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点空间形态的系统认识与分类研究是乡村整治和科学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以北京市平谷区为研究区域,从规模、结构和功能三个维度构建农村居民点形态识别指标,使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得到275个行政村的规模强度、结构合理度和功能协调度,借助ArcGIS和GeoDa依次对三者进行空间关联分析,进而基于三维特征划分出8种农村居民点耦合类型。结果表明：（1）平谷区农村居民点规模强度、结构合理度和功能协调度在空间上均存在空间集聚的正相关性,空间分布分别呈现“递进式”“圈层式”和“镶嵌式”格局。（2）平谷区农村居民点多维形态的地域差异性显著,全区62.8%的村庄表现为低强度,51.3%的村庄表现为结构不合理,61.4%的村庄表现为功能不协调。（3）平谷区以T1-S1-F2型（高强度—合理—不协调型）和T1-S2-F2型（高强度—不合理—不协调型）的农村居民点为主,两者共占农村居民点总量的60.1%,前者主要分布在距离城区较近的乡镇,后者主要分布在距离城区较远的北部、西南部和东部的山地丘陵区。（4）规模强度高、结构不合理、功能不协调的农村居民点类型是平谷区乡村协同发展的主要障碍,政策制度、技术工程、产业扶持等差别化治理模式是推进农村居民点可持续性利用和乡村振兴的关键。

在务农成本持续上涨和省工性技术普及的背景下,山区地块细碎化逐渐成为抑制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厘清山区耕地细碎程度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对于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具有指导价值。基于重庆市武隆区、巫山县和酉阳县的1015份农户调研数据,分别从地块权属和空间分布两个角度测算耕地细碎程度,并采用半对数经济计量模型评估耕地细碎差异对农业生产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研究区耕地细碎程度严重,辛普森指数和地块距离指数分别为0.71和0.19,户均耕地面积6.19亩、地块数8.89块,地块与家庭平均相距430 m,即呈现出“块数多、规模小和距离短”的特征;耕地细碎程度加剧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本,当辛普森指数和地块距离指数每增加一个标准差时,单位产量总成本依次上升33.8%和16.6%;具体到各单项成本,耕地细碎程度加剧显著提高了劳动力、化肥和种子成本,而限制机械及其他要素的使用。分作物的实证显示,耕地细碎化效应存在明显的作物异质性。此外,优质耕地能缓解地块细碎带来的成本上升,同时扩大地块面积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政策启示：降低农业经营成本是缓解山区耕地撂荒的重要举措,政府应建立低成本的农地流转网络,并鼓励农户或村庄之间的土地互换,提高地块规模和减少耕作距离,同时政府还应推广和普及适合山区农业的微耕机械。

生态脆弱性（EVI）的定量评估和长期分析,对于了解区域生态环境动态变化与指导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极为重要。但以往研究很少对跨境流域这一特殊单元进行生态脆弱性评价。以阿姆河流域为例,选择反映研究区植被、水文、气候、地形、土壤以及人类活动等方面的11个指标,通过共线性诊断分析,构建了阿姆河流域生态脆弱性评价体系,利用主观权重与客观权重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指标权重,对1990-2015年研究区EVI进行了定量评价及时空特征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区生态环境呈恶化趋势,大部分区域处于重度脆弱状态,研究时段内重度脆弱性比例的平均值为46.40%;极度脆弱性占比在过去25年内呈增加趋势,从1990年的2.58%增加至2015年的16.97%,增幅为14.39%。（2）生态脆弱性在不同土地覆被类型之间差异巨大,其中草地的EVI值变化最大,裸地的生态环境最为脆弱,林地的生态脆弱性最小;研究区生态脆弱程度整体表现为裸地>灌丛>草地>耕地>城市用地>林地的规律。（3）EVI与地形因子的关系表明生态环境最为脆弱的区域主要位于低海拔地势平坦与高海拔坡度大的地区,而低脆弱性主要分布在海拔2500~3500 m或坡度15~25°的区间上。

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水资源短缺与水体污染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主要问题。从水资源利用效率及节水潜力视角出发,以深圳发展历程为标杆,结合情景分析与方向性距离函数等模型,展示到2035年不同情景的雄安水资源利用效率及节水潜力发展图景和路径。研究表明：从利用效率看,在基准、起步、建成情景下雄安呈现出由低效率区到较高效率区再到高效率区的变化态势。从节水潜力看,效率改善空间减小、技术落差比增加等表明雄安节水潜力得到充分挖掘。杜绝污水直排、积极发展污水处理技术、优化新区产业结构等是促使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的有效手段,是雄安实现绿色生态发展的重要保障。

郊野森林是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户外游憩需求的重要游憩资源,郊野森林游憩功能开发利用的依据是进行森林游憩适宜性评价。采用德尔斐法和层次分析法,建立了由游憩资源、游憩设施、游憩区位三个方面10个指标构成的上海郊野森林游憩适宜性评价体系,并以此评估了上海64个郊野森林2000年、2006年和2012年游憩适宜性,根据评价结果将郊野森林游憩适宜性划分为高度适宜、中度适宜、勉强适宜、不适宜4个等级。结果表明：2000-2012年,上海郊野森林的游憩适宜性呈增加的趋势,处于低适宜性等级的郊野森林向高适宜性等级转化。并基于不同的游憩适宜性等级提出了优先开发高度适宜郊野森林、积极开发中度适宜郊野森林、适度开发勉强适宜郊野森林的分类引导途径。

客观评价大都市郊野乡村多功能及空间布局特征,是分类制订精细化乡村振兴策略的关键之一。通过构建大都市郊野乡村“生态环境—休闲文化—农业生产—经济发展—生活保障”多功能评价方法,使用多源空间数据、统计数据及调查数据,评价上海郊野89个镇的多功能值,提出镇域多功能发展类型及空间布局特征。结果表明：（1）上海市89个镇多功能发展存在显著差异。各项功能按照均值排序为生态环境（0.7674）>经济发展（0.6054）>农业生产（0.5882）>生活保障（0.5238）>休闲文化（0.2525）;（2）生态环境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崇明岛、青浦西部和奉贤南部,农业生产高值区主要位于浦东南部、奉贤及金山、崇明南部和青浦,经济发展高值区主要位于中心城周边和新城周边区域的28个镇,生活保障低值区主要位于紧邻中心城与最偏远区域两类共29个镇,休闲文化高值区主要位于与中心城距离最偏远的松江、青浦、金山;（3）郊野镇多功能发展可划分为高均衡型、低均衡型和非均衡—混合发展型、非均衡—传统维持型和非均衡—城市化型共五种模式,仅浦江镇等10个镇为多功能高均衡发展模式,占11.24%。论文建立的评价方法及研究结论可为探索精细化都市郊野乡村振兴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环境质量评价研究多为客观、专业化评价,较少从常人角度测量居民或游客对环境质量的评价或感知。而常人的评价可能影响其环境行为,进而促进环境保护。通过调查北京、上海、海南三地游客对居住地、旅游目的地、全国三个空间尺度以及当前、未来两个时间尺度的环境质量感知,分析旅游者环境质量感知的时空偏差。研究发现：（1）受访旅游者当前环境质量感知与全国相比存在乐观偏差,即“空间乐观”;与旅游目的地相比却是悲观倾向,即认为居住地环境质量不如旅游目的地;未来环境质量感知存在明显的乐观倾向,即“时间乐观”。（2）各省市旅游者对当前环境质量感知存在差异,与客观环境质量评价（EQI值）对比,安徽等8个省份的旅游者相对乐观,北京等7个省市旅游者则相对悲观;各省市旅游者未来环境质量感知的乐观偏差程度也存在差异。

开展变化环境下新安江上游流域径流变化及其归因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湿润区水循环过程对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响应机制。利用实测径流、气象资料和遥感植被指数（NDVI）数据,基于布迪克假设框架的弹性系数法,分析了新安江上游降水、潜在蒸散发（ET₀）和植被变化对径流的影响。结果表明：（1）实测径流序列转折点发生在1999年左右。2000-2015年径流深较1983-1999年下降了281 mm,相对变化率为20.8%,且21世纪初期径流下降尤为显著。（2）2000-2015年下垫面参数n较1983-1999年增加了52.5%,植被变化对径流影响显著增强。径流对气候变化更加敏感,且对降水敏感性超过潜在蒸散发。（3）气候变化是径流变化的主导因素,其次为植被变化。气候变化和植被变化分别导致径流深下降了145.37 mm和140.96 mm,贡献率分别为50.77%和49.23%。NDVI在2000年后增加显著（P<0.001）,植被变化的水文效应超过了降水和潜在蒸散发,未来长期的植被生态水文效应研究仍需进一步加强。

定量评价水资源承载力,可为有效调控水资源,提高水资源承载力和消除水资源超载区提供依据。从水资源承载力新内涵出发,构建“量—质—域—流”的四维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确定指标评价等级标准。针对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涉及许多不确定因素以及指标间存在耦合关系等特点,采用可考虑指标间耦合关系的EFAST算法计算权重,结合可处理评价不确定性问题的联系熵模型进行水资源承载力评价。以黄河流域为例,计算得权重与熵权法进行比较,对2015年流域61个地市的水资源承载力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EFAST算法计算权重比熵权法更合理;黄河流域水资源承载力处于Ⅰ级（极高）、Ⅱ级（较高）、Ⅲ级（中等）、Ⅳ级（较低）和Ⅴ级（极低）的地市数量占评价总地市数的比例分别为0、4.9%、18.1%、63.9%和13.1%,其中Ⅳ级和Ⅴ级分布在除青海省外的其他省区的地市。

水土流失和生态退化是黄土高原区面临的严峻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基于TM和OLI数据,分别估算晋西南黄土高原区的植被覆盖度（FVC）和遥感生态指数（RSEI）,定量分析了晋西南黄土高原区的植被和生态恢复效果,并提出需要重点治理的区域。研究结果表明：（1）15年间晋西南黄土高原区的植被覆盖度和遥感生态指数都呈现增加的趋势,FVC指数从2002年的42.69%增加至2017年的47.67%,RSEI指数由2002年的45%增加至2017年的52.5%,反映出研究区生态质量有了明显提高;（2）除研究区内芝河流域、汾河谷地和沁河流域的生态质量出现严重退化外,研究区大部分区域的FVC指数和RSEI指数都呈改善趋势,因此需对芝河流域、汾河谷地和沁河流域加大生态治理力度;（3）除研究区汾河谷地外,其余地区植被覆盖度和遥感生态指数的变化趋势基本吻合,汾河谷地由于冬小麦大面积种植,植被覆盖度得到一定程度改善,但遥感生态指数并没有明显改善。

旅游地可持续发展需要重点关注当地居民生计的可持续。以海螺沟景区为案例地,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了适用的生计资本评估指标体系,量化识别了景区农户可持续的生计方式,明确了影响两类脆弱性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在研究区六种生计方式中,采用均衡兼收型和旅游主营型策略的农户其生计资本水平最高,而传统务农型和务工型农户生计资本水平最低。不同生计策略类型的农户在空间上集聚分布。缺乏金融资本是影响传统务农型和务工型农户选择均衡兼收型生计策略的主要因素,而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缺乏则对他们选择旅游主营型生计策略有显著的影响。此外,海拔、距公路和核心景点的距离也对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有重要影响。

从粮食安全系统的视角出发,运用VSD的脆弱性分析框架,从暴露性、敏感性、适应能力三个层面构建了中国粮食安全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1991-2015年中国粮食安全脆弱性的暴露性、敏感性、适应能力进行定量分析,并探究了中国粮食安全脆弱性变化的总体趋势及其驱动因子。研究结果表明：（1）暴露性指数呈现出2阶段下降特征,年均下降0.121;敏感性指数呈现出快速上升和基本稳定的两阶段变化特征;适应能力指数则一直上升,年均提高0.117。（2）1991-2015年粮食安全系统脆弱性指数整体呈现下降趋势,表明中国粮食安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其变化过程可划分为1991-1999年、2000-2003年和2004-2015年三个阶段,第一、二阶段粮食安全水平的总体提高是基于“吃饱”水平上的提高,而第三阶段是基于“吃好”水平上的提高。（3）人均GDP、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四个因子共同驱动中国粮食安全脆弱性的变化,2000-2015年的第二阶段四因子对粮食安全脆弱性的驱动作用明显小于1991-1999的第一阶段,且第一驱动因子由第一阶段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转变为第二阶段的人均GDP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转型发展绩效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是资源枯竭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及依据。根据转型发展的内涵,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资源利用、环境整治、产业转型五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TOPSIS方法,以湖北大冶市为例,评价2007-2016年转型发展的绩效并诊断障碍因子。结果表明：（1）大冶转型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十年转型发展绩效分值均在0.9以上,总体呈两个阶段：2007-2010年为转型初期,产业接替阶段,发展绩效不稳定,由2007年的0.9976升至2008年的0.9998,2010年下滑至0.9098;2011-2016年为稳定转型发展期,绩效稳步提升,由0.9142升至0.9458。（2）影响大冶转型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排序十年一致,障碍度从强到弱依次为：矿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数量、城镇登记失业率、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根据评价结果,提出了大冶市今后转型发展的工作建议。

为了探讨水系变化与城市用地扩展之间的联系,为未来水生态修复及城市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提供依据及经验借鉴,基于长沙市1950s、1970s、1990s、2010s和2016年五期地形图及同期城市建设用地数据,对长沙市中心城区近60年来的五期水系及城市用地扩张情况进行统计,选取河网密度、水面率、干流河流曲度、河网发育系数指标定量描述水系变化特征。同时,运用城市用地扩张特征分析方法分析同期城市扩张的强弱与快慢,并叠加各流域范围内同期水系变化指标与城市拓展强度指标,分析长沙各阶段水系变迁与城市用地扩张强度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1）城市建设用地扩展对城市水系数量及形态变化有直接影响;（2）各时期城市拓展强度均与水系特征指标值衰减速度呈正相关关系;（3）在城市扩展过程中破坏水系特征将加大水系生态、自然灾害风险,而有效的水生态保护政策和保护措施不仅可以使片区水系缩减趋势放缓,还可以加快周边用地扩展速度。

随着中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国内肉蛋奶的消费需求逐年增长,致使作为主要饲料蛋白原料的豆粕需求也不断增加。而豆粕是大豆压榨行业的主要产品,因此,大豆生产、大豆压榨、饲料生产和畜禽养殖组成了一个密切关联的产业系统,大豆原料生产与供给区分布、饲料生产和畜禽养殖业布局又会对大豆压榨行业空间格局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以大豆压榨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产业链视角,运用平均最近邻分析、核密度分析方法,研究了1996-2016年间中国大豆压榨企业的空间格局演变规律与集聚特征,然后构建了条件Logit模型探讨影响中国大豆压榨企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大豆压榨企业空间集聚程度较高,自1996年以来,经历了从大豆主产区向沿海港口城市集聚再沿长江、哈大铁路、陇海铁路等交通运输线路扩散的演化特点。各地原料资源禀赋、运费成本、市场规模与潜力、集聚经济以及政府政策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中国大豆压榨企业的空间格局,并且不同时期影响大豆压榨企业空间格局的因素显著性及强度都会有所变化。2000-2005年原料资源禀赋、运输成本、豆粕市场规模以及集聚经济发挥着较大作用;2006-2010年间集聚经济和政府政策共同主导了大豆压榨企业的区位决策;2010年以后市场潜力与集聚不经济则表现出更强的作用。

森林资源是重要的自然资源,编制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将森林资源管理纳入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体系,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保障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森林资源核算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将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定位于服务各级政府森林资源资产管理的信息系统,借鉴会计理论与方法,结合中国森林资源管理的特点,构建了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核算系统。核算系统主要包括：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核算要素的界定和确认标准,森林资源资产、森林资源负债、森林资源净权益的核算账户设置,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森林资源资产变动表、森林资源权益变动表的表式,以资源调查数据和资源变动数据为基础的动态核算流程,以及复式记账的核算方法。通过核算系统,实现以年度为核算周期编制森林资源资产负债表。

基于强可持续研究范式,以生态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运用两阶段网络Super-EBM模型进行绩效测算和评价,打开生态福利转化过程的“黑箱”,基于综合福利视角将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进一步分解为生态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效率,实证研究部分选取2006-20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的生态文明建设绩效水平进行纵向分析,与此同时,选取42个国家2014年的截面数据进行横向的国际对比研究。研究表明：（1）“十一五”到“十二五”期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绩效（0.986）整体水平一般,均未实现DEA有效,但“十二五”期间已呈现出逐年改善的利好趋势。国际比较层面,瑞士（1.647）、印度尼西亚（1.365）、爱尔兰（1.039）依次排名前三位,中国（0.297）排名相对靠后,位列倒数第二。各国之间差异较大,总体上呈现出“OECD国家（0.677）最高、G20国家（0.611）次之、金砖国家（0.417）最低”的态势。（2）从分阶段效率来看,无论是纵向分析还是横向对比,均发现第一阶段的生态经济效率明显低于第二阶段的经济福利效率,生态经济效率偏低是导致生态文明建设绩效总体水平偏低的主要原因。（3）与传统的单阶段、径向或非径向DEA模型相比,两阶段网络Super-EBM模型综合考虑了径向和松弛变量问题,测算出来的效率值更为精确,能够更为客观地反映现实。同时,对于其他领域涉及两阶段或多阶段生产系统的效率或绩效评估具有较好的借鉴价值。最后,根据上述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以中国前两批特色小镇为例,综合利用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不均衡指数、核密度、地理联系率等空间分析方法,分析特色小镇的空间分布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特色小镇的产业特征及其开发建议。结果显示：中国特色小镇在分布上具有“总体集聚、依托经济、沿线、围城、靠景”的特征。从空间分布类型看,特色小镇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人口分界线的东南部,大体上呈现出集聚分布的态势;从空间分布均衡性上看,特色小镇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非均衡特征,且集中度较高;从空间分布密度上看,中国特色小镇呈现出东多西少、南多北少、东南多西北少的空间分布格局,总体上形成五大集聚区,分别为环渤海集聚区、长三角集聚区、东南沿海集聚区、西南成渝集聚区、中原集聚区。当前特色小镇的空间分布是政策主导下区域经济、区位交通、核心城市、旅游资源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前两批特色小镇主要以农业主导型与工业主导型为主,产业特色有待进一步提升。根据分析结果,从尊重规律、政策导向、产业引领、要素配套等方面提出未来特色小镇的开发建议。

可持续性评价是可持续性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HDI和HSDI的基础上,构建对环境重视程度不同的弱HSDI与强HSDI评价指数,以中国环渤海地区为例,揭示区域2000-2015年可持续性基本状态与变化过程。结果表明：从基本状态来看,环渤海地区各市可持续性水平等级结构失衡,弱HSDI与强HSDI水平均呈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等级结构,但弱HSDI的等级结构失衡比强HSDI更严重,且弱、强HSDI空间格局差异较大;从变化过程来看,环渤海地区各市可持续发展步调不一致,弱HSDI与强HSDI均以显著增长趋势为主,但弱HSDI主要呈中高速增长,强HSDI主要呈中低速增长。结合评价结果,划分可持续性状态与过程矩阵,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多元化策略,可为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为研究自然降雨条件下不同经营方式毛竹林径流养分流失的年动态变化规律及其差异,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毛竹园为试验区,在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区域,设置独立观察站。每次连续降雨后采集沉砂池水样,测定总氮（TN）、总磷（TP）、硝态氮（NO₃^--N）、铵态氮（NH₄⁺-N）、磷酸根离子（PO₄^3-）含量,同时在动态观测期中采集坡面土壤样品,测定pH、有机质及有效N、P含量。结果表明：（1）集约经营和粗放经营毛竹林年单位产流量分别为8086.52 m³/hm²、4850.95 m³/hm²。（2）毛竹林径流水氮流失以硝态氮为主。（3）毛竹林集约经营增加了氮磷流失风险,集约经营和粗放经营毛竹林TN年单位流失量分别为45.26 kg/hm²、25.05 kg/hm²,TP年单位流失量分别为0.31 kg/hm²、0.21 kg/hm²,与粗放经营相比,集约经营氮磷流失分别增加了80.68%、47.62%。（4）毛竹林径流水中TN浓度与土壤碱解氮含量成极显著负相关,径流水中TP浓度与土壤有效磷成极显著正相关。

氢氧稳定同位素技术被广泛用来研究水循环过程中的水汽来源、水量平衡及不同水体间的补给关系。以2016年4月至2017年4月在庐山地区三个不同研究点（庐山西北面莲花镇,山顶牯岭镇和东南面海会镇）采集的102个次降水样品同位素资料为基础,应用线性回归分析和对比分析等方法,对庐山地区大气降水中氢氧稳定同位素和氘盈余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大气水汽来源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庐山地区夏半年降水中的稳定同位素值δ¹⁸O平均值（-6.1‰）小于冬半年（-4.8‰）;氢氧同位素特征和氘盈余呈现明显的季节差异;平均氘盈余值（10.6‰）大于全球大部分地区的评估值（10.0‰）;当地大气降水线（LMWL）δD=7.45δ¹⁸O+8.36与全球大气降水线（GMWL）δD=8δ¹⁸O+10相比,其斜率和截距均偏小。结合HYSPLIT后向轨迹模型分析同位素特征发现,庐山地区大气水汽夏半年主要来源于低纬度南海和印度洋,冬半年来自于干燥的华北和西北内陆;局地水汽影响和地理位置差异导致了降雨同位素特征的空间差异性。本研究可为今后展开庐山地区水循环过程的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以雾霾污染和入境旅游发展的典型区中国中东部为例,借助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函数、重心模型及双变量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实证了1998-2016年雾霾污染与城市入境旅游的时空动态关联。结果表明：时间层面,雾霾污染与入境旅游之间存在长期均衡,雾霾污染是入境旅游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在短期内会对入境旅游的稳健性产生显著负向冲击,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冲击趋于缓和;空间层面,雾霾污染和入境旅游重心分别向东北和西北偏移,研究期间两者空间重叠性虽有所提升,但仍存在明显的空间错位;整体上两者呈显著空间负相关,局部空间关联模式以高—低和低—高集聚为主,雾霾对豫东、徽北和鄂中等地的入境旅游市场影响最为突出,且具有空间依赖性。本研究可为区域入境旅游业合理应对雾霾天气,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在全球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加剧的双重影响下,蒙古高原草地放牧超载与草地退化问题不断凸显。如何从畜牧业生产对草地利用强度角度揭示草地生态系统的人地关系,对草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对策研究至关重要。基于生态系统供给与消耗平衡关系,利用卫星遥感数据与畜牧业统计数据,分析蒙古高原草地生态系统的生态承载状态,研究不同政策背景和资源禀赋条件下草地生态系统承载压力的区域差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国两地不同的政策和习俗深刻影响了牧民对草地的利用方式,使得两地畜牧业生产结构产生显著差异,内蒙古自治区牲畜类型组成区域差异性大、总量相对平稳,而蒙古国牲畜数量增加显著、牲畜类型组成区域分布更为均匀。（2）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国草地消耗量均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蒙古高原草地资源消耗总量在2014年超出了供给量,其中内蒙古自治区草地资源消耗量在2005年超出了供给量,而近年来蒙古国的草地资源消耗量也逐渐逼近供给量。（3）2000-2016年间,蒙古高原草地承载压力不断增大,整体从盈余状态变为临界超载状态,持续严重超载地区主要出现在荒漠草原地区,并逐渐向典型草原及农牧交错区推进;蒙古国自2003年起富富有余状态区逐步减少且严重超载区逐步增多,内蒙古自治区则受生态保护政策的影响呈波动性变化。通过定量分析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国草地承载状况的时空差异性,所揭示出的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畜牧业生产结构与强度的变化规律可为草地资源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由于统计口径与计算方法的不同,粮食自给率的计算结果往往差异较大,得出的中国粮食安全的结论也大相径庭,从而引起国内各界的广泛争议。为了准确分析当前中国的粮食安全情势,避免误判对相关决策造成误导,有必要对粮食的统计口径和自给率计算方法进行分析研究。本文选用三种粮食自给率计算方法—定额统计法、流向统计法和消费统计法,测算中国2000-2016年的粮食、谷物和口粮自给率,并对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1）定额统计法计算结果容易造成失真,流向统计法与消费统计法计算结果较为准确;（2）谷物和口粮自给率更能反映中国实际的粮食供需情况;（3）中国谷物自给率在98%以上,口粮自给率高于100%。然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发展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这会造成耕地被侵占、粮食需求激增等严重问题,口粮生产仍然不能放松,建议未来调整农业结构,稳定小麦、稻米生产。

大面积的采煤沉陷区引发严重的社会和环境问题,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传统以自然条件为基础的沉陷区复垦研究不同,考虑采煤沉陷区自然生态因素和区域经济发展条件,从综合治理的角度出发,分析中国采煤沉陷区整体格局和面临的社会经济风险,深入研究各地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路径。结果表明：中国采煤沉陷区面积预计超过60000 km²,其中与城乡建设用地和耕地叠压的面积分别达到4500 km²和26000 km²,涉及人口达2000万左右,其中山西和山东两省采煤沉陷区的影响最为严重;从区域特征来看,中国采煤沉陷区有开发利用、环境修复、民生保障、异地搬迁四大主要治理导向,进一步结合社会经济和空间特征,可以将沉陷区分为环境适应发展型、基础设施完善型、特色产业带动型、环境修复型、民生保障型、异地搬迁型六个治理类型。

水资源短缺是制约西北干旱区可持续发展的硬约束,提高作物灌溉技术效率、压缩农业灌溉用水是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的可能途径之一。基于2014年张掖市农户调研数据,采用DEA-Tobit模型,分析了黑河流域中段不同类型灌区作物灌溉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典型灌区主要作物灌溉技术效率均存在改进空间,节水潜力较大。在其他投入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典型灌区主要作物灌溉技术效率达到目前的最高水平,平原灌区生产同样产量的制种玉米和大田玉米,灌溉用水可分别减少34.47%和38.15%;北部荒漠灌区生产同样产量的棉花、制种西瓜和玉米套小麦,灌溉用水可分别减少48.42%、34.82%和22.99%;沿山灌区生产同样产量的小麦、马铃薯、大麦和大田玉米,灌溉用水可分别减少14.48%、30.75%、25.50%和35.96%。（2）不同灌区之间作物灌溉技术效率的变异系数与作物种植面积占比呈负向关系,同一灌区内部种植相同作物的农户生产管理水平存在明显差异。（3）农地细碎化程度和农户耕地面积扩大会降低作物灌溉技术效率,改善耕地质量能提高北部荒漠灌区作物灌溉技术效率,增加井水灌溉会提高平原灌区大田玉米和沿山灌区作物灌溉技术效率,灌溉次数与多数作物灌溉技术效率呈“倒U型”关系,而农户耕作需求及其对风险态度的影响需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判断。合理确定种植规模、加快农地空间优化,因地制宜地改善耕地质量,完善水利设施、合理使用井灌、增强河水灌溉放水的灵活性,是提升黑河流域作物灌溉技术效率的主要途径。

自然保护区的有效管理需要充分的资金保障。为了探究中国自然保护区的资金需求状况,构建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本体系,系统估算和分析全国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成本和机会成本。结果显示：（1）以2014年数据估算,全国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成本为5049亿元,占当年全国GDP的0.78%,远低于环境损害成本和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的产品和服务所带来的经济价值,自然保护具有经济的合理性;（2）全国自然保护区管理成本约为85.91亿元,意味着为了达到最基本的管理标准,每年所需的管理资金量,但实际的总体投入远低于管理资金需求,保护区的总体资金缺口较大,且资金配置不均衡,地方级保护区需加强经费保障;（3）管理成本呈现明显的地域差异,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保护区生态价值高、管理资金需求较大,而经济相对落后,地方财政压力较大,中央财政应适当倾斜;（4）全国自然保护区每年的机会成本达到4963亿元,反映出保护区建设带给地方的巨大经济压力,但目前中国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缺口较大,政府亟需完善面向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补偿机制。

明确作物产量和土壤养分时空变异可以更好地掌握农田生产力和土壤质量情况,对农业资源合理配置以及提高生产力可持续性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利用华北平原引黄灌区下游农田作物产量数据和耕地质量监测数据,对华北平原引黄灌区下游作物产量的演变以及有机质和养分的空间分布进行分析,阐明该地区作物产量、土壤养分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灌区的农田生产力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和时空差异。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农田生产力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冬小麦高产田分布在黄河下游北岸中部地区的齐河县和下游南岸三个县,范围是6084.0~6861.0 kg/hm²,夏玉米产量空间分布整体上呈现出中间高两端低的特征,其中齐河县的产量最高,为7524.0 kg/hm²。灌区农田土壤有机质、氮、磷、钾养分具有明显的时空分布差异,有机质和速效钾含量最高的德州市分别为16.30 g/kg和202.40 mg/kg,全氮含量最高的淄博市为1.17 g/kg,有效磷含量最高的泰安市为34.56 mg/kg。研究表明,灌区的生产力水平一直不断在提升,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掌握养分分布特征和土壤肥力的空间差异来制定合理的施肥措施,可为今后该地区实现精准农业和高产稳产提供科学依据。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演化是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内部及其与外部系统间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表征或结果,这一结果的优劣是实现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内生物质基础与保障。以重庆市为研究区,以2001-2015年为研究时段,基于信息熵,从支持型输入熵、压力型输出熵、氧化型代谢熵、还原型代谢熵四个方面构建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演化指标体系,揭示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演变规律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探析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熵变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之间协同演化过程中的相关关系,设计乡村生产空间系统优化路径。结果表明：（1）2001-2015年重庆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熵流为0.017~-0.049,熵产生为0.204~0.059,均呈下降趋势,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协调性和活力得以增强;总熵变为0.221~0.010,呈相同趋势,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有序度不断提高,总体上向健康水平发展。（2）2001-2015年重庆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分为1.285~2.803,呈上升趋势,系统可持续发展态势良好,并不断向可持续方向演进。（3）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分与支持型输入熵、还原型代谢熵正相关,与压力型输出熵、氧化型代谢熵负相关,与熵流、熵产生和总熵变负相关。

采用TRMM卫星反演月降水数据和气象台站实测降水数据,通过误差评估等数理统计方法验证数据,并结合Kriging法对TRMM降水数据进行订正,以此研究了祁连山地区最大降水高度带的时空变化。结果表明：（1）TRMM降水数据在祁连山地区的整体适用性较好。其中TRMM降水数据与台站实测值的年均降水量相关系数达0.94;季节平均降水量的相关系数分别为春季（0.87）、夏季（0.89）、秋季（0.88）、冬季（0.70）。（2）祁连山地区27个气象台站实测值与TRMM降水数据的相关性较好,但在个别台站误差较大且存在低值高估、高值低估的现象。（3）祁连山地区年均降水量自东向西呈减少趋势。东、中、西三段最大降水高度带分别为4100 m、4500 m、4700 m,年均降水量的垂直变化率分别为16.6 mm/100 m、10.8 mm/100 m、9.8 mm/100 m。（4）1998-2016年祁连山地区东、中、西三段降水量均呈波动增加,最大降水高度带也呈波动上升趋势,祁连山地区年内各季节最大降水高度带按夏、春、秋、冬的次序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