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城镇化2.0阶段，城市更新构成城市空间发展的主要方式，其本质是提升资源要素配置利用效率、增强空间承载能力、优化城市功能品质与强化城市发展韧性的高质量发展过程。围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法规”改革发展目标，来自地理学、城乡规划、土地资源管理等领域的15位专家学者，以笔谈的方式从可持续城市更新的概念内涵、价值理念、实施方式与路径、制度政策环境建设及绩效评价方法等不同视角和维度，探讨了建立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的理论、方法与路径问题。具体而言：（1）在概念内涵上，可持续城市更新应理解为目标的“可持续性”和实施的“可持续性”。（2）在价值理念上，强调促进多元主体参与并共享收益作为构建可持续城市更新的基本经济理念，同时注重将城市更新融入城市文化遗产空间治理、社会空间治理和生态空间治理，从而形成基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韧性”多维系统视角组织实施城市更新行动。（3）在实施方式上，必须有效平衡地方政府、市场主体、产权人和社会的利益，注重保障和完善国有企业参与城市更新的机制建设，通过特许经营等新机制吸引社会资本更大参与热情，各方合力推动城市建设从“面向供给”向“面向需求”的模式转变。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城市更新的实施应更加注重多元参与式设计，注重从人民可感知的微观社区尺度上嵌入公共服务设施、绿色基础设施和数字化技术等要素，统筹城市更新规划编制和管理实施。（4）在制度政策环境建设上，总体上应面向新时代的城市更新产品、治理和模式构建新需求，营造适应性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制度政策环境，特别是要围绕城市更新中“人、地、钱”等关键要素，从用地规制、资金筹措、组织机制等方面进行系统性的体制机制创新。（5）应从“人民视角”出发，构建可度量、可比较的人民城市城市更新绩效评价体系。

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CSPON）是打造“可感知、能学习、善治理、自适应”的智慧规划，推进国土空间治理“数智化”转型的重要手段。针对当前CSPON建设亟需科学系统技术方法支撑的需要，系统回顾国内外CSPON算法模型相关研究的发展历程与现状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大算力”“大数据”“大模型”技术为支撑，以“大场景”应用为导向的CSPON算法模型技术框架，重点分析“算力、数据、模型、场景”四大核心要素在CSPON算法模型建设中的定位与作用及其相互耦合机理。结合实践案例阐述CSPON算法模型在安全底线管控、规划传导管控、规划实施评估、空间格局优化等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典型场景中的应用。研究结果可为加快推进CSPON技术方法完善与实践应用落地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在当今全球生态保护修复领域广受关注，理论技术逐步发展完善。近年来在NbS理论体系构建、技术模式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的路径识别和潜力估算、协同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社会挑战、管理模式与资金机制、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对于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具有极强的参考价值。生态保护修复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NbS对于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在相关项目和地方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成效。未来中国NbS可重点在持续开展相关理论技术研究、本土化、应用NbS促进中国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总体提升、创新资金机制、开展NbS应用实践等方向发展，为中国生态保护修复的科学有效实施提供理论技术支撑。

基于特殊的地理和历史背景，红砖成为闽台地区鲜明的城市特色，复杂的文化脉络赋予红砖丰富的潜在价值。然而，当前红砖文化基因传承与延续面临困境。应用场景理论，以泉州最具红砖代表性的西街历史文化街区为研究对象，从场景五要素入手，结合载体特征、行为感知和舒适物价值的评价流程，通过实地调研、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和大数据统计分析，探讨街区整体和微观红砖建筑两个层面的场景舒适物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发现：（1）红砖街区的场景构成要素包括空间环境、功能媒介、多元群体、活动组合和价值吸引；（2）整体街区环境的场景功能包括文物历史、文化展示和消费体验三方面，三者相互关联，但当前泉州西街的整体满意度仍需提升；（3）红砖建筑舒适物可分为色彩视觉、质感肌理、细节装饰和地域特征四类，包括红砖、白石、木材、窗户、阳台、外构筑物、梁上装饰、柱子、砖砌方式、内部空间、主体结构和屋顶12种传统建筑特征。由此提出街区保护更新原则、具体规划措施和红砖建筑风貌控制的建议，以拓展场景理论的中国本土化实证研究，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提供有效途径。

城市更新是中国城市在新时代内涵式发展背景下，推进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显性化议题。伴随文化在延续城市历史、缔造空间价值、提升生活品质和激发经济活力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其逐渐成为推进城市更新的关键性动能。在分析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文化要素与城市更新关系演替的基础上，构建文化赋能城市更新的逻辑框架，并以南京老城南为例，探索文化赋能城市更新的实现路径与机制效应。研究发现：（1）发挥历史文化、创意文化、地方文化等文化资源要素在城市更新中的多重作用，通过文化要素注入、空间载体吸附和更新效能释放过程，可以赋予城市更新动能、增进城市更新质效；（2）从南京老城南的城市更新实践中，总结出历史符号重现、文旅消费驱动、创意产业植入、社区精神根植和文化服务嵌入等城市更新的文化赋能路径；（3）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利益主体共同推动着文化赋能型城市更新，在发挥出显著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强化旧城历史文化空间更新与城市当代文化建设成果之间的联系、协调推进精神层面的文化更新、增强地方居民的城市参与权与文化获得感等；（4）中国文化赋能型城市更新区别于西方“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将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弘扬、居民文化认同感的提升视作城市更新的重要目标。基于可持续的城市更新理念，需要推动文化要素与城市更新的良性双向赋能，实现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与有度、有序、有情、有机更新的谐振式发展。

中国城市化已经从注重增量开发的城市建设时代进入到注重存量优化的城市更新时代，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城市化下半场城市发展的重大命题。针对这个命题，邀请了来自相关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和价值导向下城市更新如何实施的基本问题，深入解析这一问题的关键方面和解决路径，主要从影响城市更新行动的相关制度和战略、城市更新实施的模式和策略以及城市更新产生的潜在负效应等三个重要方面展开交流和讨论。综合各位专家的主要观点，高质量发展转型背景下的城市更新需要注意以下关键问题：（1）结合事关城市发展的国家发展战略综合推动城市更新工作，发挥城市体检的支撑作用，在空间规划、土地整理与供应、开发模式、资金供给、公众参与等方面大力创新面向存量土地发展的城市更新制度；（2）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合力的城市更新驱动新模式，保障城市更新的公共性、效率性和公平性，政府方面要通过放权赋能发挥引导和激励作用，市场方面要重视发挥社会资本与国企资本合作的优势，社会方面要积极发挥物业权利人的主体性作用；（3）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理念，发挥城市更新对住房保障的积极作用，调控和消除城市更新对历史文化保护和社会资源公正配置的损害，加强探索维护历史文化和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的城市更新模式。最后呼吁地理、资源环境、规划、管理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学者共同推进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城市更新理论研究，为世界城市更新理论和实践贡献中国智慧。

气候变化是青海高原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工作面临的主要压力之一，然而目前鲜有对该区域生态修复工程气候变化压力的量化分析。聚焦这一问题，基于多源数据，明确1960年以来青海高原的气候变化过程，分析土地覆被类型变化的气候驱动作用，并量化未来气候变化压力。研究发现：青海高原自1960年以来经历了显著的“暖湿化”过程，并呈西部升温快于东部、冬季升温快于夏季的特点。受气候变化的影响，青海高原草地和灌木分布在1980—2020年间呈现普遍扩张趋势，西北局部呈现收缩趋势。气候预测显示，青海高原将面临持续的气候变暖压力，尤其是南部地区。研究结果可为青海高原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中相关气候缓解和适应措施的制定提供数据与理论支撑。

发展特色农业是以激发产业活力的方式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如何组合资源优势并将其转化为产业优势是构建高质量特色农业发展的关键。选取31个县域特色农业案例作为研究对象，构建TOE-内外源动力双维度理论指标体系，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提取要素组合，剖析县域特色农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和差异化路径。研究表明：（1）“内生组织资源”“种植品类”为县域特色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因素。（2）县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市场导向型、组织导向型和技术导向型的混合发展模式、要素嵌入型的外向发展模式和禀赋依托型的内生发展模式。（3）县域特色农业非高质量发展存在组织限制型的外向缺位模式以及组织—环境限制型、技术—环境限制型的混合缺位模式。（4）内外源动力的多种资源整合路径比单一的内部或外部动力更能构建实现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机制。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对国内县域特色农业提出多样化、互补性和融合性发展的路径建议，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体系建设，是推进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提升国土空间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当前中国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中仍然存在监测评估预警实施主体不明晰、机制构建不健全、数智治理链条不贯通等问题，尚不能完全满足规划监督实施和动态调整完善的需求。生态文明时代的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需要按照满足筑牢安全底线、响应人民需求、顺应技术进步、力求能用管用好用的要求，明晰分级分类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的重点内容，构建完善的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体系，推进监测评估预警的数智治理水平。特别是需要根据各地国土空间治理和规划监督的重点任务，确定监测评估预警的主要内容，并开发相应的算法、应用模型和系统，通过不断完善国土空间规划监测评估预警的理论框架、技术体系和应用场景，全面提升国土空间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

青海省70余年的生态建设历经4个阶段，实践形成了“单一生态问题+靶向措施治理”“专项生态问题+专项重点生态工程”“区域性生态规划+区域性专项管理机构+专项管理办法体系”“生态保护修复规划体系+生态治理单元+区域性重点项目”的四种典型生态治理模式。基于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系统提出了“加强科技问题研究和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创新理念探索生态保护修复新模式、建立‘自上而下’生态保护修复协调机制、强化生态工程全生命周期精细管理、注重建立人地和谐的长效机制”的生态保护修复策略路径，为实现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科学化、系统化、协同化、精准化、长效化，着力构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修复新格局提供一定的参考。

历史街区是一种动态型的城市遗产，其保护与更新对传承城市历史文脉、振兴经济和实现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从文旅融合背景出发，构建了涵盖物质空间更新、文化保护与展示、文旅活化利用的历史街区更新成效评估框架。基于游憩者的主观评价，采用AHP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开封市三个典型的历史街区进行更新成效评估，并基于“满意度—重要性”矩阵分析识别更新的优化路径。结果显示：三个历史街区更新成效均较好、差异较小，双龙巷、马道街、书店街分别为3.801、3.794、3.759；物质空间更新成效双龙巷的得分高于书店街和马道街，文旅活化利用成效书店街和马道街的得分优于双龙巷，文化保护与展示成效得分差异较小。在指标层，各街区街巷风貌和活化认可度普遍评价较好，书店街和马道街的街巷景观、基础设施和街巷维护评价较低，双龙巷的文旅特色、多元活化和基础设施评价较低。三个历史街区均需提升交通可达性；书店街需改善街区环境，强化街区文化展示与文化内涵认知；马道街需增强文化吸引力，提升文化沉浸互动体验；双龙巷需提升文化吸引力和业态多元化。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2030年及其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描绘了新的愿景，为此中国明确了新时期的战略部署与行动计划。以江苏省为例，通过集成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评价方法，综合识别了区域生态源地；利用物种分布模型，在源地空间内确定了64种珍稀林鸟与水鸟的生境斑块；在景观阻力面构建与最小成本路径的基础上，根据斑块分布密度，辨识了不同生境组团区域；利用LSCorridors模型刻画了重要生态廊道的分布范围，并提出了基于“垫脚石—障碍点—夹点”的战略点优化方法。结果表明：（1）研究区生态源地局部聚集度高，但在区域层面上相对隔离，水域是主导型景观，同时也包括大量兼具生态功能的耕地。（2）目标物种生境网络包括692条最小成本路径，其中100 km以上路径有25条，占总长度的36.72%，多为横跨东西的走向。（3）存在十大生境组团区，面积大、范围广的集中在苏南，其余彼此隔离度较高。（4）结合多路径模拟的12条重要生态廊道，普遍具有跨地域特征，且现实中可能呈现多重通道，例如，其中一条需实施114个战略点的多方位优化。研究成果可为新时期中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进程、全面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以及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研究与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随着中国城市社区更新逐步进入对存量空间的现代化治理阶段，存量空间的问题监测、规划治理、绩效评价及效应追踪的全过程研究将成为未来工作的重点。以概念反思、理论认知和体系架构为逻辑，梳理社区更新健康效应的国际文献，以启示中国研究范式转型。研究表明：健康视角下的社区更新是以健康相关的物质和非物质资源提升为目标的综合治理行动，立足人本视角下社区环境的演变规律；社区更新影响居民健康的过程具有多阶段性、多路径性、主体差异性和动态变化性；住房、蓝绿和活动空间、基础设施、餐饮设施、医疗设施，以及社会、心理和经济环境是与健康密切相关的更新要素。基于研究结论，构建了更新绩效评价、健康效应甄别、影响机制解释、规划影响评估及方案优化的四阶段研究体系。

宅基地退出探索可以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速城乡融合发展进程提供重要决策参考与理论支撑。以甘肃省清水县为研究区，基于感知价值理论，结合层次回归模型，使用1025份微观调查数据，分析风险感知度与综合满意度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划分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类型。结果表明：（1）风险感知度负向影响着农户宅基地退出，其中认知风险感知度影响最强，设施风险感知度最弱。（2）综合满意度对宅基地退出有负向影响，生活满意度影响最显著，公服设施满意度最弱。（3）自变量贡献度分析中，在风险感知度方面，退出风险认知贡献最高，拥有多处宅基地认知贡献度最低。综合满意度方面，水电设施满意度贡献最高，文化娱乐满意度最低。（4）基于“心理感知—情感认知”双维分析框架，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可划分为高风险规避型、高满意权衡型、中风险引导型和低风险驱动型四种类型。针对不同类型农户的特点，提出了分类治理策略，旨在为农村土地可持续利用提供决策依据。

在对生态产品内涵和分类体系探讨的基础上，借鉴生命共同体理念，基于供需融合的视角梳理并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本逻辑与总体框架，对不同类型的生态产品供给与需求主体进行精确识别，对其行为方式与特征展开差异化分析，并提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结果表明：（1）生态产品由自然要素供给类、自然要素衍生类、文化服务类、权益规制类四类生态产品所构成，且生态产品是由人与自然共同协作生产向人类社会提供可使用和消费的产品或服务，并用部分收益反哺自然生态系统；（2）围绕主体、产权、价值、交易、产业、资金、技术七个链条针对不同类型生态产品建立相应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分析框架与机制，能够有效解决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中的确权难、核算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难等问题；（3）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过程是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双行道”，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分为准备阶段、生产阶段、销售阶段和反哺阶段四个阶段，各个阶段的侧重点分别为释放供需活力、畅通供需渠道、供需精准匹配、供需良性循环。

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是基于村域单体间要素相互依存形成的各共生单元，在共生环境下，借助多种互动协同关系和共生模式构建的有机整体，旨在整合村落旅游资源，促进村落共生联动，提升区域旅游发展效应。基于共生理论，厘清传统村落旅游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共生环境等共生系统三要素，沿“旅游源地—阻力面—旅游廊道”路径，构建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解析重庆市传统村落旅游资源富集特征及不同类型传统村落共生系统空间格局，并提出旅游发展模式。结果表明：（1）重庆市传统村落共生单元33个，各地生态、文化资源价值空间差异大，高价值共生单元21个，占比63.63%，主要分布在少数民族集聚的东南山地。（2）重庆市传统村落旅游廊道83条，共生环境成熟度得分均值为0.068，呈“渝西>渝东北>渝东南”的空间分布特征。（3）重庆市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分为文化遗产型、生态景观型、生态文化综合开发型，分别占59.04%、14.46%、26.51%；各类系统充分利用自然景观和少数民族文化、农耕文化等相互作用提升传统村落旅游业发展能力，促进共同富裕。研究的创新点是从共生理论出发，构建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并针对不同类型系统提出发展模式，成功解决了传统村落间旅游发展孤立式的问题，为全面整合传统村落旅游资源，构建旅游发展新格局，推动传统村落多样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方法借鉴。

基于城市空间的复杂性关系，提出以空间多尺度性、空间形态与空间多样性三类空间基本属性为主线，建立城市整体性体检指标体系框架，为精准识别城市人居环境领域的问题提供了一套方法和工具集。具体指标的设定除了考虑三类空间基本属性外，还需要注重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明确指标所对应的物质环境、生态服务、社会经济三大子系统群，便于在后续问题诊断环节建立与城市空间基本属性的相关关系；二是要考虑长周期影响因素和短期受人类活动干扰因素两方面影响，科学确定两者指标数量的比例关系；三是要考虑地域性因素对指标体系标准阈值的影响。基于整体性体检指标框架，提出问题诊断的工具集，包括多尺度联动的指标分析方法，涉及空间形态的多指标关联性分析法、面向空间差异性的多维聚类法。通过大样本微观单元的多指标分析，并从宏观层面上进行汇总统计，可以识别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阈值。

科学系统开展山水工程生态修复成效评估，对工程区生态系统持续维持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生态调查与评估方法，针对额尔齐斯河流域山水工程实施范围，在子项目区、生态保护修复单元、工程范围三尺度上，构建生态系统格局—质量—服务—胁迫—综合成效为主要内容的评估框架；依据相关调查数据，对工程实施前后生态修复成效进行全面系统地评价。结果表明：子项目区生态系统格局、质量、服务功能均呈现显著改善，人为胁迫降低；工程范围、各生态保护修复单元生态系统格局有轻微下降，生态系统质量、服务功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人为胁迫增加；工程实施对流域总体生态系统质量、服务功能改善起到积极作用，仍需加强山水工程对生态系统格局的优化，并可为其他山水工程实施提供参考。

在中国城市存量更新背景下，实施老旧社区微更新对城市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通过开展对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本土化探索，以中国语境下的多中心治理为分析视角，选取南京市秦淮区重点微更新项目为研究对象，探索了当前中国老旧社区微更新的多方共治机制。研究发现：多方共治机制是由区政府、国资企业、规划团队、社区基层组织和居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更新协作机制，其中政府的角色转换和对社会力量的有效整合是多方共治机制构成的关键；多元主体的互动关系随着更新阶段的推进不断发生变化；建立多元主体能够有效交流和理性互动的平台是推动老旧社区微更新持续发展的关键；微更新可以为老旧社区物质空间、社会空间、经济发展、历史资源创造持续的生产效益。

当前，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正处于探索和建设的关键时期，数字化技术在国土空间治理体系中成为前沿焦点。其中，多源数据融合作为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网络建设的基础，对于国土空间规划研究和实践至关重要。然而，当前学界对于多源数据融合内涵的认识和应用路径仍未清晰。为此，提出从数据综合、业务发展和应用场景三个角度出发，建立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背景下数据融合的技术实现路径框架，以高铁网络发展评估为应用案例进行辨析。从基于信息综合处理的数据融合、面向关键业务要素的数据融合以及功能场景驱动下的数据应用连通等三个方面，对具体技术实现路径和实施效果进行了阐述。同时，重点讨论了多源数据融合的关键内容、实践价值以及政策建议，期望为提升国土空间治理现代化水平发挥重要支撑性作用。

农业生产性服务作为破解“大国小农”高碳锁定困境的关键抓手，其减排效应可能因政策干预异化而陷入“良方变悖论”的矛盾。基于2011—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发现：（1）农业生产性服务可通过种植结构趋粮化、技术渗透增效与化肥精准减量三条路径实现碳减排；（2）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通过要素替代需求强化碳减排，而财政支农水平跨越0.1386门槛后，因增产补贴引致的化肥施用量回弹弱化了减排效果；（3）时空异质性凸显政策适配矛盾：2017年《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指导意见》实施后减排效应显著提升，而胡焕庸线西侧因服务市场滞后、珠江流域受经济作物碳锁定制约，减排效率低于东侧及黄河流域。研究揭示了农业生产性服务中“减排—政策”非线性关系，为构建差异化政策体系提供依据。

历史文化街区作为城乡文脉载体，其更新需居民深度参与。融合价值共创与地方依恋理论，构建“感知价值—地方依恋—价值共创”模型，基于南京老城南338份居民数据验证发现：感知功能与经济价值通过地方依赖促进参与和公民行为意愿，揭示工具性依赖是物质需求转化行动的通道；情感价值直接驱动两种共创意愿，而地方认同构成公民行为独特路径，凸显在地情感直接转化效应及文化认同对超契约行为的激活；社区支持具双刃效应，既强化经济价值对地方依赖的促进作用，又因干预过度削弱情感价值与地方依赖关联，需平衡工具与情感治理。研究突破经济激励框架，提出文化身份构建、需求分级响应等策略，推动治理向“价值共生”转型，为保护与更新矛盾提供解决路径。

生态系统服务流是连接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人类需求的重要桥梁，但目前在驱动机制和应用实践方面的框架研究仍存在不足。以黄河流域河南段产水生态系统服务为例，采用网络模型、随机森林和贝叶斯网络等方法，从“供需量化—属性评估—驱动分析—格局优化”角度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研究框架。主要结论如下：（1）研究区产水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存在空间不匹配，需求量大于供给量。（2）该服务在流动过程中产生三条流向和35条子边界，流量范围为0~188×10⁶ m³。（3）蒸散发量与人类活动是影响服务供需变化的主要因素，贡献率分别为0.47与0.14。（4）重点优化区域包括洛阳南部、三门峡中南部以及济源中部。所构建的综合研究框架从四个维度深入分析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提升了“流”研究的系统化水平和深度。此外，该框架还具备较强的实践操作性，尤其是在解决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矛盾方面，通过水资源优化能够为黄河流域河南段水资源管理和政府决策提供有力支持。

“大占补”制度是坚守耕地保护红线的关键举措，探索激励措施是激发补充耕地主体耕作意愿及确保补充耕地稳定利用的应有之义。基于Williamson社会科学分析框架和情景分析法，旨在辨析国内外耕地发展权转移实践，阐释“大占补”制度在不同情景下耕地发展权转移的内在逻辑，提出相应优化策略。研究发现：（1）“大占补”制度本质上是基于耕地发展权转移的政策工具，其与国际上耕地发展权转移制度在制度环境、治理结构、资源配置方面同中存异；（2）当补充区发生耕地发展权“转移”或“还原”时，补充耕地主体应捕获“耕地发展权转移许可费用”或获偿“损失的耕地增值收益”；（3）应以耕地发展权转移价值捕获为进路，遵循“明确产权主体—创新治理结构—提高配置效率”的策略进一步优化“大占补”制度。研究结果为完善耕地保护政策，激励补充耕地主体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