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来, 旅游资源相关研究广泛吸引了世界学者的关注, 中国部分学者则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投身其中^[5]。历时40余年的发展, 在吸收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中国的旅游资源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取得了较大进展。根据“ 中国知网” 的文献数据可以直观看出, 自1992年以来, 旅游资源的学术研究呈现出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图1）。

图1

F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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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旅游资源研究发文量变化 注:根据上述筛选条件, “ 中国知网” 能够检索到旅游资源研究最早的文献是1992年, 故发文数量统计从 1992年开始。Fig. 1 The change of the number of papers on tourism resources research

萌芽起步期。国内第一篇关于旅游资源研究的学术文献发表于1982年^[6], 这一时期适逢改革开放的重要起步阶段, 我国经济发展迈入了全新的轨道, 旅游业随之蓬勃发展, 应势而为旅游资源的调查、评价和开发等工作步入正轨。但是, 随后的整个20世纪90年代, 关于旅游资源的研究总体上处于缓慢推进的状态, 发文数量较少, 具有影响力的学者或团队数量有限, 且发展规模较小。然而,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时期以陈传康先生为代表的北京大学旅游地理研究团队和以郭来喜先生为代表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旅游地理研究团队已经初步形成。在研究选题和内容方面, 主要关注了宏观层面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其中, 区域旅游资源的分类、调查和评价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 尤其是“ 旅游资源非优区” 研究^{[7, 8]}引起了广泛关注。同时, 该阶段对于“ 什么是旅游资源” 的争论居高不下, 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出发, 展开对旅游资源概念内涵、外延和边界的阐释, 对旅游资源问题理性探讨的开端, 为后续研究工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发展成熟期。进入21世纪以后的十年间, 旅游资源相关研究受到广泛关注, 进入了学术研究的快速发展期。具体表现为研究学者数量增多, 发表文章数量逐年攀升, 从2001年发表126篇到2011年发表237篇, 发文数量近乎翻倍, 2009年的发文量则达到历史峰值256篇。同时, 文章质量不断提高, 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加强, 研究话题不断丰富, 涉及旅游资源与旅游产业、旅游市场等的量化关系, 旅游资源开发中的可持续发展等内容, 逐步厘清了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的二元对立关系。此外, 点轴理论、模糊理论、竞合理论、共生理论等成为旅游资源问题研究的新视角, 从不同层面解释了旅游资源应用中的新机遇和挑战。该阶段, 旅游资源研究快速发展, 其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已初见雏形, 实践应用强势推进了理论研究的发展。

停滞衰退期。关于旅游资源的学术研究, 在经历了发展成熟期的稳步持续推进之后, 遇到了拓展延伸研究的发展瓶颈。从2012年开始, 旅游资源相关研究的发文量发生了断崖式锐减的巨大变化, 2011年发表了237篇, 2012年仅仅发表了130篇, 在2018年更是跌到谷底, 发文量仅有41篇。总之, 这一时期, 对于旅游资源学术研究的关注度逐渐下降, 具体呈现出波动递减的发展态势。主要原因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在学术研究层面, 传统意义上的旅游资源研究已相对成熟^{[9, 10]}, 而新的理论突破或创新需要学术共同体进行长时期的探索和推进, 故而导致探索性研究成果明显缺位; 在实践应用层面, 中国旅游业正在经历由资源、市场、资本和政策共同驱动的革新历程, 传统旅游业态不断改造、升级、融合, 实践应用中正在遇到或可能存在的问题处于震荡浮现期, 从实践中引发的理论思考有待加强。但是, 目前关于旅游资源概念的学科归属与统一界定、旅游资源在旅游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划分标准与评判指标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 因此, 学术研究中对于旅游资源的持续探索非常必要, 且具有重大意义。

对学术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是解释某一研究领域关注热点的重要手段^[11]。本文以筛选后的1961篇文献为基础数据, 对旅游资源的研究主题进行归类整合分析。由旅游资源研究关键词共现图可以发现, “ 旅游业（旅游产业）” “ 旅游开发（开发）” “ 评价” “ 可持续发展” “ 生态旅游” “ 旅游区” 等关键词的出现频次较高; 对关键词进行分类和归纳, 发现该领域学术研究话题主要围绕旅游资源的概念界定、调查实践、评价与开发内容展开（图2）。下文从概念界定、调查实践、评价与开发三个方面切入, 总结现有旅游资源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 探索并进一步分析该研究领域的未来关注重点。

图2

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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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旅游资源研究关键词共现图Fig. 2 Co-occurrence of keywords on tourism resources research

1.2.1 概念界定

作为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科学概念^[12], 旅游资源的含义丰富且复杂。40余年来, 尽管旅游资源的定义层出不穷, 众说纷纭, 但学者们对其具体含义的探讨仍乐此不疲, 其重要原因在于, 概念确立对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旅游资源的概念界定应具备抽象性、稳定性、概括性和可延展性, 要能够解释旅游资源的本质内涵, 实现与其他类似概念的有效区分。对其界定的代表性学者有陈传康、郭来喜、保继刚、李天元、马耀峰、谢彦君、杨振之等, 这几位学者的观点凝练形成了旅游资源概念认识的重要集合。

具体而言, 郭来喜^[13]主要从旅游者需求角度出发, 指出旅游资源应该要满足旅游者的各种休闲需求, 并且将劳务也划归到旅游资源的范畴中。但是, 这一解释泛化了旅游资源, 难以清楚划定旅游资源的界限范围。陈传康等^[14]、李天元^[15]、保继刚等^[5]给出的概念则主要强调旅游资源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属性, 旅游资源要能够吸引旅游者产生旅游动机并前往异地开展旅游活动。并且, 从分类法的角度对旅游资源进行了划分, 李天元^[15]将其划分为自然事物、文化事物、社会事物或其他任何客观事物, 保继刚等^[5]则将旅游资源分为自然存在、历史文化遗产和人工创造物三大类型。马耀峰等^[16]则认为旅游资源既要能够吸引旅游者产生旅游动机, 也要能够被利用开展旅游活动。谢彦君^[17]主要提出, 旅游资源是先于旅游而客观存在于一定地域空间并因其对潜在旅游者所具有的休闲体验价值而可供旅游产业加以开发的潜在财富形态, 强调旅游资源的客观性和经济性。杨振之^[18]从系统论的角度指出, 旅游资源系统需要包括旅游地资源系统、旅游服务及设施和客源市场三大系统, 充分体现了旅游资源的系统性、综合性的属性特征。

上述学者给出的定义看似不尽相同, 但实际上是有密切联系的“ 定义谱系” , 是多样性与统一性法则在旅游资源定义上的综合反映。“ 多样性” 在于强调了旅游资源本身类别的差异和组成的复杂, “ 统一性” 则强调了一个明确的“ 约束条件” , 即资源所具备的“ 旅游功能和吸引力” 。这样就为理清复杂概念, 建立起一个从外到内、自下而上且结构合理的定义谱系, 明确“ 约束条件” 等奠定了可靠基础。

1.2.2 调查实践

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物质载体和现实基础^[19]。系统全面地调查和认识旅游资源, 对于摸清不同区域旅游资源的本底, 促进旅游资源的合理保护, 科学确定区域旅游资源的开发重点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对现有旅游资源调查学术研究的归纳和总结, 可以发现其研究内容主要关注了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总体描述不同行政区域、不同类型旅游资源的分布情况及特征表现; 第二, 探索旅游资源调查过程中技术和工具的实际应用; 第三, 拓展并深化旅游资源调查与评价、开发的互动关系等。

具体而言, 旅游资源的调查研究, 主要依据《国标》对于旅游资源调查的基本步骤及具体要求, 概括性地描述了旅游资源的总体分布格局并初步完成了基本的评价。其中, 在调查区域的选择上, 集中对市级^[20]、区（县）级旅游资源情况进行了初步调查; 在调查对象的识别上, 重点关注了自然类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类型表现及数量占比^[21]。其次, 为了全面准确地掌握区域旅游资源分布的基本情况, 在实地调查的过程中, 常常会借助专业的辅助工具和技术手段。已有研究中, 主要采用地理信息技术, 如遥感（RS）^[22]、地理信息系统（GIS）^[23]和全球定位系统（GPS）, 对旅游资源进行实地调查, 并且会借助传统地图、卫星影像图等地理工具, 可视化呈现旅游资源的地理空间分布。但是, 面对科学技术水平的快速提升, 新技术、新手段、新工具的应用明显不足。因此, 如何根据研究设计选择研究方法, 如何具体使用数据资料, 有效结合定性和定量方法、“ 大数据” 与“ 小数据” 创新使用^[24], 是未来方法应用的突破方向。

最后, 旅游资源的调查工作不是单一的、孤立的, 常常会与旅游资源的分类、评价及开发等产生互动关联。已有的研究, 在对旅游资源种类、数量、布局等特征进行总结的基础上, 会进一步判断旅游资源的价值并对不同的旅游资源进行分级评价, 确定旅游资源开发的先后顺序^[25], 为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有效开发奠定坚实基础。

1.2.3 评价与开发

资源评价环节主要涉及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目的、评价方法、评价标准和评价制度六大要素, 并且六大要素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26]。已有旅游资源评价研究主要呈现出评价对象不对称、唯价值主义倾向显化、实证主义突出、评价标准多样的特征。具体而言, 受国家政策和旅游发展导向的影响, 评价客体或对象主要集中在自然本底突出的旅游资源, 如风景名胜区^[27]、湿地^[28]、海岛^[29]等; 评价目的则展现出浓厚的唯价值主义色彩, 主要依据旅游资源的价值进行等级排序, 多关注旅游资源的独特性和吸引力, 对于旅游资源能否产生经济价值给予了充分关注。此外, 评价标准或指标的建立, 在经过多番修正和改进之后, 形成了复杂多样的量化评价指标体系, 主要包括针对不同区域、不同资源类型建立的细化评价指标体系^{[9, 30]}。但是, 如何合理发挥评价主体的能动性, 建立集规律性和目的性于一体的评价体系; 如何形成评价制度的约束力, 确保评价活动的顺利实施, 在已有的研究中相对少见。

旅游资源开发研究与评价一脉相承, 集中解释了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开发对象选择、开发过程探索等研究内容。在开发对象的选取上, 与旅游资源评价对象基本保持一致, 集中关注了自然类旅游资源的开发问题。秉承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理念, 开发过程研究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协调互动关系, 重点围绕开发过程中的路径选择^[31]、模式应用^[32]和策略引导^[33]进行了探讨。值得注意的是, 该部分研究相对忽略了人地互动过程中, 资源潜在、长期效益的挖掘和多方利益群体的协调, 如旅游资源背后蕴含文化价值的学理解读, 主客互动视角下旅游资源开发的内在机理等。

通过以上梳理发现, 评价与开发研究主要从既有旅游现象出发, 集中阐释了旅游资源价值衡量与创造的科学问题, 回应了资源转换为产品的现实需要, 解决了区域旅游规划与开发过程中遇到的诸多实践困难。但是, 囿于评价与开发研究的理论基础薄弱、概念界定模糊, 已有评价体系中的指标选取和权重分配, 能否说明旅游资源的属性和特征, 乃至准确指导旅游资源的开发实践, 其学理和实践均有待考证。

2.1.1 概念界定更为精确

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抽象思维概括^[34]。旅游资源概念的界定, 2003版《国标》定义为“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 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 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 ; 2017版《国标》在原有旅游资源概念的基础上, 对“ 事物和因素” 的描述进行了改动, 将其替换表述为“ 事物和现象” 。

使用“ 事物和现象” 的表述强调了核心关键概念的二元互动关系。事物（Thing）是哲学的基本概念, 随西学东进进入中国之后, 被译为“ 事物” , 成为中国现代哲学的基本概念, 但在中国现代哲学的事物概念里, 只有“ 物” 之含义, 没有“ 事” 之含义^[35]。而“ 现象” 则是客观存在的事物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而在大脑中形成的表象^[36], 现象本身决不是纯客观的东西, 它是客观的物质特性同人的感官相互作用的结果。现象并不是脱离人的主体而客观存在着的, 它既有客观性的一面, 又有主体性的一面。任何现象, 如果没有外物一定特性的作用, 没有感觉主体参与的生理过程, 是不可能形成的。“ 事物和现象” 的使用, 既强调了物质和意识、客观与主观的对立差异, 也强调了二者之间互为联系、互为统一的因果逻辑。

“ 事物和现象” 概念的使用涵盖了“ 因素” 的范畴。因素主要是构成事物的内在条件或组成成分, 现象则主要由两种因素构成, 一种是客体因素, 即客观事物; 一种是主体因素, 即人的感觉器官^[36]。旅游资源概念“ 现象” 的表述, 能将某些现存的, 能够吸引旅游者的自然或人为因素进行涵盖, 如, 极光、日出、潮汐等属于自然现象; 旅游节庆、民俗节日等属于人为现象。概念界定的细微变化, 既是学术研究积累与转化的成果展现, 也是实践应用过程中对问题的总结与思考, 在不断接近客观事实的过程中, 概念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实现了质的提升。

2.1.2 资源分类包容性增强

旅游资源分类的科学合理化, 为旅游资源评价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现行《国标》在不突破既定分类标准和原则的基础上, 对原有的旅游资源分类实施了继承性修编, 既保留了“ 主类— 亚类— 基本类型” 的三级分类结构, 又进一步增强了旅游资源分类的包容性。其突出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对旅游资源的分类进行了取消重复类型、同类归并的简化处理, 其中, 亚类减少了8类, 基本类型减少了45个。例如, 对“ 生物景观” 主类之下的亚类进行了精简, 将原来的“ 树木、草原与草地、花卉地” 亚类统一合并为“ 植被景观” 亚类。在“ 建筑与设施” 主类之下的亚类中, 将原来的七项合并为三项亚类, 分别为“ 人文景观综合体、实用建筑与核心设施、景观与小品建筑” （表1）。其次, 进一步扩充了景观的基本类型, 涵盖了许多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兴旅游资源。例如, 在“ 水域景观” 主类的基本类型中加入了“ 现代冰川” , 囊括了冰雪旅游带动下产生的新兴人造旅游资源; 在“ 天象与气候景观” 主类的基本类型中加入了“ 地表光现象” , 主要包括现代灯光技术应用之下催生的全新旅游资源, 如民俗灯会、灯光秀、光影表演等。再次, 提升了对非物质文化遗存的关注。在“ 历史遗迹” 主类下直接划分为“ 物质类文化遗存” 和“ 非物质类文化遗存” 两大亚类, “ 非物质类文化遗存” 亚类的基本类型中加入了新类型, 具体包括“ 民间文学艺术、地方习俗、传统服饰装饰、传统演艺、传统医药和传统体育赛事” 六类。最后, 细化了旅游购品并对应调整了名称表达。在旅游资源分类中, 将“ 旅游商品” 主类的表述换成了“ 旅游购品” , 并且在对“ 旅游购品” 亚类的划分上更加细致, 划分为“ 农业产品、工业产品和手工工艺品” 三类, 取代了原“ 地方旅游商品” 单一亚类的分类标准。

表1

Table 1

表1(Table 1)

表1 《国标》旅游资源分类的变化 Table 1 The change of tourism resources classification in the national standard 主类 亚类（2003版《国标》） 主类 亚类（2017版《国标》） A地文景观 AA综合自然旅游地 AB沉积与构造 AC地质地貌过程形迹 AD自然变动遗迹 AE岛礁 A地文景观 AA自然景观综合体 AB地质与构造形迹 AC地表形态 AD自然标记与自然现象 B水域风光 BA河段 BB天然湖泊与池沼 BC瀑布 BD泉 BE河口与海面 BF冰雪地 B水域景观 BA河系 BB湖沼 BC地下水 BD冰雪地 BE海面 C生物景观 CA树木 CB草原与草地 CC花卉地 CD野生动物栖息地 C生物景观 CA植被景观 CB野生动物栖息地 D天象与气候景观 DA光现象 DB天气与气候现象 D天象与气候景观 DA天象景观 DB天气与气候现象 E遗址遗迹 EA史前人类活动场所 EB社会经济文化活动遗址遗迹 E建筑与设施 EA人文景观综合体 EB实用建筑与核心设施 EC景观与小品建筑 F建筑与设施 FA综合人文旅游地 FB单体活动场馆 FC景观建筑与附属型建筑 FD居住地与社区 FE归葬地 FF交通建筑 FG水工建筑 F历史遗迹 FA物质类文化遗存 FB非物质类文化遗存 G旅游商品 GA地方旅游商品 G旅游购品 GA农业产品 GB工业产品 GC手工工艺品 H人文活动 HA人事记录 HB艺术 HC民间习俗 HD现代节庆 H人文活动 HA人事活动记录 HB岁时节令

表1 《国标》旅游资源分类的变化 Table 1 The change of tourism resources classification in the national standard

2.2.1 传统资源观的束缚

“ 旅游+” 时代的到来, 打破了传统旅游产业的界限, 旅游消费市场需求发生了重大改变, 旅游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交叉融合日益普遍^[37]。旅游资源如何通过合理融合、重构和优化配置实现再生, 将小资源转化为大资源显得尤为重要。反观2017版《国标》, 虽然对旅游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一定回应, 但是其对旅游资源的总体认识尚未突破既有限定, 分类框架的设定仍采取传统资源观视角, 相对忽视了资源之间的内在、互补或替代的关系, 缺乏创新认识旅游资源的内涵、外延乃至边界, 对旅游资源的融合、重构和优化配置等问题乏善可陈。

具体而言, 在对旅游资源基本类型的划分中, 较为全面地涵盖了自然资源和有形资源, 相对缺少对无形资源、人文资源的关注, 不利于多样化旅游资源的深度挖掘。对于旅游资源价值的评价, 主要在生硬分解资源要素价值的基础上, 对其要素价值进行加总, 综合评价旅游资源的复合价值。但是, 有些旅游资源具有极高的单一价值, 但却对其综合价值进行评价, 评价难免缺乏合理性。并且, 在对旅游资源的评价中, 明确给出了单体旅游资源的量化评价标准, 但相对割裂了资源的内在联系, 不利于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评价复合型旅游资源, 促进资源融合而形成旅游新业态。因此, 如何选用科学的资源观进行宏观层面的总体把控, 重新审视旅游资源的独特内涵, 是《国标》制定需要关注的顶层设计问题。

2.2.2 旅游资源分类欠科学

2003版《国标》确定的旅游资源分类结构, 将旅游资源划分为8个主类、31个亚类和155个基本类型, 2017版《国标》则对旅游资源的分类结构进行了精简处理和重新组合, 主要分为8个主类、23个亚类和110个基本类型, 涵盖了众多新兴的旅游资源, 进一步增强了旅游资源的包容性。但是, 目前《国标》中对于旅游资源的分类尚存在问题。

首先, 旅游资源分类表中对基本类型的释义不够准确, 存在理解上的歧义。例如, 在对“ 建筑与设施” 主类中“ 实用建筑与核心设施” 亚类下“ 景观农田、景观牧场、景观林场、景观养殖场、特色店铺、特色市场” 的简要说明, 都提到了“ 具有一定观赏游览功能” , 但是, 如何有效界定和区分其观赏游览功能的差别, 存在表意不明的缺陷。

其次, 旅游资源类属存在重复划分、归属不清的问题。例如, 对于“ 花草坪” 的划分, 2017版《国标》将其归到“ 建筑与设施” 主类下的“ 景观与小品建筑” 亚类中, 但在“ 生物景观” 主类之下的基本类型中, 也包括了“ 草地” 和“ 花卉地” 。对于“ 花草坪” “ 草地” 和“ 花卉地” 的划分, 是否有相关的类属划分科学依据或参照标准, 其到底应该归为“ 建筑与设施” 类还是“ 生物景观” 类, 纵有交叉, 但在一个标准内, 也应该有明确的类属归并, 而不应该存在自相重叠和矛盾。又如, 在“ 水域景观” 主类下的基本类型表述中, “ 游憩河段” 和“ 古河道段落” 二者存在资源交叉的情况, 现实中, 诸多游憩河段是原古河道修缮和维护改造而成, 标准执行过程中如何归类和区分?此外, “ 天象与气候景观” 主类之下基本类型的列举中, “ 云雾多发区” 和“ 极端与特殊气候显示地” 也存在明显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因此, 在旅游规划实践操作中, 如何准确地划分旅游资源类型, 成为《国标》制定分类标准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2.2.3 旅游资源评价较主观

由于旅游资源本身的特性, 决定了评价方法和技术在实践方面存在诸多固有的困难, 即主观评价易、客观评价难; 单项评价易、综合评价难; 硬指标数量赋存、空间规模评价易, 软指标社会、经济、环境价值评价难等。2017版《国标》的颁行虽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和整合了评价方式与方法, 但不难发现, 新的评价方法仍然存在问题。

具体而言, 2017版《国标》在对旅游资源的评价中, 继续采用直接打分的方法。这种做法虽然简单、可操作性强, 但是分数的高低很难有清晰的依据, 存在着评价过于主观随意的问题^[38]。例如, 在对旅游资源的观赏游憩使用价值进行评价时, 每个档次的划分标准是“ 极高、很高、较高、一般” , 这种划分方式主要依据高低程度进行评价, 在实际判断时, 个体的主观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评级的结果。在实际的评价操作中, 不同的专家面对同一项旅游资源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等级评判, 不利于后续旅游资源整合开发工作的开展。

其次, 在对旅游资源评价等级的划分中, 《国标》具体将“ 五级旅游资源” 称为“ 特品级旅游资源” , 之后, 又将“ 五级、四级、三级资源” 又统称为“ 优良级旅游资源” 。那么, 在对“ 五级旅游资源” 进行等级评定时, “ 五级旅游资源” 究竟是“ 特品级旅游资源” 还是“ 优良级旅游资源” , 这显然存在评级分歧与矛盾。因此, 如何规范化、定量化、科学化旅游资源评价的数理模型和概念体系, 成为《国标》制定需要重点思考的实践操作性问题。

成熟学科对有争议的学科核心概念进行规范表述的常规做法, 通常是汇集学科专家意见, 整理、分析、提炼从而形成相对共识的概念表述, 由权威学术机构审定, 用学术词语或词典、权威教科书等规范性文献进行颁布, 以便于实务、研究和教学^[39]。可喜的是, 关于旅游资源的概念界定, 从1992年的《中国旅游资源普查规范》（试行版）到2017版的《国标》, 都给予了明确界定, 并且如上文所述, 学术研究中也对旅游资源的界定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探讨, 这是我国旅游业发展和旅游科学研究中的大事, 标志着旅游资源研究从交叉研究学科稳步走向成熟分支学科, 其实践和理论意义应给予充分肯定。

学科概念的科学界定, 应明确概念的内涵及操作化的测量^[40]。依据该标准, 现行《国标》已明确给出了旅游资源的基本概念、分类、调查和评价方法, 概念体系完备且测量方法明确, 经权威部门颁布, 应该是值得认可且广泛实施的规范界定, 但在学术研究与实践应用中, 却屡遭质疑^[41]。对此, 本文认为有两点可以延伸关注与回应。首先, 旅游资源概念的学科归属问题。理论上讲, 旅游资源的研究和界定可以有众多学科角度, 如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地理学等, 但现行《国标》给出的概念, 有明确的“ 地理” 学科背景, 它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自然科学对“ 资源” 的解释, 而相对弱化了哲学社会科学对“ 资源” 的界定; 同时, 目前《国标》对旅游资源概念的界定, 包括学界对这一概念的探讨, 都相对忽视了“ 资源” 概念的本源和演变^[42], 忽略了“ 旅游” 和“ 资源” 关系属性的解读。其次, 旅游资源的概念体系/谱系问题。概念的建立不宜定于一尊, 但也不能过于复杂, 至少应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维度去理解, 这样就能形成一个最为简单的有机定义体系/谱系^[39]。广义的概念是最高层级的定义, 其范围最广, 没有什么“ 约束条件” , 是“ 本体论的旅游资源” ; 狭义的概念引入了认识主体（约束条件）, 就会有第二层次“ 认识论的旅游资源” 。如前文所述, 现行《国标》的旅游资源概念虽有明确的“ 约束条件” , 即“ 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 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 , 体现了认识论层面的旅游资源概念, 在《国标》的推行和实施层面值得肯定。但本体论层面的表述, 旅游资源在“ 资源” 定义谱系中的位置等还值得继续探讨。

资源是自然界、人类（劳动力）和文化（科学技术）相互结合的产物^[43]。资源具有客观实在性的特征, 是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最基本的物质基础^[44]。资源科学研究中, 除了回应资源的本质属性外, 最为重要的研究问题就是“ 如何分类资源” 。面对数量繁多、形式多样的资源, 恰当而简明的分类标准不可或缺, 倘若缺失不仅难以区别其性质和特点, 更会影响到资源的鉴别、评价和量化分析等后续研究工作。因此, 科学分类是从总体上把握和分析资源乃至资源科学的重要手段和核心步骤, 也是对资源研究结论实行量化处理的必要基础。

分类（Classification）是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普遍行为, 泛指将不同的抽象或实体物件加以区分, 或是把相似的物质根据共同拥有的属性集群或归类的活动^[45]。作为一种认识客观事物的基本方法, 分类使我们明确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观察世界外物万物的异同, 并从共同性和特殊性、连续性和间断性二元统一上认识客观事物的存在与发展^[46]。通常, 一切自然物质、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 都可通过实用分类和系统分类来加以区分, 是我们认识事物最基本的两种分类方法。实用分类是从便利认识、便利鉴别物类的要求出发, 制定最合理的分类系统, 以达到分类实用的目的; 而系统分类则不同, 它是以系统学原理为根据, 以反映事物的历史发展为目的的分类, 中心目标是探求事物的起源和事物之间的关系。

依据上述论断, 现行《国标》中旅游资源的基本分类便是典型的实用分类。现阶段, 作为交叉分支学科的概念, 在“ 资源” 的概念都难以明确或颇具争议的前提下, 旅游资源分类采用实用分类方法无可厚非, 但我们不能因为困难而放弃系统分类的原则, 只有坚持系统分类, 才能阐明资源的本质和资源系统发展的普遍规律。为此, 笔者认为有三点可以延伸关注。首先, 关注“ 旅游资源” 的层次划分。传统意义上, 资源可以被划分成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知识资源^[47], 前两者为有形资源, 后者为无形资源, 三者所形成的联系网络系统恰好回应了系统分类的基本原则, 更好地弥补和完善了目前《国标》偏向自然和有形资源分类的缺憾。其次, 旅游资源的共通性和特殊性问题研究。世间万物, 不论其差别如何, 总有其共同性, 反之则有其特殊性。旅游资源作为一种客观事物与现象, 其也必然存在该规律, 例如, 青海湖和洞庭湖都属于“ 水域景观” 主类之下的“ 湖沼” 亚类, 但是, 进一步划分, 青海湖为咸水湖, 洞庭湖却为淡水湖。所以, 对旅游资源特性和共性进行综合分析运用, 才能有效鉴别类型, 科学系统地进行类下分类与类上归类。其三, 旅游资源类属逻辑的名称研究。现有《国标》中“ 主类” “ 亚类” 和“ 基本类型” 的类属划分和名称使用还值得商榷。例如, 在现有“ 建筑与设施” 和“ 历史遗迹” 的类属划分之下, “ 故宫” 既属于“ 建筑与设施” 主类, 也属于“ 历史遗迹” 主类, 难以明确划分其类型。因而, 分类学研究中的类（群体）+型（特征）+段（阶段）等分类名称和层级值得借鉴和探讨。

资源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具体的资源^[48]。资源调查需要遵从一定的数据标准、技术标准和应用标准, 以此来认识资源对象, 获取定性或定量的资源对象描述指标。资源调查环节会涉及“ 资源” 的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 但更多的是方法论的问题。作为连接研究对象和知识的纽带, 方法应用并不取决于方法本身的性质, 而是取决于研究者的理论方向和研究对象的性质^[49]。“ 资源” 本身的综合性、交叉性和区域性, 决定了资源调查既有与众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技术方法相类似的逻辑程序, 又有着与它们相类似的内容结构。特定的研究问题往往同特定的方法论以及特定的研究方法相联系, 也影响到旅游资源调查法的应用范围, 甚至还影响到它的具体操作方式和步骤。

旅游资源的调查研究中, 有三点值得延伸的关注。首先是“ 操作化” 的问题。“ 操作化” 是资源调查的关键环节, 其有效性直接影响旅游资源的评价质量和调查价值。与概念化相对, 操作化是将理论或概念层面的内容具体化、经验化, 指向经验观察和客观世界, 从而便于实际操作^[50]。该过程中, 前一变量群的某个概念能否在后一变量群中找到对应的概念（即指标）是核心关键^[51], 即调查对象中因子与因素之间的逻辑涵盖与对应关系问题。该问题虽多有学者提及, 但却是研究中少有涉及的领域^{[52, 53]}。其次是旅游资源调查研究的“ 立场” 问题。这一点, 我们或许可以从法国旅游资源研究的经验上获得启示。法国在旅游资源研究中经历了实证主义方法、现象学理论和“ 旅游者中心说” 三类“ 立场” 变化, 三类“ 立场” 之间存在前后相继的演进轨迹^[54]。《国标》对客观立场的坚持与追求应一贯秉持, 但为了更好地推进《国标》完善, 在客观性立场上要实现“ 共享的主观性” 研究, 即重点关注旅游者的客观需求, 是旅游资源调查未来延伸的方向。其三是新的调研技术和手段的融入问题。资源研究的交叉性特点, 决定了资源调查方法使用的多学科属性。但实际中, 资源调查往往是“ 重描述、浅分析” , 这也导致了操作化过程中方法和手段的单一。未来应该重点关注新技术和新方法的使用, 例如, 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移动定位技术等, 都为旅游资源信息的分级、挖掘、集成等创造了更多可能。

“ 评价” 是人类认识事物的重要手段, 是参照一定标准对客体的价值或优劣进行评判比较的认知过程, 也是决策过程^[55]。作为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 评价是在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基础上进行的价值判断和价值综合, 是以评价主体所把握、所理解的评价客体的价值为评价标准所进行的判断、预测和选择, 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识别与确立构成了评价的核心机制^[56]。旅游资源评价是一种在认识论与价值论交点上的评价活动, 是典型的综合性评价, 是“ 单纯性排序评价” 和“ 价值排序评价” 的组合。对其而言, 合规律性就是指对作为客体的“ 资源对象” 本质和特征的探究, 是客观规律的揭示过程; 合目的性就是指在清晰把握“ 资源对象” 本质和特征基础上, 对判断主体合目的性的实现程度, 是价值的揭示过程。

旅游资源评价是一个系统的实践过程, 需要分析“ 资源对象” 的本质和特征, 反思评价的认识论基础, 形成新的资源评价观并构筑资源评价的方法论, 进而形成一个对实际评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评价体系。作为物质世界、系统组织和人的动态统一^[57], 旅游资源评价需要平衡和达到真实明确（物理— 客观性）、价值关怀（人理— 价值性）和科学运行（事理— 建构性）的整合统一^[58]。就此认为, 对旅游资源评价的研究可关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 评价执行中“ 物” 的问题。追求真实性和客观实在是科学本质主义的诉求。旅游资源评价不仅强调对资源的价值判断, 更为强调对资源本质和特征的确认。例如, 在对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评价中, 要明确其“ 风吹草低现牛羊” 的观赏吸引力, 更要突出其“ 天然牧场” 的本质特征。所以, 完善并创新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评价工具, 评价的内部、外部和综合控制模式等都是未来研究可供参考的内容。其次, 评价执行中“ 人” 的问题。《国标》强调客观性, 而人是旅游资源评价系统的核心组成, 越客观、越科学的评价方法和要求越要注意到人的因素。因此, 在评价过程中要关注多元利益主体, 如专家学者、旅游者、原住民、政府管理者等的不同意见; 在评价标准执行的本土化情境中, 要对具体的内容进行适当调整等都有待继续探究。第三, 评价执行中“ 事” 的问题。旅游资源评价的科学表征是协商建构的结果, 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和资金约束, 往往削弱了其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力量, 难以形成自己的评价理论和方法^[59], 呈现出对“ 资源” 短期效应的过分关注和对长期、潜在效应的忽略。例如, 千篇一律的乡村旅游地, 只顾盲目地模仿复制, 忽略了文化内涵的挖掘, 以至于很快便销声匿迹。所以, 旅游资源评价的管理知识应用、系统最优化分析及协商与协调机制等可成为待延展的研究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