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是百年党建与中国城乡发展的一条重要主线。为推进新时代的“三农”问题破解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特邀请“三农”问题与乡村振兴研究领域的10位专家开展访谈。访谈主要从历史过程与制度情境、城乡系统与跨尺度空间、政策理论—技术方法—实践路径相融合等三大视角，围绕“三农”战略阶段与制度变迁、“三农”问题的本质与新“三农”问题破解、乡村振兴机制与乡建实践等三条主线展开。主要结论有：（1）时空过程和制度语境下的“三农”问题本质、关键领域与体制机制创新。“三农”发展的规律认知与政策调控需要放在全球时空尺度与城乡地域系统中综合把握。“三农”问题是城乡地域系统整体框架下乡村地域系统功能提升的优化决策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集中反映，“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人地业”的不协调发展。新时代的“三农”发展体制和工作机制，需在国家粮食安全、农民生计发展、现代农业农村发展、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等关键领域，抓好两个“底线”、做好两个“衔接”、促进两个“融合”。（2）城乡系统互动与人民共同富裕要求下的乡村振兴理论与“三生”空间规划。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与破解，根植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与区位理论、部门经济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以及发展经济学理论、社会功能理论与社会冲突理论的多学科沃土。在“三农”问题研究实践中也发展出了土地利用转型理论、乡村重构理论、乡村发展多体多极理论、界面理论、乡村吸引力以及乡村可持续性等理论。从区域发展理论和宏观战略政策来看，城乡融合发展与人民共同富裕，是区域均衡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结果表征与应有之义。“让乡村生活具有吸引力”的民间表达与“2035年乡村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互为“表里”关系，可从乡村聚落演变与多功能转型、城乡互动下的乡村绅士化与乡村吸引力、乡村可持续性科学指导下的乡村现代化发展得到综合解释。提升地方品质是以创新驱动乡村振兴的本质要求和一般规律，基于禀赋的特色发展、数字化转型和城镇圈化是重要推进路径。以空间规划来引领城乡空间融合，以土地综合整治推动人居空间品质提升，以精细化管理助力农业空间多功能价值实现，以系统性保护和修复保障生态空间可持续利用，统筹乡村“三生”空间重构和功能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和新型城乡关系构建的坚实基础。（3）生态文明建设与治理现代化新需求下全面乡村振兴的路径机制和乡村建设的技术支撑。全面乡村振兴需要“业”的振兴、“地”的改革、“人”的福祉发展与“技”的智能更新。一是统合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高品质宜业宜居问题，积极从大食物观的新思路，联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落实食物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安全；二是亟需创新农村土地系统的产权—治权融合机制，尤其是积极构建农户参与的农村绿色发展机制及生态环境治理外部性收益分享机制；三是打通农民分享农村资产升值收益的堵点、补齐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的短板、树立适应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的县域治理理念；四是以“可计算乡村”理论和技术，推进国家与乡村之间的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通过多级主体共建共治共管，共同缔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上述观点，可为朝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三农”工作创新与乡村振兴实践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参考。

数字经济时代，以传统自然和人文资源为依托的旅游业发展模式已经不能有效地满足旅游者多元化和个性化的需求，数字平台中一些非传统旅游资源吸引了大量注意力资本并转换成旅游流，极大地拓展了旅游资源的内容和边界。流量经济应运而生，既深刻影响了旅游业的发展模式，也对旅游资源开发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新的挑战。访谈表明：流量经济的形成并非偶然现象，流量传播虽然引致注意力资本规模的扩张从而带动旅游发展，但旅游业发展的核心还在于旅游资源禀赋、旅游服务质量、政府的支持与保障等；流量经济驱动旅游供给和需求要素的重新组合、集聚和扩散，快速地迎合了旅游者个性化需求，而旅游地能否随着旅游需求变化调整服务供给能力就成为流量经济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关键路径和机制；推动流量经济赋能旅游地高质量发展，需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建立旅游地品牌，并可充分利用流量经济的空间效应，推动区域旅游协作发展。流量经济引爆旅游热潮后，也需要冷静思考短期热点与长期投入之间的资源错配、环境负面效应、文化冲突与矛盾等问题，走出一条“长红”路径。

以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跨时代伟大实践，但“摸着石头过河”也意味着推动路径道阻且长，需要对其进行科学解构并厘清相关议题的理论体系。超循环理论有助于解构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复杂路径。在反应过程方面，乡村资源与城乡关系是乡村振兴推动城乡共同富裕路径的起点，稳定复制与创新发展是路径的核心过程，路径反应的终点则指向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在循环层次方面，以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路径可以解构为由低阶到高阶的乡村内部反应循环、乡村整体催化循环和城乡体系超循环三个阶段，分别指向夯实乡村功能、培育乡村内生发展能力和推动城乡共同富裕的不同目标，对应不同的实践发展阶段与理论研究议题。

在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背景下，食物浪费现象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家庭是产生食物浪费的重要单元之一，在国家大力推动“双碳”目标、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下，家庭食物浪费减量具有广泛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意义。基于国内家庭食物浪费研究较为薄弱的现状，系统梳理国内外家庭食物浪费研究进展，对中国食物浪费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借鉴价值。借助系统文献综述法，以家庭食物浪费“概念内涵—理论认知—技术方法—主题内容”为逻辑主线，梳理和归纳家庭食物浪费的内涵变迁及方法与理论演进。中国家庭食物浪费具有社会历史、饮食文化以及城乡分异等方面的特殊性，亟待学界开展基于中国社会、文化和制度背景下的家庭食物浪费本土化机制研究，并提出中国城市—乡村家庭食物浪费分异、饮食文化地理差异对中国家庭食物浪费影响、新时代中国家庭特征与家庭食物浪费的关系、中国社会文化心理对中国家庭食物浪费的影响、新环境与新技术背景下的中国家庭食物浪费研究等议题展望。

“公地悲剧”是可持续发展和资源治理的重要问题。随着人类社会快速发展，人类活动对公共资源过度使用的影响越来越严重。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在自然资源学科领域尚缺乏对该理论的系统总结。回顾“公地悲剧”理论的核心内容，获取Google Scholar截至2020年底所有引用过《公地悲剧》的文献，进行关键词分析，梳理研究脉络，从理论检验、产权制度分类、多元治理类型、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性分析和全球性资源治理五方面归纳研究进展。其对中国的可持续治理启示有：探索制度的“多样化”；构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建构协同共治共享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审视“公地悲剧”及其治理之道，对资源可持续发展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基于2000年以来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公园绿地及社会经济数据，综合采用变异系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与计量经济模型刻画城市公园绿地供需的时空格局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21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公园绿地供给规模大幅增长，整体供需水平明显改善，区域间依旧存在明显分化。（2）城市公园绿地供需总体差异显著收敛，西部城市供给规模不断增加，部分东北和中西部中小城市人均面积偏低，是阻滞整体供需水平提升的关键症结。（3）城市公园绿地供需演化由城市本底、社会经济与公共政策等多维因素综合驱动。城市人口集聚与土地开发程度存在负向约束作用，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产业结构升级与居住用地优化配置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政府公共财政支持、交通基础设施完善与环境保护力度提升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公园绿地供需演化的驱动机制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不同城市应当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科学合理增加供给总量，创新供给模式和供给形式，完善差异化运维机制。研究结果可为完善城市公园绿地服务供需，破解城市公园绿地供给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参考。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既是“两山”转化的重要桥梁，也是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厘清其背后的实践逻辑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自然资源领域87个典型案例，运用扎根理论研究范式，按照“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程序，解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发生过程，并构建其一般性思维导图。结果表明：“识别资源本底—多元机制协同—产出综合效益”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全过程的内在逻辑。通过识别资源本底明确治理方向，利用准备机制、实施机制、保障机制驱动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增值，最终产出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生态共治、生态共富以及生态共享的有机统一。本文是对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理论的有益尝试，可为完善区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实施路径提供有益参考。

作为生态系统服务的共同生产者和受益者，利益相关者在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需求与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探究生态系统服务的社会相关性和潜在社会影响至关重要。如何从利益相关者感知视角进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揭示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影响因素、平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多重生态效益已成为一项重要议题。本文基于国内外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进展，在归纳利益相关者及其感知概念的基础之上，整理介绍利益相关者感知在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中的应用，系统梳理利益相关者识别、感知数据获取、感知评估方法特点，阐释影响利益相关者对生态系统服务感知的多维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从生态系统服务社会公平性、决策参与度、可持续供给理念出发，以利益相关者为核心，构建一个社会感知评估、社会效应分析、政策实践应用互动融合的研究框架，进而有效链接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未来研究有必要进一步阐明生态系统服务的多样化社会需求与差异、挖掘多源大数据在多尺度生态系统服务感知评估中的作用、扩大空间分析方法应用范围、揭示生态系统服务感知差异形成机制。

县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生态修复规划体系的重要一环，也是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实施的直接上位指导性规划，基于小流域尺度的生态修复分区研究可以为黄土高原地区县域生态修复分区的理论和实践提供有益参考。以汾河上游为例，首先，基于数字高程模型提取地形特征的方法确定了89个小流域单元，进而定量评估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食物供给四种典型生态系统服务，综合识别区域主导生态功能，据此划定5个生态功能分区；然后，以生态功能分区内生态群落为基础，通过对不同生态群落的生态功能统计比较，划分12个生态修复分区；最后，将小流域合并得到沟域生态系统单元，进而划分了25个生态修复工程分区统筹后期工程项目实施，并提出相应的生态修复策略。本文提出新的生态修复分区思路，以期为县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的编制提供指引。

当前武汉市城市更新行动，从大拆大建，进入“留改拆”并举的2.0时代，改造方式也从局部改造向成片连片更新转变。在当前2.0时代中，如何利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术智能识别出城市“留改拆”单元显得尤为重要。当前AI和遥感技术已在自然资源典型地物类型识别、耕地保护和执法监察中得到广泛应用，本文第一次将AI和遥感技术用于“留改拆”单元的智能识别中，以辅助智能化城市更新行动。建立“留改拆”单元的样本，利用深度学习网络建立AI+遥感技术的智能化识别模型，选择遥感数据，进行武汉市更新片区“留改拆”单元智能化识别。通过遥感技术与深度学习算法的融合，提升了城市更新行动中“留改拆”单元识别的工作效率，为城市更新行动中的难点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

自然村落承载的乡土记忆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面对经济变迁下的城镇化改造，如何借助空间特征定位村落文化保护的转型路径成为关键。本文探讨了将“源汇”嵌入文化景观进而拓展为景观”源—聚”的可行性，并以亟待转型的东北村落为例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景观“源—聚”方法突破了对单一要素和信息片面化关注的局限，能够借助区划手段探索文化空间的分区特征，支撑文化景观格局构建。（2）宾州镇以聚落生活区为主，主城区辐射带动效应明显，村落间文化联系紧密，可构建“中心—附属—外围”的层级传递与联动模式，促进乡村文化空间的协同发展。研究挖掘了乡土景观自然结构背后的文化意义，从理念与实践中探索了自然村落文化保护的活态路径。

中国日益成为全球重要的畜产品进口大国，在缓解国内优质动物蛋白供给压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显著的资源环境效应。分别采用虚拟水、隐含碳为表征测算畜产品国际贸易的资源效应和环境效应，构建IO-LCA模型测算生理型与能源型碳排放。结果显示：（1）虚拟水净进口规模由2002年的28.75亿m³增长至2020年的1069.40亿m³，隐含碳出口规模由-17.33万t增长至1947.89万t；（2）南美洲、大洋洲和欧洲是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尤其是南美洲向中国提供了48.25%的虚拟水和40.17%的隐含碳贸易来源；（3）资源贡献率和环境贡献率分别由0.71%、-0.16%增长至16.86%和14.68%。在权衡饲料粮、畜产品等贸易结构问题时，不可忽视其资源环境效应差异，使之对国内畜产品供给和资源环境可持续发挥更大贡献。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是党和政府推动国土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与具体实践。基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构建的理论框架，依循制度演进与时代需求的双重指导，探究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构建的应然进路。研究发现：（1）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是国土资源配置与管制权力运行的复合运动过程。规划技术滞后与管制体制梗阻将会导致空间管制失灵。（2）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变迁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资源管理制度的演进规律。（3）统一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仍然面临管制主体协调与管制体系优化等难题。（4）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构建的目标导向应该着眼于回应两大需求、均衡两组目标与协调两对关系。（5）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构建应该从重构管制权力、管制体系与运行机制等方面展开。因此，构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需要坚持正确的目标导向，做到实体管制与权力管制并举，静态体系与动态机制并重。

估计生态系统的城市空间资产研究，对量化核定生态资产、调控城市人地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武汉府河湿地为例，通过构建城市空间生态资产评估框架，分析生态资产变化及其人地关系内涵。结果显示：（1）2015—2021年，府河湿地丰富了城市空间资产的生态价值供给，在生态工程的作用下存量资产质量提升、流量资产总量较高、上下游资产供给相对不均衡；（2）居民对府河湿地的生态游憩需求提升，表现为数量增长与空间拓展，并存在距离衰减和闲暇时间约束的特征；（3）府河湿地内部系统呈现供需不均衡格局，远距离形成生态—人类活动相互作用发展趋势，拓展了人地系统耦合的空间尺度。这种远端相互作用与内部耦合的结合，构成新时期城市空间生态系统的人地耦合模式。研究结果为系统量化城市空间生态资产及其效应提供参考，为推进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协调平衡提供科学依据。

以浙江省山海协作工程为例，探索正、反向飞地“以地谋发展”模式的空间重构方式与运行机制。研究发现：（1）“以地谋发展”模式的空间重构是不同层级政府权力再安排以建构区域尺度的土地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过程；（2）正、反向飞地中“以地谋发展”模式体现了不同空间重构路径，并受制于不同的路径锁定，亟待建构区域性土地发展权益再分配机制；（3）“以地谋发展”模式的持续建构是深化山海协作的重要制度方案，反向飞地建设是未来路径调整的主要方向之一。结果表明，调整优化“以地谋发展”模式是区域协调的重要措施，需要借助区域性土地产权实践发挥其管制与赋能的双重作用。

都市农业对城乡食物要素流动与能量转换具有重要意义，是面向城乡融合发展的农业新业态。基于城乡融合及要素流动的视角，旨在揭示粤港澳大湾区都市农业的典型类型功能演变及其空间转型机制。结果表明：（1）粤港澳大湾区的社区支持农业、代耕式农业和休闲农业三种典型类型都市农业具有差异化的空间功能、转型过程和空间效应等。（2）社区支持农业通过生态种养强化了生态功能，并以短链销售、合作生产、直播带货等方式实现经济功能，引起空间品质的提升、空间的都市消费化转型等。（3）代耕式农业则强调经济功能，其物质空间转型过程体现在耕地非粮化、集中化和社区居住空间的分异，进而带来社会空间的群体排斥和空间隔离。（4）休闲农业则强调社会保障功能和都市群体的体验及情感需求，在空间转型上体现出社会发展的差异性及不均衡性，加剧了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和空间效益的差异化。（5）都市农业典型类型的功能演变及空间转型受到市场、政府、企业和个体等多重主体的综合作用，城乡经济、社会、技术和文化等要素对都市农业空间分异的方向和程度产生重要影响，并通过食物、群体和产业联系为城乡融合提供了新路径与新模式。

国土空间低碳化发展为实现“双碳”战略目标提供基础。市域空间是国土空间规划兼具目标传导与战略落实双重属性的关键地域单元，揭示市域国土空间碳排放特征及其低碳化发展效率的空间差异对于塑造绿色低碳的国土空间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探索国土空间碳排放测算方法，从经济、社会、生态三个维度分析市域国土空间低碳化发展效率的空间差异特征，进一步提出面向空间治理的优化策略，并以苏州市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构建的市域国土空间碳排放测算方法及低碳化发展模型能够有效测度市域碳排放特征及其低碳化发展效率空间差异。（2）苏州市2020年碳排放总量为2.38亿t，碳排放量高值地块集中分布在各类工业集聚区内，低值地块分散分布在乡镇地带以及各类碳汇主体地区。国土空间低碳化发展效率在不同尺度上均有明显差异，区县尺度主要表现出地域差异，乡镇尺度具有城乡差异。同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其经济、社会低碳化发展效率也较高，但生态低碳化发展效率往往较低。（3）根据区县、乡镇不同空间类型，促进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转型，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减排固碳的作用，构建复合协调、低碳可持续的国土空间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