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资源” （Tourism Resources）是旅游发展早期普遍采用的概念, 指一切可以利用于发展旅游业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总称^[3], 是一个复杂而包容性广泛的系统^[4]。我国的旅游业发展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 地理学、经济学等学者最先进入旅游研究领域, 主要依据旅游资源的客观物理属性进行开发评价。后来随着更多学科进入旅游研究, 逐渐从旅游的主体、市场观念的角度出发进行综合定义, 认为凡能激发旅游者产生旅游动机并对其产生吸引力^{[1, 5, 6]}、满足其旅游需求^[7]及可以被开发利用并产生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各项物质和非物质的因素^{[8, 9, 10]}, 都能视作旅游资源。

随着国内外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旅游资源评估实践发展的需求, 对旅游资源价值的评价逐渐从侧重于开发实践转变为侧重于满足游客和市场需求。从本质上来说, “ 旅游资源” 以其“ 物” 的形式对游客产生吸引力, 其表述带有明显的经济学色彩, 而“ 旅游吸引物” 一词能够更直观地陈述其本质属性。因此, “ 旅游吸引物（Tourist Attraction）” 能消除“ 旅游资源” 一词带来的部分歧义^[11], 旅游吸引（物）的概念更广泛^[12], 更强调其对游客形成的吸引力^{[13, 14]}。Lew^[15]指出旅游吸引物由所有驱使旅游者离开惯常生活环境的元素组成, 包括观赏到的风景、参与的活动和值得回忆的体验。Holloway^[16]提出旅游地吸引游客的所有因素的总和都能成为吸引物。MacCannell^[17]则认为旅游吸引物是一个系统, 由旅游者、景观、标志物组成。Leiper^[18]进一步发展了这个观点, 并构建了由旅游者、核心吸引物、标识物等要素组成的旅游吸引物系统。Gunn^{[19, 20]}指出旅游吸引物是迎合游客需求而被开发出来的地方, 了解自然、人文资源以及这些资源在游客心中的形象对旅游规划来说极其重要。总的来说, 旅游吸引物与旅游资源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加强调旅游资源只有被游客接受、对游客产生吸引力才能被视作旅游吸引物。当然, 旅游吸引物的吸引力不能脱离旅游者和信息传播媒介而独立存在, 它需要各种符号和宣传才能被游客识别, 包括交通、标识、可被理解、广告营销等等^[21]。

随着国内旅游研究的发展和与国外研究的接轨, 旅游资源的表达方式和概念内涵不断完善, 也已引入旅游吸引物的概念和理论视角。在大多数情况下, 旅游吸引（物）的概念包括旅游资源, 它包括传统的自然和人文资源, 同时还可以指代人造景观、节事活动等更大范围的旅游活动对象。它一方面保留了旅游资源的固有属性, 另一方面也强调所有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的因素, 一定程度上更加具有现实使用价值^[11]。此外, 考虑到研究操作中的便利性, 旅游和日常休闲资源有时也可统称为“ 游憩资源（Recreation Resources）” ^{[22, 23]}, 其定义近似于旅游资源, 但其内涵会比旅游资源略为丰富, 种类也更多。相对应于旅游资源的概念和内涵发展过程, 旅游资源和旅游吸引物评价的过程和特征也应社会发展时期和阶段的不同而表现出明显差异, 下面将对我国旅游资源评价过程中的各阶段分别进行详细阐释。

1.2.1 研究视角和评价方法

此阶段主要采用科学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和研究视角。开发旅游资源, 首先要对资源进行评价, 而评价必然带有价值标准^[1]。这个时期一般根据资源属性简单分为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 不同的类型应该用不同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例如自然旅游资源需要区分山体、水体或者测量海拔高度、形状外观、水体质量、安全性等指标^[24], 以及会影响旅游活动的条件, 如旅游地的气候^{[25, 26, 27, 28]}; 人文旅游资源则需要参照年份、经历的社会事件、涉及的人物故事等指标来评价。旅游资源的价值是综合的、动态变化的, 但最终仍然应以服务游客为主要目的, 所以评价工作的开展要符合大众的价值判断结果, 从而进行实践应用。无论是专家的经验评价、基于大样本的游客问卷调查、其他自然影响因子计算或是资源评价系统, 都需要通过模型计算、赋分、评定等级, 以数量化的形式判断旅游资源的价值, 这是实证主义主导的发展阶段。

从具体方法上看, 旅游资源评价一开始以定性描述的经验法为主。我国旅游资源评价工作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展的, 对风景景观的评价不仅取决于资源本身的客观物理属性, 还取决于观赏者的主观思想, 因此最开始对于风景景观的评价是定性的, 如雍万里^[29]通过经验法对武夷山风景区进行评价。这些基于经验的描述结果比较片面, 评价者自身条件的差异对结果影响较大^[30]。为了探索更科学、客观的评价方法, 部分学者逐渐转向定量方法^[30], 包括调查分析法^{[31, 32]}、民意测验法^[33]、直观评判法^{[34, 35]}、功能评分法^[36]等。长期在实际开发评价工作中逐步积累得到的定量化经验值, 有助于学者或者实践者在考察同类型旅游资源的时候建立合理、全面的考核结构, 提高资源评价效率, 也有助于为最大多数的游客提供符合他们需求的旅游产品。另一方面, 在得到游客反馈的同时, 旅游供给者能够更为客观地调整或者发掘新的开发方向, 推出新的旅游产品, 形成旅游供给和需求之间的良性循环。

1.2.2 阶段性特征

国内的旅游资源评价工作一开始主要是应用导向, 目的是配合旅游地开发规划, 对旅游资源的概念和内涵等并没有特别清晰的认识。早期的工作, 有的是旅游资源评价, 有的则是开发评价, 前者以资源的价值判断为主, 后者则加入了开发条件等非资源属性的要素。概念和内涵上有一定的混乱。受限于市场发育的影响, 旅游业处于供给决定需求的阶段, 旅游资源的含义界定、分类标准等也都没有构建出完善或受广泛认可的体系, 此阶段的旅游资源主要以技术性评价为主, 往往聚焦于旅游资源本身的物理和客观属性。通过单一或多个要素组合进行测评, 注重实用性, 强调评价的数量化处理^[37], 通过试图建立统一标准对旅游资源进行分类和评判, 为旅游资源的开发提供参考依据。在这个阶段, 资源的本底属性决定了是否能成为旅游资源、能够被划分为哪一种类型或哪一层级的旅游资源, 还没有考虑到游客的偏好、资源所处自然环境或社会系统中的地位等要素, 旅游供给决定了旅游市场的需求行为。

1.3.1 研究视角和评价方法

此阶段仍然以实证主义为主要研究视角。在旅游资源评价和开发最开始的阶段, 受限于计算机和摄影技术的不成熟, 国外研究者对旅游资源的划分一般限定为风景资源。针对资源的物理客观属性, 通过实地问卷调查完成公众对风景资源的评价调研, 或者依靠专家主观地划分等级, 人力、物力、耗费的时间成本都较高。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旅游学者可以借助计算机解决众多在旅游资源评价过程中遇到的数学计算问题, 更多地采用计算权重并赋值、建立模型进行拟合等方法对旅游资源进行相对更客观的评判, 加上公众对环境质量日益关注、国家法律法规的明确要求, 20世纪60至70年代西方已经有部分心理学家、美学家、地学家和园林学家等开始对风景景观进行定量分析, 对自然风景视觉质量评估进行研究^{[31, 38]}, 主要形成了四大学派（专家学派、心理物理学派、认知学派和经验学派）^{[39, 40]}。有学者以形式美方法评价风景资源价值^[38], 协助改进了美国的风景资源管理系统。与此同时, 国内一批学者也关注到了国外关于风景资源的美学研究, 并把其评价方法应用到国内的旅游资源评价中来。杨汉奎^[41]较早开始对风景资源进行美学的模糊定量评价; 佟玉权^[42]指出这种方法的不足在于指标的选取和权重设立具有较强的主观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程道品等^[43]建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弥补了这一不足。俞孔坚^[44]基于国外已有的定量研究修正提出BIB-LCJ方法, 并对不同类型的群体进行风景审美的评判测量, 提高了旅游资源美感定量评价的科学性, 也初步验证了旅游资源评价的价值判断统计性规律。之后还有一些学者回归国内传统文化的审美观本位对旅游资源开发进行思考^{[45, 46, 47]}。

在引入新的风景资源测量方法的同时, 这个阶段也出现了层次性指标评价以及体验性综合评价方法。保继刚^[48]首次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特尔斐法, 将定量和定性方法相结合, 把整体的旅游资源层层分解, 建立了较为系统、全面的评价体系, 层次分析法也逐渐成为国内旅游资源定量评价的主要方法之一, 广泛应用于水利旅游资源^[49]、生态旅游资源^{[50, 51]}、旅游小镇^[52]、民族旅游资源^[53]、乡村文化旅游资源^[54]、冰雪旅游资源^[55]、湿地旅游资源^[56]等进行综合评价。楚义芳^[37]在保继刚^[48]之后进一步应用层次分析法建立旅游地评价模型, 以探讨旅游地开发评价的方法论。这个模型已不是单一的旅游资源评价, 而是扩展到了旅游资源所在区域、区位特性, 同时还有许多分模型, 涵盖面更广。还有学者改进了层次分析法存在的信息不确切、样本量少等不足, 开发多层次灰色评价法^{[57, 58, 59]}、模糊综合评价方法^{[60, 61, 62]}、熵权— TOPSIS法^{[63, 64]}等, 将定性和定量分析结合, 提高评价方法的客观性。1992年《中国旅游资源普查规范（试行稿）》发布, 对全国各个地理尺度（跨省、市、县）的旅游资源分类和评价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除了对旅游资源本体的审美和体验评价, 也有学者关注资源本体以外的“ 应用评价” 。尹泽生等^[65]指出“ 应用评价” 即“ 区域开发评价” , 关注的是不同旅游资源之间构成的旅游资源系统评价。在系统中, 环境质量与容量、可进入性、客源市场等^{[8, 30, 43, 66]}, 都是关系到旅游资源评价的因素。此外, 也有学者批判对旅游资源的分类评价过于侧重资源客体特征, 忽略了市场需求。马耀峰^[67]、周建明^[68]等学者指出应综合考虑区位、旅游消费偏好、客源市场等要素, 强化市场拓展、提高服务质量。

另一方面, 这个阶段地理信息技术系统也在逐步建立和完善, 旅游地理学家开始借助地理信息系统对旅游资源进行评价, 如将GIS技术应用于数据管理、模型计算、制图等^{[69, 70, 71, 72]}。此方法有助于建立、管理旅游资源的空间和属性数据库, 为较为广域的旅游资源群评价提供了便捷的工具。许多旅游目的地和旅游景区都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各类型的旅游规划, 大大促进了旅游活动和旅游业的发展。

1.3.2 阶段性特征

在这个阶段中, 对旅游资源的评价更注重从自然、人文历史、美学等角度进行层次化的和综合性的技术评价; 此外, 逐渐开始建立起来的除旅游资源本体之外的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环境、交通、客源市场等更大范围的评价体系, 更注重从旅游资源系统的角度来对待旅游资源的评价和开发。随着中国旅游业的逐渐兴盛, 国际和国内旅游市场都处于不断扩张的阶段, 综合性和体验性的评价阶段不再仅关注于旅游资源本体条件, 而是注重将多学科对于旅游资源的体验（如美学体验）引入到旅游资源的综合评价之中, 它有助于对旅游资源的整体认识, 并促进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对旅游目的地在交通、文化、社会经济等整体的综合发展。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 教育部颁布的“ 十五” 至“ 十二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中, 《旅游资源与开发》《旅游规划与开发》《旅游资源开发及管理》等系列教材, 从概念定义、分类, 到调查程序与步骤、评价方法, 再到开发原理和管理体制等方面对我国旅游资源体系进行了全方位、系统的梳理^{[73, 74, 75]}, 在中国旅游管理教育高等院校中发行量大、影响大, 对我国旅游资源调查与评价的作用不可小视。另一方面, 旅游研究出现了“ 社会理论” 转向, 国内学者引入旅游吸引物的概念, 强调从社会建构的视角理解旅游资源的吸引力问题^[76]。这里的“ 旅游资源” 指的是被开发利用之后对游客形成吸引力的吸引物, 旅游资源被人为赋予了建构的信息和符号, 它不再只含有原来旅游资源需要开发、利用的意思^[11], 因此在讨论旅游活动时, 学界与业界在采用“ 旅游资源” 的表达方式的同时, 也更多采用包含内容和信息更广的“ 旅游吸引物” 一词。由于旅游吸引物明确指向旅游者, 而且是因旅游者才突显其价值, 所以旅游吸引物不仅仅是独立要素, 而是包含复杂社会关系的旅游吸引物系统^[14]。在此语境下, 旅游吸引物既拥有作为“ 物” 的与“ 旅游资源” 相同的自然属性和客观属性; 还拥有与其吸引力指向对象— — 旅游者产生社会关系的社会属性; 最后, 系统中的标志物是吸引物与旅游者的重要介质, 体现了旅游吸引物的符号属性^[14]。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论的视角对旅游形象、旅游目的地、旅游吸引物等展开研究^{[77, 78, 79]}。

1.4.1 研究视角和评价方法

在此阶段中, 对于旅游资源的评价逐渐转向注重社会过程中的话语、社会规范和主流价值在旅游资源开发和建构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旅游资源开发的评价从实证主义转向更侧重于建构主义的阶段。

建构主义理论为旅游资源评价带来了新的研究范式和视角^[80]。建构主义认为实在本身永远不等于建构的实在, 所以科学才会不断进步^[81]。在旅游研究中, 旅游行为带来了多元社会和文化的融合, 旅游被赋予了建构的意义^[82]。旅游资源所具有的人为建构的象征性、符号信息等, 已经超越了旅游业起步阶段创造的“ 旅游资源” 一词原本隐含的“ 原材料” 之意^[11]。对于旅游资源的评判也不再局限于资源的客观属性或者基于资源而获得的体验效果, 而是拓展到旅游吸引物所带来的社会价值、游客情感的投射, 两者之间形成了互动。游客选择出游与否不再局限或决定于资源等级的高低, 而是该旅游吸引物能否为其提供符合预期的个体或社会意义。

在建构主义视角下, 旅游吸引物的属性往往包括客观的物理属性和独特符号属性^[76]。原来旅游资源中其客观、物理的属性无法改变, 产生一定意义上的绝对吸引力; 而其符号属性则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代表着旅游者的价值认同, 是一种动态的相对吸引力, 这种吸引力会随着社会价值和理想的时代发展而产生改变。旅游吸引物的社会建构事实上是社会价值、理想和意义的转移过程— — 在旅游营销中, 通过符号价值的建构, 社会世界的某种价值与理想被转移到旅游吸引物中去; 另一种转移则是旅游者通过亲身实践（阅读、观看等）, 获得旅游吸引物的知识, 再进行重构^{[76, 79]}。

旅游吸引物的变化是社会发展与旅游之间关系变化的直接反映^[83]。MacCannell^[17]指出旅游者的“ 仪式化心理” 能促进吸引物的建构; Urry^[84]、Hunter^[85]、Guachalla^[86]、孙九霞等^[87]、屈册^[88]等探索了国内外不同旅游目的地在各种社会文化影响下所建构、塑造而成的旅游地形象; Xie等^[89]、Cook^[90]等从旅游者角度分析了嘻哈旅游和医疗旅游是如何被建构的; 林清清等^[91]、周欣琪等^[92]则聚焦于具体的旅游资源并分析其在社会传播中形成的符号价值。这些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也发生了变化, 更多地利用质性方法进行分析, 包括符号分析法、扎根理论法、内容分析法等。

1.4.2 阶段性特征

在旅游吸引物的社会建构阶段, 不仅强调前面技术性评价阶段对旅游资源的相对客观物理属性的科学评定, 更多地是要根据社会主流价值、深入挖掘文化属性、依托新技术和营销手法, 建构新的符号价值和吸引力, 来促进旅游资源作为旅游吸引物的整体可持续开发。旅游吸引物凭着游记、大众传媒、开发过程中的吸引物形象塑造、机构认证等方式^[76], 通过社会价值的投射而建构起某种符号价值; 游客通过旅游消费和旅游体验来消费这种符号价值和回应旅游吸引物符号所代表的社会理想。各时期社会价值和理想动态发展, 旅游吸引物符号价值的社会建构也是一个动态的循环过程。比如, 博物馆旅游在西方一直是一个被热捧的旅游方式, 而在中国, 由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 人们对这样的旅游吸引物有一个逐渐接受的过程。当然, 在重视吸引物的社会建构的同时, 现在出现了部分过度将旅游吸引物视为获得他人认同的符号形式的现象, 导致旅游供给者开发和建造各种满足游客猎奇消费心理的旅游资源、旅游景观或旅游产品^[93]。这些过度迎合旅游者炫耀心理、忽略旅游目的地客观自然、经济、特色文化、生态环境等条件, 过于重视媒体营销而忽略景区质量提升, 依赖旅游资源而轻视旅游体验良好氛围的营造等等的现象, 值得学者、政府、开发商的关注和反思。

本文从概念发展、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阶段性特征、关键驱动力和影响因素等方面系统性梳理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旅游资源评价从技术性到社会建构阶段的发展历程, 得出结论如下:

（1）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 由于创外汇的需要, 中国开始发展旅游业。在国外游客为主要客源市场的情况下, 我国旅游资源评价与开发的主要核心是自然风光及传统文化。评价的主体是地理学、经济学等学者和各级政府, 受到当时国内旅游资源开发的实际需求和国外定量研究方法的影响, 对旅游资源的评价以技术性评价为主。

（2）20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国内旅游市场及旅游产品的发展成熟、游客体验要求的提高、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改善等等, 以前单一的评价方法已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在这个过程中, 国内旅游开发经历了“ 资源、市场和产品导向” 三个阶段^[95], 要求注意正确处理资源、产品和市场的关系。这个阶段引入了自然、人文、审美等多重标准, 更注重游客需求; 美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学科介入, 更强调客观的定量分析方法, 形成了从旅游体验、旅游活动的视角来进行体验性和综合性评价的阶段特征。

（3）进入21世纪, 在后实证主义兴起、政府新的旅游政策导向、信息传播媒介的改变等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 开始采用建构主义视角对旅游资源的社会话语进行建构与分析。在这个阶段里, “ 旅游吸引物” 与“ 旅游资源” 两个词语在表达中并存, 常根据学者和旅游实践者在实际需要阐释的含义和不同的语境中分别选择使用其一。从内涵上看, 旅游吸引物比原来的旅游资源的客观物理属性多了一层隐含着的社会建构意义; 从使用上看, 旅游资源更多代表的是供给和“ 生产” 视角, 而旅游吸引物则更多反映的是需求和消费视角。旅游资源评价既关注原有资源（包括自然和人文资源）的价值和保护, 也开始关注市场和旅游发展的需要, 同时还要考虑到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比如博物馆的建立）。而从消费的视角看, 旅游者也不再像以前一样, 仅仅单纯地欣赏旅游景观的自然人文特色, 更多地是希望通过旅游吸引物彰显自己的个性、对社会的认同以及希望获得他人的认可。因此, 旅游吸引物评价的社会建构阶段里, 社会学、符号学等学科和方法与旅游研究结合, 以质性分析为主, 更注重旅游吸引物的多元价值建构、游客的旅游体验及参与。

（4）我国旅游资源评价发展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 然而, 这三个阶段并不是截然分开的, 后一个阶段会包含前一个阶段的内容, 社会建构阶段也包含着前面两个阶段的内容。原因之一是中国幅员辽阔, 区域间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不一样, 旅游发展的程度也不一样, 所需的评价方式会有所不同; 另外, 某些旅游资源仍然需要技术性评价, 比如冰雪资源、冬季避寒度假资源、夏季避暑气候资源等。

结合旅游资源以往评价的过程及其概念内涵的发展认为, 未来学术界关于旅游资源、旅游吸引物评价的理论以及应用发展主要有四个方面。

首先, 受到旅游者追求小众的、新兴的旅游目的地影响, 关于旅游资源的评价将更关注细分领域, 对某种重要或主要的单要素进行评价, 如冰雪资源^[55]、湿地和森林资源^{[56, 96]}、避寒避暑地气候^[97]、养生旅游资源^[98]等。

其次, 随着旅游资源评价更注重实用性、旅游吸引物更注重游客的需求和体验, 未来会融入更多GIS技术^[99]、5G技术^[71], 从而提高旅游资源开发及利用的效率、降低成本, 以及促进旅游吸引物的可视化发展, 尽可能加深游客多方面参与旅游过程、深度体验旅游活动的程度。

第三, 在各类旅游资源全面开发和旅游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在原有普查基础上建立对于旅游资源的分类保护及其相关规范的政策制度将变得越来越重要。思考如何开发、打造和保护有持续吸引力的旅游吸引物, 就需要从持续变化的社会理想和价值意义方面入手, 结合大众媒体的传播手段, 不断赋予旅游吸引物新的符号和理念, 引起政府、开发商、旅游者、研究者的共鸣, 多主体共同参与到“ 保护性开发” 的过程当中。

最后, 我国新时期对旅游吸引物的评价, 需要更多关注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价值。经济方面, 旅游吸引物不仅仅通过其“ 物” 的属性产生经济价值, 还通过“ 溢出效应” 带动周边社区的经济发展, 因此未来对旅游吸引物的评价, 仍然需要关注其为周边社区带来的各种经济影响。政治方面, 2018年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合并成文化和旅游部之后, 大力发展红色旅游, 说明纪念地、标志物等旅游吸引物能够强化其红色旅游功能, 增加其政治教育价值。文化方面, 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 应该更多地关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将旅游的产业属性和文化的事业属性相结合, 更好地传承与保护传统文化; 旅游供给者不应该只为了一味迎合旅游者而打造与地方特色无法融合的旅游产品, 更重要的是深入挖掘当地的自然和民俗文化特色, 形成文化资本和核心竞争力, 关注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后续经营, 为旅游者创造优质的、独特的旅游体验。社会方面, 旅游吸引物与旅游者之间形成的社会关系以及互动, 有助于用以传达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念。生态方面, 以自然为主导的旅游吸引物有重要的生态价值, 必须切实保护、合理开发与利用。总的来说, 未来的旅游吸引物评价理论与实践发展会更注重实用性、多元价值, 政府、开发商、游客不再仅享有单一身份, 会多方面地参与评价与开发过程并在多主体间进行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