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既是实现中国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实践问题，也是地理学、社会学、规划学、经济学等多学科关注和融合交叉研究的热点议题。为系统探索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理论认知、政策机制、实践经验和实现路径，特邀传统村落相关研究领域的11位专家开展访谈。访谈主要从政策变迁与典型模式、宏观机制与核心主题、理论认知与实践路径三个视角，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理论认知到具体空间实践为主线，聚焦政策变迁、机制机理、经验模式、村落分类、产业转型、景观保护、有机更新、活态化、价值实现、主体驱动、空间治理和地方性等核心主体及其前沿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对话。结合各位专家主要观点，新时期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需重点关注：（1）面向快速城镇化与现代化冲击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机制体制创新与实现路径。针对中国传统村落面临的现代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和面向国家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需求，需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构建多元主体参与、农文旅有机融合和全面统筹协调的多元融合机制，通过挖掘传统村落内生增长因素和传统村落历史传承和文脉肌理、发挥村民主体作用、重塑传统村落公共文化空间体系和全方位数字孪生建模等，打造符合现代化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人居环境和协同共建文化图谱。（2）面向乡村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核心主题与具体空间实践。聚焦传统村落分类施策、产业转型、有机更新、景观保护、活态化、价值实现、主体驱动、空间治理和地方性重构等核心主题，强化基于“生计、水、粮食、能源、土地”等关键要素耦合的传统村落划分及分类施策；关注传统村落产业转型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属性维度的意义内涵及影响机制；重点围绕“保护发展对策、改善民生措施、活化利用策略”三大任务推进传统聚落有机更新；重视传统人居文化景观基因保护与内在精神价值挖掘和传统居住空间“活态”保护与利用及传统文化遗产“活化”；关注传统村落活态多样化，推进“共建共治共享”和美乡村建设；重视自然非人类要素和人类作为传统村落空间秩序建构和地方营造的重要作用及其能动性实践；关注传统文化底蕴挖掘和集约高效物质空间、塑造和谐舒适社会空间与保护传承传统文化空间打造；聚焦“生态、文化、主体、产业”等乡村要素，强化生态底色、传承发展地方文化和平衡地方、跨地方主体间的资本优势和地方性嵌入，以实现中国传统村落地方性重构和特色重塑。

在交通强国战略下，各地积极推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及沿线土地开发，产生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应。针对城市轨道交通溢价效应差异化结果，基于元分析回归方法，从情景因素与方法论因素两个方面解析差异化结果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城市轨道交通能通过交通模式替代、土地开发演化等效应，产生一定的土地溢价。（2）基于不同的情景因素与方法论因素，如评估对象选择、轨道成熟度、可达性等情景因素以及不同实证研究方法，会显著影响轨道交通溢价的评估结果。相比特征价格模型，多时期价格变化对比和局部线性回归测算结果相对较高，而双重差分模型较低。（3）轨道交通溢价效应具有动态复杂性。鉴于轨道交通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可构建溢价捕获等机制保障交通服务的可持续、均等化与可及性。

城乡融合发展是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两大国家战略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重大现实需求。为全面认识当前中国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探寻城乡协同治理的路径，明晰城乡融合发展的策略，特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相关专家就新时代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态势与路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路径、乡村聚落重构、乡村新业态发展、数字技术驱动乡村转型、不同区域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路径以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等前沿问题进行笔谈，以期推动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关注：（1）全局统筹与区域联动导向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主要壁垒与创新路径。构建城乡有效衔接和互补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以县域为载体加快城乡联动发展，推动流动人口的弹性治理和城乡自然社会统筹治理。推动跨界治理，鼓励东西部地区帮扶协作，实现区域尺度的城乡协同发展。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要强化县域及小城镇的联动作用，增强人才、技术、资本流入的吸引力，推动产业结构向数字化、智能化、低碳化转型；东部发达地区要构建多点支撑、网络布局、层次分明的空间结构体系，拓展城乡要素流动的广度与精度，推动传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转型升级和普惠发展。（2）国土空间“规划—利用—整治”驱动下优化配置资源要素实现城乡共治和乡村重构。通过国土空间规划锚定城乡发展空间格局，由规划实施落实城乡空间布局优化，通过空间有机更新提升空间品质，驱动不同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重点关注乡村功能供给水平、资源利用方向和产业发展模式，挖掘乡村生产、生活、生态、景观等复合功能，探索区域适配、特色凸显、高效增益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强化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引领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整治，推动资源要素整合和价值提升，加强城乡产业互动、一体化发展，促进城乡资源要素有序流动。（3）数字技术和智能化平台支撑下城乡治理精细化和乡村转型发展的认知提升与实践创新。建立城乡数据共享平台，破解城乡融合的“数字鸿沟”，实现城乡治理精细化。深度应用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持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数字设备的覆盖面，利用数字技术整合城乡文化资源。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互联网、数字技术对接消费市场，打通多元化的农产品上行渠道，刺激城乡居民消费转型和消费能力提升。将数字技术植入乡村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全过程，推动农业生产智慧化、乡村产业发展数字化、乡村政务智能化和乡村社会治理数字网格化。以上观点可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乡融合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城乡融合是国土空间低碳转型的重要路径，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探究其对低碳土地利用的作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在测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和低碳土地利用效率的基础上，运用ESTDA框架和空间计量模型量化了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对低碳土地利用的时空动态性，并对具体因素及其空间效应进行甄别。结果表明：（1）2005—2020年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与低碳土地利用效率在波动中上升，区域差异显著并呈现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的扩散模式；（2）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与低碳土地利用效率之间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且空间依赖程度呈增强态势，局部格局保持稳定并表现出HH型和LL型的空间聚类趋同现象；（3）城乡融合发展相对于低碳土地利用格局演化的空间整合性较弱，且局部关联和动态跃迁展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和空间锁定特征；（4）城乡融合是影响低碳土地利用的关键因素，其发展水平每提高1%将导致本地低碳土地利用效率增加0.2%，而控制因素中科技投入和对外开放的直接效应为正，财政压力和生态压力的直接效应为负，财政压力、环境规制、公共服务设施和土地市场化则均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可为制定低碳高效的土地利用政策，促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新质生产力是构建现代旅游业体系的核心动力，是建设旅游强国的战略支撑。为了深入理解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并厘清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和战略路径，特邀请区域经济、数字经济、旅游管理、旅游地理等领域的多位专家开展访谈。访谈基于“问题导向—创新思维—路径机制”的逻辑思路，主要围绕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机遇与挑战、核心内涵、动力机制、创新路径等内容展开。主要结论如下：（1）科技革命下新质生产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通过科技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旅游业的生产效率和增长质量，而且还能有效催生出旅游发展新模式新业态，并不断释放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然而，在全球化和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旅游业的创新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挑战。尤其是旅游创新软硬环境缺乏系统化建设、旅游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风险、传统旅游业的复杂性带来的创新发展阻力以及新技术新动能转化带来的“阵痛”等问题值得关注。未来开拓旅游新质生产力可以重点关注颠覆性的科技创新，培育旅游业新质劳动者，优化整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为代表的生产力要素，全面提升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2）新发展理念下创新成果向现实旅游生产力转化的核心标志与动力机制。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有以下具体特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现代化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要素整合和供需匹配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数字化、绿色化和智能化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支撑，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是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3）国家战略导向下新质生产力赋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进路与科学图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现代科技已成为旅游产业的关键生产要素，与此同时，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推进、发展动能不断增强，旅游业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也日益突出。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仍面临着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区域发展不平衡、要素资源流通不畅、旅游专业人才不足等问题。为了进一步提升新质生产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能效，需要重点关注以下方面：深化旅游创新的体制机制改革，优化旅游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加快建设现代化旅游产业体系，提升旅游专业化人才培养质量。上述观点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对新质生产力的科学理解，同时也能为推动旅游强国的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既是“两山”转化的重要桥梁，也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厘清其背后的实践逻辑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自然资源领域87个典型案例，运用扎根理论研究范式，按照“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程序，解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发生过程，并构建其一般性思维导图。结果表明：“识别资源本底—多元机制协同—产出综合效益”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全过程的内在逻辑。通过识别资源本底明确治理方向，利用准备机制、实施机制、保障机制驱动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增值，最终产出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生态共治、生态共富以及生态共享的有机统一。本文是对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的有益尝试，可为完善区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实施路径提供有益参考。

生态系统服务尺度与人类治理尺度错配是造成生态系统服务退化的原因之一，界定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是认识与解决该问题的首要环节。基于布迪厄实践理论视角，提出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界定分析框架与身份变动机制，并为利益相关者理论应用与发展提供来自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的实践尝试和研究思路。研究认为：利益相关者是生态系统服务反馈机制中重要社会属性变量，且存在于层次性空间结构中，呈现出竞争性动态平衡和差异性权重位次等特殊属性，是生态系统服务管理目标达成的惠益对象。利益相关者理论演化与类型划分标准为探讨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界定带来助益，但存在适配性差异。引入布迪厄实践理论，这一体现综合性、关系性、模糊性、生成性和再生产性的独特研究视角，能够为生态系统服务利益相关者界定提供由场域、惯习、资本等核心概念构成的分析框架，并为阐释其身份变动机制提供思路；同时，为回应利益相关者理论融合规范主义“价值”与实证主义“事实”的发展定位和趋势，拓展其理论解释边界带来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的实践尝试。围绕该分析框架，就制度设计，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场域提出进一步研究方向，探索建立从利益相关者界定出发到规制生态系统服务尺度与人类治理尺度错配的制度体系。

国家公园的全面落地对生态补偿资金需求提出巨大挑战，财政补偿不仅杯水车薪，更难以破解补偿不足和补偿错位的僵化困局。以碳交易为解决国家公园生态补偿问题的工具，梳理了将生态碳汇开发成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量到碳市场上获益的国际、国内和第三方独立自愿减排机制等三条通道，分析国家公园生态碳汇通过CCER市场获得充分且精准的补偿还存在市场供给受限、难以有效交易和收益分配模式不明确等三个关键问题。在基于碳交易的生态碳汇补偿机制设计中，提出了在方法学障碍清除后，兼顾经济和社会生态效益原则下保障生态碳汇项目最大盈利可能的筛选机制，通过抵销比例、异地抵销、政府保护设置促成交易并区分政府和市场补偿边界的有效交易机制；以及为规避经营风险，通过引入第三方专业碳汇开发企业的PPP模式进行生态碳汇开发，并根据碳汇相关供给主体的贡献进行收益分配的精准补偿机制，为主管国家公园的林草部门和主管碳市场的生态环境部门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研究成果将为包括国家公园在内的所有自然保护地及其他生态空间建立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参考和借鉴。

粮食安全为国之大者。基于经营规模异质性探讨土地流转对农地非粮化的影响，有助于识别重点监管对象，降低监管成本，更有效地治理农地“非粮化”。采用2017—2019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评估土地流转对农地“非粮化”的影响，并细化不同经营规模农户土地流转的农地“非粮化”效应。研究发现：（1）从整体来看，土地流转加剧了农地“非粮化”；（2）土地流转对不同经营规模农户的“非粮化”行为具有差异化影响：10亩以下的农户会“趋粮化”，10~20亩的农户无显著差异，而20亩以上的农户倾向于“非粮化”。据此，为有效防止土地流转对粮食安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节约监督和管理成本，提高农地“非粮化”监管效率，提出重点监管20亩以上规模经营农户，不过多干预20亩以下的农户，完善土地流转市场的建议，以解决流转中存在的信息不透明、信息获取成本过高和租金过高等问题。

现有旅游资源开发研究集中关注资源的经济属性及其对产品或产业的经济转化效应，较少关注资源的社会属性和社会效应。对云南省环洱海地区中具有不同旅游介入度的三个乡村社区进行比较研究，探讨旅游资源开发的社区异质化效应，以及旅游资源开发和社区异质化的双向驱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区别于其他乡村资源开发模式，旅游资源开发使得同质性的村落共同体产生纵向上的经济异质化和横向上的群体异质化。第二，旅游资源开发和社区异质化产生双向驱动机制。一方面，旅游资源开发带来了资源价值的转化，从而形成“自然资源—社会资源”链接，带来了物质财富和人口群体的吸附。另一方面，社区异质化带来了资源利用主体的内部张力，形成了多元化和系统化的资源利用方式，从而促使资源类型整合和资源范畴拓展。在外部市场驱动和内部社区驱动的双重作用下旅游资源得以开发和再开发，呈现出价值转化效应和范畴拓展效应。

RCEP的签署与实施为中国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刻画农产品贸易网络特征，采用拓展引力模型分析RCEP区域农产品贸易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全球农产品贸易网络空间凝聚力持续增强，连通性显著提高，贸易规模不断扩展，呈现“中心—边缘”结构；（2）RCEP成员国进口格局多样化趋势明显，出口稳步增长，农产品贸易伙伴不断增加，贸易地位出现分化态势，逐渐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单核结构；（3）经济制度质量提升和签订自贸协定有利于改善贸易环境，降低贸易成本，促进农产品贸易。据此，提出中国应充分利用RCEP实施契机，发挥在区域内的核心影响力，推动高质量规则落地，形成区域高互补性农产品市场，提升农产品出口竞争力。

明晰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变化及权衡/协同关系，对优化西南喀斯特生态脆弱区生态管理、攻克贫困、维护社会和谐有重要意义。以中国知网、谷歌学术和Science Direct为数据源，共检索整理89篇论文，研究结果说明：（1）从文献年代分布来看，2008—2018年间研究较少，在2019—2023年间激增。从研究区分布来看，贵州省最多，广西壮族自治区最少。（2）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类型的选择不均衡且评估方法依赖于模型。（3）分析权衡/协同的研究方法机理与应用，主要分为统计分析、制图叠加分析和情景模拟分析法三类。（4）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工程是影响权衡/协同关系的驱动因素，而自然地理为主导因子。最后，本文针对目前喀斯特区生态服务功能与权衡/协同研究不足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基于中国物候观测网北碚和仁寿物候观测站点1973—1996年和2003—2012年18种植物物候观测数据，1987—2014年川渝权威报纸赏花节庆日期数据，采用时间序列分析和相关分析方法，评估了气候变化对赏花旅游的影响与人类适应行为。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对川渝地区赏花旅游的影响以有利为主，50%的植物赏花季长度显著延长，27.8%的植物赏花季长度显著缩短；中国人偏好的观赏物种中，气候变化对山茶和山桃的赏花旅游活动有利，对紫玉兰不利。温度是影响赏花季长度变化的主要因素，花期前一个月或前三个月温度每升高1 ℃，赏花季长度大多数延长5.99~7.57天或4.41~11.71天，少数缩短1.99天或2.26~4.99天。50%的赏花旅游活动组织者尚未意识到气候变化影响，没有采取正确适应策略；50%的赏花旅游活动组织者根据温度变化调节节庆日期，科学的方法应为根据物候动态调整赏花节庆日期。

研究双向投资对资源错配的影响对于优化中国资源配置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31省（市、自治区）2003—2021年的面板数据，在测度各省（市、自治区）历年资本和劳动力错配指数的基础上构建面板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SDM模型，分析外商投资、对外投资与双向投资协同发展分别对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的影响。结果表明：（1）外商投资会加剧资本错配，但能改善劳动力错配，对外投资能同时改善资本和劳动力错配，双向投资协同发展对资源错配的改善作用并不明显，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替换指标及样本后结果仍然稳健；（2）双向投资能通过技术进步效应、产业升级效应和劳动力成本上升效应对资本与劳动力错配产生影响；（3）双向投资对东、中、西部地区以及资源配置不足和配置过度地区资本与劳动力错配的影响存在差异；（4）双向投资对劳动力错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且间接效应高于直接效应。基于此，提出坚持吸引外资并鼓励企业“走出去”、制定差异化的双向投资发展策略、发挥双向投资对资源配置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的政策启示。

乡村旅游地是推动城乡融合、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区域，精准把握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多维特征，系统解析其促进乡村旅游地共同富裕的机制，有助于丰富新时代城乡共富理论体系。基于共生理论，构建“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结果—共生效应—共生目的”的链式因果理论框架，解析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对乡村旅游地实现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对长三角地区60个乡村旅游典型县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能够持续加深城乡共生关系和提升乡村旅游地共同富裕水平，但呈不均衡发展特征，形成“核心—边缘”等级层次的空间布局。（2）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能够线性地促进乡村旅游地实现共同富裕，并通过旅游人才建设、旅游市场拓展、空间景观整合、旅游资源配置形成共生新能量以增强促进效应。由于乡村处于物质富裕积累时期，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旅游市场拓展机制发挥最高的中介促进效应。（3）不同城市规模的城乡共生单元内，人口、土地、产业共生环境进行差异化融合以促进实现共同富裕，相比于中小城市，大城市促进效应更高。大城市以产业为核心共生环境，并在人口规模优势下激活旅游市场和培养旅游人才，而中小城市以人口为核心共生环境，人口回流后乡村旅游资源利用效率有效提高，从而大中小城市均能实现乡村旅游地共同富裕。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成为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抓手，立足乡村旅游发展情景深入研究，可为国家重大现实问题提供前瞻性思考。

在梳理湿地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本逻辑及其内在关联基础上，提出湿地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要件与核心机制。结合国内外实践等将湿地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分为4大类11小类，其中湿地保护补偿模式包括湿地生态补偿、湿地转移支付、湿地损害赔偿、湿地信用交易，湿地产业开发模式包括物质产品交易、湿地产业经营和湿地特许经营，湿地权益交易模式包括资源权益流转和湿地碳汇交易，湿地权益融资模式包括湿地权益金融和湿地权益投融资。湿地资源生态产品形态丰富、价值实现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应以多要素供给机制保障湿地资源要素供给，以多主体参与机制激励湿地资源组合运营，以多业态融合机制促进湿地资源价值循环。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和组基多轨迹模型，对中国32个主要城市进行了水资源短缺程度评价与缺水类型识别，并探究了城市缺水类型转化以及水资源管理风险问题。研究表明：（1）中国城市的水资源短缺程度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性，主要表现为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加深，缺水城市以北方城市为主。（2）西北片区城市以资源—工程型缺水为主导，华北与东北片区大部分属于资源型和管理型缺水，南方城市多表现为工程型和水质型缺水。（3）缺水越严重的地区，城市缺水问题亦越复杂，且驱动因素具有时变性，城市扩张和GDP增长的交织影响常引发城市缺水类型或主导位置的转换，甚至导致城市缺水风险实质性化。（4）城市规模越大、GDP总量越高，越易出现管理型缺水问题。

传统的湿地修复实践侧重点状效果，较少关注景观尺度的空间选址策略。而滨海受损湿地与未受损自然湿地具有结构和功能联系，因此保护和修复应协同优化。以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为例，将湿地保护与修复格局统一到滨海湿地典型生态系统服务（碳储、生境质量和水质净化）提升构架下，以受损区内优势种的适宜生境作为潜在修复区，发展了一套一体化保护—修复格局构建及优化方法。结果表明：保护和修复50%的生态系统服务核心区能够以最小的成本实现目标最大化；为达成该目标应优先将部分自然湿地划入保护区，随后撤出保护区内现存的养殖池，最后实施保护区内的退盐还湿和保护区外的退养还滩。研究提出的方法丰富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技术体系，确定的保护—修复优先区有助于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和“修复绿线”，相关调控措施能够为优化滨海湿地现有保护格局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