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秦巴山区地域功能转型与高质量发展路径

张玉, 王介勇, 刘彦随

自然资源学报 ›› 2021, Vol. 36 ›› Issue (10) : 2464-2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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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学报 ›› 2021, Vol. 36 ›› Issue (10) : 2464-2477. DOI: 10.31497/zrzyxb.20211002
“秦岭生态文明建设”专栏

陕西秦巴山区地域功能转型与高质量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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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ath in Qinling-Daba Mountains of Sha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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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地域功能转型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采用熵权-TOPSIS法和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分析了陕西秦巴山区地域功能转型格局演进阶段性及其空间差异性,探究了地域功能转型机制及其高质量发展路径。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秦巴山区地域功能趋向优化,其中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功能提升快速,农业生产和生态服务功能经过短暂调整后逐步提升。地域各系统功能耦合协调度呈现从低水平平衡向高水平耦合的递进式演进规律,地域功能经过了由农业生产主导型向生态保护主导型,再向各功能均衡协调渐进转型的过程。不同县域单元地域功能耦合协调度差异明显,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特征,高值区集中在秦岭北麓地带和汉江沿岸。研究认为陕西秦岭山区实现高质量发展路径包括: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地区之间互动,提升地域功能协同度;构筑绿色发展体系,促进各系统功能互补,提升地域功能耦合度;探索高质量发展模式,补齐地区发展短板,积极融入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新格局;搭建科技创新智库平台,创建秦岭综合研究示范区,提升区域系统创新能力。

Abstract

Based on entropy weight-TOPSIS and improved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the study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and its system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s in the Qinling-Daba Mountains, and revealed regional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and proposed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a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policy,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functions of the Qinling-Daba Mountains has been optimized. The function index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have been enhanced significantly. Howeve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ecological service function index decreased first and then increased. (2)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al functions presents a progressive evolution rule from low to high level. Regional functions change from agricultural production-oriented to ecological protection-oriented, and then to balanced coordination of various functions. (3) The degre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among different counties has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in the northwest, but low in the southeast". High-value areas are concentrated on the northern foothills of the Qinling Mountains and along the Hanshui River. In the future, by innovat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constructing a green development system, exploring a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ode, and building a technological platform, we can enhanc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regional function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city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Qinling-Daba Mountains.

关键词

地域功能转型 / 人地系统 / 乡村地域系统 / 高质量发展 / 秦巴山区

Key words

regional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 human-earth system / rural regional system /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 Qinling-Daba 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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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 王介勇, 刘彦随. 陕西秦巴山区地域功能转型与高质量发展路径[J].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10): 2464-2477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11002
ZHANG Yu, WANG Jie-yong, LIU Yan-sui. Regional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ath in Qinling-Daba Mountains of Shaanxi province[J].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1, 36(10): 2464-2477 https://doi.org/10.31497/zrzyxb.20211002
伴随着社会需求提升、生产技术革新和区域政策调整,区域经济社会活动、城乡建设发展和土地利用格局的地域分异趋势不断加快,使得地域各系统功能不断演化,地域功能空间分异特征增强[1]。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城乡发展转型、土地利用转型的关键时期,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促使人地关系、区际关系、国土空间治理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促进乡村地域系统转型和人地系统要素重组、结构优化和功能转变[2,3,4]。近年来,地域功能相关研究重点聚焦主体功能识别[5]、地域多功能评价[6,7,8]、地域功能转型[9,10]等,以及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不同尺度地域功能类型分区及影响因素实证性研究[11,12,13]。地域功能演进的良好状态是人地系统耦合协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体现[14]。探究地域功能演化的时空异质性特征,解析地域空间功能转型演进过程、耦合协调和高质量发展路径,有利于找准地域功能定位、制定可持续发展策略。生态脆弱区、深度贫困区等特殊地域类型区是影响区域协调、空间均衡、功能优化的重点和难点地区,深入剖析特殊类型区地域功能演化特征、耦合协调演进态势,提出区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路径,对于促进人地系统协同和可持续发展决策具有重要意义。
秦巴山区是中国南北气候过渡区、生物资源富集区、生态水源涵养区、农村深度贫困区等四区叠加地带。20世纪80年代以来,秦巴山区一直是地理学、地质学、生态学等领域学术研究的重点区域。陕西秦巴山区位于陕西省南部,面积约8.7万km2,涉及6个地市38个县域单元(图1)。区域内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物种丰富,地形条件复杂多变,河流纵横、山脉连绵。受特殊地理环境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贫困发生率高。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推进、陆上丝绸之路建设、精准扶贫政策有效实施,秦巴山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稳步提升,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2014—2019年陕西秦巴山区累计脱贫201.27万人,贫困发生率由24.32%下降至1.06%。2018年,地区生产总值5410亿元,占全省总量的22.14%。1999—2018年人均GDP、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加40868元、9940元,年均增长15.67%、12.01%。新时期经济发展理念、农业生产条件、社会生活观念、生态保护意识均发生重大转变,秦巴山区优良的生态环境、优质的农副产品、优越的风土人情成为推动区域快速发展的独特优势。基于此,研究通过构建秦巴山区地域功能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分析地域各系统功能时空演变特征和耦合协调状态,提出推进高质量发展路径,以期为促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提供借鉴参考。
图1 陕西秦巴山区地理区位

Fig. 1 The location of Qinling-Daba Mountains in Sha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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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1.1 理论框架

(1)地域功能及其转型。地域功能是特定地域在人地关系系统中所履行的职能和发挥的作用。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域空间同时具有社会、经济、生态等多种功能[15,16]。在一定时期内不同功能间的相互作用强度有所差异,地域功能的协调发展水平深刻影响着区域系统要素属性和空间结构,推动形成人地关系耦合系统。特定地域空间的系统功能具有独特性,体现地域特色并对区域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转型是指经过长时间的一系列量变后发生的一种质变过程,而地域功能转型不是简单的从一种功能向另一种功能的转变,是地域各系统功能优化提升的一个整体过程。地域功能处于不断演进状态,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演变和政策制度调整等的综合作用,地域功能必然出现转型。
秦巴山区是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特色农产品生产优势区,根据区域特点和功能定位,在分析经济发展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生态服务功能的基础上,单独列出秦巴山区农业生产功能以突出地域特色。地域综合功能耦合协调反映出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水平,“经济—农业—社会—生态”两两耦合协调进一步揭示地域功能转型发展的协同程度。不同系统功能耦合协调程度表现出不同要素发展状态,地域系统各要素自由流动,要素间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于系统之中,推动系统结构优化、功能转型,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图2)。
图2 地域功能转型耦合协调关系模型

Fig. 2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ion of regional function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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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域功能评价。由于地域空间通常具有经济、社会、生态等多种功能,结合地域发展特色,某特定地域空间还表现出显著的农业生产功能、安全战略保障功能等,因此地域功能评价研究一般采取多指标综合评价法,指标选取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客观性原则。根据上述地域功能分析理论框架并参考相关文献[1,6,7],从地域系统功能优化、效率提升、质量提高的视角来选取指标,构建陕西秦巴山区地域功能评价指标体系。经济发展功能指标突出结构优化与集约高效,从个人、政府视角表现区域经济效益和经济规模;农业生产功能重点关注农业生产资源、农业生产效益和农业生产技术;社会保障功能则突出表现在个人收入、消费水平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上;生态环境作为秦巴山区的命脉,代表性指标选取强化生物多样性、生态服务价值和植被覆盖度的地位,突出秦巴山区地域特色。研究分别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对陕西秦巴山区整体和内部各县域进行分析,全面揭示秦巴山区地域功能转型年际变化轨迹和空间差异。因区域内各县域单元规模大小差异显著,为保证评价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指标测算采用单位量值(表1)。
表1 秦巴山区地域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egional function of Qinling-Daba Mountains

目标层 指标层 指标计算及单位 属性
秦巴山区地域功能转型评价 经济发展功能
EFI
A1人均GDP 地区生产总值/区域人口数/(元/人) +
A2产业结构 二三产业产值/地区生产总值/% +
A3固定资产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额/区域面积/(万元/km2) +
A4财政贡献率 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区域人口数/(元/人) +
农业生产功能
AFI
B1人均粮食产量 粮食总产量/区域人口数/(t/人) +
B2人均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区域人口数/(hm2/人) +
B3土地农业产出率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区域面积/(元/hm2) +
B4农业机械化水平 农业机械总动力/耕地面积/(kW/hm2) +
社会保障功能
SFI
C1人均社会消费品额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区域人口数/(元/人) +
C2农民人均纯收入 年度统计年鉴数据/元 +
C3人均居民储蓄余额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区域人口数/(元/人) +
C4教师负担数 在校中小学生数/在任中小学教师数 -
C5万人基本医疗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区域人口数/(床/万人) +
生态服务功能
ESFI
D1生态服务价值 Costanza等[17]、谢高地等[18]提出的方法/(亿元/hm2/年) +
D2植被覆盖度(NDVI) 中科院资源环境数据平台 +
D3生物丰度指数 参考生态环境评价技术规范 +

1.2 研究方法

1.2.1 熵权-TOPSIS法
熵值法是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数值,能有效避免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TOPSIS法(逼近理想解排序法)主要是通过评价对象与正、负理想解的距离进行优劣度评价,以此来给评价对象进行排序,使评价结果具有客观性、科学性。依据相关参考文献内容,具体过程如下:
(1)构造原始矩阵 vijm×n:本文中 m=38,代表38个评价对象; n=16,代表16个评价指标。采用极差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得到标准化矩阵 rijm×n
(2)地域功能指数是用以表示特定地域系统功能优化提升的程度。利用熵权-TOPSIS法确定指标权重,以计算经济发展功能、农业生产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生态服务功能等指数值,并计算秦巴山区地域综合功能指数,表示陕西秦巴山区地域各系统功能优化提升状态。
(3)为提高陕西秦巴山区地域功能评价的客观性,运用熵权值构建权重规范化矩阵Y,公式为:
Y=g11g12g1ng21g22g2ngm1gm2gmn=r11w1r12w1r1nw1r21w2r22w2r2nw2rm1wmrm2wmrmnwn
(1)
式中: rmn为第m区域第n项指标标准化数值;w为指标权重。
(4)确定正负理想解。
正理想解集合:{ej+}=maxgi1,maxgi2···maxgin
(2)
负理想解集合:{ej-}=mingi1,mingi2···mingin
(3)
式中: maxgin为权重规范化矩阵最大值; mingin为权重规范化矩阵最小值。
(5)运用欧式距离法计算各评价对象与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距离 di+ di-
di+=j=1ngij-ej+2;di-=j=1ngij-ej-2i=1,2,···,m;0di+di-1
(4)
(6)计算评价对象与理想解的贴近度 Ti
Ti=di-di++di-i=1,2,···,m;0Ti1
(5)
式中: Ti取值0~1之间,值越大说明与最优目标越接近。
1.2.2 耦合协调模型
耦合度是指两个及其以上系统或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程度,研究运用耦合度模型用以分析陕西秦巴山区地域各系统功能组合状态,是对特定地域功能优化提升后的协调推进状态的评价。借鉴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推广得到两个或多个系统(或要素)相互作用的耦合度模型,即:
Cn=u1,u2,···umui+uj1n
(6)
式中: uii=1,2,3,···m是各子系统综合评价函数;n为子系统类型个数(个)。由此推演得到秦巴山区经济—农业—社会—生态等地域功能相互作用的耦合度模型:
C=EFI×AFI×SFI×ESFIEFI+AFI+SFI+ESFI414
(7)
式中:EFIAFISFIESFI分别表示经济发展功能、农业生产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生态服务功能指数值。该模型具有明显的物理学意义,不足之处在于当计算多个地域系统的耦合度时,如果存在一个地域系统功能的函数值为0时,则整个系统的耦合度均为0,这不符合地域系统相互关系的现实情况。研究采取统计学意义上的变异系数,对上述公式进一步推导[19,20]。具体公式如下:
Cv=EFI-X2+AFI-X2+SFI-X2+ESFI-X24/X
(8)
式中: X=EFI+AFI+SFI+ESFI/4,根据耦合度的概念及耦合机制,四项地域系统功能指数的离散程度即变异系数Cv取最小值,系统耦合程度最高。得出如下公式:
C=2-4×EFI2+AFI2+SFI2+ESFI2EFI+AFI+SFI+ESFI2
(9)
耦合度模型只能反映各系统耦合作用的强弱,无法避免低水平高耦合现象。为反映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研究引入协调度模型,既考虑四个系统间相互作用的强度,又能够反映系统各自的发展水平。在上述耦合公式的基础上,测算经济—农业—社会—生态耦合协调度的高低。公式如下:
D=C×T;T=αEFI+βAFI+γSFI+λESFI
(10)
式中:C为耦合度;T为经济—农业—社会—生态地域功能协调度; α β γ λ为系统功能系数。新时期,生态保护区发展需要考虑地域系统平衡性,协调好保护与保障、生态与民生、贫困与发展等关系。基于地域功能均衡协同发展原则,秦巴山区地域各系统功能作用同等重要,故各功能系数均为1/4, α=β=γ=λ=1/4

1.3 数据来源

本文经济社会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00—2019年)、《陕西统计年鉴》(2000—2019年)、《陕西区域统计年鉴》(2012—2018年),汉滨区、汉台区部分指标数据来源于本区各年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不同地类土地利用数据、植被覆盖指数(NDVI)由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数据云平台( http://www.resdc.cn/Default.aspx)提供。生态服务价值(ESV)计算参考Costanza等[17]、谢高地等[18]提出的方法, ESV=Ak×VCk,式中:ESV为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hm2);Ak为研究区内土地利用类型k的分布面积(hm2);VCk为土地利用类型k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生物丰度指数计算公式参考2015年原环境保护部发布的《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生物丰度指数=A×(0.35×林地+0.21×草地+0.28×水域+0.11×耕地+0.04×建设用地+0.01×未利用地)/区域面积,其中A为生境质量指数的归一化系数,值为511.26。

2 结果分析

2.1 秦巴山区地域功能演进及差异性特征

(1)地域功能演进特征。1999—2018年,秦巴山区地域功能指数总体呈现增加趋势,地域功能持续优化提升,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图3)。① 恢复调整阶段。1999—2003年,经济发展功能、社会保障功能指数处在缓慢上升阶段,农业生产功能、生态服务功能指数快速下降,地域综合功能指数也随之出现下降。1999年陕西省确定为全国退耕还林试点区,开启了坡耕地退耕、植树造林、生态补偿的退耕还林工程,改变过去“人住半山坡、地在山上种”的生产生活状态。该阶段属于退耕还林初期,区域内农业生产功能弱化,但由于植被尚处于恢复初期,生态服务功能未得到有效提升。② 转型优化阶段。2003—2012年,随着西部大开发和退耕还林政策的深入推进,秦巴山区地域各系统功能优化提升显著,尤其是农业生产功能渡过艰难转型期,在粮种提质、农民素质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等基础上,农业生产由“广种薄收”逐步转变为“少种多收”。而生态服务功能指数出现波动下降,该阶段区域快速发展是以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巨大代价换取的,城市建设也在快速扩张。虽然通过退耕还林大幅增加了植被覆盖率,但植被覆盖增加带来的生态服务价值难以补偿因无序扩张占用耕地、林地和草地而削弱的生态服务功能。与2003年相比,2012年秦巴山区地域各系统功能指数处在一个较高水平的交汇点上,指数值交汇点由0.1上升至0.5。③ 全面提升阶段。2013—2018年,经济发展功能指数稳步上升,农业生产功能指数保持稳定。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深入推进,区域内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加,地区教育、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条件大幅改善,社会保障功能显著提升。另外,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两山”理论的贯彻实施,在经济发展、土地利用、城市建设等方面更加注重生态环境质量保护。同时,随着人民收入增加和生活质量提升,彻底改变了过去以破坏生态环境来获取基本生活物质原料的传统生活方式,如山上砍柴生火做饭、取暖,半山坡毁林开荒种植蔬菜瓜果等现象基本消失,生态服务功能指数由减转增,生态服务功能得以优化提升。
图3 1999—2018年秦巴山区地域功能指数变化

Fig. 3 Changes in the regional function index of the Qinling-Daba Mountains from 1999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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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域功能空间差异特征。1999—2018年,秦巴山区整体地域各系统功能发生显著变化。为深入了解重要时间节点秦巴山区内部地域系统功能的演进过程,选取1999—2001年、2009—2011年、2016—2018年三个时间段指标均值,分别测算县域单元经济发展功能、农业生产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生态服务功能指数,避免因个别年份指标数据异化影响评价结果(图4)。结果显示,地域各系统功能指数均值均出现不同程度增长,频率分布“峰值”不断向右移动。随着时间推移,社会保障功能的演进趋势性增强,指数值普遍高于其他系统功能指数,而生态服务功能的演进趋势放缓。经济发展功能和农业生产功能指数在增加的同时,频率分布曲线离散化程度扩大,县际间地域功能指数差异拉大。因此,在优化提升秦巴山区整体地域功能的过程中,应注重县域之间、山川之间的协同推进。
图4 1999—2018年秦巴山区地域功能指数频率分布

Fig. 4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regional function index in Qinling-Daba Mountains from 1999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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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秦巴山区地域功能耦合协调关系

2.2.1 地域功能耦合协调度演进特征
经济发展功能、农业生产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生态服务功能转型升级综合驱动地域功能转型,各系统功能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进轨迹是判别地域功能转型阶段特征的重要依据。运用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秦巴山区地域各系统功能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参考相关文献[21,22],将协调度划分为以下10种类型:极度失调 [0~0.10]、严重失调 (0.10~0.20]、中度失调 (0.20~0.30]、轻度失调 (0.30~0.40]、濒临失调 (0.40~0.50]、勉强协调 (0.50~0.60]、初级协调 (0.60~0.70]、中级协调 (0.70~0.80]、良好协调 (0.80~0.90]、优质协调 (0.90~1.00]。
结果显示,1999—2018年秦巴山区地域功能“两两”耦合和综合耦合协调度整体上都呈现上升趋势(图5)。其中,经济—社会功能耦合协调状态演进速度较快,逐步由滞后演变为优于其他系统功能耦合,而农业—生态功能耦合协调度相对较低。与地域功能指数变化相一致,功能耦合协调度存在阶段性特征。1999年退耕还林政策实施后,秦巴山区土地利用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人均粮食产量下降,产业非农化比例提升,农业土地产出率普遍降低,农业生产对经济发展作用削弱,生态服务价值降低,对生物多样性也产生一定影响。此外,盲目的城市扩张建设、人口流动、贫富差距、空间无序开发等区域失衡问题,导致地域功能空间布局不合理、人地系统不协调。地域系统功能耦合协调度处在较低水平,各系统功能间多为不协调状态。2003—2012年,由于秦巴山区地域各系统功能优化提升速度不同,不同系统间耦合协调状态处在波动上升阶段,总体处于由濒临失调向勉强协调的过渡时期。退耕还林、新型城镇化、精准扶贫等政策驱动地域系统功能转型,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社会保障和生态服务功能协同耦合关系,事关区域可持续发展大局。2012年以来,秦巴山区大力推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积极培育发展生态有机农业,通过完善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环节,形成有机产业全链条,提高产业附加值,培育消费者绿色消费理念,增强有机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并将有机产业与生态旅游业相融合,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图5 1999—2018年秦巴山区地域功能耦合协调度

Fig. 5 The regional functi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in Qinling-Daba Mountains from 1999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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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地域功能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
依据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结果,秦巴山区地域功能耦合协调度均值逐渐提升,但当前协同耦合水平仍然较低(图6)。在空间上总体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的特征,耦合协调度高值区集中分布在秦岭北麓地带、汉江流域沿岸,山川区域、县际之间差异大。1999—2001年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239,标准差0.065,变异系数0.272,地域功能耦合协调度处在不同程度失调状态。太白县、宁陕县生态服务功能凸显,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严重落后其他县域,导致耦合协调度低于0.1,处于极度失调状态;2009—2011年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384,标准差0.047,变异系数0.122,有28个县域耦合协调度处在轻度失调状态,占比为73.68%,集中分布在陕西秦巴山区东南部,只有长安区、凤县2个县域达到勉强协调状态;2016—2018年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498,标准差0.062,变异系数0.124,耦合协调度显著提升,高值区县域范围扩大,有5个县域达到初级协调状态,轻度至极度失调县域消失,但仍有24个县域处于濒临失调状态。
图6 1999—2018年秦巴山区地域功能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

Fig. 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gional functi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in Qinling-Daba Mountains from 1999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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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累计频数统计分析方法,对秦巴山区地域各系统功能转型耦合协调度进行分组分析(图7)。在新发展理念背景下,秦巴山区不断优化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质量、传统农业生产转型与现代农业技术应用、城市发展空间规划和乡村发展空间治理等关系,地域各系统功能转型优化提升显著,经济—农业—社会—生态耦合协调度呈现一种波浪传递式的演进规律,协调度演进曲线“峰值”不断向前推进,实现一种从低水平向高水平的递进式演进过程。地域系统内部经过长时期的要素重组,系统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区域内各系统功能逐步趋于一种良性的高度耦合协调状态。
图7 1999—2018年秦巴山区地域功能耦合协调度演进曲线

Fig. 7 Evolution of regional functi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in Qinling-Daba Mountains from 1999 to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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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陕西秦巴山区高质量发展路径

3.1 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高质量发展,是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选择,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从动态过程来看,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态演进过程,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是保持有质量效益、发展效能的适度增长[23]。高质量发展不只是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地域各系统功能协调推进的过程。地域功能转型优化调控是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地域功能转型就是为了实现特定地域单一弱势系统功能的优化提升,最终目标是推进各系统功能耦合协调。重要生态保护区高质量发展是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改善自身发展不充分的客观要求,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实施生态安全战略的内涵所在。秦巴山区地域功能独特、区域地位重要。然而在过去长期发展过程中,面临着生态破坏、经济滞后、深度贫困和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严重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自20世纪末期,国家相继实施退耕还林、新型城镇化、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等政策措施,加快推进体制机制改革,秦巴山区土地利用格局、经济社会活动和城乡建设发展发生显著变化,促进地域功能时空格局演变。地域功能优化将促进人地系统演化,推动区域发展由无序向有序、由低级向高级演进,最终形成空间均衡和一体化发展格局。

3.2 实现高质量发展路径分析

地域功能类型转变是一定地域人地系统多要素交互作用的、动态变化过程,特定区域单项地域功能转变无优劣之分,通过优化地域空间结构、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以及提升区域创新发展能力等,促进地域空间协调发展和功能耦合提升。围绕提升地域功能协调度和耦合度,统筹推进秦巴山区高质量发展战略,探索推进秦巴山区高质量发展路径(图8)。
图8 秦巴山区高质量发展路径

Fig. 8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path in Qinling-Daba Mount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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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新总体发展战略,促进地域空间协调发展。运用地理学综合性思维和区域性特征,将秦巴山区作为特定地域综合体,实施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土地作为承载区域发展的空间载体,其功能具有多样性,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承载着不同的地域功能。土地利用多功能性是地域功能优化、功能冲突的基础。区域发展战略定位影响着土地利用方式及其格局演变,成为促进乡村地域系统转型和地域功能转换的重要因素。多种要素影响下的土地利用具有系统性,全面考察区域内人文地理要素和自然地理要素的耦合协调关系和地域功能体现,将农业生产、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和生态服务等各方面纳入统一管理决策。通过土地利用功能的空间置换优化地域功能的耦合协调状态,推进秦巴山区功能转型,构建地域功能协同体,支撑不断提升区域发展战略定位,服务高质量发展决策。
(2)创设绿色发展制度,推动地域功能耦合发展。培育从事现代农业生产绿色经营者、管理者,将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乡村振兴相结合,构筑秦巴山区绿色发展体系和制度。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凸显秦岭生态价值,建立生态功能导向的新型产业体系及其空间格局,推动生态与经济、农业与社会耦合发展。践行“两山两化”理论,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优势,积极推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模式,保持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良性互动,推进各系统功能相互促进耦合发展。例如,洋县作为秦巴山区典型生态保护区,近年来我们研究构建有机农业工程技术体系,探索创建洋县现代有机农业特区。采取种植与养殖相结合的有机生态立体经营模式,创新“水稻+泥鳅、水稻+螃蟹、水稻+鱼”等有机生态种养结合模式,推广五彩米及其深加工产品为主导的有机稻米种植及其有机化多功能模式,实现有机农业“产量六成,产值六倍”,探索出一条科技创新、生态保护与民生保障相协调的发展之路。
(3)探索高质量发展模式,制定可操作发展路径。按照高质量发展的理念,倡导消费扶贫和绿色消费方式,引导城市资本进入农村,推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基地,开发生态旅游项目,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户通过经营农家乐、乡野民宿,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城市人口下乡观光旅游体验乡村生活,品尝绿色有机特色优质农产品,提高城镇居民生活质量。推进城乡融合多元发展,构建切实可行的发展模式,实现城乡居民“双提高”发展目标。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贫困化问题是具有自身不可逾越的客观条件的深层问题,补齐经济发展滞后、内生动力不足的短板,挖掘地区发展优势,将地域功能定位与脱贫致富目标相关联,推进生态脆弱区贫困治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积极融入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新格局。面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调整优化地区反贫困战略,持续推进经济增长和生态文明建设。
(4)创立科技智库平台,提升区域创新发展能力。推进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智力支撑,结合新阶段秦巴山区研究主题,创立科技智库平台,如秦巴联盟、秦岭智库、太白论坛、秦巴文库等。搭建部门之间、学科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通过多部门合作、多学科交叉、多平台共建,建设地域综合研究示范区。从宏观视角来看,未来亟需重新认知制度创新与国土治理战略研究,将秦巴山区打造成为两山理论践行区、生态文明试验区、绿色发展创新区和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示范区;重新树立功能转型与人地协调基本准则,立足生态本底、重塑人地关系、优化城乡格局、发展绿色产业;重新建立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举措,构筑人—地—业—权四位一体的绿色发展体系。

4 结论与讨论

(1)1999—2018年,秦巴山区地域各系统功能指数呈现明显阶段性特征,经历了恢复调整—转型优化—全面提升阶段的发展过程。除经济发展功能、社会保障功能指数稳步上升外,受退耕还林政策的影响,1999—2003年农业生产功能和生态服务功能指数出现下降,后期在波动中趋于上升。各县域综合功能指数频率分布峰值不断右移,地域功能得以优化提升。
(2)地域功能“两两”耦合和综合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农业—生态功能耦合协调度波动最大,由领先地位演变为严重滞后其他系统功能耦合协调状态,农业生产经历艰难转型后得以优化提升,然而退耕还林带来的生态服务价值难以补偿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建设用地面积增加而减少的生态服务价值。在精准扶贫、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背景下,经济—社会功能耦合协调度由滞后逐步演变为高度协同耦合状态。
(3)在空间格局上,秦巴山区县域地域功能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地域性特征,高值区集中分布在秦岭北麓地带以及汉江流域沿岸。1999—2001年各县域地域功能耦合协调度均处在不同程度的失调状态。随着时间推移,各县域单元地域功能耦合协调度得以优化提升,到2016—2018年有5个县域达到初级协调状态。区域内经济—农业—社会—生态耦合协调度呈现一种由低级向高级的递进式演进过程。
地域功能具有强烈的动态性,随着区域发展及其环境的变迁,地域功能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本文分析了不同时间节点地域功能的空间差异性,重点解析了长时间序列秦巴山区整体地域功能指数及其耦合协调状态的年际演进轨迹,探寻地域功能演变的关键转折点,为揭示地域功能转型机制提供支撑。然而,地域功能评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囿于数据获取所限,评价指标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政策制度、地域文化等内容应受到重视。研究采用的熵权-TOPSIS方法,将整个区域作为对象来确定理想解集,因秦巴山区地域类型多样,山地和河谷地带功能定位存在差异,部分地域系统功能指数可能存在偏差。另外,未对不同县域单元地域功能问题进行识别,并提出系统性转型发展路径。因此,未来研究仍需针对问题县域和特定问题,细化完善评价指标体系,深入开展地域功能识别、各系统功能耦合及其人地系统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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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已进入转型发展新阶段,创新驱动发展与体制机制约束的矛盾加剧,资源短缺性及其配置低效性日益凸显,“多规合一”受到各级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推进“多规合一”,创新区域规划理论与技术方法,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成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深入分析了中国“多规不一”现实问题,总结了“多规”矛盾的本质特征,探讨了“多规合一”的战略定位,构建了“三主三分”的“多规合一”基本理论框架,提出了“三步走”多规逐步调适的技术途径及其长效机制。“多规合一”的核心在于从区域空间优化的战略高度统筹协调各项规划,科学引导城乡土地优化配置,实现“多规”在空间上的同一性、在功能上的融合性、在发展过程中的协同性。“多规合一”的重点是推进形成一个总分有序、层级清晰、职能精准的区域规划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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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只有二者可持续发展,才能相互支撑。依据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学说,城乡融合系统、乡村地域系统是全新认知和理解城乡关系的理论依据。针对日益严峻的“乡村病”问题,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既是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破解“三农”问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探讨了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基础理论,剖析了乡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问题导向的中国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科学途径及研究前沿领域。结果表明:① 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对象是一个乡村地域多体系统,包括城乡融合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乡村振兴重在推进城乡融合系统优化重构,加快建设城乡基础网、乡村发展区、村镇空间场、乡村振兴极等所构成的多级目标体系。② 中国“三农”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问题,当前乡村发展正面临主要农业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农村社会主体过快老弱化、村庄建设用地日益空废化、农村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和乡村贫困片区深度贫困化等“五化”难题。③ 乡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辅相成,乡村振兴应致力于创建城乡融合体制机制,推进乡村极化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构建乡村地域系统转型—重构—创新发展综合体系。④ 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应着眼于乡村地域系统的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探究以根治“乡村病”为导向的新型村镇建设方案、模式和科学途径,为实现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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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探索乡村振兴的差异化路径成为研究热点。乡村地域功能具有空间的差异性,明晰乡村地域功能的空间格局对于准确定位乡村发展模式、实施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江苏省为例,采用定量评价方法,构建了包含生产发展、生活保障和生态保育为核心的乡村地域多维功能评价指标体系,以县级尺度识别了乡村地域功能的空间格局和地域类型,在此基础上探索各类型区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结果表明:江苏省乡村生产发展功能尚需完善、空间集聚程度低;生活保障功能空间格局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带性规律基本一致,呈现由苏南向苏北渐进衰退的趋势;生态保育功能高值区的区县数量较少,大部分区县的生态保育功能还有待加强;乡村地域总体功能由苏南向苏北呈现先行发展区、优化升级区、转型提升区和滞后欠发达区四种地域类型。此外,根据乡村地域总体功能呈现的差异化地域类型分别提出了相应的乡村振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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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评价”(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作为构建国土空间的基本战略格局、实施功能分区的科学基础,为主体功能区降尺度传导、国土空间结构优化、国土开发强度管制等提供了一系列重要参数。以地域功能理论为基础,从人地关系演化出发,探索“双评价”的理论内涵,建立“双评价”到地域功能优化分区的科学逻辑,指出“双评价”集成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时所形成的主体功能分区方案为地域功能优化分区的最优方案。以福建省、六盘水市为案例,将人类生产生活的合理需求转化为用地需求参数,通过降尺度的参数分解与测算,结合上位规划及政府与专家系统研判,确定总量控制、结构化控制、空间结构或战略格局控制等目标参数,并在“双评价”基础上,通过不断调整指标、参数及阈值,逐步进行格网单元地域功能优化。着重考虑相邻区域功能冲突与协调、差异化的主体功能定位、土地利用现状及规划、区域发展战略格局以及海陆统筹等区域特征,不断校核与优化。从数据的可获取性、数据集满足理论模型及评估方法的适应程度、可使用的分析方法及模型的不确定性以及尺度效应等方面,探讨功能分区方案不确定性及其解决途径,增强优化结果的鲁棒性,以此作为“三区三线”划定等国土空间规划的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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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重构是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系统开展典型地区乡村发展与重构的格局特征及问题识别研究,是新阶段面向乡村振兴战略需求科学施策的基础。以广西为案例地,基于熵值法支持下的TOPSIS模型,分时段综合评价全区乡村发展水平和乡村重构强度的格局特征,识别乡村发展与重构的问题区域,探讨实现乡村振兴的调控路径。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广西乡村发展水平快速提升,乡村地域正在由相对均质走向异质发展态势;各研究时段经济、社会、空间重构强度均值逐渐增大,经济重构愈发加快,空间重构后来居上但仍相对滞后;经济—社会—空间重构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值逐渐提升,但当前协调水平仍然不高。基于上述研究,识别出乡村发展与重构存在若干问题的7类计37个县域,问题区域的形成折射着地理环境影响的痕迹,是社会经济要素变化背景下地形地貌、区位条件、资源条件、经济基础、行为主体、区域政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乡村地域的健康发展有赖于经济—社会—空间的协调耦合,乡村振兴的实现既需要从宏观层面统筹谋划乡村重构的区域路径,还需要针对问题区域及其关键领域研制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和空间优化的调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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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3129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71178)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XDA1904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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