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2050年世界能源发展形势与中国发展实际,推进能源转型与保障油气供给是关乎国家发展和能源安全的重大前瞻性问题。考虑能源转型这一关键前提,基于重点行业部门的政策情景模拟了中国能源消费的总量与结构变化情况,并分析了中国油气消费需求及其对外依存情况。结果显示：（1）若实行积极的部门能源转型政策,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将在较大幅度上低于参照情景,并有望在2040年达到峰值,其峰值在5755~7000 mtce之间。具体来看,煤炭消费可在2030年前达峰,石油消费在两种转型情景下均将在2040年达到峰值,而天然气仅在加速转型情景下可于2035年实现消费达峰。（2）从推进能源结构转型角度看,在转型情景下中国2050年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为21%,在加速转型情景下到2050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将不足10%;无论是在转型情景下还是加速转型情景下,到2050年油气消费占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30%;若推行更加积极的转型政策,在加速转型情景下中国到 205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将超越化石能源。（3）高需求低产出将导致中国油气对外依存度在中长期内处于较高水平,因而,在2050年前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仍不可忽视油气供给稳定性。研究可为中国能源安全战略与能源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作为全球煤炭消费和碳排放最大的国家,中国煤炭消费的演变趋势及其驱动机制,一直是科研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比较关注的议题。以2013年中国煤炭消费总量28亿tce为关键时间节点,对比分析煤炭消费动力机制的差异性。通过分别构建侧重供给侧分析的LMDI模型和侧重需求侧分析的IO-SDA模型,以期揭示中国煤炭消费的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基于供给端的因素分解分析,中国的煤炭消费主要由经济增长效应、能源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共同驱动。2013年以来的GDP增速放缓、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深度调整,以及能源消费强度的持续降低是煤炭消费总量下降的关键所在。（2）基于需求侧的结构分解分析,中国的煤炭消费主要由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出口和城镇居民消费所影响。出口紧随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煤炭消费增长的两大需求端驱动因素,但是,由出口诱发的煤炭消费量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达到阶段性峰值。城镇居民消费在2017年超越出口,成为当前煤炭消费增长的第二大需求端驱动因素。（3）基于最终需求视角,分行业煤炭消费呈现出由“出口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再到城镇居民消费”拉动的变化特征,同时,行业发展的煤炭资源依赖性逐步降低。

使用由多个数据库链接的微观数据,对中国对外援助能否促进中国企业的能源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决策进行计量检验,结果发现：中国在东道国的援助活动显著增大了中国企业对东道国进行能源OFDI的概率,且当年援助的投资促进效应大于累计援助的促进效应,该结果在多种模型设定下均表现稳健;进一步检验中,研究发现中国对外援助对能源OFDI的促进效应在援助形式、用途和国家类别上存在广泛异质性,其中复合化和高级化的援助形式如技术援助和出口信贷,直接用于经济基础设施、能源产业发展、东道国政府财政的援助,以及援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能激发中国对外援助的能源OFDI促进效应。本文为中国对外援助能够带动中国能源OFDI提供了直接的微观证据,也为如何发挥对外援助的能源OFDI驱动效应提供了有益启示。

自十八大以来,公众环境治理与环境规制成为影响能源密集型产业动态的重要因素。基于2011—2016年百度指数数据与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将能源密集型产业面临的环境压力划分为公众环境关注、非正式环境规制和正式环境规制,采用Logit模型综合探讨了环境压力对能源密集型产业动态的影响。研究发现：公众环境关注显著降低了能源密集型产业进入的概率,除环境建议与提案外,其他非正式与正式的环境规制均能够抑制能源密集型产业的进入。此外,在公众环境关注度高的区域,非正式和正式的环境规制对能源密集型产业进入的抑制作用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