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力视角下秦岭贫困山区乡村振兴潜力研究

韩文维, 陈佳, 袁倩文, 杨新军

自然资源学报 ›› 2021, Vol. 36 ›› Issue (10) : 2571-2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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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学报 ›› 2021, Vol. 36 ›› Issue (10) : 2571-2584. DOI: 10.31497/zrzyxb.20211009
“秦岭生态文明建设”专栏

恢复力视角下秦岭贫困山区乡村振兴潜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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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revitalization potential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poor mountainous areas of Qinling Mountai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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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恢复力概念为秦岭贫困山区乡村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从恢复力视角研究乡村振兴潜力,对于提高贫困山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实现乡村有效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以秦岭贫困山区商洛市为案例,在理论构建的基础上,建立贫困山区乡村恢复力评价体系测度恢复力指数,采用空间主成分分析法识别恢复力关键影响因素,据此提出三区县乡村振兴潜力类型分类。研究结果表明：（1）商洛市三个区县各镇办的恢复力指数呈集聚分布态势,恢复力整体上处于偏低水平状态。（2）环境因素、经济因素对乡村社区恢复力起到决定作用。（3）三区县乡村振兴潜力可分为四种类型：均衡发展潜力区、农业主导潜力区、农业旅游兼营潜力区和地理环境限制潜力区,根据其资源禀赋和现状发展条件提出针对性的乡村振兴策略。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resilience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poor mountainous areas of the Qinling Mountains. Research on the potentia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ilienc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momentum of poor mountainous villages and realizing effect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This paper takes Shangluo, a mountainous city of Qinling as a case.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he paper establishes a poverty-stricken mountainous village resilience evaluation system to measure the resilience index, and uses spatial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o identify the restoration ability. Based on th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wer,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the potential type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three districts and counties is propose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resilience index of the three districts and counties of Shangluo is in a concentrated distribution, and the resilience is generally low. (2)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factors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the resilience of rural communities. (3)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otential of the three districts and countie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balanced development potential area, agricultural leading potential area, agricultural tourism concurrently operating potential area, an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restricted potential area. Targeted measures for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re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ir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current development conditions.

关键词

恢复力 / 空间主成分分析 / 秦岭贫困山区 / 乡村振兴

Key words

resilience / spatial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 Qinling Mountains poor mountainous areas /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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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文维, 陈佳, 袁倩文, 杨新军. 恢复力视角下秦岭贫困山区乡村振兴潜力研究[J].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10): 2571-2584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11009
HAN Wen-wei, CHEN Jia, YUAN Qian-wen, YANG Xin-jun. Rural revitalization potential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poor mountainous areas of Qinling Mountai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ilience[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1, 36(10): 2571-2584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11009
一直以来,受制于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贫困山区乡村存在农民增收困难[1]、贫困代际传递明显等问题[2,3]。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城乡发展差距拉大,驱使大量乡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4],乡村出现了空心化[5,6]、宅基地空废[7]、深度贫困化[8]等问题,乡村发展衰退给农民生计和乡村发展带来新的挑战[9]。新时期的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长远战略[10],是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的重要举措,而贫困地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区域[11],不同乡村在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制度文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呈现发展分异[12]。因此,如何基于振兴主体、产业特色、环境容量、资源要素等发挥区域特色优势[13],科学制定发展策略,对促进贫困山区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乡村振兴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成为地理学的重要科学命题[14],地理学者积极投入研究和实践,主要集中在乡村振兴地域系统类型划分、振兴模式探究、影响因素识别与路径选择等方面。如文琦等[13]以西北干旱贫困地区同心县为研究区,构建乡村振兴村落类型识别体系,针对识别出的五种乡村类型提出了相应的乡村振兴类型和途径;杨园园等[15]从“人—地—业”视角构建城乡转型评价指标体系,根据转型发展轨迹进行功能分区,并在功能分区的基础上梳理了京津冀乡村振兴典型模式;屠爽爽等[16]从经济、社会、空间三个维度构建乡村发展水平和重构强度指数评价体系来识别问题区域,探讨了广西乡村振兴的区域路径和调控手段。同时,乡村振兴研究从多种视角出发,结合乡村地域功能分区[17]、乡村转型[15]、乡村重构[16]、城乡融合[18]、精准扶贫[19]等研究为我国乡村振兴案例实践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但现阶段乡村发展与振兴研究仍以上述传统研究视角主导,缺乏对于外部干扰（或系统固有风险）的考量,尤其是针对贫困山区乡村地域系统,长期以来受地理环境条件限制,社会经济发展缓慢,贫困人口众多。而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政策的实施下,乡村经济社会领域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产业扶贫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移民搬迁引起社区组织和乡村管理体制的重组等,贫困山区乡村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增加,亟需新的思维和视角打破现有研究瓶颈,增强贫困山区乡村应对外部风险的恢复能力。
恢复力思维强调人对外部风险的适应,是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范式。21世纪以来,在全球变化加剧及社会转型发展的背景下,Adger[20]将恢复力概念引入社会科学领域,用以表征社会系统、社区或群体（个人）应对外部扰动或系统固有风险冲击保持系统结构功能并从中恢复的能力,为贫困风险胁迫的山区乡村发展（振兴）问题研究提供了新思维。恢复力视角研究有利于在考虑贫困山区乡村系统固有风险基础上,深化对乡村人地系统和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认知,其恢复潜力评估模型也为乡村振兴潜力评价提供了方法借鉴。而秦岭贫困山区乡村在脆弱的地理环境胁迫下,贫困成为乡村发展面临的最大扰动因素,亟需对乡村发展存在问题和可持续发展方向展开探讨。基于此,本文选取秦岭贫困山区商洛市商州区、洛南县和山阳县为研究案例,从恢复力的视角开展贫困山区乡村振兴潜力研究。在社区恢复力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理论辨析基础上,构建乡村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恢复力模型测度贫困山区乡村恢复力指数、辨识影响乡村恢复力的关键因素,据此探讨乡村振兴潜力类型及其分类发展策略,以期为秦岭贫困山区乡村振兴路径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商洛市地处秦岭东段南麓、陕西省东南部,属秦岭深处典型贫困山区乡村。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推进,商洛市植根自身资源,挖掘生态、区位、资源、文化“四大潜能”,致力于发展特色产业扶贫、脱贫[21],向着乡村振兴目标迈进。在此背景下,对乡村发展现状展开调查、发展能力分区分类评估及振兴方向合理规划显得十分必要。而商洛市洛南县、商州区、山阳县分别位于商洛市北、中、南三个地理区位（图1）,环境条件、发展现状差异显著,以镇办为研究基础单元,分析乡村振兴潜力和发展策略,对于贫困山区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图1 研究区地形概况

Fig. 1 The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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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商州区是商洛市委、市政府所在地,辖4个街道办事处,18个镇,面积2672 km²,属以中、低山为主体的土石山区,是商洛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最好的区域;洛南县位于商洛市西北部,辖2个街道办事处,14个镇,面积2830 km²,拥有商洛市面积最大最广阔的平地,是陕西省粮食生产基地县;山阳县位于商洛市中南部,辖2个街道办事处,12个镇。山地占总面积的82%,境内矿产和生物资源丰富。考虑到商州区城关街办城镇化程度较高,将其从研究范围中去掉,研究范围包括三区县的51个镇办。

1.2 数据来源

数据分为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研究中所需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来源于《商州区国民经济和社会统计资料汇编》（2017年）、《洛南县统计年鉴》（2018年）、《山阳县统计年鉴》（2018年）;地理信息数据中,行政区划图来自商洛市各区县民政局,地形数据来自于地理空间数据云（ http://www.gscloud.cn）的GDEMV2的30 m分辨率数字高程数据,道路网络源自全国地理信息资源目录服务系统（ www.webmap.cn）的 1∶100万全国基础地理数据库（2017年）,2018年landsat NDVI数据来自美国NASA网站。

1.3 理论框架与方法

1.3.1 乡村社区恢复力与乡村振兴潜力理论逻辑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这五个总要求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有机整体[22],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完善乡村自身发展能力建构,推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协调发展[23]。社区恢复力测度把抽象的恢复力概念予以量化[24],通过社区中与恢复力相关的社会、经济、制度等因素来理解恢复力的构成[25],有助于识别社区发展的薄弱环节,为适应性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目前社区恢复力测度从经济、社会、物质、制度、环境等几个维度出发[26,27],从各维度的内涵来看,与乡村振兴战略总目标存在对应关系（图2）。
图2 社区恢复力与乡村振兴潜力关联逻辑

Fig. 2 The correlation logic between community resilience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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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二者内涵构成可以看出,乡村振兴战略总目标五个要求都有对应的社区恢复力维度。产业兴旺通过促进产业发展、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活力来实现农民增收,与经济维度评价指标方向一致;生态宜居从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村容村貌两方面做出要求,而环境维度构成指标包含了生态环境、人居环境的内容,二者密切相关;乡风文明要求倡导文明理念和生活方式,实现乡村和谐有序发展,社会维度中的社区关系、社区参与度等与其相对应;治理有效与制度维度皆对乡村的管理机制做出要求,要加强和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生活富裕强调农民经济宽裕、生活便利,其中,生活便利要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入手,与物质维度内涵相契合。总的来说,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是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乡村振兴战略旨在推进乡村“五大建设”,提升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基于此,本文认为乡村振兴潜力是综合乡村发展基础和发展现状,识别带动乡村发展新兴要素,能够实现乡村有特色、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本文基于乡村振兴与社区恢复力之间的联系,从恢复力的视角开展乡村振兴潜力研究,通过区分不同类型乡村振兴潜力区域并识别主要影响因素,有助于解构贫困地区乡村转型和面对外部不利环境实现振兴的内在要素作用机制。
1.3.2 乡村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
社区恢复力的研究仍处于概念和理论探索阶段,少数研究探索社区恢复力的量化评价,国内外学者Adger[20]、Hollings[28]、Folke[29]、王群等[30]对社区恢复力的测度模型进行了探索,但学者多从各自研究领域与内容选取适当指标,导致目前学术界对社区恢复力量化评价体系尚未达成共识[31]。其中,Scherzer等[32]、Cutter等[33]建立了社区恢复力评价的基线指标（Baseline Resilience Indicators for Communities,BRIC）,通过经济恢复力、社会恢复力、社区资本、制度恢复力和基础设施恢复力五个维度来全面评价社区恢复力水平。本文借鉴BRIC评价模型并结合乡村社区恢复力与乡村振兴潜力各自构成和联系分析,选取经济、社会、基础设施三个维度。同时考虑对秦岭山区贫困乡村地区而言,地理环境是影响农业和乡村发展的关键指标,把环境作为指标体系的一维,建立贫困山区乡村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分为经济、社会、基础设施和环境四个维度,具体指标的选取涵盖了乡村经济、社会、生态、政治、文化五个方面,共计20个指标（表1）。
表1 乡村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Index system of rural resilience evaluation

准则层（B） 指标层（C） 指标描述与定义 权重 方向
B1经济 C1农业生产总值 当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万元 0.0464 +
C2二产从业人员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值/% 0.0328 +
C3耕地资本 人均耕地面积/(亩/人) 0.0242 +
C4人均纯收入 反应农民收入状况/元 0.0473 +
C5粮食生产 单位耕地面积上的粮食产量/(t/亩) 0.0198 +
C6劳动力资源 劳动力资源占总人口的比例/% 0.0174 +
B2社会 C7人口结构 性别比失衡程度 0.0039 -
C8人口迁移 人口迁移比/% 0.0060 -
C9社会总抚养比 18岁以下及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0.0106 -
C10社会学习 文化站、图书馆数量/个 0.4456 +
B3基础设施 C11道路密度 公路网密度/(km/km2) 0.0811 +
C12宽带接通率 村宽带接通率/% 0.0062 +
C13医疗卫生 医疗卫生机构拥有情况/个 0.0347 +
C14教育资源 幼儿园为0.25,小学为0.5,初中为0.75,高中为1 0.0661 +
B4环境 C15人口密度 人口数量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人/km²) 0.0099 -
C16地形起伏 基于地形起伏公式计算起伏度/m 0.0123 -
C17植被覆盖 平均NDVI 0.0136 +
C18生态造林 荒山荒（沙）地造林面积/亩 0.1038 +
C19面源污染 农药化肥使用量/kg 0.0115 -
C20土地利用 土地利用强度 0.0066 -
经济维度包括反映经济发展状况的相关指标。对于山区乡村而言,农业在经济发展上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表征当地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第二产业可以反映山区乡村产业结构转型状况;粮食单产量表示农业生产能力水平;耕地面积是农民重要的自然生计资本,影响农户收入,关系粮食安全和国计民生。
社会维度包括人口结构、人口迁移、社会总抚养比和社会学习四个指标。人口结构中的性别失衡可能成为社会治安隐患,阻碍乡风文明建设;人口流动由乡村比较效益低下和收入差距大所致,表现为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而人口流失是乡村衰落的重要表现形式,造成农村社会主体老弱化,影响乡村地区恢复力;社会学习表征当前人口素质和未来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学习机会通过乡镇的文化站和图书馆数量来表示。
基础设施对于受到地理环境严重限制的乡村至关重要,选取道路密度、宽带接通率、医疗设施和教育水平四个指标来说明基础设施配置情况。对于山区乡村而言,道路是社会功能的基础,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村地区消费具有重要意义;医疗和教育是直接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的关键基本公共服务,完善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可以提升贫困人口的生存发展能力,降低脆弱性。
环境维度选取人口密度、地形起伏、植被覆盖、生态造林、农药及化肥使用和土地利用强度指数来表征环境恢复力水平。地形起伏越大,当地自然环境条件越恶劣,存在灾害频发、交通不便、农业生产难度大等问题;用平均NDVI反映山区的植被覆盖情况,植被覆盖越高,对于环境变化的应对能力和缓冲能力就越强;耕地质量影响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水平;农药、化肥使用量与耕地质量和环境污染直接挂钩。
1.3.3 研究方法
（1）熵权法
本文运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并测算恢复力指数 S。在熵权法计算前为了消除指标量纲差异,采用极值标准化法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变换。计算模型如下：
S=∑i=1nYijWjj=1,2,…,m
式中：n为所有镇办个数（个）;m为指标个数（个）;Yij为评价指标标准化系数;Wj为第j个指标的权重。S值越高,乡村恢复力越好,反之越差。
（2）空间主成分分析法
空间主成分分析（SPCA）通过GIS主成分分析模块,利用栅格化后的变量,把原始多变量空间数据转化为少数几个不相关的综合指标,最大限度地保留原始多变量表达的空间信息,把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落实到空间所对应的每一个栅格上[34]。本文利用空间主成分分析对恢复力影响因素进行识别,为有效地进行空间主成分分析,保证各指标数据具有较好的空间重合性,将其中的矢量数据指标进行空间化处理,统一为30 m×30 m分辨率,并给数据赋予统一的WGS84投影坐标系,社会经济统计数据采用克里金插值法（Kriging）进行插值,实现数据空间化。

2 结果分析

2.1 贫困山区乡村恢复力评价

2.1.1 乡村恢复力测度
根据乡村恢复力评价模型计算结果,基于ArcGIS自然断点法,将乡村社区恢复力由高到低依次划分为高恢复力、较高恢复力、一般恢复力、较低恢复力和低恢复力五种类型,以此分析贫困山区乡村恢复力指数空间差异。如图3所示,三个区县各乡镇的乡村恢复力指数呈集聚分布格局。高和较高水平恢复力区域集中分布在三区县街办、街办周边乡镇以及洛南盆地的乡镇,低和较低水平恢复力镇办集中分布在山阳县东南部和商州区北部。低和较低水平恢复力镇办为22个,占镇办总数的43%,说明三区县的恢复力整体上处于偏低水平状态。最高恢复力指数区域为商州区大赵峪街办,最低恢复力指数区域为商州区麻街镇,最高值是最低值的5倍多,说明社区内部恢复力水平差异显著。
图3 乡镇社区恢复力指数空间格局

Fig. 3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ounty community resilience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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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恢复力各构成维度来看（图4）,（1）在经济维度上,高和较高水平、一般水平、低和较低水平经济恢复力指数区域占比分别为27%、29%、43%,表明三区县经济恢复力指数处于偏低水平状态。其中,高和较高经济恢复力指数区域主要分布在洛南县中南部,数量占全县镇办一半,说明洛南县经济恢复力相对高。商州区和山阳县各等级经济恢复力区域呈相间分布格局。（2）社会维度上,三区县呈现不同社会恢复力水平区域高度聚集分布的特征,且差异显著。商州区低和较低水平社会恢复力指数区域集中分布在中西部,数量占镇办总数量的59%,说明商州区社会恢复力水平较低。洛南县高和较高水平社会恢复力指数区域占比达67%,表明其社会恢复力水平高。山阳县除城关街办和南宽坪镇外,各镇办社会恢复力均处于一般水平。（3）基础设施维度各等级恢复力指数区域分布相对集中,从整体上看,商州区>山阳县>洛南县。商州区以高和较高基础设施恢复力水平为主导,数量占比为53%,说明商州区基础设施配置相对完善。洛南县除城关街办、四皓街办、永丰镇和古城镇四个地方外,其余乡镇基础设施恢复力为低和较低水平,反映出洛南县基础设施配置处于落后状态。山阳县城关街办、十里铺街办、高坝店镇、天竺山镇基础设施配置水平高,其余乡镇基础设施恢复力水平为中等偏下水平。（4）环境维度上,环境恢复力偏低区域占三区县镇办数量的一半以上,说明整体上三个地方环境质量低,尤其是洛南县除了城关街办、柏峪寺镇和灵口镇三个地方外,其余镇办环境恢复力均为低水平,由此可知环境要素是洛南县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
图4 乡镇各维度恢复力指数空间分布特征

Fig. 4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esilience index in each dimension of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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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乡村恢复力影响因子的空间主成分分析
通过对20个评价指标进行空间主成分分析,得到各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及贡献率,一般而言,因子的累计贡献率达到85%以上可以确定主成分的个数。由表2可知前8个主成分包含原始变量87.27%的信息,说明8个主成分包含的信息较好反映了原始变量绝大部分信息。
表2 空间主成分分析结果

Table 2 Spatial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results

主成分 特征值 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主导因素 所属维度
1 0.0716 32.80 32.80 地形起伏、植被覆盖、面源污染 环境
2 0.0361 16.54 49.35 人口密度 环境
3 0.0321 14.72 64.07 人均纯收入 经济
4 0.0153 7.01 71.07 粮食生产 经济
5 0.0111 5.10 76.17 宽带接通 基础设施
6 0.0093 4.27 80.44 植被覆盖、生态造林 环境
7 0.0079 3.61 84.05 生态造林 环境
8 0.0070 3.22 87.27 社会总抚养比、人口结构 社会
表2列出了根据主成分荷载矩阵识别出的恢复力关键影响因素。其中第1、2、6、7主成分以环境因素为主导,环境指标有较大的荷载。第1主成分贡献率达32.80%,可以认为它反映了原变量中影响恢复力水平的主要因子。第1主成分以地形起伏为主要贡献因子,植被覆盖和面源污染对第一主成分的贡献为负;对于第2主成分,人口密度因子占比较大;第6主成分以植被覆盖因素为主要贡献因子,反映环境维度的另一个指标荒山造林是第二个主要贡献因子;第7主成分以荒山造林单因素有明显的正贡献。第3、4主成分突出表现了单经济因素的影响,分别以人均纯收入、粮食生产为主要贡献因子。第5主成分以基础设施因素为荷载最大,宽带接通率占了较大的比例。第8主成分以社会因素为主导具有较大的荷载,社会总抚养比和人口结构为该主成分的主要贡献因子,人口迁移的贡献为负。
进一步空间主成分分析可以将空间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分配到相应的主成分因子上,即可以得到提取出的每个主成分在每一个空间单元上得分的空间分布格局（图5）。第1主成分可以认为是生态环境当前状态对乡村恢复力的影响,以原始地形起伏为决定作用,同时人类活动作用于植被覆盖和土壤质量对乡村恢复力施加影响,其高值区域集中分布在洛南县南部盆地镇办,与洛南县东南部拥有面积广阔的平地,农业发展基础条件好的情况相一致,可见地形起伏是制约恢复力水平的关键因素;第2主成分由人口密度决定,人口密度大对当地乡村环境恢复力施加负面影响作用,三区县街道办事处及其周边辐射区域人口密度值大于其他区域,第2主成分这些地方表现为明显的低值;第3主成分代表了经济尤其是人均纯收入对于山区乡村恢复力的影响,高值区域分布在商州区陈塬街办、三岔河镇、黑山镇及闫村镇,收入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而收入越高的地方,对于外界扰动的抵御能力越强,恢复力指数越高;第4主成分突出了粮食产量为代表的农业化程度,高值区域分布在洛南县南部和山阳县城关街办周围,粮食生产是乡村农业产业的核心,只有保障原料充足才能对其他产业发展起到强劲的支撑作用,推动乡村振兴;第5主成分说明了以宽带配置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作用,高值区域分布在洛南县南部、商州区中部以及山阳县东南部,这些地方地势相对平坦且经济发展较好的双重特征明显,而山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受到山区地理环境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重影响;第6主成分为植被覆盖和荒山造林因素对恢复力的影响,其高值区分布与镇办植被覆盖率和荒山造林数量高值区域一致,为山阳县色河铺镇和洛南县柏峪寺镇,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本底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状况能在灾害抵御、资源提供等方面增强区域发展能力;第7主成分为生态造林对恢复力的影响,高值区域为商州区夜村镇,归因于该镇荒山造林数量是所有镇办中最多的,有助于环境恢复力提升,低值区域分布在商州区陈塬街办、麻街镇以及洛南县城关街办,典型特征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用地紧张,导致荒山造林数量少,加之人类活动强度大,影响恢复力水平;第8主成分反映了以社会总抚养比为代表的社会因素,高值区域分布在商州区刘湾街办、三岔河镇、麻街镇,贫困乡村一方面受家庭成员教育程度限制,从事工作的人数相对少于城市家庭,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二胎生育同时发展,社会抚养加重了劳动力的负担,影响社会维度恢复力水平。
图5 前8个主成分的空间分布格局

Fig. 5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he first eight principal 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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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贫困山区乡村振兴潜力及路径

2.2.1 乡村振兴潜力分区
根据恢复力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布,得到各个镇办乡村恢复力关键影响因素（表3）。在此基础上,将各镇办的关键影响因素作为分类的第一依据,再按照综合恢复力、经济恢复力、社会恢复力、基础设施恢复力、环境恢复力五个维度逐级进行分类识别,判别各镇办发展的优势和弱项,梳理总结乡村发展方向,对案例区各镇办乡村振兴潜力进行分类评价,将其分为均衡发展潜力区、农业主导潜力区、农业旅游兼营潜力区和地理环境限制潜力区四类（图6）。
表3 各镇办恢复力影响因素

Table 3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resilience of each county

所属区县 镇办名 关键影响因素
商州区 大赵峪街办、沙河子镇 人口密度
大荆镇、板桥镇 基础设施
牧护关镇、三岔河镇、麻街镇、金陵寺镇、陈塬街办 生态造林、社会总抚养比
黑山镇、闫村镇、腰市镇 人均纯收入、社会总抚养比
夜村镇 粮食产量
杨峪河镇、杨斜镇、刘湾街办、北宽坪镇 植被覆盖
洛南县 城关街办 人口密度、基础设施
四皓街办、永丰镇、保安镇、洛源镇 生态造林、社会总抚养比
景村镇、古城镇 人均纯收入
巡检镇、寺耳镇、麻坪镇、高耀镇 社会总抚养比
石门镇、石坡镇、柏峪寺镇、灵口镇 基础设施、植被覆盖
三要镇、高耀镇 植被覆盖
山阳县 城关街办 人口密度、人均纯收入
色河铺镇、漫川关镇 粮食产量、生态造林
小河口镇、两岭镇、南宽坪镇、西照川镇 基础设施
天竺山镇、延坪镇、法官镇、王阎镇、银花镇 人均纯收入、基础设施
十里铺街办、高坝店镇、中村镇 粮食产量
户家塬镇、杨地镇、板岩镇 社会总抚养比
图6 乡村振兴潜力类型空间分布

Fig. 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tential type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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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发展潜力区以商州区大赵峪街办、沙河子镇、杨峪河镇,洛南县城关街办、四皓街办、景村镇,山阳县城关街办、色河铺镇等为代表,这些区域为中心城镇或中心城镇周围,是重点发展区或者受前者辐射带动,区位、交通优势明显,经济发展活跃且均衡,综合振兴潜力值高,但面临传统产业升级转型困难、新兴产业尚未发展壮大、城镇化水平不高等问题,今后的发展方向是推进产业升级转型,发展现代产业,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农业主导潜力区以商州区牧护关镇、腰市镇,洛南县三要镇、柏峪寺镇、保安镇,山阳县户家塬镇、高坝店镇、中村镇为代表,这些区域与中心城镇有一定距离,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在产业扶贫政策下形成菌果药畜茶等特色农业,目前农业基础设施薄弱、规模化程度低、产业链条短、附加值低等问题限制区域发展水平的提高,今后发展方向是推进农业转型,发展现代新型农业,促进农民增收。
农业旅游兼营潜力区以山阳县漫川关镇、商州区牧护关镇、洛南县巡检镇为代表,这些地方生态、人文旅游资源丰富,乡村旅游产业有望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但目前农业与旅游业发展不协调,存在旅游设施配置不全、乡村旅游特色不明、农民旅游参与能力低等问题。今后要充分挖掘秦岭山区乡村丰厚的自然、人文旅游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壮大旅游产业。
地理环境限制潜力区以商州区黑山镇、闫村镇,洛南县巡检镇、寺耳镇、洛源镇,山阳县延坪镇、天竺山镇、两岭镇为代表,这些区域地势高,滑坡等次生灾害频发,生存、发展条件恶劣,经济基础薄弱,贫困人口多,短期内乡村振兴基础条件差。今后的发展重点是改善乡村发展环境,培育经济增长点,提升农户自我发展能力。
2.2.2 乡村振兴策略与路径
秦岭贫困山区乡村长久以来受脆弱生态环境胁迫和贫困扰动,随着脱贫攻坚工作推进,商洛市致力于壮大特色扶贫产业体系,全面发展产业、生态、乡风、治理、生活五大乡村振兴目标,三区县发展方向和产业分异化程度加深,短板问题凸显。基于此,本文梳理乡村地域发展和分异规律,围绕不同区域深化经济优势地位、壮大特色产业、补齐农村短板等不同发展迫切需求,提出促进乡村转型发展与振兴的策略。
均衡发展潜力区以发展现代产业,促进城乡一体化为主要定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1）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现代中药、绿色食品、现代材料等传统产业,培育新材料、新能源等优势产业集群;建设现代农业园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2）提高经济开放协作水平。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积极对外招商引资;加强区域合作,发展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3）构建新型特色城镇体系。统筹山区城市空间、规模、产业的规划建设管理;推进秦岭特色产业小镇和重点示范镇等强镇的节点化、网格化建设,形成小城镇集群;提升产业承载力,发挥城镇产业辐射和人口集聚带动作用。（4）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鼓励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引导有条件农民向中心城市、重点镇落户;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增强城镇人口集聚能力和乡村公共服务保障能力。
农业主导潜力区以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为主要定位,要抓住乡村振兴机遇,因地制宜推进发展现代农业。（1）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立足于村镇农产品资源丰富优势,聚焦菌果药畜“4+X”优势主导产业全产业链开发,通过农产品技术指导和质量监测,全域化提升农产品质量。（2）重视产业发展集群效应。加强农业产业招商工作,以特色产业园区为载体,以项目带动产业蓬勃发展,增强乡村经济发展动能。（3）探索多元组织。构建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种、养殖户之间的合作新模式,规范壮大农村集体经济。（4）利用资本参股、资金入股、务工务农、产业经营等多种利益联结形式。将农民镶嵌到产业链条中,打造乡村互惠利益共同体,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农业旅游兼营潜力区以充分挖掘乡村旅游资源,推进全域旅游为导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深入挖掘旅游资源。创建秦岭美丽乡村示范村、秦岭特色小镇,开拓美丽村镇、民宿度假、康养度假等旅游项目;立足丰厚文化底蕴,突出地域特色构建人文景观,拓展特色民俗、传统手艺等项目,提高旅游竞争力。（2）创建优质旅游环境。完善旅游公共配套设施,鼓励农户因地制宜建设农家乐,提供旅游配套服务;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做好乡村公共基础设施管护,点亮美丽乡村。（3）提升旅游知名度。丰富“秦岭最美是商洛”品牌内涵,借助现代营销方式宣传旅游特色,拓展市场。（4）提高农户旅游参与度。现有农户旅游参与层次简单,可通过文化素质与专业技能培训、资金扶持、旅游组织合作等引领农户有效参与乡村旅游,推进旅游富民。
地理环境限制潜力区现阶段宜以完善移民搬迁安置、推进贫困农户脱贫致富为主,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寻求突破：（1）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培育社区工厂、第三产业等就业带动型产业,实现搬迁户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提升搬迁社区治理水平,涵养文明乡风,提升农户幸福感、获得感。（2）培育经济增长点。加大产业扶持力度,因地制宜发展高效农业、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和乡村旅游业。（3）统筹乡村环境治理。开展山水林田湖环境综合治理,深入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创建美丽宜居乡村。（4）提升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开展就业扶持活动,通过实施劳务输出、公益岗位、产业带动等拓宽农户就业渠道;强化扶贫扶智,通过技能培训、就业帮扶、教育扶贫等活动培育职业农民,提高贫困户就业率。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1）商洛市三区县恢复力整体处于低水平状态,低水平和较低水平恢复力镇办占比达42%,并且三个区县各乡镇的恢复力呈现相间分布格局。高水平和较高水平恢复力区域集中在洛南县南部和商州区东部,低水平和较低水平恢复力区域集中在山阳县西南部。
（2）在恢复力影响因素中,环境因素对恢复力起到核心作用,地形起伏对恢复力起到关键影响作用,其次依次分别是经济因素、基础设施因素、社会因素。
（3）结合恢复力指数测度结果和影响因素识别,三区县乡村振兴潜力分为四种类型：均衡发展潜力区、农业主导潜力区、农业旅游兼营潜力区和地理环境限制潜力区,通过分析不同类型区域的特征及存在问题,提出未来发展对策建议,均衡发展潜力区要发展现代产业,促进城乡一体化;农业主导潜力区应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高质量农业;农业旅游兼营潜力区今后要挖掘乡村旅游资源,推进全域旅游;地理环境限制潜力区受制于恶劣地理条件,今后的发展导向是完善移民搬迁安置,增强农户自身发展能力,实现脱贫致富。

3.2 讨论

本文以秦岭贫困山区商洛市三个区县为研究案例,从恢复力的视角对乡村振兴潜力展开研究,探讨乡村恢复力指数、关键影响因素,据此评估乡村振兴潜力及类型,并提出乡村分类发展策略。乡村振兴的本质是要提高乡村恢复力,即乡村在政府帮扶和内生能力提高的情况下,能够保持持续发展的能力。本文基于生态脆弱胁迫、乡村地域系统面临贫困扰动的背景,以山区乡村恢复力指数测算为基础,对其乡村振兴潜力进行分类评价,针对恢复力关键影响因素寻求脱贫振兴的路径方向。由于贫困山区乡村人地系统复杂性,指标选择主要考虑了恢复力要素与乡村振兴关联逻辑以及指标可获取性两方面,对于全面刻画乡村发展和振兴潜力的研究仍有必要进一步优化指标体系;此外,对乡镇尺度展开的研究难以表征微观尺度村域情况,尤其在当下贫困地区精准扶贫处于到村到户瞄准阶段,乡村发展分异化程度加深,评价乡村振兴潜力有待进一步对村域尺度影响因素精准识别,深化振兴模式的探讨,为乡村振兴战略在贫困山区的有效实践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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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中选取贫困的影响因子,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确定了贫困的主要影响因素,利用GIS空间分析和BP人工神经网络,分别模拟了省域、市域和县域3个尺度下的自然致贫指数与社会经济消贫指数,进一步计算获得了3个尺度下的贫困压力指数,对其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借助Flexible空间扫描探测识别出深度贫困县,在此基础上运用地理探测器揭示其主导致贫因素,并提出差别化的减贫对策建议。结果表明：① 省域、市域、县域3个尺度的自然致贫指数和贫困压力指数在空间分布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呈现出明显的“东低西高”的空间分布格局;社会经济消贫指数的空间分布一致性不高,县域尺度更为破碎。以黑河—百色线为界,县域贫困压力指数在空间上表现出“大分散、小聚集”的分布状态。识别出的全国贫困县共计655个,主要分布在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② 3个尺度下,空间扫描识别出的贫困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县域尺度下识别出208个深度贫困县,多位于省际边缘区。③ 地理探测器识别出深度贫困县的7个致贫主导因素,按照主导因素将深度贫困县划分为地形要素制约型、区位交通制约型、经济收入制约型和生态环境制约型4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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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人类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乡村衰退问题已成为全球性趋势,亟需实施乡村振兴。科学、系统把握乡村地域系统的演化规律,深入揭示乡村系统与外界发展环境的交互作用模式,提升乡村自身抵御、适应外界环境变化的弹性,是实现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从乡村弹性视角理论解析了乡村地域系统演化与乡村振兴。研究发现：① 乡村弹性包含乡村系统对外界扰动冲击的抵御能力、适应能力与实现全新发展的转型能力。② 乡村演化分异是乡村地域系统与外界发展主导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乡村弹性决定着不同发展阶段乡村地域系统的演化方式和结果。③ 打造多功能乡村、实施乡村整治工程、培育乡村社会资本对构建弹性乡村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文章强调应科学识别乡村地域系统,差异化制定培育与提升乡村弹性的实施方案,实现乡村系统功能、结构及运行达到均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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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晰宅基地空心化形成机制是推进空心村治理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前提。本文建立数理模型并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究宅基地空心化成因的差异性。结果表明：① 调研地区的宅基地空心化率均值为29.14%,山地和丘陵的空心化程度远高于平原,中西部地区显著高于东部地区;② 经济发展水平、地形状况、社会保障制度是宅基地空心化的重要影响因素;耕地资源禀赋、人口等社会因素、制度因素等影响随分位点而异;③ 家庭年总收入、村组区位对宅基地空心化的正向影响随分位点提高而增加,宅基地确权进度、“一户一宅”落实情况的正向影响仅在中低分位点呈上升趋势,对于“举家迁移”的影响并不明显;农户参保行为可显著抑制空心化程度的加剧,地形的负向影响呈“U”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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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国快速城镇化与工业化影响下,广大乡村地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面临的“乡村病”问题凸显,影响到乡村可持续发展进程,亟需重视乡村振兴。科学把握乡村地域系统的演化过程与格局特征,提出乡村振兴的方向与适宜路径,对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河北省阳原县为例,从土地利用变化视角探究了深度贫困地区乡村中心集聚性与成长性,揭示了乡村地域系统的演化过程与格局。研究发现：① 伴随着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乡村建设用地扩张强度明显高于乡镇政府驻地与县城地区的建设用地扩张强度;② 生产要素在城、镇、村间不均衡集聚的特征明显,导致县城邻近地区、乡镇政府所在地、偏远乡村地区的中心集聚性依次降低;③ 受区位、交通、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县城邻近地区、区位较好的乡镇以及交通干线附近地区更易于集聚生产要素,成为乡村成长性的高值区;④ 深度贫困地区乡村常住人口持续减少,“人减地增”的乡村空心化问题严峻。文章强调应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强化城乡联系,提升县城对乡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并积极推进村镇化发展,开展空心村土地综合整治,培育乡村社会资本,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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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于多数农村地区而言,贫困是制约乡村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摆脱对农业的过度依赖和单一生产功能,乡村多功能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并日渐受到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多功能路径有助于减少贫困发生率,并提高农村社区和家庭面对生存压力的能力。论文立足于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在阐释乡村多功能概念内涵的基础上,采用实地调研和半结构式访谈等方法,基于多功能视角剖析贫困村域乡村发展的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总结提炼其创新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贫困村域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结果表明：① 在内外部驱动力的作用下,海南省什寒村实现了从弱势的贫困农村向产品多样化的多功能乡村转变;② 乡村农业生产、就业与社会保障、生态保育及文化传承等多项功能的协调发展,对于提高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增强乡村弹性具有积极意义;③ 驱动乡村多功能演化的因素包含政策支持、市场需求、自然本底、资金技术、行为主体和文化特质等多个方面;④ 针对贫困村域乡村发展存在的制约因素,提出从宏观层面提供乡村振兴外援力、从中观层面促进乡村振兴交互力、从微观层面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力,通过总体谋划、各个击破以实现乡村振兴。最后从多功能视角,对乡村振兴发展的困境与出路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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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只有二者可持续发展,才能相互支撑。依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学说,城乡融合系统、乡村地域系统是全新认知和理解城乡关系的理论依据。针对日益严峻的“乡村病”问题,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既是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破解“三农”问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探讨了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基础理论,剖析了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问题导向的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科学途径及研究前沿领域。结果表明：①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对象是一个乡村地域多体系统,包括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乡村振兴重在推进城乡融合系统优化重构,加快建设城乡基础网、乡村发展区、村镇空间场、乡村振兴极等所构成的多级目标体系。② 中国“三农”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问题,当前乡村发展正面临主要农业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农村社会主体过快老弱化、村庄建设用地日益空废化、农村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和乡村贫困片区深度贫困化等“五化”难题。③ 乡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辅相成,乡村振兴应致力于创建城乡融合体制机制,推进乡村极化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构建乡村地域系统转型—重构—创新发展综合体系。④ 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应着眼于乡村地域系统的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探究以根治“乡村病”为导向的新型村镇建设方案、模式和科学途径,为实现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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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村贫困化是长期以来备受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科学揭示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成为实施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课题。论文以河北省阜平县为典型案例,运用地理探测器、多元线性回归等模型方法,诊断出县域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素,揭示了农村贫困化分异的动力机制,提出了不同贫困化地域类型的扶贫政策与模式。结果表明：① 影响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素包括地面坡度、人均耕地资源、到主要干道距离、到县城中心距离等,各因素对贫困发生率分异的决定力分别为0.14、0.15、0.15、0.17;② 不同类型区域农村贫困化的分异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可归纳为自然环境约束型、资源丰度约束型、交通区位约束型、经济区位约束型等四大类型;③ 根据阜平县各乡镇核心主导因素,进一步划分出单因素、双因素和多因素影响区域,县域整体呈现出以横向中心为双因素影响区,两侧为单因素与多因素并存的多极核心主导因素影响的农村贫困发生分异区;④ 不同驱动机制下的县域扶贫开发亟需因地制宜、尊重科学、讲求实效,有序推进精准扶贫与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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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破解“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坚持乡村差异性与发展分化原则,科学识别乡村类型、明晰乡村振兴导向,对于编制区域乡村振兴规划与分类施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村域尺度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尺度,但囿于微观尺度统计数据与基础资料的缺乏,亟需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简便易行的乡村类型识别方法体系。论文简要解析了影响村庄分布、演进与发展潜力的关键因素,据此构建乡村振兴村庄类型识别指标体系,并按照“自然因素→振兴潜力→发展现状→资源基础”的逻辑思路逐级识别乡村主导类型。结果表明：① 自然因子限制了村落的基本格局与演变方向,经济区位决定了村落的发展潜力与转型能力,二者在村落演进与乡村振兴中起到决定性作用;② 从农户视角看,村落的空间区位效能是否适应农户生产生活需求和生计方式,决定了农户居住场所是否发生空间迁移,并通过闲置废弃宅基地得到呈现;③ 将长子县村庄识别为城郊融合型、集聚提升型、传统农业型、特色保护型、搬迁撤并型5类,结合不同的乡村振兴模式提出相应的发展导向与振兴策略,以期为乡村振兴分类施策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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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乡融合与乡村可持续发展,既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主题,也是地理学乡村系统研究的主要前沿课题。面对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分隔、人地分离和日趋严峻的乡村病问题,加快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本文简要分析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经济社会背景及其重要意义,指出深度探究人地系统耦合、城乡发展融合、村镇功能契合重大理论与科学途径,成为现代地理学面向国家战略、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责任。重点介绍了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一周年来国内相关研究进展及本专辑论文的主要内容与特点。最后,着眼于发挥地理学优势和特色,阐释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科学研究的前沿问题及科技需求,提出了进一步深化中国乡村科学与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的初步思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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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乡村重构是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系统开展典型地区乡村发展与重构的格局特征及问题识别研究,是新阶段面向乡村振兴战略需求科学施策的基础。以广西为案例地,基于熵值法支持下的TOPSIS模型,分时段综合评价全区乡村发展水平和乡村重构强度的格局特征,识别乡村发展与重构的问题区域,探讨实现乡村振兴的调控路径。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广西乡村发展水平快速提升,乡村地域正在由相对均质走向异质发展态势;各研究时段经济、社会、空间重构强度均值逐渐增大,经济重构愈发加快,空间重构后来居上但仍相对滞后;经济—社会—空间重构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值逐渐提升,但当前协调水平仍然不高。基于上述研究,识别出乡村发展与重构存在若干问题的7类计37个县域,问题区域的形成折射着地理环境影响的痕迹,是社会经济要素变化背景下地形地貌、区位条件、资源条件、经济基础、行为主体、区域政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乡村地域的健康发展有赖于经济—社会—空间的协调耦合,乡村振兴的实现既需要从宏观层面统筹谋划乡村重构的区域路径,还需要针对问题区域及其关键领域研制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和空间优化的调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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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探索乡村振兴的差异化路径成为研究热点。乡村地域功能具有空间的差异性,明晰乡村地域功能的空间格局对于准确定位乡村发展模式、实施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江苏省为例,采用定量评价方法,构建了包含生产发展、生活保障和生态保育为核心的乡村地域多维功能评价指标体系,以县级尺度识别了乡村地域功能的空间格局和地域类型,在此基础上探索各类型区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结果表明：江苏省乡村生产发展功能尚需完善、空间集聚程度低;生活保障功能空间格局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带性规律基本一致,呈现由苏南向苏北渐进衰退的趋势;生态保育功能高值区的区县数量较少,大部分区县的生态保育功能还有待加强;乡村地域总体功能由苏南向苏北呈现先行发展区、优化升级区、转型提升区和滞后欠发达区四种地域类型。此外,根据乡村地域总体功能呈现的差异化地域类型分别提出了相应的乡村振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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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均衡发展,实现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等值,是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基础理论的分析,探讨了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科学内涵,剖析了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相互关系,构建了城乡空间均衡模型和定义城乡等值线,提出了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实现途径及需要深入研究的方向。结果表明：① 城乡融合发展是基于空间布局优化和制度供给创新的经济、社会、环境全面融合发展,“乡村振兴五边形”和“人—地—钱—业”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内涵;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相互支撑,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过程是城乡空间动态均衡的过程。② 城乡发展的空间均衡模型可以较好地阐释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施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通过城乡要素的重新优化配置和人口的流动,城乡人均综合发展效益逐渐趋于相等;城乡等值线可以进一步解释城乡发展空间均衡的动态过程与传导机理。③ 从政策制度构建、“点轴”渐进扩散、分区分类推进、典型发展模式提炼等方面探讨乡村振兴的科学路径,可以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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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需要,当前中国贫困地区乡村发展正逐渐由低层次的脱贫向更高层次的振兴转变,两者的紧密关联使得减贫对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基本内涵,探讨两者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而从多个维度剖析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实践如何助推其乡村振兴。结果表明：① 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旨在科学诊断致贫因子的基础上采取针对性措施实施帮扶,从根本上消除导致贫困的各种障碍性因素;乡村振兴则重点在于通过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②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内在一致性使得两者存在紧密的逻辑顺承性,精准扶贫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和基本前提,而乡村振兴是精准扶贫的深化和保障,可以说农村减贫的过程也是乡村逐步振兴的过程。③ 通过要素资源合理流动和配置补齐乡村人、地、业等发展短板,贫困地区重塑了要素耦合、结构合理、功能复合的乡村地域系统,从而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振兴,最终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和农村美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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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面对全球环境变化,识别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是可持续性研究的核心议题。山地城市发展条件受地形、建设用地和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其人地关系更为脆弱,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需要权衡。针对人类—环境耦合系统的脆弱性评价存在时空精度较粗、目标过于含糊的问题,以秦岭山地的商洛市为例,基于主体功能区划方案设置不同适应目标,构建包括32个指标42项数据的山地城市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体系。结果表明：在空间差异上,柞水县的脆弱性程度较低,洛南县脆弱性程度最高;在1997-2013年间,脆弱性低值样本随时间变化有所升高,高值样本于2003-2008年间达到峰值;全市域脆弱性空间差异存在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并在2013年差异达到最小,区域差距有所缓和。在多适应目标下,商州区在重点开发导向下脆弱性最低,而柞水县、镇安县和商南县等更适于限制开发导向,不同适应目标导向会对脆弱性评价结果产生影响。在较高时空精度上探讨山地城市社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可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定量指引,采用的多适应目标情景设置可以作为区域社会发展评价研究的一种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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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矛盾日益加深,灾害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在这一背景下,恢复力成为推动社会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和新范式。恢复力研究的范式也由早期的生态恢复力逐渐转向社区恢复力的研究。现有的社区恢复力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概念内涵探索、影响因素识别、基于客观指标和基于行动者感知的社区恢复力测度等方面。迄今尚未形成公认的可接受的社区恢复力理论框架;对普通乡村社区研究较多,对特定资源依赖型社区恢复力研究较少;对突发性自然灾害对社区恢复力的影响研究较多,对其他灾害和危机对社区恢复力的影响研究较少;社区恢复力测度方法的适用性和科学性仍待加强;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探索。在此基础上,提出从地理学视角研究社区恢复力的主要议题,包括社区恢复力的形成机制及其区域差异、动态演变过程、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基于人地关系的社区恢复力感知量表以及具有尺度效应的社区恢复力测度指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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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7157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9YJCZH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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