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乡村文化记忆资源的内涵

乡村文化传承需要一定载体, 文化记忆则兼具文化存在形式和文化延续方式的双重作用, 更蕴含着一定的地方性意义。根据乡村文化记忆的概念^[23]认为任何乡村文化记忆刻画了乡村的历史兴衰和时代转折, 作为一种无形遗产见证乡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更替与变迁, 承载着历史文化、地方情感和人文关怀。因此, 乡村文化记忆资源就是承载乡村集体性记忆并能够反映其历史脉络、文化特质、精神气质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的要素。在有形资源供应越来越有限且无形资源越显重要的前提下, 将乡村文化记忆资源进行旅游化的建构、升级和融合, 赋予文化感染力、消费吸引力和乡愁想象力, 表现出具有权威性和唯一性的文化、历史和教育等价值特点。

该类资源内涵可从文化信息层、物质载体层和社会行为层进行解读。一是体现文化记忆内容的信息层, 是由口述、文字、图像、仪式等不同形式的记忆媒介承载着乡村生活、生产的实践内容, 属于无固定范围和形态的虚拟空间, 也是记忆源头和文化价值所在。二是承载具体活动物质场所的载体层, 是地理上客观存在有形的、有限的、可感知的物质空间, 具有一定形态和范围且被行为主体直接接触和感知, 属于实体空间。三是反映主体活动社会意向的行为层, 是行为主体通过挖掘、利用和传承乡村文化记忆所进行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活动而建构的人本空间, 承担着联系前两层的作用, 权且只有当过去记忆与当下需求彼此适应时, 才能保持记忆的传承性。

1.1.2 乡村文化记忆资源的“ 文— 旅” 协同框架

扬· 阿斯曼^[24]认为文化记忆的形式主要体现在文字、图像、身体实践和地点等方面, 其中, 地点显示出不可移动的坚固性特点, 为逝去的回忆提供了一个感性而牢固的依靠, 继而达到身份认同和文化连续性的目的。乡村文化记忆资源的旅游化直接表现为与旅游景点的互构协同, 即乡村旅游与记忆传承彼此协调, 呈现出从有序到无序再到有序的演化过程。

结合文化记忆理论可知乡村文化记忆的延续和再现是基于地点、事件、活动、历史和社会价值观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表现出乡村文化记忆资源与旅游景点的多层交互协同。不同层次间呈现出实体空间、虚拟空间与人本空间的映射, 要素运行是通过层与层的作用和递进而发生的, 最终达到彼此的支撑和积淀（图1）。首先, 通过地方志和集体记忆挖掘最具代表性的乡村文化记忆, 构成文化信息层, 这些内容与现实世界的物质载体关联, 利用“ 实体— 虚拟” 空间的耦合形成文化记忆空间, 这类空间的存在发挥着塑造和传承乡村文化记忆的作用。其次, 旅游景点建设是乡村旅游活动开展的实体空间, 游客通过与旅游空间的接触而增强感知认同, 利用“ 人本— 实体” 空间的耦合形成旅游体验空间。基于三层交互作用形成的旅游体验空间和文化记忆空间是分析“ 文— 旅” 协同的基础, 彼此作用表现在物质实体层面的空间耦合关系, 更体现在行为主体对这两类空间的感知与认同的意义层面, 通过现实与虚拟的情境融合、渗透而形成全新空间。这一点可以理解为在行为主体活动中, 不论是借助感官接触而产生对空间的真实性反应, 还是通过对文化信息认知而产生的意识性反应, 仅当主体认知意义具有统一性时, 二者才能出现融合的情景, 反之, 对空间意义认知不一致, 则彼此协同也难以达成。

图1

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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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乡村文化记忆资源的“ 文— 旅” 协同框架Fig. 1 "Culture-tourism" synergies framework of rural cultural memory resources

1.1.3 “ 文— 旅” 协同评价模型构建

目前, 有关文旅融合评价的成果涉及从文化旅游和公众认知的视角分析文化旅游区域协同的空间差异^[25]; 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价文化演艺与旅游流的关系^[26]、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27, 28]}、文化资源与旅游产业^[29]。上述成果以全国、区域和省域等尺度为主, 通过构建评价指标反映大尺度的文旅融合演变及影响因素。但是, 针对乡村旅游地“ 文— 旅” 协同关系的微观研究, 上述指标体系和方法缺乏适应性。

为了弥补这一不足, 基于上述协同框架阐释乡村文化记忆资源与旅游景点在不同层次间的演替过程。景点建设可以借助和利用乡村文化记忆进行不同形式的资源转化, 通过乡村文化记忆唤醒历史并服务当下, 不仅体现在物质实体空间的协同, 更体现在文化记忆信息与行为主体需求的协同, 以及三者的交融过程。这些协同关系呈现复杂多变的态势, 寻求一个精确模型评估其协同具有一定难度。那么要解决这一问题, 就需要一个更加灵活的评估体系来分析“ 文— 旅” 协同过程。本文以乡村文化记忆资源作为“ 文— 旅” 协同的切入点, “ 文” 主要以乡村文化记忆资源为主, “ 旅” 涉及旅游空间（景区/点）和旅游市场等两个方面, 构建“ 文— 旅” 协同评估矩阵（图2）, 评估维度包括文旅空间协调度（S）、文化记忆连续性（C）和旅游市场认同度（T）。文旅空间协调度反映乡村文化记忆资源与旅游空间在实体层面的关联, 反映彼此关联程度的大小, 该值越大说明在空间层面文旅更加相互依托; 文化记忆连续性反映形成于不同时期乡村文化记忆的延续程度, 是历史文化价值的体现, 该值越大说明文化记忆延续性越好; 旅游市场认同度反映游客通过实地体验达到对乡村文化记忆资源的认可程度, 该值越大说明游客评价越高, 越能体现地方文化的典型性。

图2

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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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乡村文化记忆资源的“ 文— 旅” 协同评价模型Fig. 2 The "culture-tourism" synergies evaluation model of rural cultural memory resources

三大维度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也不是任意二者的作用关系, 而是反映三者相互协调、优化与整合。结合乡村文化记忆资源的三维协同关系确定六种协同类型:第1类型S> C> T、第2类型S> T> C、第3类型C> S> T、第4类型C> T> S、第5类型T> S> C、第6类型T> C> S。将空间协同类型与耦合水平结合确定“ 文— 旅” 协同策略, 达到优度耦合协调水平, 文旅彼此获益, 呈现互惠关系; 达到高度耦合协调水平, 文旅交替获益, 呈现优化关系; 达到中度耦合协调水平, 文旅协同虽是单方获益但对偏差维度进行培育, 呈现重塑关系; 仅为低度耦合协调水平, 文旅彼此分离, 寻求转型发展和探索创新, 呈现开拓关系。

苏州金庭镇因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保存和体现太湖流域乡村文化的典型性。该地拥有多个“ 国字号” 品牌, 如国家级太湖风景名胜区（1983年）、太湖旅游度假区 （1992年）、江苏省第二批历史文化名镇（2001年）、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明月湾、 2007年, 东村、2014年）、中国传统村落（明月湾、2012年, 东村、2013年, 衙甪里、东西蔡村、植里、2014年, 后埠、堂里、2016年）（图3）。

图3

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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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研究区传统村落及旅游景点分布Fig. 3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scenic spots in the study area

研究数据包括乡村文化记忆资源及其承载空间、旅游景点、文化记忆连续性测算和旅游市场调研数据。一是, 乡村文化记忆资源数据。该数据源于对金庭镇地方志的梳理, 确定其所在位置和演变过程, 其中, 承载空间划分为生活生产类、功能象征类、社会表征类和精神意识类等四类^[30]进行解析, 参考史料记载计算文化记忆连续性指标。 二是, 作为旅游空间代表的旅游景区/景点数据。根据《西山镇志》^[31]和《太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0— 2030年）》等规划, 结合实地调研确定名称、位置、开放时间等。三是, 旅游市场认同的评价数据。利用2017年9月28日至10月3日、11月6日至11日所开展的问卷调研, 共发放游客问卷500份, 有效回收439份（92.2%）, 样本结构信息参考文献[32]。四是, 根据金庭镇面积选取200 m× 200 m单元构建格网, 共计 2299个。为了消除量纲差异, 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处理原始数据取值为0~1。

根据游客量划分旅游发展阶段, 游客量数据来源包括上文提及的史志和规划外, 其余来自金庭镇政府年度工作报告。1978年旅游发展之初, 游客量跌宕起伏, 1993年之前约在35万人次上下波动; 随着1994年太湖大桥建成, 提升了金庭镇可达性, 游客量有所提升, 在2005年首次突破百万人次, 到2010年接近300万人次, 随后发展平稳, 到 2016年超过400万人次。据此将旅游发展划分为探索发展期（1993年以前）、起步发展期（1994— 2005年）、快速发展期（2006— 2010年）、平稳发展期（2011年以后）。

1.3.1 相关系数评价

利用相关系数判断要素之间的整体相关性, 既要关注不同发展阶段乡村文化记忆资源与旅游空间的关联, 也要关注资源本身在不同维度的相关性。相关系数的计算公式^[33]如下:

rxy=∑i=1n(xi-x̅)(yi-y̅)∑i=1nxi-x̅2∑i=1nyi-y̅2（1）

式中: rxy是变量x与y的相关系数; x̅和 y̅分别是两个变量样本值的平均值, 相关系数取值范围是 [-1, 1]; i表示变量序号; n表示不同变量个数（个）。如果 rxy> 0, 表示两个变量正相关; 如果 rxy< 0, 表示两个变量负相关; 其值的绝对值越接近1, 表示两个变量相关性越强; 绝对值越接近0, 表示变量关系越不紧密。

1.3.2 耦合协调度评价

借鉴物理学的耦合协调度模型, 分析乡村文化记忆资源与旅游空间, 以及三大维度之间的协同关系。耦合协调度测度模型^{[34, 35]}如下:

Cj=∏i=1nXij∑i=1nXijn（2）

Tj=∑i=1nβiXij（3）

Dj=Cj×Tj（4）

式中: C、T、D分别表示不同发展阶段或评价对象的耦合度、协调度和耦合协调度; X表示不同变量的测量值; β为待定系数。 β取值的设定考虑到将不同变量放在同等地位去衡量, 故在测度两个变量关系时分别取1/2, 在测度三个变量的关系时分别取1/3。结合研究将耦合协调度 D划分为4个标准等级, 分别是0~0.39为低度耦合协调, 0.40~0.59为中度耦合协调, 0.60~0.79为高度耦合协调, 0.80~1.00为优度耦合协调。

1.3.3 文化记忆连续性评价

为了探讨乡村文化记忆资源在形成过程中的文化延续程度, 构建判断文化记忆的连续性指数（Cultural Memory Continuity Index, CMCI）。计算公式如下:

CMCIi=∑i=1, j=1n, mFi, j∑j=1mTji=1, 2, …, n; j=1, 2, …, m（5）

式中: CMCIi表示评价对象 i的文化记忆连续性指数; Fi, j表示经历j个发展节点后, 第 i类资源保留的累计频数, 存在计数为1, 反之为0; Tj表示乡村文化记忆资源发展的时间节点, 经历一个节点记数为1; n表示不同乡村文化记忆资源的数量（个）; m表示时间节点总数（个）, 本文依据地方志记载的文化记忆形成与演进的历史时期作为时间节点。该指数取值范围是0~1, 值越大说明文化记忆连续性越好, 传承效果越好, 否则反之。

1.3.4 旅游市场认同度评价

该指标通过游客对乡村文化记忆资源的评价问卷获取, 按照分类选取典型资源点, 通过李克特五点量表打分, 取其平均值作为评价数据。以纪念性场地、标志性场地、文化性路径、文学文本、节日仪式、身份符号和历史人物等为依据^[30], 通过史料挖掘和实地调研获取能够代表案例地文化记忆的典型资源要素, 对这些资源评价通过游客问卷调查获得。

1.3.5 空间格局分析

由于乡村文化记忆资源在物质载体上更多地依托某些乡村空间, 为了反映评价结果的空间特征, 借助格网分析揭示不同指标的空间格局。利用权重分析的核密度估计, 将点对象的评价值进行空间表达。利用最邻近距离分析（NNI）判断点要素的分布格局是集聚还是扩散, NNI=1表示样点格局随机分布, NNI< 1表示聚集分布, NNI > 1表示发散分布。利用局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判断邻近空间的空间关联模式^[33], 若该值显著为正, 表明二者具有正相关性; 若该值显著为负, 表明二者具有负相关性; 若结果不显著, 表明二者无明显的相关。

根据NNI指数判断二者的空间集聚性, 金庭镇的生活生产类空间（0.758）和功能象征类空间（0.703）, 二者均小于1, 呈现集聚分布; 社会表征类（0.999）和精神意识类（1.597）接近或大于1, 呈现随机及分散分布。旅游景点从1993年以前的1.598降至 2011年以后的0.736, 其数量不断增加, 集聚态势越发明显。利用式（1）测算不同旅游发展阶段乡村文化记忆资源与旅游景点的总体相关性, 利用双变量局部Moran's I判断空间关联程度, 根据式（2）~式（4）测算二者的文旅空间协调度, 结果表明（图4）:

图4

Fi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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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乡村文化记忆资源与旅游景点的时间格局演变 注:横轴Ⅰ 、Ⅱ 、Ⅲ 、Ⅳ 分别表示1993年以前、1994— 2005年、2006— 2010年、2011年以后。Fig. 4 The evolution of time pattern of rural cultural memory resources and scenic spots

生活生产类空间与旅游景点从1993年以前的-0.070增加到2011年以后的0.619, 二者相关性显著增强, 局部Moran's I从-0.030增至0.541, 说明依托乡村生活生产场所建设旅游景点的密切程度增强。不同阶段文旅空间协调度呈现从中度水平提升至高度水平的趋势, 分别为0.536、0.658、0.643、0.643。这些显著提升是由于进入快速发展期后, 在政府主导下居民利用与生活生产相关的空间建设旅游景点, 积极参与乡村旅游; 2007年开始着力保护现存文化古迹, 迎来传统村落的发展契机, 宗祠、民居和街巷得到修缮; 2011年以后明月湾、东西蔡村、后埠、东村、植里和堂里等村落已成为金庭乡村旅游的重要支撑。

功能象征类空间与旅游景点从1993年以前的0.701降至2011年以后的0.370, 局部Moran's I从0.645降低至0.302, 说明二者依赖关系逐步减弱, 这与旅游景点建设的依托载体更加多元化有关。文旅空间协调度分别为0.694、0.672、0.571、0.583, 由高度水平降至中度水平, 在1981年和1986年先后整修东侧和东南侧林屋洞、罗汉寺、石公山和西南侧的禹王庙, 表明早期乡村旅游以历史名胜修复为主, 体现地方文化特色; 起步发展期仍以这类资源建设为重点, 如1995年重建东侧的包山寺和古樟园, 1997年在林屋山建驾浮阁等。

社会表征类空间与旅游景点的相关性先降后升, 分别为0.515、0.445、0.472、0.497, 但始末期变化幅度较小, 局部Moran's I也呈现同样趋势, 由0.451降至0.321又升至0.448, 表明二者相关性和空间关联度均相对稳定。文旅空间协调度从0.741逐渐降至0.623, 始终保持在高度水平, 社会表征类空间多依托生活生产类和功能象征类等空间, 从单一的梅花节扩大到碧螺春茶文化旅游节、枇杷节、杨梅节、包山寺观音庙会等节庆, 最大程度地体现和挖掘金庭镇的民俗、节日、信仰庆典等资源。

精神意识类空间与旅游景点的相关性也是先降后升, 从0.353降至0.224后又增加到0.445, 二者逐渐形成互融关系, 在局部Moran's I从0.255降至-0.035再升至0.317, 在空间上都呈现“ U” 型趋势, 意味着体现地方精神的象征空间与旅游景点建设越发紧密。文旅空间协调度从0.879降至0.738, 说明二者在空间上处于高度水平之上, 与旅游景点的关系十分密切, 表现着地方神话传说和精神象征意义。

（1）文旅空间协调度的空间分布

金庭镇旅游业从20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 旅游景点与不同类型的文化记忆空间在当下达到高度耦合水平之上（图5a）。生活生产类空间在南侧的明月湾和东西蔡村、东北侧的后埠、北侧的东村和植里等传统村落形成集聚区; 功能象征类空间围绕林屋洞、包山寺、罗汉寺构成集聚区, 在西侧禹王庙及周边形成次级集聚区; 社会表征类空间和精神意识类空间与功能象征类空间的分布特征具有相似性, 分布于明月湾、石公山、林屋洞、东西蔡村和消夏湾等, 禹王庙和衙甪里等形成多处集聚区。可见, 传统村落、寺庙古迹和自然名胜等资源是金庭旅游景点建设的主要载体, 体现了物质空间的高度协调。

图5

Fi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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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不同维度及三维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Fig. 5 Spatial pattern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and three-dimension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2）文化记忆连续性的空间分布

根据式（5）测算乡村文化记忆资源的连续性指数, 并通过核密度进行空间分布估计（图5b）。可以看出:生活生产类空间以传统村落为核心, 文化记忆连续性较好的片区有 5处, 即东村、植里、后埠、明月湾、秉场、镇夏和梅益等。功能象征类空间仅围绕林屋洞及周边的包山寺、罗汉寺、古樟园等形成1处集聚区。社会表征类空间和精神意识类空间在林屋洞、东西蔡村、镇夏、后埠及消夏湾等形成1处集聚区外, 还在堂里、衙甪里、禹王庙和石公山形成连续性较好的集聚区, 但这些资源相对分散, 规模较小。此外, 缥缈峰自古至今都体现了洞庭西山的文化记忆, 但由于区位独立未能形成空间集聚效应。

（3）旅游市场认同度的空间分布

利用问卷调查获取旅游市场认同度的均值并利用核密度估计空间格局（图5c）, 可以看出:生活生产类空间认同度较高的片区集中在明月湾、东西蔡村、东村、植里, 对这些村落的历史建筑进行保护性利用, 作为旅游景点供游客观赏; 位于东北侧的后埠尽管旅游发展缓慢, 但资源具有一定吸引力, 如双井亭等。功能象征类空间是最早景点建设的载体, 林屋洞、包山寺、罗汉寺是认同高值区, 而在西侧的禹王庙、墨佐君坛和东侧的石公山也得到一定的市场认可。社会表征类空间、精神意识类空间的市场认可度同样与功能象征类空间具有高度相似性, 与当下在林屋洞、石公山和禹王庙举办民俗或旅游节庆有直接关系, 已经成为乡村文化记忆传承和展示的重要空间载体。

（4）三维度耦合协调的空间分布

根据式（2）~式（4）计算三个维度的协同关系, 结果表明（图5d）:

生活生产类空间的三维耦合协调度为0~0.902, 其中, 优度水平占102个格网（4.44%）, 高度水平占236个格网（10.27%）, 中度水平占730个格网（31.75%）; 优度、高度耦合协调区集聚于明月湾、东西蔡村、后埠、东村和植里等村落, 旅游景点建设较好地融合和体现了生活、生产类资源; 中度耦合协调区涉及面广, 形成东、西带状空间, 特别是西线包括涵村、堂里、衙甪里等传统村落。功能象征类空间的三维耦合协调度为0~0.835, 中度水平以上分别占20个格网（0.87%）、174个格网（7.57%）、480个格网（20.88%）; 仅有林屋洞、罗汉寺、包山寺等达到优度耦合协调, 属于金庭镇信仰祭祀资源典型代表; 其余达到高度协调水平的空间分别集中于东南侧石公山、西侧禹王庙和墨佐君坛等地。社会表征类空间的三维耦合协调度为0~0.920, 中度水平以上各占网格数为64个（2.78%）、273个（11.87%）、406个（17.66%）; 林屋洞及周边包山寺、罗汉寺等达到优度耦合协调, 通过旅游节庆的举办, 充分展示和延续着文化记忆, 影响力较大; 其余在石公山和禹王庙等空间达到高度耦合协调, 以展示非物质民俗文化为主, 但市场认同度低于前者。精神意识类空间的三维耦合协调度为0~0.912, 中度水平以上各占59个格网（2.57%）、265个格网（11.53%）、412个格网（17.92%）; 这类空间集聚与功能象征类、社会表征类相似, 呈现相对稳定的多极核特点, 涉及衙甪里、禹王庙、消夏湾、明月湾、石公山、堂里、林屋洞、缥缈峰等空间。

（1）“ 文— 旅” 协同关系

结合前文所提的六种空间协同类型与四种耦合水平类型, 利用ArcGIS中“ 值提取至点工具” 将上述评价结果赋予旅游景点, 利用乡村文化记忆资源与旅游景点的散点关系图解析“ 文— 旅” 协同关系, 结果表明（图6）:

图6

Fig. 6

	Figure Option ViewDownloadNew Window
	图6 乡村文化记忆资源与旅游景点的耦合协调— 空间协同类型散点图Fig. 6 The scatter diagram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and spatial collaborative pattern between scenic spots and rural cultural memory resources

与生活生产类空间的协同关系类型数量依次为20、1、12、8、3、9, 其中, 文旅空间协调度、文化记忆连续性、旅游市场认同度等占主导的景点数为21、20、12, 在数量上以旅游市场认同度主导的略少, 其余二者表现相对均衡。S> C> T型有14处达到中度水平, 分布在涵村、堂里和衙甪里等村落, 而横山群岛、缥缈峰、石公山及部分寺庙为低度水平; C> S> T型有11处达到中高度水平, 分布在植里古村、消夏湾以及林屋洞、古樟园等周边村落, 而在东村有1处生肖石为低度水平; C> T> S型在东西蔡村、后埠等村落景点形成8处优度水平; 以旅游市场认同度为主导在明月湾村的瞻瑞堂、码头、石板棋盘街和东村的敬修堂、徐家祠堂、栖贤巷门等景点达到优度水平。可见, 三种主导类型在耦合水平上存在一定差异, 明月湾和东村的资源由于旅游发展能够被游客直接感知, 以旅游市场认同度为主导且耦合协调水平高, 而其他村落资源以文旅空间协调和文化连续性为主导, 市场认同度相对滞后。

与功能象征类空间的协同关系类型数量分别为17、10、1、4、3、1, 共计36处（由于部分景点并未依托此类资源建设, 在图6中未有标注, 下同）。这类资源以文旅空间协调度占主导达27处, 其余协同类型较少, 其中以文旅空间协同度为主导的类型在金庭镇西南侧衙甪里村有2处达高度水平, 在堂里、东西蔡村、古樟园等周边区域利用寺庙及遗址遗迹有12处景点达到中度水平, 另有13处景点为低度水平; 以C> T> S型为主的罗汉寺、包山寺及林屋洞集中形成5处高度耦合协调景点; 在禹王庙和石公山形成以旅游市场认同度占主导的高度耦合协调景点。因此, 这类资源建设在空间上形成了二者的紧密联系, 与寺庙、名胜深度融合, 但对村落资源挖掘有待加强。

与社会表征类空间的协同关系类型数量分别为24、6、2、3、0、1, 以文旅空间协调度主导的类型占30处。围绕堂里、衙甪里、东西蔡村、禹王庙、明建码头、古樟园等资源建设旅游景点, 形成S> C> T型, 其中有9处景点达高度水平、2处景点达中度水平。在涵村、缥缈峰、明月湾、大如意圣境等景点有13处为低度水平。S> T> C型中甪角咀、爱日堂、芥舟园、春熙堂、甪庵遗址等有6处景点达中度水平以上。C> T> S型中在罗汉寺、包山寺、梅园3处景点由于每年举办不同旅游节庆成为展示文化记忆的重要媒介且市场认同及评价较高, 达到优度水平。可见, 此类资源应是乡村文化记忆的主要传承媒介, 通过节庆传播文化获取的市场赞誉, 但仍有很多反映民俗风情的非物质资源待挖掘。

与精神意识类空间的协同关系类型数量依次为17、10、1、4、3、1, 以文旅空间协调度为主导, 占27处。这类资源充分体现了地方精神象征, 多以非物质资源的载体展示为主, 依托堂里、衙甪里、东西蔡村、古樟园等建设14处景点达到中高度水平, 在S> C> T型中有13处景点为低度水平, 分布于涵村、缥缈峰、明月湾、大如意圣境等地。在C> S> T型中依然是罗汉寺、包山寺和梅园3处景点在反映地方精神特质方面达到优度水平, 另有林屋洞及周边的太湖西山民间收藏博物馆等景点达到高度水平。以旅游市场认同为主导的类型中, 禹王庙、明建码头、石公山及甪角咀等景点达到中高度水平。因此, 作为地方精神象征的非物质资源通过文旅空间协同建设, 这些景点需凸显文化精神并融入实体空间才能充分展示。

（2）“ 文— 旅” 协同机制

乡村文化记忆资源与旅游景点是构成“ 文— 旅” 协同的两个基本子系统（图7）。在乡村旅游地范围内, 作为基础条件的乡村文化记忆信息、支撑条件的文旅空间载体和保障条件的旅游市场行为等三维动态互动关系进行相互作用。两个子系统的协同受到乡村文化记忆资源的数量、规模和文化连续, 旅游市场吸引大小和认同, 物质空间载体的数量、规模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不同因素和维度之间的关系呈现阶段性的演化特征, 最终体现出不同维度之间的相关性、空间耦合和协同程度的变化。这一协同过程受到记忆延续与文化交融、空间优化与旅游融合、社会支持与政策保障等机制驱动, 以此促进二者协同发展。

图7

Fi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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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 “ 文— 旅” 协同的驱动机制Fig. 7 The dynamic mechanisms of "culture-tourism" synergies

一是记忆延续与文化交融机制。由于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旅游流及城乡人口流动, 伴随着一系列的文化交融。记忆的延续、乡愁的重温、文化的融合可以通过乡村的宗祠营造、家院建设、民风展示等物质与非物质的传承, 达到彼此的交互建构, 促进文化的创新发展。利用文化记忆与当下环境的融合重塑了地方认同, 这不仅表现在注重本土风俗习惯的延续, 还应合理利用和融入外来文化要素。二是空间优化与旅游融合机制。利用文学文本、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等记忆媒介对其进行传播与扩散, 根据游客和居民的情感诉求及认同, 在当下的社会框架有选择性地强化文化记忆承载空间与旅游景点的优化组合。旅游融合作用不仅表现在乡村旅游的外来资本投资和新业态的涉入, 推进旅游与文化的产业互动, 还应注重游客文化体验与地方文化展示的耦合, 以此达到传播、挖掘和保护乡村文化的目的。三是社会支持与政策保障机制。在城镇化与信息化背景下, 不同相关利益参与者的需求变迁, 对乡村文化记忆的传承与利用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直接影响着文化记忆的生存环境和适应方式, 社会支持对其传承、遗忘和创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乡村旅游发展中, 服务与满足居民、游客、企业及地方政府等多元主体利益, 形成保障旅游发展、文化保护及居民生计等协同发展的政策制度, 以此支撑乡村文化记忆要素的正常运行。

（1）乡村文化记忆资源作为“ 文— 旅” 协同的结合点, 从文化信息层、物质载体层与社会行为层的跨层次交互作用, 诠释“ 文— 旅” 协同中不同层次的作用关系。构建文旅空间协调度、文化记忆连续性和旅游市场认同度的“ 文— 旅” 协同评估模型。

（2）乡村文化记忆资源与旅游景点的时空格局呈现以下特征:① 在文旅空间协调度上, 与生活生产类空间的依赖性不断提升, 达到高度水平; 与功能象征类空间依赖性减弱, 降至中度水平; 与社会表征类空间和精神意识类空间都保持着高度协调水平。在文化记忆连续性上, 生活生产类空间围绕传统村落形成集聚区, 功能象征类、社会表征类和精神意识类等空间以林屋洞、包山寺、罗汉寺、古樟园等形成集聚区。在旅游市场认同度上, 已开发的传统村落是生活生产类空间认可度较高的片区, 其他三类空间围绕林屋洞形成集聚核心。② 乡村文化记忆资源文旅协同表现出生活生产类空间形成极核带状格局, 中、高度水平以上占近一半; 其余三类空间表现出一核多极格局, 中、高度水平以上各占近三分之一。

（3）乡村文化记忆资源与旅游景点的“ 文— 旅” 协同关系中, 与生活生产类空间呈现出由文旅空间协调度和文化记忆连续性为主导, 逐步转向旅游市场认同度为主导, 说明旅游市场主体的参与体验对文化记忆传承具有积极作用; 与功能象征类、社会表征类及精神意识类空间均以文旅空间协调度为主导, 表现出与寺庙、名胜古迹、旅游节庆的深度融合, 但与村落空间融合欠佳, 未能展示民间习俗和精神象征。这些协同关系的良性运作受到记忆延续与文化交融、空间优化与旅游融合、社会支持与政策保障等机制影响, 表明乡村旅游发展应强化二者的扩散和渗透, 注重物质与非物质的融合, 提升彼此的协同效应。

根据评价结论为金庭镇“ 文— 旅” 协同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对于活化文化记忆、促进旅游发展、重塑文化自信、助推文化振兴, 提升“ 文— 旅” 协同具有重要意义。建议如下:一是, 生活生产类空间涉及不同时期的村落、民居、街巷、宗祠等, 还有文学文本、诗词碑刻中对生活生产、名仕名人的记载等。这类资源的空间相对固定, 形态、结构和功能的作用或变或不变, 应依托传统村落的保护式传承进行原址保护或必要修复, 丰富文化要素的展示和复现。二是, 功能象征类空间包括禹王庙、包山寺、罗汉寺、林屋洞、石公山、古樟园等, 还有秦仪墓、高斯道墓碑、明建码头等。这类资源以现有载体为基础, 注重传统延续, 通过旅游解说、朝拜仪式、影像记载等方式传承文化记忆。三是, 社会表征类空间以记载的历史事件、人物、故事、民俗、节庆和氏族等为主。为了让金庭乡村生活传统、生产智慧、民风民俗等得以延续, 重新唤醒适应当下的记忆, 利用乡村旅游引擎, 依托前两类空间将记忆活化。四是, 精神意识类空间是身份认同和精神象征的重要组成, 与其产生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有关, 但映射实体空间或有所延续或已消失, 这类空间与前三类空间息息相关, 需要通过加载于具体空间、节庆活动和传承主体者等使其活化。

此外, 还有值得商榷之处:由于乡村旅游地数据相对缺失, 影响测算指标选取和“ 文— 旅” 协同评估结果的精准性。在空间格局上, 由于缺乏行政村界线、乡村文化记忆空间和旅游空间的具体范围, 可在高精度遥感影像或地形图的基础上, 评估研究可精细化落实到用地, 与乡村国土空间规划进行衔接。在协同关系演化和作用机制上, 有待通过调研深度挖掘和甄别主导因素, 分析作用大小、路径和影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