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绿水青山是蕴含丰富地域自然与文化内涵的空间资源，其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是空间商品化的过程。融合自然资源资本化和资本循环理论构建包含空间优势识别、货币资本投入、空间生产、空间生态产品销售、空间再生产五个环节的乡村两山转化空间商品化理论框架，厘清绿水青山从空间资源向空间资产、空间资本、空间生态产品、空间收益转化的内在逻辑，并从科学认知空间资源优势、创新投融资机制、打造富有地域特色的多样化高附加值空间生态产品、拓宽空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推进绿水青山空间再培育方面提炼了实践路径。深化绿水青山空间价值认知、发挥多元主体共治作用、统筹协调空间本身的生产与空间中的物质生产以及防范资本引入所带来的社会风险，才能实现两山共赢。

发展特色农业是以激发产业活力的方式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如何组合资源优势并将其转化为产业优势是构建高质量特色农业发展的关键。选取31个县域特色农业案例作为研究对象，构建TOE-内外源动力双维度理论指标体系，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提取要素组合，剖析县域特色农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和差异化路径。研究表明：（1）“内生组织资源”“种植品类”为县域特色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因素。（2）县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市场导向型、组织导向型和技术导向型的混合发展模式、要素嵌入型的外向发展模式和禀赋依托型的内生发展模式。（3）县域特色农业非高质量发展存在组织限制型的外向缺位模式以及组织—环境限制型、技术—环境限制型的混合缺位模式。（4）内外源动力的多种资源整合路径比单一的内部或外部动力更能构建实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机制。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对国内县域特色农业提出多样化、互补性和融合性发展的路径建议，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是基于村域单体间要素相互依存形成的各共生单元，在共生环境下，借助多种互动协同关系和共生模式构建的有机整体，旨在整合村落旅游资源，促进村落共生联动，提升区域旅游发展效应。基于共生理论，厘清传统村落旅游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等共生系统三要素，沿“旅游源地—阻力面—旅游廊道”路径，构建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解析重庆市传统村落旅游资源富集特征及不同类型传统村落共生系统空间格局，并提出旅游发展模式。结果表明：（1）重庆市传统村落共生单元33个，各地生态、文化资源价值空间差异大，高价值共生单元21个，占比63.63%，主要分布在少数民族集聚的东南山地。（2）重庆市传统村落旅游廊道83条，共生环境成熟度得分均值为0.068，呈“渝西>渝东北>渝东南”的空间分布特征。（3）重庆市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分为文化遗产型、生态景观型、生态文化综合开发型，分别占59.04%、14.46%、26.51%；各类系统充分利用自然景观和少数民族文化、农耕文化等相互作用提升传统村落旅游业发展能力，促进共同富裕。研究的创新点是从共生理论出发，构建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并针对不同类型系统提出发展模式，成功解决了传统村落间旅游发展孤立式的问题，为全面整合传统村落旅游资源，构建旅游发展新格局，推动传统村落多样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方法借鉴。

基于特殊的地理和历史背景，红砖成为闽台地区鲜明的城市特色，复杂的文化脉络赋予红砖丰富的潜在价值。然而，当前红砖文化基因传承与延续面临困境。应用场景理论，以泉州最具红砖代表性的西街历史文化街区为研究对象，从场景五要素入手，结合载体特征、行为感知和舒适物价值的评价流程，通过实地调研、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和大数据统计分析，探讨街区整体和微观红砖建筑两个层面的场景舒适物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发现：（1）红砖街区的场景构成要素包括空间环境、功能媒介、多元群体、活动组合和价值吸引；（2）整体街区环境的场景功能包括文物历史、文化展示和消费体验三方面，三者相互关联，但当前泉州西街的整体满意度仍需提升；（3）红砖建筑舒适物可分为色彩视觉、质感肌理、细节装饰和地域特征四类，包括红砖、白石、木材、窗户、阳台、外构筑物、梁上装饰、柱子、砖砌方式、内部空间、主体结构和屋顶12种传统建筑特征。由此提出街区保护更新原则、具体规划措施和红砖建筑风貌控制的建议，以拓展场景理论的中国本土化实证研究，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提供有效途径。

区别于以往中观区域层面和微观用水户层面的水权管理，将流域初始水权置于宏观的共同富裕框架内，从公平性和效率性视角系统优化流域初始水权分配，构建传统、加权、顺序破产博弈模型，明确初始水权分配方案，使用卡尔多—希克斯标准评价流域整体福利，应用于塔里木河流域进行实践检验，并以黄河流域作为替代流域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初始水权分配原则契合共同富裕的内涵和价值取向，但公平性和效率性的量化测度需完善；（2）谈判议价、劳动报酬和河流流向顺序使初始水权分配更为均衡化、公平化，其中劳动报酬的调节程度更大，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水利投资使初始水权分配方案更倾向体现竞争性；（3）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关注社会整体收益提升，在初始水权分配实践应用中更为适用。因此，应构建共同富裕框架下的流域初始水权分配制度，将自然资源要素纳入财富分配体系，优化流域初始水权分配管理制度，推进多种形式水权市场化交易，为实现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宅基地退出探索可以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提供重要决策参考与理论支撑。以甘肃省清水县为研究区，基于感知价值理论，结合层次回归模型，使用1025份微观调查数据，分析风险感知度与综合满意度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划分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类型。结果表明：（1）风险感知度负向影响着农户宅基地退出，其中认知风险感知度影响最强，设施风险感知度最弱。（2）综合满意度对宅基地退出有负向影响，生活满意度影响最显著，公服设施满意度最弱。（3）自变量贡献度分析中，在风险感知度方面，退出风险认知贡献最高，拥有多处宅基地认知贡献度最低。综合满意度方面，水电设施满意度贡献最高，文化娱乐满意度最低。（4）基于“心理感知—情感认知”双维分析框架，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可划分为高风险规避型、高满意权衡型、中风险引导型和低风险驱动型四种类型。针对不同类型农户的特点，提出了分类治理策略，旨在为农村土地可持续利用提供决策依据。

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城乡文脉载体，其更新需居民深度参与。融合价值共创与地方依恋理论，构建“感知价值—地方依恋—价值共创”模型，基于南京老城南338份居民数据验证发现：感知功能与经济价值通过地方依赖促进参与和公民行为意愿，揭示工具性依赖是物质需求转化行动的通道；情感价值直接驱动两种共创意愿，而地方认同构成公民行为独特路径，凸显在地情感直接转化效应及文化认同对超契约行为的激活；社区支持具双刃效应，既强化经济价值对地方依赖的促进作用，又因干预过度削弱情感价值与地方依赖关联，需平衡工具与情感治理。研究突破经济激励框架，提出文化身份构建、需求分级响应等策略，推动治理向“价值共生”转型，为保护与更新矛盾提供解决路径。

农业生产性服务作为破解“大国小农”高碳锁定困境的关键抓手，其减排效应可能因政策干预异化而陷入“良方变悖论”的矛盾。基于2011—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发现：（1）农业生产性服务可通过种植结构趋粮化、技术渗透增效与化肥精准减量三条路径实现碳减排；（2）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通过要素替代需求强化碳减排，而财政支农水平跨越0.1386门槛后，因增产补贴引致的化肥施用量回弹弱化了减排效果；（3）时空异质性凸显政策适配矛盾：2017年《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指导意见》实施后减排效应显著提升，而胡焕庸线西侧因服务市场滞后、珠江流域受经济作物碳锁定制约，减排效率低于东侧及黄河流域。研究揭示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中“减排—政策”非线性关系，为构建差异化政策体系提供依据。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文化资源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走过二十余年，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经验。当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经历从“抢救性保护”转向“系统性保护”的新阶段，并呈现出一些新特征。本次访谈邀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保护体系构建、保护创新模式、保护传承路径等话题展开对话。综合各位专家的主要观点，新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保护与传承弘扬需要重视如下方面：（1）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环境的关系，以文化生态保护区为特色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实践，构筑以人为本的保护体系；（2）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纽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与当代各族人民的生活相连接，要通过多方力量助推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3）科技、旅游在不同层次上赋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但需要注意遗产保护的核心出发点，利用好科技手段，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深度融合，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验设施体系建设，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助力乡村振兴和城市更新。

“大占补”制度是坚守耕地保护红线的关键举措，探索激励措施是激发补充耕地主体耕作意愿及确保补充耕地稳定利用的应有之义。基于Williamson社会科学分析框架和情景分析法，旨在辨析国内外耕地发展权转移实践，阐释“大占补”制度在不同情景下耕地发展权转移的内在逻辑，提出相应优化策略。研究发现：（1）“大占补”制度本质上是基于耕地发展权转移的政策工具，其与国际上耕地发展权转移制度在制度环境、治理结构、资源配置方面同中存异；（2）当补充区发生耕地发展权“转移”或“还原”时，补充耕地主体应捕获“耕地发展权转移许可费用”或获偿“损失的耕地增值收益”；（3）应以耕地发展权转移价值捕获为进路，遵循“明确产权主体—创新治理结构—提高配置效率”的策略进一步优化“大占补”制度。研究结果为完善耕地保护政策，激励补充耕地主体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参考。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教学资源建设已成为专业教育领域的重要议题。针对新时期重点领域国土空间规划教育面临的挑战，探索基于虚拟教研室的《国土空间规划概论》数字教学资源融合建设，旨在打破传统教育边界，实现优质教学资源的共建共享。具体建设内容包括：（1）构建以知识图谱为基础核心骨架、“纸质+数字”为呈现形式新型教材、智慧课程为指向场景示范课程的系统性资源融合建设模式，实现教学资源的全面数字化转型和高效共建共享；（2）构建跨校协同多专业教师与行业专家合作开展数字教学资源建设与共享，实现教学模式的创新和学习方式的多样化；（3）构建知识迭代与问题反馈机制，确保数字教学资源融合建设的实效性和可持续性。

生态文明及区域协同发展背景下，流域聚落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历史地理学界从社会变迁视角建构起灌区聚落演进的地方性知识框架，为本文奠定灌区聚落水利共同体“水利—社会—人—生态”共生价值导向。但基于水利共同体文化核心的灌区聚落演进过程及规律尚不明确。本文对话河套灌区聚落，以水问题为研究主线，旨在建构基于水利共同体内涵认知的灌区聚落形成过程解释模型，并通过剖析演化规律实现对灌区人地关系的科学认知。研究发现：水利共同体本质是流域灌区聚落在特定生态环境和生产力条件下形成的弹性互动有机格局，是灌区聚落的普遍发展模式。灌区聚落核心价值演化轨迹是屯兵农垦→零碎化小农经济→园田化规模农业→整灌区高标农田生态经济农业，聚落水利秩序由传统水利农垦“情境型生产秩序”不断向现代灌溉农业“绩效型生产秩序”转变，驱动灌区聚落可持续发展。

基于2010—2022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研究样本，利用熵权法、综合适配及空间计量模型对农村三产融合与农业绿色转型适配发展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综合评价上，考察期内，中国农村三产融合与农业绿色转型水平均呈不断上升态势，但农村三产融合的年均增速显著快于农业绿色转型。空间分异上，农村三产融合以种植—畜牧业分界线为界，南侧地区整体高于北侧地区，农业绿色转型表现为“东南、东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2）适配程度上，中国农村三产融合与农业绿色转型适配度呈稳中有进的良好发展态势，大致经历了“增长—稳定—震荡”三个阶段，但年均值仅为0.61，尚处于较适配水平；区域差异上，中国八大综合经济区适配度均值排名为“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大西南>长江中游>黄河中游>南部沿海>东北>大西北”。（3）影响因素上，数字普及度、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创新水平、高等教育水平对适配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据此，提出推动两者适配发展的对策建议。

生态系统服务流是连接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人类需求的重要桥梁，但目前在驱动机制和应用实践方面的框架研究仍存在不足。以黄河流域河南段产水生态系统服务为例，采用网络模型、随机森林和贝叶斯网络等方法，从“供需量化—属性评估—驱动分析—格局优化”角度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研究框架。主要结论如下：（1）研究区产水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存在空间不匹配，需求量大于供给量。（2）该服务在流动过程中产生三条流向和35条子边界，流量范围为0~188×10⁶ m³。（3）蒸散发量与人类活动是影响服务供需变化的主要因素，贡献率分别为0.47与0.14。（4）重点优化区域包括洛阳南部、三门峡中南部以及济源中部。所构建的综合研究框架从四个维度深入分析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提升了“流”研究的系统化水平和深度。此外，该框架还具备较强的实践操作性，尤其是在解决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矛盾方面，通过水资源优化能够为黄河流域河南段水资源管理和政府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基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使用四川省1166户农户和5041块地块数据，从地块治理与家庭决策双重视角出发，剖析高标准农田建设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地块层面，高标准农田建设显著促进地块流转，其中田间整治、基础设施建设和后期管护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且规模大、位置便利、地形平坦的地块更易流转。（2）在家庭层面，高标准农田建设显著促进土地流转，其中田间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作用突出，且这一促进效应在不同经营规模和兼业程度的农户中均显著。（3）交互分析显示，规模户对大地块、近距离和非平原地块的流转效应更强，高兼业农户偏好小地块和近距离地块但作用较弱，低兼业农户则普遍受益。研究表明，应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完善农户与地块匹配支持体系，以激活农地流转。

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已初步形成，但生态保护修复成效仍待检验。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并基于评估结果识别重点自然保护地，推行区域化管理模式，对于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区域，通过整合生态系统格局、生态系统质量、生态系统功能以及社会生态反馈等多个维度，构建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框架，进而识别关键生态区域和重点自然保护地。结果表明：研究区自然保护地的生态保护修复成效在各指标上存在较大差异。总体而言，2018—2022年景观连通性（+2.17%）、植被覆盖度（+9.38%）、物种栖息地适宜性（+5%）、土壤保持能力（+4.91%）和固碳释氧功能（+4.46%）等指标成效达到优秀等级，公众满意度（+2.56%）指标成效达到良好等级，而重要生态用地面积（-1.04%）、空气质量（-16.85%）、水源涵养能力（-16.17%）和人类足迹指数（+7.83%）等指标成效较差。研究区共识别出21个重点自然保护地，典型代表包括太湖风景名胜区、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浙江竹乡国家森林公园和盐城丹顶鹤自然保护区等。基于成效评估结果，提出了“分区管控—节点联动—动态优化”的“3CD（3-Core Dynamic）”区域化管理模式。研究可为区域生态保护修复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借鉴。

近年来，农业文化遗产地已逐渐成为学界的重点关注领域。作为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活动主体，了解农户的感知意向与情感状况，对于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和民生问题的改善至关重要。然而，旅游介入情境下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情感的状况及村域差异问题，尚待进一步探明。以紫鹊界梯田区域四个行政村为例，运用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借助因子分析、非参数检验等方法，从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三个维度出发，探究旅游介入下农户情感的整体特征及村域差异。研究结果显示：（1）四村农户的“民生三感”总体呈现出积极状态，各维度得分均处于高位值 [3.5, 5]，各维度内具体测项存在显著的村域差异。（2）幸福感的村域差异体现于生活质量和基础设施两个方面。（3）获得感的村域差异主要体现于就业机会、收入水平和文体事业三个方面。（4）安全感的村域差异主要体现于文化安全、劳动安全和交通安全三个方面。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多元利益相关者共建共治的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情感调适路径，为理解和应对旅游介入下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情感的村域差异提供了新的视角，试图为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演进的主干枢纽、伟大复兴的关键支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事关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黄河流域是一个具有综合性、整体性、多样性、复杂性同时又与外部区域具有近远程耦合关系的人口—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复合系统。黄河国家战略实施五年来，流域生态环境质量发生转折性变化，维护国家粮食、能源安全能力显著提升，城乡区域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文化传承发展实现新突破，对内对外开放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流域产业经济在创新、绿色、协调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科技创新支撑能力有所增强，产业结构转型初见成效，资源环境效率大幅度改善。锚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需要在更好地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前提下，紧紧抓住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会窗口，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社会—环境协同升级，统筹协调好人—水—粮—能—碳—生态之间的纽带关系，加快实体性有边界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探索协同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生态—文化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大河流域现代化道路；通过持续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科技创新引领、消费升级拉动、高水平开放，推动流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发挥黄河“几”字弯地区国家能源安全压舱石和绿色能源重要生产基地的作用，加快推进黄河“几”字弯地区国家能源安全保障基地建设。构建以人水关系为核心的黄河流域人地系统耦合模型，从纽带关系的角度理解整体性，从临界阈值的角度理解系统性，从远程耦合的角度理解协同性，是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科技支撑。

创新多元协同治理模式是应对中国城市更新价值转变与破解发展困局的重要抓手，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从治理要素的整体协同视角出发，运用案例研究和归纳分析法，以杭州为典型案例，系统解析城市更新协同治理的实践路径与内在机制。结果表明：（1）杭州城市更新形成了统筹管理体制与多元政策工具的治理环境建设、“政府、市场、居民、社会”四心协同的治理结构搭建、“知识—话语”与“实体技术”协同的治理手段应用、“发展、民生、保护”多目标协同的治理结果达成等四条多元协同治理路径。（2）城市更新多元协同治理应是涵盖“协同环境—协同结构—协同手段—协同结果”的整体协同，通过自洽型统筹管理与协调型政策创新的环境协同机制、多元化利益协调与差异化权力配置的结构协同机制、规范性程序驱动与激励性刚弹管控的手段协同机制、冲突性目标共生与差异性全民共享的结果协同机制，实现城市更新高质量发展目标。基于此，提出以责权协调与动态调适为原则，协同创新统筹型管理体制与政策工具；根据角色定位差异化配置主体权力，形成兼容型城市更新治理共同体；以规范与激励为基点，创新刚弹结合的城市更新治理手段；兼顾效率与公平，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等多维目标协调发展等治理启示，为新发展阶段下的城市更新治理提供经验借鉴。

集体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制度安排，其运行机制由编制实施监督机制和利益分配补偿机制组成，在实务工作中分别出现了与集体土地特殊的空间使用和产权特征不匹配的问题。起源于西方的土地发展权理论框架可作为破解当前集体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实务问题的关键工具。基于土地发展权在中国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含义和作用，将土地发展权适用于集体土地特殊的空间使用和产权特征，构建面向解决实务问题的土地发展权理论框架，并由此提出集体土地用途管制逻辑由基于政府限定土地发展权的用途管制编制实施监督逻辑和基于土地所有权、使用权权利实现的用途管制利益分配补偿逻辑两部分组成。本文致力于通过提升乡村国土空间价值和实现要素有效配置、使农民持续增收并共同富裕，从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

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需要关注城市在宏观城市系统中的相对表现，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进行规模修正有助于更准确地识别和量化城市潜在提升空间。基于城市标度律，测度2012—2022年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能，分析其与要素投入、产出水平与绿色减排效能之间的关联模式。研究表明：（1）基于标度律修正的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能指数能有效修正规模效应对评价结果的影响，为更客观、定量地测度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提供了科学合理的指向性评价标准。（2）从空间分布格局上看，中国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能高值区域位于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东北、西南和西北等地区的中小规模城市土地利用尚未充分发挥规模潜力，节约集约利用效能有待提升。2012—2022年间，77.4%的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能保持稳定或呈现积极变化，表明全国整体效能趋于稳定并稳步上升。（3）区域和规模异质性视角下，东部地区和超大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能处于较高水平，而东北地区和中等规模城市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能还有待提升。（4）与同等规模城市相比，实际投入更少的土地、获得更多的产出和更强的绿色减排能力可带来更高的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能。研究结果有助于修正传统线性评价方法的偏差，为科学客观评价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效能，制定差别化的集约利用管理措施提供指向性方法支撑与决策依据。

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并实施了生态保护红线战略。自2022年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后，如何实现长效管控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此，全面解析了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的基本逻辑、思路框架和实现路径，结果表明：生态保护红线尽管在国土空间规划中明确了划定边界范围，但管控中应坚持底线思维、系统思维和灵活思维，既要关注内部也要统筹考虑与周边区域的生态协同；既要坚守管控规则也要兼顾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有必要搭建涵盖重要生态空间保护、生态安全格局优化、生态系统服务提升三个层次的管控思路框架，并探索一套包括法律、行政和技术等多个维度的管控支撑体系，从而确保生态保护红线管得住、可持续。

主体功能区是中国特有的面向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重要制度设计，但在当前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支撑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新发展格局稍显不足。为促进主体功能区规划全面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适应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战略的要求，深入分析了主体功能区在功能、政策和空间上的分区实质，解析“双评价”和主体功能区之间的关系；提出以省域“双评价”为基础，通过面向生态服务、农业生产、城镇发展三类主体功能构建功能指数评价指标体系与综合判别系统，并耦合主导因素判别修正细化调整方案，形成一套结合资源要素与社会经济要素的主体功能区调整优化方法；进一步以广东省为例开展实证研究，以期为广东省主体功能区调整优化与分区细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