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边缘区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沿地带，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破解城市边缘区城乡发展困境的重要抓手，其研究对于实现全国性城乡融合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以共生理论为视角，以“理论解析—机制构建—模式梳理—实证研究”为主线，提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推城市边缘区城乡融合发展的机制与模式。研究表明：（1）城乡共生系统包括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模式和共生界面，当前发展不平衡的共生单元、要素流动不平等的共生环境、非对称互惠的共生模式是城市边缘区向共生系统演化的主要障碍。（2）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以要素流动重塑共生环境，以空间重构赋能共生单元，以功能提升驱动共生模式，是推动城乡系统向对称互惠共生关系演化的共生界面。（3）城市边缘区对称互惠城乡融合模式的核心理念是城乡生活等值、经济互惠和生态共享，具体模式划分为都市农业型、特色产业型、休闲旅游型、田园综合体和宜居社区型。（4）黄桥街道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盘活城乡要素、优化城乡格局、提升城乡功能，形成以特色产业为核心的城乡融合模式。研究结果可为进一步推进城乡融合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协同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化解东北地区乡村贫困与黑土地退化高度重叠问题，需探索统筹实施黑土地保护利用与乡村振兴的系统策略，发现其背后的因果关系。在解析东北地区黑土地保护利用与乡村振兴二者间融合机理的基础上，运用过程追踪法对典型案例村庄开展调查，厘清二者间的互馈理路，明晰内在因果传导路径。研究发现：（1）二者在目标上高度统一、内涵上高度融合、利益上相互协调、措施上相互补充;（2）从驱动机制、链接机制、助推机制解析二者间的互馈理路，要求推动要素层整合优化、政策层中介链接、资源层转化提升;（3）要素驱动型、政策主导型、资源赋能型三类村庄发展历程具有差异化的因果传导路径。需从保护黑土资源本底、加快生产要素驱动、健全政策统筹机制、采取差异化发展路径四个方面支撑二者统筹发展。

在人与水的适应过程中，流域成为孕育人类文明和见证城乡演化的容器与纽带。“流域人居系统”是指流域环境与人居环境在不同时、空间尺度上交互作用和共同演化的适应系统，具有整体性、动态性、协同性等特征。基于多学科的共性问题，流域人居系统科学涉及要素耦合、尺度关联、系统演化三方面关键问题，提炼形成“节点—背景—联系”结构理论与“地方—适应”演化理论，并提出多学科交叉与智慧流域人居的新范式。流域人居系统科学作为一个适应时代需求的领域方向，面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综合运用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方法，开展学科交叉的系统研究，将助力新时期流域生态文明和高质量发展建设。

科学识别不同发展梯度下国土空间演变及其驱动机制的空间差异规律对于实现区域国土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均衡发展至关重要。以中国45个边境地区为例，运用国土空间动态度、国土空间转移矩阵和地理探测器等模型，探究边境地区“生产—生活—开放—生态”空间的演进过程和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1980—2020年国土空间的变化趋势为生产、生活和开放空间增加，而生态空间减少，整体呈现出“一带三区多点”的分布格局。（2）边境地区国土空间冲突主要表现在城镇化与对外开放进程中，人口和产业集聚促进了不同空间之间互竞和融合的关系，国土空间转换类型以生产空间、开放空间与生态空间互转为主，区域差异日益显著。（3）影响不同国土空间变化的驱动因子在作用效果上存在差异，经济动力和对外开放是边境地区国土空间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边境地区应全面考虑不同区域的特点，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制定差异化的分区调控策略，以促进国土空间的高效利用和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

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模式决定了区域陆地生态系统碳收支的动态格局，建立面向陆地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提升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在全球“碳中和”行动和中国新型城镇化转型背景下，具有其紧迫性和重要意义。为此，本文建立了城镇化背景下土地利用碳收支效应的系统性认知框架，提出城镇化通过土地利用变化影响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直接—间接—潜在”典型性路径。面向陆地生态系统减排增汇目标，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解释了国土空间布局低碳优化的内在逻辑，并从“数量结构—空间布局—空间用途”三个方面解构了国土空间布局低碳优化的治理维度，提出支撑国土空间布局低碳化调整的政策工具及其改进思路。通过强化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低碳化思维、拓展国土空间低碳优化路径，从而进一步凸显国土空间布局优化与治理在区域“碳中和”目标实现中的积极作用。

快速城镇化对传统村落产生深远影响，厘清其对保护利用造成的刚性约束与驱动条件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以珠三角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以长时段的跟踪调研与回访为支撑，基于快速城镇化所带来冲击与机遇的辩证关系，尝试构建针对性的保护约束及活化利用研究框架，揭示珠三角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主要挑战、进展和发展前景。结果显示：（1）保护利用挑战主要体现在整体格局、聚落空间等物质要素的异化与受损，亦面临历史遗留问题多、投入成本高昂等约束；（2）快速城镇化也是珠三角传统村落活化发展的重要契机，城市功能延展、人口集聚与消费潜力等促进了以政府投入为基础的“补救”、以多元主体为助力的“自救”、社会企业介入下的“垂救”、紧抓政策机遇的“抢救”等保护利用新进展。研究同时结合国土空间规划、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战略条件，展望了新时期珠三角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趋势与发展前景。

草地碳汇/源是植被生态系统中碳收支和碳平衡的一个重要内容，区分碳汇和碳源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可为减源增汇提供科学依据。基于MODIS NPP数据和土壤呼吸模型量化了2001—2019年青藏高原草地净生态系统生产力（NEP）的时空变化和碳汇/源格局，利用通径分析方法分析了青藏高原气候变化对草地碳汇/源的影响。结果表明：青藏高原草地NEP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年平均值为54.41 g C m^-2。草地整体上以碳汇功能为主。碳汇区面积约为72.26万km²，碳源区面积约为47.82万km²，净碳汇总量65.35 Tg C a^-1。近19年青藏高原草地NEP以增加趋势为主，青藏高原气候暖湿化趋势有利于草地NEP的增加，增强碳汇;而暖干化趋势对NEP的影响在不同生态地理区差异较大。

健康的流域生态系统是流域乡村居民赖以生存和维持可持续生计的基础，能够提供符合自然和人类需求的生态系统服务。流域生态补偿与乡村居民可持续生计之间是一个相互联系、交叉渗透的有机整体，只有通过两者的有效互动才能提高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促进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系统梳理流域生态补偿与乡村居民可持续生计互动研究成果的发展脉络，结果发现：（1）流域生态补偿与乡村居民可持续生计互动的研究内容日益丰富，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时间或空间断面，从时序角度开展两者之间互动过程、互动特征和互动机制的研究较少，亟待开展两者的耦合互动研究。（2）在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应运用整体系统观念和协同“双赢”思维，重点开展流域生态补偿与乡村可持续生计的互动逻辑、互动过程、互动效果和互动机制研究，探索富有流域特色的乡村居民可持续生计方式，实现乡村居民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和可持续的生计产出。（3）面对流域生态补偿和乡村居民可持续生计互动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课题，应强化流域生态补偿研究的“社会经济化”和流域乡村居民可持续生计研究的“地理化”，地理学、经济学、环境学、生态学、社会学、人口学、管理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是开展两者互动研究的必然趋势。

采取何种治理模式能够更好地提升自然保护地治理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成效?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选择大熊猫国家公园内部及周边17个社区，通过问卷调查、半结构化访谈、单因素方差、逐步回归分析，比较统治、分治和共治三种治理模式的社区居民成效感知差异，以及影响社区居民成效感知的其他要素。研究发现：（1）社区居民对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成效感知最为积极，对经济成效感知最为消极；（2）共治模式在三个维度表现最优，统治在生态、社会维度较次优，而分治在经济维度次优；（3）社区居民成效感知还受到地理空间特征、经济社会属性等因素综合影响。各类治理模式都存在其优势与劣势，共同治理也并非是解决所有公共池塘资源问题的“灵丹妙药”。提倡开展因地制宜的自然保护地治理模式选择。研究扩展了IAD框架的应用场景，深化了对自然保护地治理模式的理论认识，为中国自然保护地社区协调提供经验启示。

城市湿地在城市系统中具有重要的生态与社会功能。国际湿地城市是《湿地公约》推行的表彰城市保护湿地取得成就的荣誉举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是目前解决全球问题的关键，引领和指导湿地保护与城市发展。本文对接国际湿地城市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战略，试图探索城市发展和湿地保护协同的新路径。（1）全面梳理了国际湿地城市的发展历程和申报认证流程，总结了中国13个湿地城市的创建经验。（2）介绍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阶段并总结可持续发展目标支持下的湿地、城市可持续发展举措。（3）未来趋势应面向“国际公约组织—创建成效监测—发展指标评估”促进湿地城市可持续发展范式探索，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城市建设”促进湿地城市高质量发展实践探索，围绕城市湿地的“遥感监测—模拟预测—综合评估服务”开展城市湿地智慧决策服务技术支撑。

传统农区村庄表现出更易受到环境变化的不利影响以及更难恢复的特征，增强其人居环境系统恢复力是摆脱不利影响、实现乡村转型与振兴的有力途径。基于“缓冲—适应—转型与创新”维度提出了乡村人居环境系统恢复力构成框架。以陕北黄土高原佳县62个样本村为研究对象，运用田野调查、GIS空间分析、障碍度与贡献度模型等方法，开展了恢复力评估、关键因素识别的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研究区乡村人居环境系统恢复力空间差异较小，恢复力值低于0.5的村庄占比达61.29%。自然生态系统恢复力普遍高于社会经济系统和支撑系统，支撑系统的空间差异最大，自然生态系统最小。（2）乡村人居环境系统恢复力的关键贡献维度包括自然生态系统与支撑系统的适应能力以及社会经济系统的缓冲能力。具有变革意义的转型与创新能力极低，空间差异极大，是85%以上村庄社会经济系统、支撑系统恢复力形成的关键障碍维度。（3）乡村人居环境系统恢复力形成的关键要素中，贡献者为生态服务体验、社区感、邻里友好与社区管理服务，障碍者为农业文化景观、家庭农场、农业专业合作社、文化传承支持与物流寄递服务。

在新时期中国大力推进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国土空间资源的高效、持续和公平配置成为必须开展的基础研究。以位于中国南方生态屏障核心区域的广西为研究对象，采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核算下的供需匹配过程量化、PLE-ES供需象限矩阵的分析方法，分析国土空间资源配置过程下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匹配特征，构建以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体系为核心的国土空间资源配置优化方法。结果表明：（1）2000年、2010年、2020年广西国土空间资源支持服务供需差（Q）均值为0.30，调节服务供需差（Q）均值为0.33，供给服务供需差（Q）均值为0.06，文化服务供需差（Q）均值为0.03。总体表现为支持服务和文化服务供不应求，调节服务和供给服务供过于求。配置质量方面除调节服务协调度（C）均值为0.16外，其余三类生态系统服务协调度（C）均值大于0.60，均表现为配置公平高效。（2）生产资源供需匹配关系以“高供给—低需求”区为主，生活资源以“低供给—低需求”区为主，生态资源以“低供给—低需求”“高供给—低需求”区为主。（3）以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平衡关系为价值导向，将广西分为桂西资源富集区、桂东东融发展区与北部湾经济区三个资源配置优化一级单元，识别其国土空间资源源地和需求地，构建促进区域协同合作与资源合理利用的国土空间资源流转“一张图”。

中国农业正在从要素投入型向效率增进型转变，土地流转能否推动农业步入高质量发展轨道，其效果机制尚未被有效证实。使用SBM-GML指数构造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然后基于2005—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应用面板交互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土地流转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重点分析该影响的异质性和相关机制。结果发现：（1）土地流转显著促进了农业高质量发展，该结论在控制区域遗漏变量、系统GMM估计、工具变量估计和外生冲击检验之后依然成立。（2）土地流转主要通过提高农业合意产出进而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而对降低农业面源污染的作用不明确；土地流转尽管并未显著促进规模化经营，但有效提高了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有助于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3）不同土地流转形式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差异化影响，相较于互换、转让等自发流转形式，出租、入股等市场化流转形式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显著。（4）不同土地流转对象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相较于流转给普通农户，将土地流转给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更能显著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利用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4—2021年面板数据，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基于规模和结构双重视角，考察了南水北调工程通水对于受水区农业用水的影响。结果表明：（1）南水北调工程通水降低了受水区农业用水规模和农业用水占比，其中的作用机制为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和比例的减少，以及粮食作物种植比例的增加;（2）相较于东线而言，南水北调工程通水对于受水区农业用水的负向影响在中线地区更为严重;（3）南水北调工程“通水间接返还农业用水”的效应存在，但现阶段被工程对受水区农业用水的直接效应所遮掩。因此，需要从战略高度清晰认识到南水北调工程通水对于受水区农业用水的影响，强化农业用水支撑，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

在中国减贫战略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的背景下，辨明易地扶贫搬迁对山区农户福祉的影响，有助于优化后续扶持政策、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及共同富裕。基于陇南山区坪垭藏族乡农户调查数据，在评估搬迁前后农户主观及客观福祉的基础上，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综合福祉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搬迁后农户的主、客观福祉均呈上升趋势;易地扶贫搬迁提供的物质资助在不同分位点处均显著促进了农户综合福祉的提升，资金补贴在0.25、0.50分位点处显著促进了农户综合福祉的提升，就业支持对农户综合福祉的提升作用呈倒“U”型变化;随着综合福祉的提升，农户的内生动力也对其产生了促进作用，而家庭抚养比对农户综合福祉的提升具有抑制作用。由此，针对性地提出了提升山区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福祉的对策建议。

系统研究建设用地与人口的时空耦合关系，是优化调整建设用地与人口政策，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理论基础。利用1990年以来四次人口普查数据与多时期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基于人口—建设用地变化率模型分析1990—2020年间上海市域及16个行政区建设用地面积与人口数量的时空变化特征和耦合关系。研究发现：（1）30年间上海市建设用地和人口均大幅扩张，强度剧烈，呈典型的蔓延特征。（2）全市16个区人口用地变迁同时呈现空间分异和地理邻近特征。（3）在近郊区和远郊区变迁强度先增后减的同时，部分中心城区出现人口用地的减少。研究结果反映出30年来上海市人口用地变化与城市发展呈现出一种“补偿式启动、扩张式发展、收缩式平衡”的阶段性特征。首次提出了变迁强度、弹性等概念和计算方法，并加入地理信息增强结果可视化，为超大城市人地关系提供了评价方法和价值导向，可为相关政策制定和规划编制提供参考。

耕地系统健康与“三位一体”的耕地保护目标密切相关，对于保障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粮食主产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例，基于系统论和生态系统健康理论构建了耕地系统健康评估模型，综合运用Sen-MK趋势分析、景观格局指数、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GIS空间分析等方法量化了2000—2020年长江中下游地区耕地系统健康的时空演变，并揭示了自然和社会经济等多要素对耕地系统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从时间维度看，2000—2020年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耕地系统健康总体上呈现轻微下降趋势，这与耕地系统的组织结构稳定性和韧性变差有关;从空间维度看，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和东部沿海区域的耕地系统健康状况持续向好，长江三角洲、湖南和江西南部耕地呈现出由差转好的态势，但江汉平原呈现出明显的恶化趋势。（2）自然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对耕地系统健康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其中，地表温度、日照时数、相对湿度、降水变化对整个区域的耕地系统健康变化起负向作用，年均GDP变化和耕地空间密度变化对耕地系统健康表现出正向影响。本文所构建的耕地系统健康评估模型可为构建“三位一体”耕地保护绩效评估提供参考，对于完善耕地系统评估的理论研究和推动区域耕地健康管理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