扶贫效率不耦合、不协调的县域单元主要集中在武陵山片区中部,数量逐年减少,实现耦合和协调的县域数量显著增加并向边缘地带形成集聚态势;(3)不耦合失调(类型1)向耦合协调(类型2)转变是核心转变路径,促使类型2的地区数量显著增多,并逐渐在研究区域边缘形成带状分布。研究可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跨越贫困陷阱提供参考借鉴。
  • “旅游资源与国家战略”专栏
    张圆刚, 余向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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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者是乡村旅游发展中的核心要素,但当前研究缺乏从城乡空间转换中的人地关系变迁角度对旅游者进行的思考。以经历城乡生活空间重构的旅游者为研究对象,运用分析多变量交互作用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索旅游者乡村游憩影响因素的复杂路径。研究发现:地方情感、怀旧情感、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态度、愿望(欲望)、旅游目的地知名度形成的128种组合中,其中有8个充分性条件构型特定组合路径能够影响乡村旅游者游憩行为;单项中地方情感、怀旧情感、知觉行为控制的一致性相对较高,但都不能构成旅游者乡村游憩影响因素的必要条件;8条旅游者乡村游憩行为影响因素路径条件组合的总体覆盖率约为0.918919,总体一致性约为1,均达到了0.9的阈值标准。其中,地方情感和怀旧情感特性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旅游者具有地方情感、怀旧情感特征时,其他影响因素都可能在“特定情境”下发挥作用。据此提出了生活空间重构旅游者的乡村游憩影响路径模型,揭示了“乡村情感—游憩意向路径”“计划行为—游憩意向路径”“游憩愿望路径”和“情感行为综合路径”四类影响路径的作用机制。旅游从业者可以据此寻找与旅游者游憩最匹配的产品开发解决方案。
  • “旅游资源与国家战略”专栏
    麻学锋, 吕逸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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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欠发达地区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响应为研究目标,构建二者的响应模型,识别和测度了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对旅游城镇化集聚的响应强度。结果表明:(1)通过对张家界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与城镇居民幸福水平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旅游城镇化集聚是城镇居民幸福水平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旅游城镇化集聚对城镇居民幸福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2)由于受旅游城镇化集聚水平的影响,幸福水平在不同时期也受不同幸福外在因素的影响,关联度从精神文化环境、自然生态环境等非经济因素向社会安全环境、生活质量环境等经济因素转变。(3)旅游城镇化集聚对城镇居民幸福水平的作用路径区别于满足人们物质需求后,再满足非物质需求的传统幸福水平提升路径,而是先被动地改善“非物质”需求后继而带动“物质”需求改善以提升幸福水平。研究成果可为同类欠发达地区通过发展旅游城镇化提升居民幸福水平提供理论支撑及借鉴。
  • 其他研究论文
  • 其他研究论文
    王祥, 牛叔文, 强文丽, 刘爱民, 成升魁, 邱欣, 李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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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食物供给量与生产量分别表示食物的可及性与自给率,其差值可表示食物贸易量,以人均每天卡路里为单位进行的折算可以更好地反映膳食营养的变化。从食物贸易视角分析了28年来食物供需平衡状况,结果表明:(1)1986—2013年,全球食物贸易量增加1.5倍;食物总产量增加0.75倍,贸易量在总产量中的比例增加约8个百分点,相当于7.9×108 t食物进入国际市场,这成为改善膳食结构的重要因素。(2)28年来,食物可及性与自给率呈上升趋势,全球绝大部分人口已经达到最低2200 kal的营养标准。(3)食物可及性、自给率、贸易量均存在地域差异,非洲及南亚的部分国家是低值地区。(4)总体来看,全球人均每天热量与蛋白质供给量增加。低收入国家增速最快,中等收入国家增速次之,高收入国家增速最慢。但非洲、东南亚等地的一些欠发达国家仍未达到最低的营养标准,全球仍有一部分人处于营养不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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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喆, 沈丽珍, 刘子慎, 汪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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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流动空间”背景下,城市网络中次级城市受到区域经济研究的关注。区域内部及跨区域联系对次级城市发展的作用关系到城市区际合作的成败,但对其认识存在差异。以行业结构作为切入点,基于机器学习行业分类后的工商企业数据,研究哈尔滨与东北地区城市联系的总量变化及行业特征,发现:(1)哈尔滨的内向经济联系中,东北地区城市的重要性在减退,其外向网络腹地范围正在缩小;(2)哈尔滨与东北地区的产业联系有制造业联系下降及服务业低端化的趋势;(3)与全国相比,东北地区内部缺乏“服务中心”。通过研究哈尔滨与东北地区以外城市联系与距离、地区生产总值(GRP)等的关系,以及行业比较优势,发现:(1)哈尔滨联系网络呈现无标度网络特征,与国家中心城市的联系不符合距离衰减规律,且连接度与GRP强线性正相关;(2)哈尔滨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联系集聚化,制造业与其他服务业联系偏长尾分布。相对于联系广度,更应重视与少数“服务中心”的联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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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航飞, 韦素琼, 魏少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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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广东韶关粤台农业合作试验区兰花种植业为例,基于农户视角,构建三个维度下7个外因潜在变量,利用问卷调查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台湾农业(兰花)技术扩散效果(内因潜在变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社会网络与主观规范因素、农户对台湾农业的认知因素、台湾农业特点因素、台湾农业技术服务特点因素及基础条件因素等对兰花技术扩散效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应假设通过检验;农户创业特征及政策环境等两个因素对兰花技术扩散效果的影响不显著,相应假设未通过检验;试验区特殊的地域文化在促进兰花技术扩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试验区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根据兰花技术扩散的影响因素,制定合理的兰花产业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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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玉洁, 代粮, 张婕, 封志明, 潘韬, 葛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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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自然资源的无序开发和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制约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资源承载力是描述地区发展受自然资源限制的重要工具,也是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据。基于西藏“一江两河”地区县级统计数据,定量计算水、土和生态等资源承载力,并根据定量评价结果构建资源承载力监测体系并应用于“一江两河”地区。研究结果表明:(1)“一江两河”地区人粮关系趋于紧张,部分地区人口—粮食—土地矛盾突出,76.5%的县土地资源承载力下降,83.3%的县土地资源承载指数增长;“一江两河”地区各县(市、区)水资源承载力远大于实际人口,承载指数均小于0.05,但77.8%的县水资源承载力下降,县域承载指数均增长;各县生态承载力增长,承载指数下降,部分县处于生态赤字状态。(2)“一江两河”地区资源承载力的主要制约因素由生态承载力转变为土地资源承载力。2000—2015年,在“一江两河”地区资源承载力处于临界超载或超载的县中,对资源承载状态影响最大的资源承载力由生态承载力逐步转变为土地资源承载力。(3)“一江两河”地区资源承载力等级逐渐提升,可能带来的危害或负面影响程度降低。2000—2015年,资源承载力为三级(中度负载)及以下等级的县由15个(83.3%)降至3个(16.7%)。资源承载力长效监测机制的建立有助于明晰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科学利用区域自然资源,促进地区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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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甜伟, 陈海, 张行, 史琴琴, 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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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评估体系、地理探测器与GWR模型,分析了2000—2015年的陕西省107个县级行政单位ESV时空演变特征、影响因素及主导因子作用强度的空间分异特征。结论如下:(1)15年间陕西省ESV先升后降,其中供给服务与调节服务是陕西ESV的核心功能。(2)历年ESV高低值分布都表现出中心低,边缘高,北低南高的空间特征,ESV差值变化特征较为明显,全境基本被负值覆盖,高值区域集中于陕北。(3)经济因素对ESV的解释作用最强,社会因素与自然因素次之。(4)各主导因子对ESV的作用的空间强度不同,其中土地垦殖率呈现出由南向北逐渐递减的特征,人均GDP从南到北逐渐增强,人口密度由东北向西南逐渐增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对ESV则表现出由北向南从负值向正值过度且作用逐渐递增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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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冬青, 曹二佳, 张金茜, 巩杰, 燕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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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龙江流域是长江上游的主要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区,对维系流域生态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以甘肃白龙江流域为例,基于参数本地化的InVEST模型对1990—2016年水源涵养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流域多年平均水源涵养深度为47.50 mm,呈现先减少后回升的趋势。空间上,其高值区主要集中于迭部、文县和舟曲的中高山阴陡坡林区(平均涵养深度在该三县2500~3500 m海拔段、阴坡和半阴坡、25°以上坡段和林地高于流域的平均涵养深度);低值区主要位于宕昌和武都的中低山阳缓坡农牧区(平均涵养深度在该两县 2500 m以下海拔段、阳坡和半阳坡、25°以下坡段和耕、草地低于流域的平均涵养深度)。气候背景下,人类活动驱动的土地利用/覆被格局空间差异是影响水源涵养时空变化的重要因素,退耕还林对减缓气候变暖背景下水源涵养深度的下降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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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立钰, 张璇, 李冲, 郝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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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Mann-Kendall趋势检验和突变检验对气象水文序列进行一致性分析,划分基准期(1961—1979年)和影响期(① 1980—1989年、② 1990—1999年、③ 2000—2016年),利用基准期校准的可变下渗容量(VIC)模型,采用步进式方法,探究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伊逊河流域径流变化的波动影响过程。结果表明:研究区近56年年均气温显著升高,年降水量无明显变化趋势,流域年径流量下降趋势明显,季节尺度上流域非汛期降水量增加显著。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均会对径流产生显著影响且作用机理复杂,步进式方法对影响机理的研究较传统方法更能体现其变化过程;在降水丰沛的影响 ② 期,冬季降水量增加会显著增加流域径流量,而在降水略少的影响 ① 期和 ③ 期,蒸发量增加以及土壤含水量降低使得流域径流减少;人类活动耗水在影响 ① 期和 ③ 期引起流域径流减少并且影响作用逐渐增强,影响 ② 期由于城镇化和耕地扩张使得流域产流能力增强导致径流增加。深入研究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径流的影响机制,可为流域水资源管理和规划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