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CSPON）是打造“可感知、能学习、善治理、自适应”的智慧规划，推进国土空间治理“数智化”转型的重要手段。针对当前CSPON建设亟需科学系统技术方法支撑的需要，系统回顾国内外CSPON算法模型相关研究的发展历程与现状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大算力”“大数据”“大模型”技术为支撑，以“大场景”应用为导向的CSPON算法模型技术框架，重点分析“算力、数据、模型、场景”四大核心要素在CSPON算法模型建设中的定位与作用及其相互耦合机理。结合实践案例阐述CSPON算法模型在安全底线管控、规划传导管控、规划实施评估、空间格局优化等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典型场景中的应用。研究结果可为加快推进CSPON技术方法完善与实践应用落地提供科学依据。

在中国城镇化2.0阶段，城市更新构成城市空间发展的主要方式，其本质是提升资源要素配置利用效率、增强空间承载能力、优化城市功能品质与强化城市发展韧性的高质量发展过程。围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法规”改革发展目标，来自地理学、城乡规划、土地资源管理等领域的15位专家学者，以笔谈的方式从可持续城市更新的概念内涵、价值理念、实施方式与路径、制度政策环境建设及绩效评价方法等不同视角和维度，探讨了建立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的理论、方法与路径问题。具体而言：（1）在概念内涵上，可持续城市更新应理解为目标的“可持续性”和实施的“可持续性”。（2）在价值理念上，强调促进多元主体参与并共享收益作为构建可持续城市更新的基本经济理念，同时注重将城市更新融入城市文化遗产空间治理、社会空间治理和生态空间治理，从而形成基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韧性”多维系统视角组织实施城市更新行动。（3）在实施方式上，必须有效平衡地方政府、市场主体、产权人和社会的利益，注重保障和完善国有企业参与城市更新的机制建设，通过特许经营等新机制吸引社会资本更大参与热情，各方合力推动城市建设从“面向供给”向“面向需求”的模式转变。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城市更新的实施应更加注重多元参与式设计，注重从人民可感知的微观社区尺度上嵌入公共服务设施、绿色基础设施和数字化技术等要素，统筹城市更新规划编制和管理实施。（4）在制度政策环境建设上，总体上应面向新时代的城市更新产品、治理和模式构建新需求，营造适应性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制度政策环境，特别是要围绕城市更新中“人、地、钱”等关键要素，从用地规制、资金筹措、组织机制等方面进行系统性的体制机制创新。（5）应从“人民视角”出发，构建可度量、可比较的人民城市城市更新绩效评价体系。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在当今全球生态保护修复领域广受关注，理论技术逐步发展完善。近年来在NbS理论体系构建、技术模式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路径识别和潜力估算、协同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社会挑战、管理模式与资金机制、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对于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具有极强的参考价值。生态保护修复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NbS对于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在相关项目和地方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成效。未来中国NbS可重点在持续开展相关理论技术研究、本土化、应用NbS促进中国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总体提升、创新资金机制、开展NbS应用实践等方向发展，为中国生态保护修复的科学有效实施提供理论技术支撑。

气候变化是青海高原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工作面临的主要压力之一，然而目前鲜有对该区域生态修复工程气候变化压力的量化分析。聚焦这一问题，基于多源数据，明确1960年以来青海高原的气候变化过程，分析土地覆被类型变化的气候驱动作用，并量化未来气候变化压力。研究发现：青海高原自1960年以来经历了显著的“暖湿化”过程，并呈西部升温快于东部、冬季升温快于夏季的特点。受气候变化的影响，青海高原草地和灌木分布在1980—2020年间呈现普遍扩张趋势，西北局部呈现收缩趋势。气候预测显示，青海高原将面临持续的气候变暖压力，尤其是南部地区。研究结果可为青海高原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中相关气候缓解和适应措施的制定提供数据与理论支撑。

青海省70余年的生态建设历经4个阶段，实践形成了“单一生态问题+靶向措施治理”“专项生态问题+专项重点生态工程”“区域性生态规划+区域性专项管理机构+专项管理办法体系”“生态保护修复规划体系+生态治理单元+区域性重点项目”的四种典型生态治理模式。基于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系统提出了“加强科技问题研究和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创新理念探索生态保护修复新模式、建立‘自上而下’生态保护修复协调机制、强化生态工程全生命周期精细管理、注重建立人地和谐的长效机制”的生态保护修复策略路径，为实现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科学化、系统化、协同化、精准化、长效化，着力构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新格局提供一定的参考。

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体系建设，是推进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提升国土空间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当前中国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中仍然存在监测评估预警实施主体不明晰、机制构建不健全、数智治理链条不贯通等问题，尚不能完全满足规划监督实施和动态调整完善的需求。生态文明时代的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需要按照满足筑牢安全底线、响应人民需求、顺应技术进步、力求能用管用好用的要求，明晰分级分类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的重点内容，构建完善的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体系，推进监测评估预警的数智治理水平。特别是需要根据各地国土空间治理和规划监督的重点任务，确定监测评估预警的主要内容，并开发相应的算法、应用模型和系统，通过不断完善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的理论框架、技术体系和应用场景，全面提升国土空间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2030年及其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描绘了新的愿景，为此中国明确了新时期的战略部署与行动计划。以江苏省为例，通过集成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评价方法，综合识别了区域生态源地；利用物种分布模型，在源地空间内确定了64种珍稀林鸟与水鸟的生境斑块；在景观阻力面构建与最小成本路径的基础上，根据斑块分布密度，辨识了不同生境组团区域；利用LSCorridors模型刻画了重要生态廊道的分布范围，并提出了基于“垫脚石—障碍点—夹点”的战略点优化方法。结果表明：（1）研究区生态源地局部聚集度高，但在区域层面上相对隔离，水域是主导型景观，同时也包括大量兼具生态功能的耕地。（2）目标物种生境网络包括692条最小成本路径，其中100 km以上路径有25条，占总长度的36.72%，多为横跨东西的走向。（3）存在十大生境组团区，面积大、范围广的集中在苏南，其余彼此隔离度较高。（4）结合多路径模拟的12条重要生态廊道，普遍具有跨地域特征，且现实中可能呈现多重通道，例如，其中一条需实施114个战略点的多方位优化。研究成果可为新时期中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进程、全面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以及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研究与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城市化已经从注重增量开发的城市建设时代进入到注重存量优化的城市更新时代，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城市化下半场城市发展的重大命题。针对这个命题，邀请了来自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和价值导向下城市更新如何实施的基本问题，深入解析这一问题的关键方面和解决路径，主要从影响城市更新行动的相关制度和战略、城市更新实施的模式和策略以及城市更新产生的潜在负效应等三个重要方面展开交流和讨论。综合各位专家的主要观点，高质量发展转型背景下的城市更新需要注意以下关键问题：（1）结合事关城市发展的国家发展战略综合推动城市更新工作，发挥城市体检的支撑作用，在空间规划、土地整理与供应、开发模式、资金供给、公众参与等方面大力创新面向存量土地发展的城市更新制度；（2）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合力的城市更新驱动新模式，保障城市更新的公共性、效率性和公平性，政府方面要通过放权赋能发挥引导和激励作用，市场方面要重视发挥社会资本与国企资本合作的优势，社会方面要积极发挥物业权利人的主体性作用；（3）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理念，发挥城市更新对住房保障的积极作用，调控和消除城市更新对历史文化保护和社会资源公正配置的损害，加强探索维护历史文化和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的城市更新模式。最后呼吁地理、资源环境、规划、管理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学者共同推进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城市更新理论研究，为世界城市更新理论和实践贡献中国智慧。

新时期以来中国进一步推动了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这轮改革是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作出的一项包括价值理念、体制机制、制度体系、管理模式等内容的系统性创新。来自管理学、经济学、资源科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以及自然资源管理实践领域的10位专家学者，以访谈的方式从背景、问题、导向、机制、制度、模式和启示等维度，探讨了新时期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进展和理论意义。具体而言：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创新的一项重大任务。它旨在解决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亟需健全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两类体制机制的内容。当前国家正在通过推动委托代理机制试点来优化中央和地方关系；通过健全经营性和公益性两类自然资源资产的价值机制来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体系”，明确了改革的要求与方向。中国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属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产权创新，具有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意义，能够为丰富产权理论做出新的贡献。

流域是水安全、水环境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于一体的复杂地理空间系统。为推进以流域人类活动空间协同与高水平治理为路径构建新发展格局，特邀请流域协调与高质量发展研究领域的10位专家开展访谈。访谈主要从全域整治与区域调控、演变规律与协调模式、实践机制与治理范式等三大视角，围绕流域自然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流域人地关系协调发展与空间治理路径、流域产业绿色转型与生态服务等三条主线展开。主要结论有：（1）全域尺度流域资源配置与污染整治的系统性工程建设。全流域视角下水资源的高效利用与配置体系需以“节流”为重点，以“开源”为支撑，从工程和非工程方面进一步优化提升流域水资源配置体系，深度融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流域面源污染系统治理修复工程应围绕提升源头监测和负荷估算能力、加强治理修复系统性设计、健全协同管理机制三方面工作进行。（2）流域人地关系的演化规律、人类活动空间的高水平治理与人地系统的协调发展。流域系统人地关系演化经历了城乡系统对环境变化、文化响应的长时序、多尺度的地方适应，呈现出典型的动态适应性、多尺度空间关联性和历史依赖性的特征。流域人类活动空间治理需要从资源要素开发、生态环境保护、多尺度多维度联动以及全局性与差异性等方面予以重视，共促流域人类活动空间治理从碎片分割走向整合协同。推动流域人地系统协调发展应从系统思维出发探究内部要素相互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促使系统形成合理化的要素组合、高效化的组织结构和多功能的协调耦合状态，实现经济繁荣、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的统一。（3）流域农业生产的绿色集约化转型与生态系统的治理模式。流域生态系统治理建立在系统内人与自然协调共生的优化基础上。一方面，从污染防控实践出发，农业生产转型必须坚持农用化学品使用强度减量化和资源利用的高效化道路。优化耕地系统布局，促进耕地系统向创新要素集约型转型，可更好地支撑和服务农业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流域的生态治理理念从“重生态”观念转向“重治理”理念，以河长制、生态补偿为代表的制度建设是现阶段流域治理的重要路径。但目前流域生态补偿实践缺少系统性的机制框架，尚未形成流域上下游、干支流、江湖协同的共抓大保护格局。未来机制建设应遵循生态优先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从多角度出发，确立总体路线图和实施路径，创建多元化生态补偿融资模式，明确生态补偿对象、责权利方式和效益回报模式。上述观点，可为中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参考。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践行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国土空间治理工具，可直接对接乡村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建设。然而，聚焦二者关系的相关研究几乎空白。鉴于此，采用理论分析法和归纳演绎法，系统阐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乡村气候变化适应的影响路径与评估框架。研究结果表明：（1）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规划—整治—运营”的联动体系使之具备多功能性和空间营造力特性，可在乡村气候变化适应视域下发展成为一种应对自然灾害风险的跨部门空间治理工具。（2）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乡村气候变化适应之间形成“工具—场域—惯习”的交互关系，前者作为空间治理工具，通过“乡村空间场域气候适应性形塑—多元主体气候适应性惯习养成”的链条影响乡村气候适应能力，不同整治内容对乡村农业管理系统、人居环境系统和生态安全系统的联动影响路径具有差异性。（3）建立了“韧性—潜力”两步骤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乡村气候变化适应的影响评估框架。研究结果为理解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乡村气候变化的关系开辟了新视角，可为气候变化背景下推进乡村适应能力建设、促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借鉴。

耕地保护不仅从质量上提高农业生产能力，还从数量上拓展农业生产空间，耕地“提质扩容”释放的粮食产能对保障粮食安全意义重大。运用局部均衡模型模拟高标准农田建设、黑土地保护、盐碱地综合利用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结果显示：到2030年，（1）高标准农田建设使粮食产量提高4%，碳排放减少3.8%，增产效应上改造提升大于新建；（2）黑土地保护显著提高玉米和大豆产量，若50%黑土地实行玉米大豆轮作，大豆能增产1.9%~5.8%；（3）盐碱地综合利用进一步释放增产潜能，投资增产效果上改造盐碱地大于新建高标准农田，但仍面临水资源约束、开发利用难度大等挑战。未来应高度重视耕地数量和质量保护，关注盐碱地综合利用，推进耕地资源“提质扩容”，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海绵城市建设作为落实水生态文明建设多重目标的关键手段，深入探究其与城市水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基于中国2010—2020年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测度各城市的水生态环境质量，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海绵城市建设试点政策对城市水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效应，并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进一步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国家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实施能够显著地改善城市水生态环境质量，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旧成立；试点政策对城市水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效应具有显著的城市和区域异质性，在中东部地区、城市规模较大的城市，试点政策对改善城市水生态环境质量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研究成果对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以营造美好的城市水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政策效益与学术价值。

历史街区是一种动态型的城市遗产，其保护与更新对传承城市历史文脉、振兴经济和实现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从文旅融合背景出发，构建了涵盖物质空间更新、文化保护与展示、文旅活化利用的历史街区更新成效评估框架。基于游憩者的主观评价，采用AHP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开封市三个典型的历史街区进行更新成效评估，并基于“满意度—重要性”矩阵分析识别更新的优化路径。结果显示：三个历史街区更新成效均较好、差异较小，双龙巷、马道街、书店街分别为3.801、3.794、3.759；物质空间更新成效双龙巷的得分高于书店街和马道街，文旅活化利用成效书店街和马道街的得分优于双龙巷，文化保护与展示成效得分差异较小。在指标层，各街区街巷风貌和活化认可度普遍评价较好，书店街和马道街的街巷景观、基础设施和街巷维护评价较低，双龙巷的文旅特色、多元活化和基础设施评价较低。三个历史街区均需提升交通可达性；书店街需改善街区环境，强化街区文化展示与文化内涵认知；马道街需增强文化吸引力，提升文化沉浸互动体验；双龙巷需提升文化吸引力和业态多元化。

针对水资源生态产品的经济属性和物理属性引致的五重困境，在文献梳理和内涵界定的基础上，建构由设计原则、关键机制和角色定位组成的水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多中心治理体系框架。其设计原则包括水资源产权的划定、水资源利用方向的确定、嵌套式治理和发展、市场开发和组合运营、水资源价值循环、监督、反馈和利益整合。关键机制包括以新制度供给明确水资源生态产品权属，以可信承诺规范交易流程，以相互监督保障价值实现。角色定位有助于明晰各确定型利益主体的职能划分，推动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担当集体的形成，推动水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多中心治理体系高效运行。通过为多方参与主体提供正和博弈平台，多中心治理体系以异质性制度供给解决多主体利益冲突，促进水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社会、文化、经济、生态等多重价值功能，如何挖掘利用其功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3—2021年浙江省62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将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的设立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PSM-DID），分析农业文化遗产项目设立对遗产地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的设立能够显著提升遗产地的共同富裕水平，且随时间的推移，农业文化遗产设立的政策效果越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非农就业水平和产业融合水平的提升是农业文化遗产地发挥共同富裕效应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农业文化遗产在遗产类型等级更高和经济发展水平更好的地区，促进共同富裕水平提升的作用力更强。建议充分挖掘农业文化遗产中的多重资源优势，实行差异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政策，以激发农业文化遗产对共同富裕的提升活力。

对丘陵山区耕地实施机械化整治，是提升土地质量、增强农业生产效率及推动农业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的关键策略。选取重庆市为研究区，基于径向基函数模型，从耕地生态系统外源干扰胁迫和内源恢复状态角度，测算并预测宜机化整治工程实施前后耕地生态安全水平时空变化特征，识别并诊断其主导障碍因子，进而针对性地提出面向宜机化整治的耕地生态安全提升路径。结果表明：（1）2010—2020年研究区耕地生态安全水平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趋势，空间上呈现显著的“东高西低”分布格局。（2）预测2021—2025年耕地生态安全水平呈缓慢上升趋势，由0.53增长至0.54，耕地宜机化整治工程的生态正向效应正在逐步显现。（3）整治前期，坡度、景观格局指数等耕地自身生产和生态状态是主要限制因子；整治过程中，工程对地表植被的破坏性是影响耕地生态安全的重要原因；整治完成后，劳动力、农机总动力等农业生产要素配置失衡是降低耕地生态安全的主导因素。（4）未来应以“两山”理念为引领，推进基于生命周期的耕地整治生态建设，同时坚持因地制宜、分区施策等原则，设计实施差异化的宜机化整治耕地生态安全提升路径。研究结果将为落实丘陵山区“三位一体”的耕地保护要求和实现耕地利用生态文明提供科学参考。

生态安全评价和预测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和空间优化提供了重要支撑，是生态安全管理与决策的有效手段。以淮河流域为例，从生态风险、生态系统健康和生态系统服务三个维度构建生态安全评价框架，揭示2000—2020年生态安全的时空分布格局；利用斑块级土地利用变化模拟模型识别影响生态安全的内外部关键因素，预测潜在风险区。结果表明：2000—2020年淮河流域生态安全表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整体呈现“东北—西南高、东南—西北低”的分布格局；相对安全等级和一般安全等级面积占比最大（均在30%以上），转移面积最多。相比于自然和社会经济等外部因素，风险、健康和服务等内部因素对生态安全的影响更大，且多以调节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足迹等因素为主导。到2030年淮河流域生态安全状况相较2020年有所下降，安全等级区域在东北部山地丘陵地带和西南部林农交错地带的空间变化最为明显。研究结果不仅是对现有生态安全评价和预测研究的有益补充，而且对淮河流域的生态安全建设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粮食安全乃是“国之大者”，然而在现实中却往往呈现出“产粮大县、经济穷县”“粮食产出多，农民收入低”等反常现象。针对现有“资源诅咒”研究中几乎未涉足粮食与耕地的话题、缺乏资源丰裕度对居民收入影响的定量实证分析等不足，采用省域和县域两种尺度相结合的分析方式，分别搜集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1—2021年和2843个县域2014—202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中国耕地—粮食丰裕度与居民收入关系的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粮食主产区的耕地—粮食丰裕度对农村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抑制是客观存在的；耕地—粮食丰裕度分别对70%以上的省域农村和城镇居民以及56.81%和64.09%的县域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产生不同程度的抑制现象（含潜在抑制）。本文据此提出了破解耕地—粮食丰裕对居民收入抑制的对策建议。

城市更新是中国城市在新时代内涵式发展背景下，推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显性化议题。伴随文化在延续城市历史、缔造空间价值、提升生活品质和激发经济活力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其逐渐成为推进城市更新的关键性动能。在分析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要素与城市更新关系演替的基础上，构建文化赋能城市更新的逻辑框架，并以南京老城南为例，探索文化赋能城市更新的实现路径与机制效应。研究发现：（1）发挥历史文化、创意文化、地方文化等文化资源要素在城市更新中的多重作用，通过文化要素注入、空间载体吸附和更新效能释放过程，可以赋予城市更新动能、增进城市更新质效；（2）从南京老城南的城市更新实践中，总结出历史符号重现、文旅消费驱动、创意产业植入、社区精神根植和文化服务嵌入等城市更新的文化赋能路径；（3）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利益主体共同推动着文化赋能型城市更新，在发挥出显著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强化旧城历史文化空间更新与城市当代文化建设成果之间的联系、协调推进精神层面的文化更新、增强地方居民的城市参与权与文化获得感等；（4）中国文化赋能型城市更新区别于西方“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将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弘扬、居民文化认同感的提升视作城市更新的重要目标。基于可持续的城市更新理念，需要推动文化要素与城市更新的良性双向赋能，实现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与有度、有序、有情、有机更新的谐振式发展。

基于特殊的地理和历史背景，红砖成为闽台地区鲜明的城市特色，复杂的文化脉络赋予红砖丰富的潜在价值。然而，当前红砖文化基因传承与延续面临困境。应用场景理论，以泉州最具红砖代表性的西街历史文化街区为研究对象，从场景五要素入手，结合载体特征、行为感知和舒适物价值的评价流程，通过实地调研、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和大数据统计分析，探讨街区整体和微观红砖建筑两个层面的场景舒适物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发现：（1）红砖街区的场景构成要素包括空间环境、功能媒介、多元群体、活动组合和价值吸引；（2）整体街区环境的场景功能包括文物历史、文化展示和消费体验三方面，三者相互关联，但当前泉州西街的整体满意度仍需提升；（3）红砖建筑舒适物可分为色彩视觉、质感肌理、细节装饰和地域特征四类，包括红砖、白石、木材、窗户、阳台、外构筑物、梁上装饰、柱子、砖砌方式、内部空间、主体结构和屋顶12种传统建筑特征。由此提出街区保护更新原则、具体规划措施和红砖建筑风貌控制的建议，以拓展场景理论的中国本土化实证研究，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提供有效途径。

在对生态产品内涵和分类体系探讨的基础上，借鉴生命共同体理念，基于供需融合的视角梳理并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本逻辑与总体框架，对不同类型的生态产品供给与需求主体进行精确识别，对其行为方式与特征展开差异化分析，并提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结果表明：（1）生态产品由自然要素供给类、自然要素衍生类、文化服务类、权益规制类四类生态产品所构成，且生态产品是由人与自然共同协作生产向人类社会提供可使用和消费的产品或服务，并用部分收益反哺自然生态系统；（2）围绕主体、产权、价值、交易、产业、资金、技术七个链条针对不同类型生态产品建立相应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分析框架与机制，能够有效解决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中的确权难、核算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难等问题；（3）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过程是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双行道”，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分为准备阶段、生产阶段、销售阶段和反哺阶段四个阶段，各个阶段的侧重点分别为释放供需活力、畅通供需渠道、供需精准匹配、供需良性循环。

随着中国城市社区更新逐步进入对存量空间的现代化治理阶段，存量空间的问题监测、规划治理、绩效评价及效应追踪的全过程研究将成为未来工作的重点。以概念反思、理论认知和体系架构为逻辑，梳理社区更新健康效应的国际文献，以启示中国研究范式转型。研究表明：健康视角下的社区更新是以健康相关的物质和非物质资源提升为目标的综合治理行动，立足人本视角下社区环境的演变规律；社区更新影响居民健康的过程具有多阶段性、多路径性、主体差异性和动态变化性；住房、蓝绿和活动空间、基础设施、餐饮设施、医疗设施，以及社会、心理和经济环境是与健康密切相关的更新要素。基于研究结论，构建了更新绩效评价、健康效应甄别、影响机制解释、规划影响评估及方案优化的四阶段研究体系。

科学系统开展山水工程生态修复成效评估，对工程区生态系统持续维持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生态调查与评估方法，针对额尔齐斯河流域山水工程实施范围，在子项目区、生态保护修复单元、工程范围三尺度上，构建生态系统格局—质量—服务—胁迫—综合成效为主要内容的评估框架；依据相关调查数据，对工程实施前后生态修复成效进行全面系统地评价。结果表明：子项目区生态系统格局、质量、服务功能均呈现显著改善，人为胁迫降低；工程范围、各生态保护修复单元生态系统格局有轻微下降，生态系统质量、服务功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人为胁迫增加；工程实施对流域总体生态系统质量、服务功能改善起到积极作用，仍需加强山水工程对生态系统格局的优化，并可为其他山水工程实施提供参考。

当前，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正处于探索和建设的关键时期，数字化技术在国土空间治理体系中成为前沿焦点。其中，多源数据融合作为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建设的基础，对于国土空间规划研究和实践至关重要。然而，当前学界对于多源数据融合内涵的认识和应用路径仍未清晰。为此，提出从数据综合、业务发展和应用场景三个角度出发，建立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背景下数据融合的技术实现路径框架，以高铁网络发展评估为应用案例进行辨析。从基于信息综合处理的数据融合、面向关键业务要素的数据融合以及功能场景驱动下的数据应用连通等三个方面，对具体技术实现路径和实施效果进行了阐述。同时，重点讨论了多源数据融合的关键内容、实践价值以及政策建议，期望为提升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水平发挥重要支撑性作用。

发展特色农业是以激发产业活力的方式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如何组合资源优势并将其转化为产业优势是构建高质量特色农业发展的关键。选取31个县域特色农业案例作为研究对象，构建TOE-内外源动力双维度理论指标体系，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提取要素组合，剖析县域特色农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和差异化路径。研究表明：（1）“内生组织资源”“种植品类”为县域特色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因素。（2）县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市场导向型、组织导向型和技术导向型的混合发展模式、要素嵌入型的外向发展模式和禀赋依托型的内生发展模式。（3）县域特色农业非高质量发展存在组织限制型的外向缺位模式以及组织—环境限制型、技术—环境限制型的混合缺位模式。（4）内外源动力的多种资源整合路径比单一的内部或外部动力更能构建实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机制。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对国内县域特色农业提出多样化、互补性和融合性发展的路径建议，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在中国城市存量更新背景下，实施老旧社区微更新对城市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通过开展对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本土化探索，以中国语境下的多中心治理为分析视角，选取南京市秦淮区重点微更新项目为研究对象，探索了当前中国老旧社区微更新的多方共治机制。研究发现：多方共治机制是由区政府、国资企业、规划团队、社区基层组织和居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更新协作机制，其中政府的角色转换和对社会力量的有效整合是多方共治机制构成的关键；多元主体的互动关系随着更新阶段的推进不断发生变化；建立多元主体能够有效交流和理性互动的平台是推动老旧社区微更新持续发展的关键；微更新可以为老旧社区物质空间、社会空间、经济发展、历史资源创造持续的生产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