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的全面落地对生态补偿资金需求提出巨大挑战，财政补偿不仅杯水车薪，更难以破解补偿不足和补偿错位的僵化困局。以碳交易为解决国家公园生态补偿问题的工具，梳理了将生态碳汇开发成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量到碳市场上获益的国际、国内和第三方独立自愿减排机制等三条通道，分析国家公园生态碳汇通过CCER市场获得充分且精准的补偿还存在市场供给受限、难以有效交易和收益分配模式不明确等三个关键问题。在基于碳交易的生态碳汇补偿机制设计中，提出了在方法学障碍清除后，兼顾经济和社会生态效益原则下保障生态碳汇项目最大盈利可能的筛选机制，通过抵销比例、异地抵销、政府保护设置促成交易并区分政府和市场补偿边界的有效交易机制；以及为规避经营风险，通过引入第三方专业碳汇开发企业的PPP模式进行生态碳汇开发，并根据碳汇相关供给主体的贡献进行收益分配的精准补偿机制，为主管国家公园的林草部门和主管碳市场的生态环境部门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研究成果将为包括国家公园在内的所有自然保护地及其他生态空间建立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提供参考和借鉴。

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CSPON）是打造“可感知、能学习、善治理、自适应”的智慧规划，推进国土空间治理“数智化”转型的重要手段。针对当前CSPON建设亟需科学系统技术方法支撑的需要，系统回顾国内外CSPON算法模型相关研究的发展历程与现状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大算力”“大数据”“大模型”技术为支撑，以“大场景”应用为导向的CSPON算法模型技术框架，重点分析“算力、数据、模型、场景”四大核心要素在CSPON算法模型建设中的定位与作用及其相互耦合机理。结合实践案例阐述CSPON算法模型在安全底线管控、规划传导管控、规划实施评估、空间格局优化等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典型场景中的应用。研究结果可为加快推进CSPON技术方法完善与实践应用落地提供科学依据。

有效的国家公园治理寻求发挥政府、市场、社会主体等各方力量，形成多方共治。以文献研究为基础，阐释中国国家公园治理中社会主体的重要一方——社区作为关键行动者的底层逻辑，结合实证研究提炼社区参与治理的特征与挑战，提出推动实现国家公园与社区协同发展这一治理目标的建议。研究指出：只有合理的自然资源多方共治才能维持自然与人的和谐共存。当前国家公园治理中的社区参与存在路径依赖、情境依赖和资金依赖，治理有效性受到结构性因素、本地认知和激励方式等主要因素影响。研究构建了国家公园与社区关系分析框架，以提升国家公园治理成效为目标，建议通过差异化社区机制、多元化激励与保障、内部化外部政策和主流化生物多样性等路径，推动多维的社区赋权以巩固和提升社区这一国家公园治理行动者的作用。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在当今全球生态保护修复领域广受关注，理论技术逐步发展完善。近年来在NbS理论体系构建、技术模式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路径识别和潜力估算、协同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社会挑战、管理模式与资金机制、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对于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具有极强的参考价值。生态保护修复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NbS对于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在相关项目和地方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成效。未来中国NbS可重点在持续开展相关理论技术研究、本土化、应用NbS促进中国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总体提升、创新资金机制、开展NbS应用实践等方向发展，为中国生态保护修复的科学有效实施提供理论技术支撑。

气候变化是青海高原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工作面临的主要压力之一，然而目前鲜有对该区域生态修复工程气候变化压力的量化分析。聚焦这一问题，基于多源数据，明确1960年以来青海高原的气候变化过程，分析土地覆被类型变化的气候驱动作用，并量化未来气候变化压力。研究发现：青海高原自1960年以来经历了显著的“暖湿化”过程，并呈西部升温快于东部、冬季升温快于夏季的特点。受气候变化的影响，青海高原草地和灌木分布在1980—2020年间呈现普遍扩张趋势，西北局部呈现收缩趋势。气候预测显示，青海高原将面临持续的气候变暖压力，尤其是南部地区。研究结果可为青海高原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中相关气候缓解和适应措施的制定提供数据与理论支撑。

特许经营制度是推动国家公园高效经营、实现永续利用的科学工具，对于满足访客生态体验需求、培育社区可替代生计、平衡资源保护与社区发展的矛盾关系等均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解决特许经营制度在国家公园试点阶段暴露出的协商渠道受限、利益分配不合理、社会组织力量薄弱等现实问题，亟需对特许经营合作机制进行深入探讨。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从社会嵌入视角出发，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机制进行深入的社会网络分析；构建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嵌入性分析框架，探讨利益相关者在政策、认知、文化、生计各维度的社会网络位置、作用及其合作机制。研究发现：在不同社会嵌入维度，利益相关者角色位置存在差异；国家公园社区居民、管理机构、特许经营企业在政策、认知、文化和生计四个维度的社会网络中均处于核心层；非政府组织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发挥强中介作用；在基于社会嵌入的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合作机制模型下，不同利益相关者关注点存在差异；文化嵌入对政策嵌入和认知嵌入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政策嵌入对生计嵌入的影响具有两面性；认知嵌入是生计嵌入的先导条件。因此，特许经营制度必须充分协调各方利益诉求，鼓励多种社会力量参与合作，探索多元化的特许经营模式。研究结果可为在中国西部地区国家公园体系建立更为科学和适应中国国情的特许经营制度提供参考。

创新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实施成效评估方法，对优化生态修复管理政策、夯实生态修复过程与提升生态修复成效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梳理国内外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基于中国生态修复规划实施成效监测评估的需求，以湖北省为案例研究区，在实地考察调研的基础上，依托部门数据，采用层次分析与专家咨询等方法，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实施成效的评估方法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基于“实施进展”和“目标达成”两个维度构建的生态修复规划实施成效评估指标体系，可以客观反映当前生态修复规划的实施成效。（2）湖北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实施进展顺利，“实施进展”与“目标达成”的评估结果分别为67.97分与86.40分，阶段性“目标达成”效果优于“实施进展”成效。从整体来看，在“项目实施、条件建设”等环节得分较高，而在“资金筹措、项目管理”等环节由于社会资本参与不足、项目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成效有待提升；从“目标达成”情况看，生态保护目标成效要好于修复治理目标成效，相关约束性指标的完成度好于规划中的预期性指标。（3）构建的生态修复规划实施成效评估的指标体系与方法具有操作性，评估结果可以客观反映生态修复规划实施的成效，研究结果得到地方政府认可。

青海省70余年的生态建设历经4个阶段，实践形成了“单一生态问题+靶向措施治理”“专项生态问题+专项重点生态工程”“区域性生态规划+区域性专项管理机构+专项管理办法体系”“生态保护修复规划体系+生态治理单元+区域性重点项目”的四种典型生态治理模式。基于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系统提出了“加强科技问题研究和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创新理念探索生态保护修复新模式、建立‘自上而下’生态保护修复协调机制、强化生态工程全生命周期精细管理、注重建立人地和谐的长效机制”的生态保护修复策略路径，为实现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科学化、系统化、协同化、精准化、长效化，着力构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新格局提供一定的参考。

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体系建设，是推进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提升国土空间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当前中国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中仍然存在监测评估预警实施主体不明晰、机制构建不健全、数智治理链条不贯通等问题，尚不能完全满足规划监督实施和动态调整完善的需求。生态文明时代的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需要按照满足筑牢安全底线、响应人民需求、顺应技术进步、力求能用管用好用的要求，明晰分级分类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的重点内容，构建完善的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体系，推进监测评估预警的数智治理水平。特别是需要根据各地国土空间治理和规划监督的重点任务，确定监测评估预警的主要内容，并开发相应的算法、应用模型和系统，通过不断完善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的理论框架、技术体系和应用场景，全面提升国土空间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2030年及其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描绘了新的愿景，为此中国明确了新时期的战略部署与行动计划。以江苏省为例，通过集成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评价方法，综合识别了区域生态源地；利用物种分布模型，在源地空间内确定了64种珍稀林鸟与水鸟的生境斑块；在景观阻力面构建与最小成本路径的基础上，根据斑块分布密度，辨识了不同生境组团区域；利用LSCorridors模型刻画了重要生态廊道的分布范围，并提出了基于“垫脚石—障碍点—夹点”的战略点优化方法。结果表明：（1）研究区生态源地局部聚集度高，但在区域层面上相对隔离，水域是主导型景观，同时也包括大量兼具生态功能的耕地。（2）目标物种生境网络包括692条最小成本路径，其中100 km以上路径有25条，占总长度的36.72%，多为横跨东西的走向。（3）存在十大生境组团区，面积大、范围广的集中在苏南，其余彼此隔离度较高。（4）结合多路径模拟的12条重要生态廊道，普遍具有跨地域特征，且现实中可能呈现多重通道，例如，其中一条需实施114个战略点的多方位优化。研究成果可为新时期中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进程、全面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以及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研究与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生态治理转型期背景下，溯源西方自然区域保护与旅游关系的理论逻辑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在二者关系动态演化与社会建构的哲学论基础上，通过对英文文献中的理论与实践互动进行历史比较，绘制了自然区域保护与旅游关系的知识演进图谱。研究发现：自然区域保护与旅游的关系研究形成了“理论互斥—共识共治—新自由主义风险”三个典型的理论演进阶段，旅游相应被视为物理干扰、社会工具和正义实践的角色。演进过程围绕有效保护的终极目标，在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合作治理的框架中展开，演进动力源于理论与实践的反复差距与调试。本文为启发本土研究超越科学主义的简化思维，从社会复杂性理论层面关注现实实践，形成本土化生态文明理论成果提供了知识进路。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践行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理念的国土空间治理工具，可直接对接乡村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建设。然而，聚焦二者关系的相关研究几乎空白。鉴于此，采用理论分析法和归纳演绎法，系统阐释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乡村气候变化适应的影响路径与评估框架。研究结果表明：（1）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规划—整治—运营”的联动体系使之具备多功能性和空间营造力特性，可在乡村气候变化适应视域下发展成为一种应对自然灾害风险的跨部门空间治理工具。（2）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乡村气候变化适应之间形成“工具—场域—惯习”的交互关系，前者作为空间治理工具，通过“乡村空间场域气候适应性形塑—多元主体气候适应性惯习养成”的链条影响乡村气候适应能力，不同整治内容对乡村农业管理系统、人居环境系统和生态安全系统的联动影响路径具有差异性。（3）建立了“韧性—潜力”两步骤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乡村气候变化适应的影响评估框架。研究结果为理解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乡村气候变化的关系开辟了新视角，可为气候变化背景下推进乡村适应能力建设、促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借鉴。

流域是水安全、水环境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于一体的复杂地理空间系统。为推进以流域人类活动空间协同与高水平治理为路径构建新发展格局，特邀请流域协调与高质量发展研究领域的10位专家开展访谈。访谈主要从全域整治与区域调控、演变规律与协调模式、实践机制与治理范式等三大视角，围绕流域自然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流域人地关系协调发展与空间治理路径、流域产业绿色转型与生态服务等三条主线展开。主要结论有：（1）全域尺度流域资源配置与污染整治的系统性工程建设。全流域视角下水资源的高效利用与配置体系需以“节流”为重点，以“开源”为支撑，从工程和非工程方面进一步优化提升流域水资源配置体系，深度融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流域面源污染系统治理修复工程应围绕提升源头监测和负荷估算能力、加强治理修复系统性设计、健全协同管理机制三方面工作进行。（2）流域人地关系的演化规律、人类活动空间的高水平治理与人地系统的协调发展。流域系统人地关系演化经历了城乡系统对环境变化、文化响应的长时序、多尺度的地方适应，呈现出典型的动态适应性、多尺度空间关联性和历史依赖性的特征。流域人类活动空间治理需要从资源要素开发、生态环境保护、多尺度多维度联动以及全局性与差异性等方面予以重视，共促流域人类活动空间治理从碎片分割走向整合协同。推动流域人地系统协调发展应从系统思维出发探究内部要素相互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促使系统形成合理化的要素组合、高效化的组织结构和多功能的协调耦合状态，实现经济繁荣、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的统一。（3）流域农业生产的绿色集约化转型与生态系统的治理模式。流域生态系统治理建立在系统内人与自然协调共生的优化基础上。一方面，从污染防控实践出发，农业生产转型必须坚持农用化学品使用强度减量化和资源利用的高效化道路。优化耕地系统布局，促进耕地系统向创新要素集约型转型，可更好地支撑和服务农业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流域的生态治理理念从“重生态”观念转向“重治理”理念，以河长制、生态补偿为代表的制度建设是现阶段流域治理的重要路径。但目前流域生态补偿实践缺少系统性的机制框架，尚未形成流域上下游、干支流、江湖协同的共抓大保护格局。未来机制建设应遵循生态优先和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从多角度出发，确立总体路线图和实施路径，创建多元化生态补偿融资模式，明确生态补偿对象、责权利方式和效益回报模式。上述观点，可为中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参考。

新时期以来中国进一步推动了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这轮改革是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作出的一项包括价值理念、体制机制、制度体系、管理模式等内容的系统性创新。来自管理学、经济学、资源科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以及自然资源管理实践领域的10位专家学者，以访谈的方式从背景、问题、导向、机制、制度、模式和启示等维度，探讨了新时期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进展和理论意义。具体而言：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创新的一项重大任务。它旨在解决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亟需健全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两类体制机制的内容。当前国家正在通过推动委托代理机制试点来优化中央和地方关系；通过健全经营性和公益性两类自然资源资产的价值机制来厘清政府与市场关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体系”，明确了改革的要求与方向。中国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属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产权创新，具有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意义，能够为丰富产权理论做出新的贡献。

耕地保护不仅从质量上提高农业生产能力，还从数量上拓展农业生产空间，耕地“提质扩容”释放的粮食产能对保障粮食安全意义重大。运用局部均衡模型模拟高标准农田建设、黑土地保护、盐碱地综合利用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结果显示：到2030年，（1）高标准农田建设使粮食产量提高4%，碳排放减少3.8%，增产效应上改造提升大于新建；（2）黑土地保护显著提高玉米和大豆产量，若50%黑土地实行玉米大豆轮作，大豆能增产1.9%~5.8%；（3）盐碱地综合利用进一步释放增产潜能，投资增产效果上改造盐碱地大于新建高标准农田，但仍面临水资源约束、开发利用难度大等挑战。未来应高度重视耕地数量和质量保护，关注盐碱地综合利用，推进耕地资源“提质扩容”，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针对水资源生态产品的经济属性和物理属性引致的五重困境，在文献梳理和内涵界定的基础上，建构由设计原则、关键机制和角色定位组成的水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多中心治理体系框架。其设计原则包括水资源产权的划定、水资源利用方向的确定、嵌套式治理和发展、市场开发和组合运营、水资源价值循环、监督、反馈和利益整合。关键机制包括以新制度供给明确水资源生态产品权属，以可信承诺规范交易流程，以相互监督保障价值实现。角色定位有助于明晰各确定型利益主体的职能划分，推动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担当集体的形成，推动水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多中心治理体系高效运行。通过为多方参与主体提供正和博弈平台，多中心治理体系以异质性制度供给解决多主体利益冲突，促进水资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海绵城市建设作为落实水生态文明建设多重目标的关键手段，深入探究其与城市水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基于中国2010—2020年284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测度各城市的水生态环境质量，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海绵城市建设试点政策对城市水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效应，并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进一步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国家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实施能够显著地改善城市水生态环境质量，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旧成立；试点政策对城市水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效应具有显著的城市和区域异质性，在中东部地区、城市规模较大的城市，试点政策对改善城市水生态环境质量的积极影响更为显著。研究成果对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以营造美好的城市水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政策效益与学术价值。

在中国城镇化2.0阶段，城市更新构成城市空间发展的主要方式，其本质是提升资源要素配置利用效率、增强空间承载能力、优化城市功能品质与强化城市发展韧性的高质量发展过程。围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法规”改革发展目标，来自地理学、城乡规划、土地资源管理等领域的15位专家学者，以笔谈的方式从可持续城市更新的概念内涵、价值理念、实施方式与路径、制度政策环境建设及绩效评价方法等不同视角和维度，探讨了建立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的理论、方法与路径问题。具体而言：（1）在概念内涵上，可持续城市更新应理解为目标的“可持续性”和实施的“可持续性”。（2）在价值理念上，强调促进多元主体参与并共享收益作为构建可持续城市更新的基本经济理念，同时注重将城市更新融入城市文化遗产空间治理、社会空间治理和生态空间治理，从而形成基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韧性”多维系统视角组织实施城市更新行动。（3）在实施方式上，必须有效平衡地方政府、市场主体、产权人和社会的利益，注重保障和完善国有企业参与城市更新的机制建设，通过特许经营等新机制吸引社会资本更大参与热情，各方合力推动城市建设从“面向供给”向“面向需求”的模式转变。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城市更新的实施应更加注重多元参与式设计，注重从人民可感知的微观社区尺度上嵌入公共服务设施、绿色基础设施和数字化技术等要素，统筹城市更新规划编制和管理实施。（4）在制度政策环境建设上，总体上应面向新时代的城市更新产品、治理和模式构建新需求，营造适应性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制度政策环境，特别是要围绕城市更新中“人、地、钱”等关键要素，从用地规制、资金筹措、组织机制等方面进行系统性的体制机制创新。（5）应从“人民视角”出发，构建可度量、可比较的人民城市城市更新绩效评价体系。

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社会、文化、经济、生态等多重价值功能，如何挖掘利用其功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3—2021年浙江省62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将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的设立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PSM-DID），分析农业文化遗产项目设立对遗产地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的设立能够显著提升遗产地的共同富裕水平，且随时间的推移，农业文化遗产设立的政策效果越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非农就业水平和产业融合水平的提升是农业文化遗产地发挥共同富裕效应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农业文化遗产在遗产类型等级更高和经济发展水平更好的地区，促进共同富裕水平提升的作用力更强。建议充分挖掘农业文化遗产中的多重资源优势，实行差异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政策，以激发农业文化遗产对共同富裕的提升活力。

流动性是近年来学术界关于物质转向思潮的重要领域。以华南国家植物园为研究对象，以跨地方性为理论工具，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参与式观察以及文本收集等方法，探究植物迁地保护跨地方性实践的过程与机制，具体研究植物迁地保护的跨地方性实践如何通过人类和植物的互动实现，以及跨地方性实践如何塑造植物园的迁地保护运作体系。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流动性实践是植物迁地保护的动力，其过程展演了生态保护话语、市场经济话语以及政治话语所构成的权力关系矩阵；（2）能动性作用是植物跨地方性实践的重要依据，植物基于其物候特征及其在不同空间中表现出环境适应特征，塑造灵活的植物照料体系，展演了植物园的植物—人—地互动关系；（3）连通性是植物跨地方性实践的本质特征，揭示了迁地保护的植物在构建社会关系和自然空间连通性中的潜在作用。研究从地理学的视角打开了植物作为一种有生命的非人类行动者的跨地方实践黑箱，在理论上补充与完善了跨地方性实践理论，在实践上为国家植物园迁地保护的空间实践提供了治理路径。

荒野刻画着自然演替的动态过程，其位置的特殊性、服务功能的优越性和生态价值的不可替代性引发广泛关注。尽管国内外对荒野进行了积极讨论，但鲜有在城镇化视阈下对荒野研究进行系统阐释，制约了其价值判断与科学管理。本文搭建“内涵辨识—发展脉络—框架构建”的逻辑主线，梳理荒野的概念、特征、属性、类型与演替，剖析其作用机理，进而提出“一体两面”城野演变概念模型，刻画荒野与城市的动态交互机制；基于文献计量与区域研究差异，归纳了“荒野开发—荒野认同—荒野保护—荒野共生”四个主题脉络演进阶段；从荒野内涵、荒野认定、荒野认知和荒野保护等四个方面构建了荒野研究的框架。基于此，瞄准荒野研究的航向，以期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新思路。

对丘陵山区耕地实施机械化整治，是提升土地质量、增强农业生产效率及推动农业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的关键策略。选取重庆市为研究区，基于径向基函数模型，从耕地生态系统外源干扰胁迫和内源恢复状态角度，测算并预测宜机化整治工程实施前后耕地生态安全水平时空变化特征，识别并诊断其主导障碍因子，进而针对性地提出面向宜机化整治的耕地生态安全提升路径。结果表明：（1）2010—2020年研究区耕地生态安全水平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化趋势，空间上呈现显著的“东高西低”分布格局。（2）预测2021—2025年耕地生态安全水平呈缓慢上升趋势，由0.53增长至0.54，耕地宜机化整治工程的生态正向效应正在逐步显现。（3）整治前期，坡度、景观格局指数等耕地自身生产和生态状态是主要限制因子；整治过程中，工程对地表植被的破坏性是影响耕地生态安全的重要原因；整治完成后，劳动力、农机总动力等农业生产要素配置失衡是降低耕地生态安全的主导因素。（4）未来应以“两山”理念为引领，推进基于生命周期的耕地整治生态建设，同时坚持因地制宜、分区施策等原则，设计实施差异化的宜机化整治耕地生态安全提升路径。研究结果将为落实丘陵山区“三位一体”的耕地保护要求和实现耕地利用生态文明提供科学参考。

生态安全评价和预测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和空间优化提供了重要支撑，是生态安全管理与决策的有效手段。以淮河流域为例，从生态风险、生态系统健康和生态系统服务三个维度构建生态安全评价框架，揭示2000—2020年生态安全的时空分布格局；利用斑块级土地利用变化模拟模型识别影响生态安全的内外部关键因素，预测潜在风险区。结果表明：2000—2020年淮河流域生态安全表现出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整体呈现“东北—西南高、东南—西北低”的分布格局；相对安全等级和一般安全等级面积占比最大（均在30%以上），转移面积最多。相比于自然和社会经济等外部因素，风险、健康和服务等内部因素对生态安全的影响更大，且多以调节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足迹等因素为主导。到2030年淮河流域生态安全状况相较2020年有所下降，安全等级区域在东北部山地丘陵地带和西南部林农交错地带的空间变化最为明显。研究结果不仅是对现有生态安全评价和预测研究的有益补充，而且对淮河流域的生态安全建设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粮食安全乃是“国之大者”，然而在现实中却往往呈现出“产粮大县、经济穷县”“粮食产出多，农民收入低”等反常现象。针对现有“资源诅咒”研究中几乎未涉足粮食与耕地的话题、缺乏资源丰裕度对居民收入影响的定量实证分析等不足，采用省域和县域两种尺度相结合的分析方式，分别搜集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1—2021年和2843个县域2014—202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中国耕地—粮食丰裕度与居民收入关系的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粮食主产区的耕地—粮食丰裕度对农村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抑制是客观存在的；耕地—粮食丰裕度分别对70%以上的省域农村和城镇居民以及56.81%和64.09%的县域农村和城镇居民的收入产生不同程度的抑制现象（含潜在抑制）。本文据此提出了破解耕地—粮食丰裕对居民收入抑制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