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地缘政治竞争加剧,新冠肺炎疫情、极端天气气候等不确定性事件频发,依托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国家粮食安全策略面临新的挑战。结合统计数据与文献观点,分析了新时期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研究了农业开放保障粮食安全的主要效用,探索了扩大对外开放背景下我国粮食安全的保障思路。结果表明：（1）中国粮食安全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存在粮食供应的经济与资源环境代价巨大、粮食稳定供应与获取的风险加大等问题,需要在开放条件下创新粮食安全实现路径。（2）农业对外开放可影响粮食供应、获取、利用与稳定性,当前对外开放促进了国家粮食供应,但尚未实现稳定的食物安全、有竞争力的食物安全。农业对外开放仍有广泛的互惠共赢基础,同时也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考验我国粮食领域应对全球化“危”“机”的治理能力。（3）国家粮食安全治理对于保障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建议采取凸显产能的粮食自给战略、全产业链的食物安全战略与高水平的农业对外开放战略,确保粮食安全落实落地。

在全球粮食安全状况严峻以及中国人多地少的形势下,探讨粮食的产业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网络组织视角出发,梳理了中国粮食产业化模式并提出优化路径。研究表明：粮食产业化发展是一个网络化的成长过程。基于网络主体控制与参与网络的能力、融资形式以及立足或服务的空间尺度,可以将粮食产业化模式划分为“国家调控跨国公司组织模式”“地方主导龙头企业带动模式”“政府主导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模式”和“市场主导私营企业推动模式”这四类主要模式,分别对应介于市场组织与等级制组织之间的全球—区域—本地网络组织,并以跨国公司、本地龙头企业、产业化联合体、产业园区、产业集群等产业化组织形式呈现。进一步建议从提升网络主体开始,通过优化网络结构、强化网络载体、完善网络治理来指导粮食产业化的高质量发展。

转型期乡村空间利用问题成为影响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开展乡村空间综合治理成为推动粮食生产有序转型的重要动力。系统分析乡村空间治理导向的粮食生产转型机制及其安全效应,有益于完善粮食安全的理论和实践分析。本文以乡村空间治理导向的粮食生产转型内在机制分析为突破,结合平原农区典型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并探讨了乡村空间治理与粮食安全的内在关系。主要结论如下：（1）乡村空间的不合理利用是限制粮食生产高效运转的重要因素。（2）乡村空间“物质—权属—组织”治理,通过改变粮食生产所需的基础条件达到优化粮食生产的目的,推动粮食生产朝着规模化、高效化、绿色化和公正化转型。（3）香埠村空间治理显著改善了该村粮食生产条件,有效协调粮食安全保障与乡村转型发展的交互作用关系。（4）乡村空间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传统农区开展乡村空间“物质—权属—组织”的综合治理,有利于保障转型期粮食安全,落实“藏粮于地”战略,具有现实意义。

粮食安全关系到中国稳定与发展和国际贸易秩序。以省级行政区为基本单位,基于2016—2018年各省份常住人口、农产品消费量、农业数据及相关参数,采用生态足迹和水足迹评价方法,在只考虑食用和再生产消费且不考虑地区耕地质量差异的条件下,核算各省份农产品自给的水土资源需求,评价中国省域水土资源承载力状态。结果显示：（1）中国现有耕地资源总量可满足自身耕地总需求（前者是后者1.81倍）,但省际差异大,东部沿海省市耕地不足。（2）农业可用水资源总量亦可满足农业可持续生产需求,但区域严重不平衡,华北平原与宁夏水资源赤字严重,而青藏高原地区、长江以南省份农业可用水资源丰富。（3）水土资源空间不匹配制约了中国农业的粮食生产潜力,不考虑环境净化用水,水土资源匹配状态可满足全国粮食自给需求;但考虑环境净化用水,中国粮食难以实现自给,承载力赤字达33715.50万人。以资源环境可持续为导向,未来中国应从农业生产布局优化、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科技、产业与人口转移、农产品进口和农业国际合作等方面着手,解决中国农产品需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