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举措,土地市场则是实现城乡要素流通的重要渠道,也是连接城乡发展的关键纽带。本文阐释了城乡融合发展的科学内涵与本质特征,探究了土地市场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量化分析了中国273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土地市场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演进规律,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土地市场与城乡融合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以期从土地市场视角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一条可实现路径。结论如下：（1）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价值重塑的过程,旨在消除阻碍城乡发展的因素,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与平等交换,实现城乡发展要素回报趋同,本质是通过城乡互动互补实现城乡地域功能的整体优化。（2）土地市场对城乡融合的作用是利弊双轨的权衡,作用方向取决于土地市场是否是良性市场。城乡二元分配体制与社会融入受阻背景下,扭曲土地市场掣肘城乡融合发展。（3）2005-2013年中国土地市场稳步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略低,土地市场规模、土地市场价格与土地市场化程度分别提升113.66%、274.09%与37.07%,59.34%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下滑,二者反差明显,且均具时空分异特征。（4）现阶段,土地市场对城乡融合发展更多体现为滞碍作用,但土地市场对城乡融合存在“低水平陷阱”,突破88.64%的抑制拐点,即可发挥土地市场对城乡融合的促进作用。重塑土地市场发展价值取向,加快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探索人口—土地挂钩机制是后续工作的重要方向。
在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不断加速的背景下,探讨非农就业对集体林区不同规模林农营林轮伐期的影响机制,有助于明确不同规模经营主体今后的用材林营林目标和林业在山区未来的经营发展模式,同时为林业规模化经营的合理性提供客观依据。基于劳动力转移新经济学理论,通过对浙江、江西和福建三省450户林农的调查,收集杉木营林的地块投入产出数据,在此基础上,运用Faustmann模型计算规模户与普通户的理论最优轮伐期,运用计量模型分析非农就业对集体林区不同规模林农采伐轮伐期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普通户和规模户的理论最优轮伐期趋同;非农就业的劳动力流失效应造成普通户营林的预期主伐时间显著短于理论最优轮伐期,而规模户非农就业带来的收入效应造成其采伐决策接近于理论最优轮伐期。在农村非农就业不断增加背景下,南方集体林区规模化经营的方式有利于接近最优采伐决策,更适合于培育大径材,增加林业生态和经济效益。
水资源合作是澜湄合作的五大优先方向,是各国重点打造的旗舰领域。本文分析了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现有水资源合作机制的现状,梳理了澜湄水资源合作机制的框架和合作进展,并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了澜湄水资源合作机制合作层次高、领域广、全流域参与等优势。结合澜湄水资源合作机制现阶段合作情况,提出加强水资源工作组与其他工作组沟通协调,设立专项水资源行动计划专项基金和加强澜湄水资源合作智库建设,完善和加强澜湄合作机制,发挥新型平台作用的几点建议。
利用Cobb-Douglas函数对各省森林公园旅游增长方式进行判别,结合“资源比较优势”和“资源利用合理度”,重点分析旅游资源在森林公园旅游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利用水平。研究发现：中国森林公园在旅游增长过程中,不仅存在资本投入过剩现象,也存在旅游资源利用不合理的现象,并且由于资本投入过剩直接导致部分省份的旅游资源处于不合理利用状态,表现为旅游资源“利用过度”和“利用不足”;全国有19个省份的旅游资源利用状态处于不合理状态,其中8个处于过度开发状态,以东部沿海和中部省份为主;11个处于利用不足状态,以西南和西北各省为主。旅游资源禀赋、旅游资源比较优势和旅游资源利用合理度会因各省资本投入的不同而出现不完全匹配的发展局面。
在分析黄河流域1980-2015年土地利用面积变化的基础上,基于水资源二级分区,采用土地利用变化重要性指数（Ci）、土地利用变化面积比例（D）、林草植被变化指数（R）三个指标分析8个子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方向和程度;然后针对1980-1990年、1990-2000年、2000-2010年、2010-2015年四个时期,采用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及土地利用程度研究各分区的土地利用变化速度与程度。结果表明：与1980年相比,城乡工矿居民用地与水域面积变化最为显著。8个分区的土地利用变化面积比例均在20%左右,相互之间差异不大。在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方面,沙漠及未利用地、水域和城市及工矿用地变化速度明显,其余三种土地利用类型由于面积基数较大,变化速度相对较小,但是变化面积很大。从各时期看,2010-2015年变化速度最大,并且大致呈现随时间推移变化速度逐渐增大的特征。在综合土地利用变化的速度方面,8个分区基本呈现出逐渐增大的趋势,上游龙羊峡以上增加最为明显。
基于Landsat TM/OLI遥感数据,采用面向对象的图像分析方法,提取1990年和2015年朝鲜土地覆被信息,定量描绘土地覆被变化。结果表明：25年间朝鲜土地覆被共变化1.1×104 km2,林地和湿地分别减少4976.1 km2、203.3 km2,耕地和人工表面分别增加4821.5 km2、80 km2;耕地面积增加明显,94.6%的耕地来源于林地,两者的主要转化区在海拔为100~1000 m、坡度为 8°~35°的坡地;黄海北道的土地覆被变化最显著,其次是平安南道,两江道最不明显。人口增长、经济环境退化和宏观政策的调控等人为因素是推动朝鲜土地覆被变化的主要原因。本文弥补了朝鲜长时间尺度土地覆被变化研究的空白,同时为东北亚地区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奠定了基础。
基于1993-2013年“一带一路”沿线55个国家的平行面板数据,运用Hansen动态面板门槛模型,以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为门槛变量,检验经济全球化与生态足迹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经济门槛范围内,经济全球化对生态足迹存在不同的影响。当经济发展水平小于等于3905美元时,经济全球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生态足迹;当经济发展水平超过第一门槛值3905美元时,经济全球化水平对生态足迹的影响从显著抑制转变为促进作用,但是不显著;而当经济发展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8778美元时,经济全球化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刺激生态足迹的提高。当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集中在第一门槛区间和第三门槛区间,经济全球化对生态足迹的影响出现两极分化态势,其中在第三门槛区间的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应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引起充分重视,这关系到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
从强可持续理念出发,基于改进的SFA模型对中国2004-2015年30个省份的绿色创新效率及生态福利绩效值进行测度,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同时考虑其空间特征及演变规律。结果表明：（1）中国生态福利绩效值在空间上已形成由北京—浙江—广东—陕西构成的四角极点支撑,并不断向沿线地区辐射。（2）2004-2015年两系统的耦合度均值C∈[0.666, 0.680],整体处于较高强度耦合阶段,而协调度均值则整体处于初级协调阶段 （D∈[0.512, 0.565]）,未来仍有较大的优化空间。（3）从空间格局上看,地区间的耦合协调度差距显著,高值区（中高级协调）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且已形成由广东—浙江两个高级协调发展极核辐射的“U”型发展轴带;初级协调阶段的地区连片扩张趋势明显。相比较而言,西北地区仍处于中国绿色创新效率与生态福利绩效耦合协调的最后梯队,受周边地区辐射影响较小,增速缓慢。
生态系统功能的不断退化是人类当前面临的一个共同挑战,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焦点问题。长江中游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对于构建中国生态安全格局具有重要作用,为了深入分析长江中游地区土地利用活动对生态系统功能的干扰程度,基于长江中游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结果,采用土地利用变化生态贡献度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敏感性方法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长江中游地区地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经历了“先增加后降低”的变化过程,山区地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高于平原地区、城市群地区、大城市周边县区以及主要交通道路沿线地区,长江中游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体变化呈现“两纵三横”的空间分布格局;（2）1995-2015年间退耕还林、还水、还湿是长江中游地区生态系统改善的主要原因,毁林开荒、围湖造田以及建设用地对林地和耕地的占用是长江中游地区生态系统恶化的主要原因;（3）食物生产、原材料生产、气体调节、土壤保持和维持生物多样性等五种类型生态系统功能敏感性有所增加,其他类型生态系统功能敏感性逐渐减弱。研究结果可为长江中游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保障生态系统服务各项子功能的持续供给提供科学指导。
随着人们饮食需求的不断多样化,可持续食物消费已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重要议题。为了探寻可持续的食物消费模式,重点分析了中国食物消费结构演变趋势及特征,运用生态足迹模型量化中国食物消费结构的环境压力动态变化;基于可持续食物消费的内涵,结合中国均衡膳食和环境的可持续性指标,构建食物生态承载级别衡量标准,并据此建立了符合中国食物消费习惯、满足营养摄入需求、环境压力小的可持续食物消费模式。结果显示：中国食物消费生态环境压力不断增大,1978-2013年中国食物消费人均生态足迹增长了154.49%,2008年出现生态赤字,2013年赤字值为0.0705 ghm2;食物生态承载级别持续恶化,2008年生态承载级别由“较高”下降到“中等”;可持续食物消费模式的构建使得人均生态足迹下降了12.92%,表明转变食物消费模式是解决食物消费生态环境压力这一矛盾问题的最有效途径。
基于国家电力市场交易年报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等资料,核算建立解释度在95%以上的2006年和2015年省际电力O-D流表,并运用影响力、外向度、汇聚力和依赖度等指标,对中国省际电力流动的源点与汇点及流场特征进行分析,比较2006-2015年电力流动格局的变化。然后运用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了省际电力联系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变化,解析了网络变化对流场格局变化的影响方式。研究发现：2006-2015年中国的电力源点体系逐步由中部地区向西部地区推移,重点向西南地区集聚;电力产消格局的空间差异加大,源点电力输出量和汇点电力输入量呈现增加趋势,省际电力流动的规模和网络联系密度都呈现加强趋势;电力输送的西电东输格局并没有打破,但随着特高压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远距离电力输送成为可能,一些大的电力汇点采取了多源点供应,电力联系网络逐步趋于均衡化,省际电力流场在保持既有三大通道的同时,网络化增强。
农作物生长关键期发生的异常初、终霜日,对农业生产造成极大损失。准确了解并掌握异常初、终霜日在淮河流域的变化规律及成因,有利于做好霜冻预报服务工作,减轻霜冻灾害的影响,对保障国家粮食稳产、高产、安全具有重大的意义。基于淮河流域1960-2015年61个气象站点逐日地面0 cm最低气温资料,采用标准差计算了初、终霜日的稳定性,使用概率密度函数定义了异常初、终霜日,利用IDW插值方法反映气候态转变前后异常初、终霜日稳定性和频率,同时利用线性倾向估计、M-K、滑动t检验和累计距平法得到气温的变化趋势及突变年份,相关系数法用来分析环流指数、气温、初霜日、终霜日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淮河流域近56年来平均气温以0.18 ℃·10 a-1（P<0.01）的速率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并且在1993年发生突变,气候态的转型促进了初霜日的推迟和终霜日的提前。（2）气候态的转变导致初、终霜日的稳定性降低,初、终霜日稳定性随经、纬度的增加而变好,初霜日稳定性随海拔升高而变好,终霜日稳定性随海拔升高而变化不显著,终霜日稳定性好于初霜日稳定性。（3）偏早初霜日频率>偏晚终霜日频率>特早初霜日频率>特晚终霜日频率,且在气候态转型后,异常初、终霜日的频率趋于降低,稳定在0~20%之间,异常初霜日发生频率整体高于异常终霜日,气候变暖对初霜日的影响大于终霜日。（4）异常初、终霜日频率时空分布差异显著,高频年代分别为1970s和1960s,低频年代为2000s。随着气候的转变,虽然异常初、终霜日频率逐步趋于稳定且处于低频趋势,但是气候转变促进了淮河流域东南部和南部的特早初霜日频率增加,南部偏早初霜日发生频率范围增加。东北部的偏晚初霜日发生频率增加,同时东南部的特晚终霜日发生频率也明显增加。（5）北半球9月极涡面积越小,淮河流域初霜日越迟（R=-0.41,P<0.01）。10月副高面积增加,初霜日推迟（R=0.39,P<0.01）;2月极涡面积减小,终霜日提前（R=0.29, P<0.05）。4月副高面积增大,终霜日提前（R=-0.15,P>0.05）,并且在1990年后提前趋势加快。
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中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在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旱灾将直接影响该区域人民的生产生活和国家粮食安全。基于标准化降水指数（SPI）,采用1961-2015年的中国地面降水月值0.5°×0.5°格点数据集,通过游程理论定义气象干旱事件,并获取了描述干旱事件特征的三个变量：干旱历时、干旱烈度和烈度峰值。指数函数和伽马函数分别用来拟合干旱历时和干旱烈度的边缘分布,Clayton Copula函数用来构建干旱历时和干旱烈度的联合分布。在此基础上,分别用常规单变量和基于Copula双变量的频率分析方法探讨55年来长江中下游地区干旱事件在不同时间尺度下的空间特征。结果表明：（1）不同时间尺度下,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干旱特征空间格局存在一定的差异,最严重的干旱主要发生在长江下游地区; （2）不同时间尺度的干旱历时和干旱烈度均呈正相关,即较严重的干旱事件通常持续更长的时间;（3）鄱阳湖流域和长江干流下游的北部干旱风险较高,而陕西南部、河南南部、湖北大部和湖南的中北部干旱风险较低。研究结果可为长江中下游地区水资源的科学管理和干旱灾害的风险评估提供理论依据。
三峡库区坡耕地如何实现功能转型,及其转型过程的作用机制对库区未来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等问题意义重大。本文利用0.51 m高清遥感影像数据,以草堂溪流域为研究区,结合野外实地考察,通过分析坡耕地向经果林的农地用途转换过程来揭示三峡库区坡耕地功能转型的内在机制。研究表明：（1）草堂溪流域的耕—果转换重心在2012年后,以高程800 m为拐点由西南部低海拔平坝地区向东北部高海拔、坡耕地覆盖地区转移,变化发生点均在坡度 15°~30°范围内;（2）研究区耕—果转换的集聚特征一般发生在8.5 km左右的特征尺度上,且空间分布随时间推移愈发均匀;（3）耕—果转换现象与人为活动关系密切,多发生在河流、道路及农村居民点附近;（4）耕—果转换可在微观与宏观尺度上总结为六种变化模式,受社会经济与自然因素驱动,库区耕—果转换的本质为坡耕地功能转型,且转型重点倾向于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共赢。
叶面积指数（LAI）遥感产品对比分析不仅能够提供产品质量的定量化描述信息,还对产品反演算法优化和认知陆面过程模型的不确定性具有重要意义。为研究不同LAI产品在地形复杂、景观破碎的中国西南地区的表现差异,选择2001-2016年间MODIS（C5、C6）和Geoland2（GEOV1、GEOV2）LAI产品,从时空完整性和连续性方面,对比分析不同LAI产品在山区的变化情况,并比较同源不同版本LAI产品在山区的改进效果。选择地形（如高程、地形起伏度）、植被类型、气候因子,使用地理探测器评估LAI遥感产品受不同下垫面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1）高海拔和高地形起伏度区域LAI产品质量较差;（2） MODIS LAI产品连续性整体性差于Geoland2,MODIS LAI均值在局部地区高于Geoland2,同源产品LAI差值低于非同源产品;（3） MODIS C6主算法反演比例低于C5,时间连续性优于C5,GEOV2反演成功率和连续性优于GEOV1;（4）各因子对山区LAI变化的贡献量q：地形起伏度最小,MODIS产品受植被类型影响最大,Geoland2产品受高程和气象数据影响较大。通过LAI产品对比分析,能够准确认知山区各因素对LAI产品精度的影响程度,可为山区生产高质量的LAI产品提供借鉴。
为探索湿地公园对局地气候舒适性的影响,利用WRF数值模式,对重庆市梁平区待建湿地公园的位置与面积规划进行敏感性试验。结合当地主导风向和实际项目需求,设计了不建设湿地公园、湿地公园占地分别达10 km2、15 km2和20 km2等面积敏感性试验,以及湿地公园位于保护区西南部、东北部和分为南北两部分等建设位置敏感性试验。通过对比不同试验方案下垫面修改前后模拟结果的2 m气温、湿度等气象要素并计算热气候指标,认为湿地公园建设面积约15 km2、且将湿地分为两部分但东北部面积较大时,对当地的局地气候舒适性有较好改善。对风场的分析表明,这可能是因该规划方案能产生新的风道所致,因此也说明湿地公园的规划应当将局地风环境状况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
作为定量评估的有效工具,旅游足迹方法在考察旅游资源消费和废弃物排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研究的尺度、方法、内容等角度对中国旅游足迹家族（主要成员包括旅游生态足迹、旅游碳足迹和旅游水足迹等）相关代表性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总结旅游足迹研究取得的主要进展,比较旅游足迹家族成员之间的异同,分析旅游足迹方法的比较优势,剖析当前旅游足迹研究存在的不足,同时结合国际旅游足迹研究最新动向对完善中国旅游足迹研究进行展望,以期为中国旅游足迹研究以及可持续旅游发展实践提供参考。
食物浪费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消费端是造成食物浪费的重要环节,且呈日趋严重的趋势。消费端的食物浪费主要分为家庭食物浪费和在外食物浪费;消费端的食物浪费对国家粮食安全、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均产生不同的影响;影响消费端食物浪费的重要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因素、人口特征、消费者的行为与意识等。目前对消费端食物浪费的研究多采用称重（或估算）和计量模型等方法,仍需要通过发展更合理的量化方法、建立更完整的理论模型、提出更完善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入探究。此外,减少消费端食物浪费需要从政府、社会、个人等多角度出发,促使多方利益相关者形成合力应对消费端食物浪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