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时期, 旅游业发展的市场基础和政策环境出现重大变革, 也对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本期16位青年学者聚焦新时代的旅游资源研究, 探讨保护利用与创新发展方式。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 旅游业发展的格局逐步展开, 跟随国家战略, 不断嵌入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 不断调试和提升旅游业的定位, 并逐渐成长为朝阳产业和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1]。据统计, 近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 已有24个将旅游提到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的重要地位。同时, 作为富民产业、绿色产业, 旅游业在资源环境的保护式开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实现全民富裕等方面功不可没。

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旅游资源, 旅游资源是传统旅游业发展的基础。作为面向大众的服务型产业, 旅游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游客需求、价值观的转变推动传统旅游发展方式的更迭, 市场变化是供给双方不断调整适配的过程。同时, 我国旅游业的发展除受到市场调控外, 也受到政策的引导和发展环境的影响。因此, 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时代特征不仅反映在市场变化上, 也要与国家战略背景和区域发展环境相协调。

当下, 作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 无论从国家宏观发展要求, 还是从自身发展的需要上看, 我国旅游业都到了从高速旅游增长阶段转向优质旅游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

宏观层面上来看, 生态文明建设对于旅游资源开发提出了新的要求, 旅游的发展必须基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基本理念。践行绿色发展的基本原则, 资源保护是重中之重^[2]。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确立无疑将众多资源品级很好、具有很强稀缺性的旅游资源划进了“ 红线” 范围内, 而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则将旅游开发仅仅限制在缓冲区内组织的少量科普、生态型活动上, 这极大地限制了旅游资源的开发, 同时也抑制了地方旅游发展的热情。在国家公园试点体系下, 虽然将游憩上升为国家公园的重要功能, 并给予传统自然保护地以转型和规范发展的路径, 但仍然缺乏市场实践, 对于产业发展的影响尚不明显。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驱动旅游规划的转型, “ 三区三线” 严控在明确了旅游产业属性的同时也在空间上框定了旅游发展的界限。国土空间规划的“ 双评价” 体系则在旅游资源的保护空间、旅游环境容量和开发强度上进行了严格的评估和限定^[3]。这对部分以旅游作为主导产业的区域而言, 一方面明确了集约型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路径, 另一方面则为地区的旅游开发上了一道“ 紧箍咒” 。

与此同时, 大众旅游市场的升级倒逼传统旅游业转型改革, 旅游发展模式也在不断创新。“ 全域旅游” 的提出改变了传统旅游业的发展路径, 从产业基础到产品供给不断深化产业革命, 推动传统旅游发展从资源依托向目的地综合建设转型, 从政府主导向全民参与转化, 从“ 小景点” 向“ 大景区” 迈进。在一些非传统资源富集区, 旅游产业迎来了爆发式发展, 主题公园、营地、乡村休闲等多种新业态的产生为旅游产业带来了更多可能。旅游业的资源依附属性被不断削弱, 横店模式等一些特色化的发展道路也给资源稀缺性地区的旅游发展带来了新的路径。文旅融合互动进一步推动资源文化价值具象化, 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和体验方式增强转而成为旅游发展的重点, 并对旅游品质和产品形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然而, 在休闲度假时代, 依然可以发现, 传统资源型（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为主）的旅游景区依然是游客到访的主要目的地, 高品质的资源观赏与体验依然是旅游产品的发展重点。其中, 在代表我国旅游最顶级的国家AAAAA级景区中, 传统资源依托型景区就有241个, 占比93%。

旅游资源究竟是区域旅游产业发展的束缚还是必要条件?新时代下, 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又呈现出什么样的变化?未来如何看待旅游产业发展与资源的辩证关系?这都是值得关注和思索的现实话题。

主题主持人

朱鹤, 博士,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旅游资源与可持续发展、城市旅游、文化生态保护。

核心观点：旅游资源的外沿不断拓宽, 资源价值由单体逐渐向组合转变, 未来供给引导仍是旅游发展的重点, 以人为本是旅游资源价值提升的关键。

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旅游生产力增长的潜力所在^[4]。对于旅游资源的学术定义的讨论由来已久, 2003年出台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18972-2003）国家标准, 是目前我国旅游资源划分、评价的最主要依据。其中提出“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 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 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 称为旅游资源^[5]。随着时代发展, 旅游资源分类和调查评估技术逐渐发生变化, 旅游资源的外沿逐渐扩大。2017年, 由原国家旅游局牵头, 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主要负责对标准进行了修编, 该标准虽然对旅游资源进行了明确定义和分类, 并提出了具有操作性的评价方法, 但在现实发展中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新时代, 旅游业不断升级转型, 旅游构成要素的资源属性不断泛化。当下, 在“ 旅游+” 和“ +旅游” 的背景下, 一些非标准资源也有了旅游价值, 体育、科技、影视、信息等产业与旅游的融合带来了大量的创新性旅游产品, 旅游新业态的产生带动了旅游新资源的出现。此外, 社交媒介渠道的爆发式发展又加速了新型旅游资源的市场传播速度和广度, 使原本旅游服务价值不高的要素, 例如一个车站、一个废弃的车间甚至一堵墙、一个路牌等都变成了“ 网红” 和不得不至的“ 打卡地” , 旅游资源的社会性价值凸显。

另一方面, 文旅融合、全域旅游背景下, 旅游方式的变化也推动了资源价值的变革。全域旅游和休闲的方式促使旅游资源单体价值向资源组合价值转变, 更加强调资源的整体效果、组合效果, 而不仅是单体价值。旅游的意义不仅是赏景, 更是放松、交流、结交新朋友、感受不同的生活状态。生态、设施、服务、地方文化等都是旅游链上的重要环节, 是构成目的地整体价值的重要资源, 并深刻地影响着游客选择。

因此, 旅游资源仍是旅游发展的重点。新时代要求旅游的新价值需要通过新模式来体现, 在传统资源的基础上, 完善基础设施, 提升软性环境, 注入时代特征, 推动各类资源的转型和融合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路径和使命。

目前,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入境旅游接待国, 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为我国旅游业带来丰厚回报的同时, 也不得不看到在旅游业的创新发展上仍然驱动不足。长期粗放式发展的模式导致了旅游地出现供需错配等结构性问题^[6], 中低端产品供给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 规模效率较低, 产业结构需要优化^[7]。资源的垄断性决定市场的覆盖性, 旅游场景具有一定周期性, 虽然对于垄断性资源, 不存在周期性的问题, 但就大部分资源而言, 合理开发、满足市场需求是其价值体现的关键。

未来, 供给侧改革和提升仍是产业升级重要方向, 旅游业对资源的依赖不会变。稀缺资源的重点保护和限制性开发还将持续。尤其在国土空间规划的“ 一张图” 要求下, 在稀缺资源的外围空间上进行提升和改造, 推动产业精细化、集约化和高质量发展, 融入更多“ 软性” 要素, 提升组合价值, 将是地方旅游发展的重要空间。作为市场驱动型产业, 以人为本是旅游业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提档升级的根本, 旅游资源应该更好地为游客服务。资本、创新、科技和合作将成为新时代旅游资源开发的有效抓手, 建立合理的竞争体系, 推动资源、产品、市场形成良性互动与转化, 是产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唐承财, 博士,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旅游资源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旅游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生态学会旅游生态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生态旅游分会专家委员, 研究方向为旅游资源、生态旅游、低碳旅游、乡村旅游。

核心观点：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石, 开发需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在国家标准基础上, 需针对特定的旅游资源, 制定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标准。

（1）新时代, 资源开发是基石。不管是过去, 还是现在, 以及未来, 旅游资源一直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石。旅游资源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能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 可以为旅游业开发利用, 并可产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各种事物现象和因素^[5]。进入休闲旅游大众化发展的新时代, 人们虽已经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观光旅游, 但是, 不管是哪种旅游产品或旅游业态, 均离不开有形或无形的旅游资源, 都需要在旅游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因此, 新时代, 旅游资源的研究和管理依然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石。

（2）新时代, 绿色发展是基本。当前我国面临全球气候变化、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矛盾等重大挑战。十九大提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建设生态文明; 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推进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中国。我国大部分省市均将旅游提到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的重要地位, 作为旅游产业发展的核心基础, 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相关旅游接待设施的建设会影响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大量游客的涌入也会带来旅游资源的破坏。因此, 不管是自然旅游资源还是人文旅游资源, 其开发均需要坚持与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旅游发展要紧密结合生态文明建设。例如, 传统村落是我国典型的乡村聚落之一, 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8], 是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 然而, 如何在旅游开发过程中, 处理好传统村落乡村性、文化原真性与旅游体验性等问题, 就成为传统村落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关键。

（3）新时代, 资源管理是基础。旅游资源调查与评价是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基础工作。原国家旅游局长期以来非常重视旅游资源调查与评价工作, 早在1992年由国家旅游局资源开发司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编制出台《中国旅游资源普查规范》; 2003年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与国家旅游局规划发展与财务司起草出台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03）, 2017年完成该标准的修订工作。这些标准的出台对区域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奠定了基础作用。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 旅游市场需求不断多元化, 旅游资源体系也在不断丰富与完善。例如, 国家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 旅游成为重要的乡村振兴途径。然而, 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17）难以很好地适用于以村域为旅游资源范畴的调查与评价。因此, 在国家标准基础上, 针对特定的旅游资源范畴, 制定分类旅游资源调查与评价标准显得尤为重要。

王磊,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旅游管理专业硕士（MTA）教育中心主任,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旅游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旅游资源委员会委员, 研究方向为旅游企业管理、旅游规划与开发、葡萄酒旅游等。

核心观点：旅游资源的重构是实现旅游业供给侧改革、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生态文明建设是旅游资源开发的底线, 新时代, 应构建旅游资源利益相关者的命运共同体。

（1）新时代, 重构旅游资源。我国旅游业经历了40年的蓬勃发展。步入新时代, 旅游活动由大众观光游向深度体验游渐变, 需求端变化倒逼旅游业供给侧改革, 推动了作为旅游吸引力本源的旅游资源的重构。虽然生态文明建设对旅游资源开发的管控更加严格, 但主要面向自然类旅游资源。对自然资源开发的限制愈严, 人文资源开发的潜在优势愈强。文旅融合的背景赋予了旅游资源新的内涵。未来, 旅游资源的开发应在文化价值上下功夫、做文章, 这既是时代使命, 也是现实发展的诉求。全域旅游发展理念的提出, 扩展了旅游资源的外延, 甚至颠覆了对旅游资源的传统认知。虽然“ 处处都是旅游资源” 的提法过于宽泛, 但的确使学界原本就争论不休的关于旅游资源与旅游吸引物的辨识变得更为模糊。全域旅游的理念下, 生活方式、新业态、康养环境等都以吸引物的形式成为全新的旅游资源。

（2）新时代, 坚守开发底线。当前时期, 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到空前高度, “ 两山理论” 与国土空间规划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思想与实施路径的双重维度, 是对以往过度开发、掠夺性利用旅游资源, 造成生态环境破坏, 严重威胁环境承载力的反思与纠偏。国土空间规划是我国空间发展的纲领、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 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旅游资源开发的载体, 是旅游业发展的保障。因此, 应牢固树立生态文明建设的底线思维, 以落实保护为核心理念, 加强旅游资源开发的战略性、科学性、协同性, 从而推动“ 山青、水秀、林美、田良、湖净、草绿” 的美丽中国建设, 为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当然, 在实践过程中, 应结合地方实际做好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切忌避免简单粗暴的“ 环保恐怖主义” 发生, 借生态保护之名, 不结合实际情况, 大搞一刀切、胡子眉毛一把抓, 对资源不加以区分利用, 全部纳入生态保护的范畴, 禁止各种人类活动。此种做法不仅阻碍了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更是剥夺了旅游者平等享受公共资源的权利。

（3）新时代, 构建命运共同体。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是一个触及经济、社会、环境“ 三重底线“ 的复杂系统, 涉及当地政府、开发商、社区居民、旅游者等众多利益相关者。在增进人民福祉、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 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更需要兼顾多方面的利益诉求, 化解开发主义和保护主义的矛盾, 将开发与保护的矛盾纳入人类追求发展这一终极关怀的框架之内, 构建符合多方利益要求的共同体框架。旅游资源的保护应是旅游资源开发的前提, 合理的旅游资源开发又为保护提供了动力。构建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命运共同体是实现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辩证统一的现实路径。

赵磊, 博士, 浙江工业大学管理学院、中国住房与房地产研究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学。

核心观点：新时代中国旅游业发展由资源粗放开发转向集约利用, 需要警惕资源诅咒, 创新培育产业集聚, 严格树立“ 严边界、大资源、全域化” 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旅游业发展得益于“ 资源红利” 和“ 市场迸发” 两种机制驱动, 尽管规模扩张趋势显著, 但不可否认的是, 在当前面临经济发展进入“ 四期叠加” 与空间规划严控“ 三区三线” 的双重“ 经济” 与“ 政策” 变量约束下, 新时代中国旅游业发展模式如何由资源粗放开发转向集约利用, 成为其向优质旅游发展阶段迈进的关键之举。

新时代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研究需要建立在旅游发展需求的基础上, 厘清资源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对此关系的辩证理解, 可以从以下三点跨学科视角得以解释, 并启发地方发展。

其一, 基于经济学中“ 资源诅咒” 理论, 尽管资源禀赋丰裕程度是决定区域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 但若快速扩张是由初级资源的过度开发所驱动, 将会最终导致区域经济结构趋向单一化, 甚至是知识创新部门逐渐萎缩, 进而致使区域经济发展丧失内生活力。进入新时代, “ 生态先行” 与“ 结构转型” 作为经济发展攻坚克难的不二法门, 更是为旅游业发展的提质增效设定了重要路径参数。因此, 中国旅游业发展模式亟须摆脱资源初级开发的粗放思维是其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基本归宿。

其二, 根据经济地理学提供的供给侧改革启示, 空间治理和空间结构优化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 而应避免类似城镇无序蔓延或农业空间低效利用等情况, 引起空间结构失衡, 并导致经济增长动能乏力。在“ 三区三线” 严控下, 产业集聚作为一种动态高效的区域经济组织形态, 应更多嵌入到区域旅游业发展过程中, 并通过“ 学习、共享、匹配” 机制所产生的外部性经济而提升旅游业内生发展效率。此外“ 多规合一” 也为旅游业的横向拓展与纵向融合提供了空间基础与市场潜能, 从而显著提升旅游业空间利用效率。以上关键在于, 需秉持旅游资源的多样化开发理念, 以此培育类型综合的旅游经济活动在一定“ 边界” 范围内相互邻近或聚集, 进而有益于产生旅游业内规模报酬递增。相反, 如果继续盲从旅游资源的同质性开发道路, “ 三区三线” 无疑将成为区域旅游业扩张的政策窠臼。

其三, 按照旅游业发展的演变规律, 目的地由单一观光被动供给转向综合体验主动创设的变革范式清晰可见。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将成为加速旅游业转型升级的催化剂, 也是倒逼某些纯粹依赖“ 生态核心区” 作为旅游业主导吸引力来源的目的地进行跨越式发展, 主要实施策略在于“ 严边界、大资源、全域化” , 即在“ 三区三线” 管控边界范围内, 严格执行符合可持续性要求的开发强度、承载标准和流量预警, 同时强化旅游开发的生态补偿与恢复。伴随着生态空间的科学勘界, 尽管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旅游业的开发范围, 但对旅游资源或生态要素的衍生开发及柔性利用亦可拓展旅游业的辐射空间。全域型旅游目的地的建设, 进一步将旅游资源的生态价值（核心部分）与产业价值（形式部分）相结合并推进至共享价值层面（延伸部分）, 从而形成“ 生态— 经济— 社会” 相互协调耦合的基本运行系统。

龙江智, 博士, 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和旅游基础理论。

核心观点：新时代旅游资源开发需要革新认识、变革逻辑和创新模式, 立足于游客需求, 遵从市场开发逻辑, 创新对资源利用模式, 推动“ 旅游+文化+科技” 的融合发展。

历经四十年的发展, 我国旅游业已进入从传统的观光主导向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需求演变的新时代, 对旅游资源的依存性、利用方式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 在新时代国土空间治理框架下, 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面临着全新的形势与挑战。如何更好发挥旅游资源在促进产业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 需要革新认识、变革逻辑和创新。

（1）游客需求是新时代旅游资源认识和评价的基本立足点。当今旅游资源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拓展, 对旅游资源的认识和评价急需创新。摆脱聚焦吸引力、关注资源单体、重在资源客观属性的传统认识框架, 立足于游客需求来认识和评价旅游资源。首先, 旅游资源的价值体现在基于游客需求而非单纯基于资源属性。因此, 若缺乏有效的市场需求, 旅游资源的稀缺性再强, 其价值也很低。其次, 新时代游客需求呈现体验化的趋势, 旅游资源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 吸引性” 层面, 还体现在“ 体验性” 层面, 因而一切能够为游客创造旅游体验的载体, 都可视为当下的旅游资源。再次, 旅游资源的评价, 要从资源单体转向综合地块, 从客观属性转向体验创造, 从资源吸引力转向综合价值的视角来审视。

（2）市场逻辑是新时代旅游资源开发应遵循的基本准则。长期以来, 我国旅游开发大多遵循的是资源逻辑, 即“ 旅游资源调查评价— 确定优先开发旅游资源— 配套基本旅游设施（主要是停车场、游步道）— 开展旅游市场推广” 。对于高等级旅游资源而言, 这种开发模式很有效。然而,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 待开发资源多为一般性旅游资源, 必须从资源逻辑转向市场逻辑, 把市场需求作为旅游资源开发的逻辑起点和主线, 沿着“ 旅游市场需求调查和研判— 确定拟满足的主导需求— 选择匹配的旅游资源— 确定旅游产品开发方式— 开展旅游品牌营销” 的路径实施开发。这就需要树立强烈的市场观念, 研究市场的变化规律和变化趋势, 依照旅游市场需求的偏好来谋划旅游资源开发^[9]。

（3）创新创意是新时代旅游资源利用的关键手段。旅游的本质是寻求“ 差异化” 的体验, 特色是旅游产品的竞争力和生命力所在^[10]。然而, 并非所有的旅游资源都具备“ 差异化” 卖点, 尤其是在具备可开发条件和差异化优势的资源越来越少的情况下, 创新创意应该成为旅游资源利用的关键手段, 成为寻求差异和特色的不二法门。特别是, 在地域文化资源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策划, 打造具有震撼性的核心吸引物。正所谓, 没有创意就没有生意, 没有震撼就只有遗憾！同时, 注重应用新科技, 推动“ 旅游+科技+文化” 的融合发展, 实现用文化来统领旅游产品开发, 用科技来创造新奇的差异化体验, 创新旅游产品业态, 以满足游客的互动性、体验性、参与性等新兴旅游需求。

黎耀奇, 博士,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旅游消费行为与目的地管理。

核心观点：新时代, 需要转变思想, 对旅游资源进行保护式开发, 基于游客需求, 以市场为导向, 帮助旅游地在短期赢取市场竞争的同时实现永续经营。

以往谈及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主要从目的地管理者、资源掌控者的角度出发。在时空不断被压缩的新时代, 主导权逐渐由供给侧转向需求侧, 游客的空间活动范围更广、目的地选择增多, 旅游地的竞争加剧, 竞争范围也已经从区域竞争向着全国竞争甚至是全球竞争演变。在此背景下, 如何利用好旅游资源, 打造成为符合市场需求的旅游资源是关键, 因此无论旅游资源的保护还是开发, 都要求管理者转变思想, 以市场为导向, 不仅要实现在短期赢取市场, 同时也要实现长期的永续经营。

（1）资源开发要以市场为导向, 精确洞察游客需求。在消费者市场领域, 落伍的市场细分模式、缺乏有效的消费者洞察, 导致了每年超过90%的新产品以失败告终。同样, 在旅游领域, 这两个问题同样严重。目前, 旅游市场主要还是以传统的游客类型（如人口统计特征、游客与目的地的距离、游客的出游工具）为市场划分依据。然而, 大众旅游时代基于传统市场细分方式为打造的旅游产品, 已难以满足不断增强的游客个性化需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 若想获取更高的产品溢价和经营绩效, 必须要为游客提供优于竞争者的旅游产品, 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 如迪士尼通过满足游客对快乐的个性化需求, 获得了远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利润率。这便给旅游地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以市场为导向, 通过洞察游客的真实需求, 按照游客的差异化需求进行市场划分, 并为之打造个性化旅游产品。

（2）旅游资源保护要以社会规范为工具, 引导游客主动的资源保护行为。制度是实现资源保护的重要方式, 如通过正式制度禁止游客破坏环境的行为, 或通过非正式制度鼓励游客保护环境的行为。正式制度在旅游资源保护过程中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释放。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核心体现方式, 社会规范对人们的社会行为起着调节、选择、系统、评价、稳定与过滤的作用, 并限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 游客在满目垃圾的景区很容易发生随地扔垃圾的行为, 但在整洁干净的景区更倾向于将垃圾放进垃圾桶; 同样, 在旅游发展中, 若在当地形成了以保护资源为前提的不成文规定, 游客将会以该规定约束自己的行为。因此, 如何在游客群体中建立保护旅游资源的社会规范, 通过社会规范引导其主动保护旅游资源, 是实现旅游资源保护式开发的重要举措, 理应成为未来的工作重点。

（3）协调保护和开发, 以游客需求为依据, 打造资源友好型旅游产品。旅游地管理者应通过精准的游客洞察, 挖掘游客的个性化需求, 并以此作为市场细分的依据, 结合旅游地资源的特色, 为游客打造基于游客需求的资源友好型旅游产品。旅游地管理者营造的资源保护社会规范提升了游客主动保护资源的意愿, 而基于游客需求的资源友好型旅游产品为游客提供了客观的旅游消费基础。这两者有机结合, 有利于实现以市场为导向的旅游资源保护式开发, 帮助旅游地在短期赢取市场竞争的同时实现永续经营。

张佑印, 博士, 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旅游市场开发与规划。

核心观点：厘清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的辩证关系, 新时代通过“ 文明旅游” 降低游客活动对资源的破坏, 通过科技手段提升旅游资源的承载力, 二者深度融合是协调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最佳手段。

在我国旅游业发展过程中, 旅游资源是整个行业的命脉与财源。一般来说, 旅游资源不仅具有易受破坏的脆弱性, 而且还具有难以恢复的不可再生性。因此, 保护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就是保护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传统观点认为, 旅游资源开发及游客活动均会破坏旅游资源, 资源保护就是要以“ 阻止” 作为总基调。然而, 无论是旅游资源本身, 还是旅游资源游客承载力均是动态的变化概念, 在进行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过程中, 既不能只追求眼前利益, 大肆破坏资源环境, 使得后期再花费更多的人财物去补救。另一方面, 也不能简单的以“ 禁止” 开发的思维模式来保护资源, 使旅游资源无法发挥应有的价值。随着旅游资源开发技术的调高, 游客对行为的规范, 旅游活动对旅游资源的破坏将大大降低, 进而将提高旅游资源的相对承载力。另外, 随着现代化科技手段的不断运用, 旅游资源的自我修复能力也在不断增强, 这也将提升旅游资源的承载力。所以说科技手段和文明旅游将是有效平衡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矛盾的核心手段。

（1）新时代, 科技手段让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双赢。旅游资源开发由于大多涉及工程建设问题, 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最为破坏旅游资源的主要因素, 故“ 限制开发” 成为各相关部门的主要手段。从以往实践来看, 劈山开路、修建酒店餐馆、设置户外旅游项目、挖掘开发古墓葬等等都会对旅游资源造成较大破坏。这其中开发的手段和内容是影响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而随着现代化科技手段的进步和在旅游上的运用, 原有的破坏力度和方式都将得到降低, 使得旅游资源开发不再已严重破坏旅游资源为代价。当前国内主要从三个方面运用科技手段降低破坏：一是借助遥感影像技术、视频监控技术、气候气象观测技术以及数据分析技术对旅游资源、游客行为、组织运营管理等进行实施监控, 编制旅游资源保护预警系统, 对于旅游资源潜在威胁进行及时消除; 二是助生物医药科技手段不断增强景观植被（森林、草原）、自然水体（湖泊、河流）以及珍惜动植物生存修复能力, 还可借助物理化学技术提升地质地貌、文物古迹的适应环境的能力, 也可借助现代化存储影像技术对文化传承、民风民俗类旅游资源进行存储, 从而为后人更好的传承保护提供基础; 三是在自然保护区可借助最先进的电子围栏、瞭望塔、无人机、全息影像、低空飞行、监听设备等, 让游客在不影响或者少影响旅游资源的地方来体验旅游资源的魅力。同时, 还可借助微生物技术有效降解旅游活动所产生的垃圾和污水, 借助物理手段和化学手段降低微尘、噪音以及踩踏对旅游资源的破坏。展望未来, 随着更加高尖端科技的运用, 旅游开发将实现对旅游资源的“ 零破坏” , 届时更多的旅游资源将通过科技手段转化为旅游产品, 为旅游者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旅游体验。

（2）新时代, 文明旅游让资源可开发性更强。不文明旅游行为长期以来都影响着我国旅游资源, 成为影响我国旅游资源保护的核心问题之一。乱丢垃圾、大声喧哗、闪光拍照、踩踏攀折、野外生火、不尊重地方民俗等不文明旅游行为, 不仅对我国自然类旅游资源产生较大影响, 同时对人文类旅游资源也产生较大破坏。随着游客素质的全面提升和针对环境资源保护的宣传力度加强, 游客文明旅游的意识提升, 而从游客行为入手, 减少人为破坏是保护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出路。当前国家提出的文明旅游正是要通过法律法规、宣传教育等形式提升游客的文明旅游和本地居民的保护意识, 从而降低人为对旅游资源的破坏。如由文化和旅游部推进的“ 文明旅游为中国加分— — 百城千景在行动” 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旅行社行前说明服务规范》《导游领队引导文明旅游规范》等法律法规都在为提升游客的文明旅游行为做出努力。展望未来, 当游客的旅游行为都达到了较高水平, 旅游活动对旅游资源的破坏将大大降低, 届时已开发的旅游资源便可以承载更多的游客, 而以往担心游客破坏而不敢开发的旅游资源也可以进行恰当的开发, 旅游资源的利用空间逐渐放大, 推动更多的旅游资源转化为旅游产品。

杨振山, 博士,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所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研究员, 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者, 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特邀专家顾问, 研究方向为经济全球化。

核心观点：以资源、资产、资本之间的关系科学合理处理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开发问题。

资源、资产、资本是经济发展重要的一组关系。同样, 对旅游产业而言, 三者关系如果处理好, 那么将有利于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 也有利于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随着一系列指导方针的出台, 积极促进了各类资本向旅游业的集聚, 我国旅游业进入了资本驱动型新阶段。因此科学理顺、深入研究旅游发展中的资源、资产、资本是新时代旅游学术研究和地方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我国旅游业发展已经进入建立资源、资产、资本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期和转折期。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成为人民社会生活密不可分的部分, 成为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部分。根据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数据, 2018年全国国内旅游人数达到55.39亿人次, 较上年同期增长10.8%。同时, 我国旅游产业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 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 2018年旅游总收入达5.97万亿元, 同比增长10.5%^[11]。

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和赚钱效应, 吸引大量的资本快速涌入。资本驱动发展模式下带来资源的大规模、深度开发, 从而资源变为资产的时间周期缩短, 其正面或负面影响被放大。因此有必要对资本在旅游资源开发和保护中加以引导。另一方面, 多年的经济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资本。在动能转换期, 对于市场而言, 旅游业极易引起社会资本的关注; 对于很多地方政府而言, 具有很大弹性旅游业无疑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最好的抓手之一。当下, 全域旅游的兴起与发展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旅游业既是资源依赖性产业, 又是创新性行业。作为资源依赖性产业, 旅游业在发展中需要科学界定哪些资源需要保护, 哪些资源可以利用, 以及资源开发的实效和保护措施等。国家相关部门应当及时完善旅游资源分类, 并建立一定的开发标准和评价体系, 对于珍稀资源和开发易导致产生较大破坏性影响的资源给予保护, 而对于能够开发的资源则要结合资源所在地的资源类型、经济发展状况及人们的生活习惯, 制定合适的开发策略。另外, 在项目开发前应当做好环境效应评估, 运用科学的方法和程序来评估开发项目对于周围环境的影响效应和影响程度, 对可能造成轻微破坏的项目应及时有效地采取措施预防和治理。

从资源变为资产的过程中要做好保护措施, 并提高效率。在将旅游资源产品化、资产化的过程中, 应贯彻保护与开发同步并进的原则, 严格恪守相关开发标准, 采取措施为资源长期保护建立有利的基础条件。开发过程中需进行环境监测追踪, 不走“ 先污染, 后治理” 的老路, 也要防止资源的过度开发和资本的过度投入,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相关部门要加强监管, 重视资源保护工作, 实现协调发展。此外, 在开发时应以市场为导向, 可通过金融手段对接资本市场, 深入挖掘资源的商业性, 提高开发效率, 设计出热点旅游产品。

资本应该反哺资源保护。新时代的旅游业应当是具有可持续发展特征的, 旅游业通过合理利用旅游资源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 同时又要借助经济效益来对资源进行保护和提升, 以此形成一个互惠互利的良性循坏, 推动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行政命令或设立地方性生态保护基金等方式, 将经济效益转化为资源保护和改造的资金支持, 实现资源利用和资源保护的协调发展, 这是达成资源开发持续性发展的有效方式。

应该说资源、资产、资本之间是新时代旅游业蓬勃发展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在这里, 我只是抛砖引玉, 后续还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深化、完善。

张鹏杨, 博士, 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讲师, 中国旅游研究院边境旅游研究基地专家,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 云南旅游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调整” 成员, 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增长。

核心观点：明确旅游资源和产业发展的关系, 促进旅游经济增长由资源和低水平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转变增长方式是新时期我国旅游经济发展调整的主线, 但是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绩效却差强人意, 特别是对旅游资源有过度依赖性的旅游目的地。早期学者对旅游资源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基本均持肯定态度, 认为旅游资源作为旅游活动的重要客体, 是旅游发展的基础性要素^[12]。然而, 一些学者通过实证考察发现旅游“ 资源诅咒” 的存在性, 旅游资源禀赋与区域旅游经济效率存在负相关关系^[13]。地方旅游产业发展应降低旅游资源依赖度, 在合理开发旅游资源的基础上, 加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知识技术等要素投入, 促进旅游经济增长模式由资源和低水平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云南省作为我国旅游大省, 是旅游资源过度依赖的典型地区, 对于云南省的分析有利于厘清各中关系、分析发生机制, 从而进一步提出解决思路并为其他地区提供参考和借鉴。

（1）云南省旅游“ 资源诅咒” 现象分析。改革开放40年来, 云南省积极实施“ 政府主导型” 发展战略, 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 旅游业快速完成了从“ 接待事业型” 到“ 经济产业型” 再到“ 支柱产业型” 的转变。作为中国典型的旅游资源大省, 云南省旅游资源类型齐全、体系庞大、分布广泛, 主要表现为得天独厚的自然旅游资源、古老悠久的边疆历史文化、绚丽多彩的少数民族风情、种类繁多的奇异风物特产, 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塑造了云南省一流的旅游吸引力。历史上, 依托旅游资源驱动型增长模式, 云南省旅游经济取得规模上的快速扩张。以资源为基础的旅游发展路径, 初期会享受到“ 资源红利” , 但受有限资源容量、资源消耗、路径依赖、边际效应递减等影响, 可能会使经济维持在“ 非最优状态” 甚至陷入“ 低效陷阱” 。在当前云南省旅游发展的成熟期, 政府和市场依旧过于强调旅游资源的主导地位, 导致“ 门票经济” 突出、市场乱象丛生、竞争优势下降等问题涌现, 云南省旅游经济“ 大而不强” 特征显著, 面临着旅游“ 资源诅咒” 问题。

（2）旅游“ 资源诅咒” 的发生机制。旅游资源禀赋与旅游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的倒U型关系。云南省依托强大的旅游资源禀赋比较优势, 加上较低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融资成本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 显著带动区域旅游产业快速发展, 旅游经济增长处于“ 资源祝福” 状态。但是, 受限于本土创新能力不足, 为了保持旅游经济快速增长, 必然加大旅游资源、资本等要素投入, 由此进一步强化对资源要素驱动的路径依赖。由于这种路径依赖的挤出效应, 影响了技术进步和创新投入, 又反过来加强了这种路径依赖。在旅游“ 规模繁荣” 的蒙蔽下, 云南省被锁定在一个自我强化的资源依赖路径中。政府的“ 短视化” 行为、企业的“ 逐利性” 天性、行业的“ 盲目性” 开发, 造成云南旅游经济出现规模偏向依赖、低端市场依赖、要素驱动依赖, 旅游经济增长落入“ 资源诅咒” 陷阱。对于旅游资源要素的过度依赖是“ 资源诅咒” 的发生机制, 也是云南省旅游经济转型困难的重要原因。

（3）旅游“ 资源诅咒” 的规避措施。一方面, 要正视旅游资源对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关键价值。对于云南省大部分地区, 旅游资源的“ 红利效应” 依然存在, 旅游资源开发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是应做到“ 未雨绸缪” , 提前预防和规避旅游“ 资源诅咒” 效应; 另一方面, 要重视新经济增长要素的培育和投入。随着旅游综合体、在线旅游业和智慧旅游的迅速发展, 旅游业越来越具有资金密集、技术密集等特质。云南省旅游经济增长动力需要从“ 资源驱动” 向“ 创新驱动” 转变, 从理念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制度创新等多个方面进行调整; 此外, 要加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推进云南省旅游产业和高原特色农业、装备制造、健康服务、文化娱乐等产业融合, 减少区域社会经济对旅游产业的过度依赖, 从内部和外部共同发力降低“ 资源诅咒” 的负面影响。

甘萌雨, 博士, 福建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旅游目的地管理。

核心观点：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城乡二元制度对自然资源的开发造成了城市与乡村异质性空间差异, 新时期背景下, 要重新评估乡村旅游资源, 催生乡村旅游资源新的使用方式和价值探索。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城乡二元制度差异造成城乡在空间景观、生态环境、文化习俗、游憩休闲、饮食习惯、社会交往、工作方式的巨大差别, 形成城乡自然资源使用截然不同的谱系, 对乡村旅游资源的认知、开发和利用产生巨大的影响^[14]。

城乡二元经济制度下持续的城镇化战略使我国快速城镇化水平超过50%, 迅速蜕变成城市社会的同时, 形成了各种“ 城市病” ^[15]。城市居民认识到乡村具有与城市显著不同的自然资源和乡土文化, 催生了新时期回归乡村自然和乡村旅游的刚性需求, 孕育了新的“ 乡愁” 经济^[16]。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控制城乡人口流动, 城乡文化发展和演进处在相对隔离的状态, 影响了城市居民对乡村旅游资源的认识和认可^[17]。当地农民习以为常的田园风光、风俗文化、饮食服饰、生产方式、生活形式对于城市居民而言都极具旅游吸引力。在这种差异影响下产生的旅游需求就赋予了乡村这一空间地域系统的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新的使用价值^{[18, 19]}。如油菜为我国农村常见的食油作物, 而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四大油菜花海（江西婺源、云南罗平、江苏兴化、青海门源）都已将油菜花景观打造成观光农业, 发展态势良好。江西婺源更是把油菜种植与全域旅游、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有机结合, 提出“ 种油菜就是种风景” , 宣传塑造“ 中国最美乡村”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 传统的乡村自然资源被重新认知并赋予新的价值, 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在乡村旅游资源重新定义的新时期, 传统落后的农村经济对自然资源缺乏有效管理和优化配置, 对乡村土地资源、水资源、气候资源、生物资源的治理和保护投入不足, 反而使这些潜在的乡村旅游资源价值难以显现^[20]。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 有限土地流转和经营造成了农村宅基地冗余、土地资源浪费等问题, 乡村土地资源的市场价值受限^[21]。土地难以集约利用也阻碍乡村旅游规模化发展。十八大以来提出的新型城镇化、美丽乡村、乡村振兴战略使得乡村旅游资源的综合价值得到国家肯定, 并通过自上而下驱动大量资本要素投入乡村地区, 引领乡村旅游的发展。新时期在乡村土地资源的利用上, 土地流转形式和“ 三权分置” 的制度创新为各种工商业社会资本流入乡村创造了条件, 乡村旅游规模化和乡村旅游资源的资本化迎来新的契机^[22]。因此, 城乡二元制度差异及其制度变迁所引发的乡村供需市场变革是新时期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原因。政府、资本与社会对乡村自然资源开发的一致性集体行动联盟, 成为乡村旅游大规模开发的前提。

这些新时期的需求、政策、制度和资本变迁要求重新评估乡村旅游资源, 挖掘新时期乡村振兴、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下以往没被发现或是没得到重视的潜在资源, 重新发现、重新评价乡村旅游资源价值, 促进乡村旅游从“ 资源” 向“ 资产” 转变, 使其成为具有更确权、更量化、更具有市场价值的良性资产。

陈佳, 博士, 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与区域发展、乡村社会— 生态系统演化。

核心观点：科学合理的旅游发展模式是新时期乡村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与旅游乡村振兴的关键。

随着我国乡村旅游发展, 旅游开发造就了多利益交叉下的复合空间系统, 既对当地社会、经济、环境的直接影响, 更包含了资源、利益作用关系下的旅游空间内部的非均衡发展与资源可持续性问题^[23]。而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在于解决旅游开发过程中发展主体、资源利用、经营管理以及利益分配机制等一系列问题的方案, 即旅游开发（发展）模式, 其决定了乡村旅游发展的成败, 也是旅游开发对区域人地关系影响的根源。科学合理的旅游发展模式才能确保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与旅游乡村振兴。

（1）因地制宜实施乡村旅游开发, 适时调整旅游发展模式。截至2017年, 我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农家乐有220万家, 从业人员900万人, 接待游客超28亿人次, 占国内游客接待人次的56%^[24]; 同时,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推动了中国乡村旅游迅猛发展, 催生了一批“ 跟风” 和“ 逐利” 的乡村旅游地, 多数不具备旅游发展条件、资源承载力低的乡村盲目跟从实行旅游开发, 进而出现生态环境恶化、自然资源浪费、社会利益矛盾等一系列问题, 阻碍了乡村振兴的发展进程。同质化旅游产品和发展模式是导致这些旅游开发地发展失败或进入瓶颈的主要原因。因此, 旅游开发模式的选择应根据乡村社区实际, 不断探索适合当地特定情况的开发模式, 应注重旅游开发过程中的创新、文化、品质、品牌、区位以及利益机制六要素^[23], 复制和照搬其他旅游发展模式存在使旅游资源成为乡村发展新“ 魔咒” 的风险。

（2）旅游开发管理模式应规避资源“ 掠夺” 、兼顾公共利益。乡村旅游开发有利于系统解决政府（社区）推动乡村振兴、企业实现经济效益、农户获得增收等一揽子问题。但我国乡村振兴和旅游扶贫等战略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农户受益、乡村发展, 企业对乡村资源“ 吸血式” 开发, 对农户“ 一刀切” 补偿方式等很难维持农户生计长远与旅游资源创新利用。因此, 旅游开发管理应强调农户、乡村社区旅游参与, 构建“ 政府（乡村社区）— 企业（投资者）— 居民（农户）” 三方协商的利益分配机制。资源“ 掠夺式” 和农户“ 边缘化” 的旅游开发模式缺乏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 容易造成“ 公地悲剧” , 加剧乡村资源消耗与生态破坏, 威胁农户生计稳定和乡村可持续发展。

（3）旅游资源开发仍需坚持生态优先, 资源整合, 有序开发。乡村旅游发展以生态优先原则并不是对旅游开发上了一道“ 紧箍咒” 。受限于资源环境承载力, 乡村旅游系统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适当有效利用旅游自然资源, 维持旅游地生态平衡是乡村旅游社会— 生态系统良性发展的前提。因而需要根据环境变化和市场要素适时调整旅游资源开发模式, 整合自然条件、人文资源、乡村特色产业有序开发, 并确保“ 旅游吸引物（资源）— 市场” 匹配是保证旅游客源和旅游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李涛, 博士,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乡村旅游与旅游投资, 尤其关注乡村旅游集聚发展及投资结构与体系, 旅游投资区域差异等内容。

核心观点：以乡村旅游集聚开发为突破, 创新游憩资源利用和管理模式, 促进新时代乡村旅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新时代, 新需求。面对当前旅游市场对乡村休闲体验需求的变化, 乡村旅游发展特别需要在资源开发、游憩管理、产品创新上进行突破, 以适应和引领未来休闲消费趋势。以乡村优质游憩资源为核心, 吸引投资、管理、人才、市场、品牌等市场资源集聚开发的乡村旅游新模式, 是其增强资源保护、开发与管理效益, 提升产品创新能力和发展质量, 发挥产业综合发展优势、对接全域旅游、助推“ 乡村振兴” 的突破口和着力点^[25]。

（1）乡村旅游集聚开发能够有效改善乡村游憩资源创新性利用的环境、效益和保护水平。受到城乡“ 二元结构” 制约, 乡村地域在发展条件、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市场体制、消费观念意识等方面较为落后, 并导致我国广大乡村地域旅游服务基础设施薄弱、环境建设和生态保护资金匮乏、社会投融资机制体制不健全、行业组织等专业化机构发展不足等问题, 严重制约了新时代乡村旅游发展的质量与效益^[26]。尤其是乡村旅游的市场资源投入不足, 造成区域优质游憩资源粗放开发现状突出、产品创新和服务升级滞后消费需求、游憩生态利用不当环境污损严重、乡村旅游竞争力吸引力增长乏力等影响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实际问题。乡村旅游集聚开发则通过有效组织、吸引、利用和配置各类市场资源, 在突破当地乡村旅游开发基础设施落后的瓶颈, 实现游憩资源创新性利用（业态创新）、可持续性保护和产品服务精细化管理上集中发力, 切实改善乡村游憩资源的开发环境、效益水平和保护程度, 促进当地乡村旅游在新时代实现高效、可持续发展。

（2）乡村旅游集聚开发是探索新时代乡村游憩资源利用和管理创新模式的有益尝试。新时代, 国土空间规划和自然保护地两大资源管理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 不仅给出了游憩资源开发的空间框定, 同时提出了关注游憩资源利用效益和管理水平的内在要求。乡村旅游集聚开发吸引了乡村旅游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信息、市场等要素, 为当地资源开发集聚各方能量和支持。在新时期休闲消费转型和升级背景下, 这种旅游集聚发展的模式极大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和乡村社区进行业态创新的能力和水平, 深刻挖掘乡村生态环境、乡俗体验、传统民居、文化遗产、历史记忆等的游憩价值, 拓展乡村游憩资源利用的广度深度、效益和水平。

乡村旅游集聚开发以贯彻落实“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新发展理念为出发点, 通过制定统一的资源规划、保护方案、行业准则、培训体制、监督机制, 形成地区乡村各类游憩资源空间上规划有序、协同开发, 内容上注重保护、突出特色, 产品上创新业态、打造品牌, 以及推进全域旅游体系化、标准化、高效化建设的新方案和新模式。

（3）以乡村旅游集聚开发提升新时代各类乡村游憩资源转化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效益, 助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尤其产业兴旺）。乡村旅游集聚开发不仅是乡村游憩资源创新利用的突破口, 更是促使乡村丰富多元的环境、生态、文化等资源优势加快向经济、品牌、社会吸引力等发展优势转化的新型途径。有利于改善促进乡村社会发展小气候, 发挥好乡村旅游作为综合性产业的“ 集聚经济” 优势, 提升旅游产业对当地乡村发展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效益, 对接全域旅游建设, 实现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游憩资源可持续永久利用。

同时, 乡村旅游集聚开发创新了乡村游憩资源利用过程中, 协调好地区旅游开发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问题, 处理好发展的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农民的经济利益与权利诉求、产业的融合互动与提质增效等关系的破解思路。最终, 以旅游产业集聚发展带动乡村地域整体产业发展水平和质量提升, 弥合区域内外乡村经济发展的差异, 助推乡村产业发展和社会、文化等事业振兴。

孙业红, 博士,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中国农学会农业文化遗产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农史学会理事、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旅游资源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管理科学学会旅游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旅游学刊》编委, 研究方向为遗产与可持续旅游、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以及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

核心观点：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是一种活态资源, 不宜按传统农业旅游资源开发, 要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 关注社区利益, 严防景区化, 建立多方参与机制。

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起了“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GIAHS）保护项目, 旨在建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其相关的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文化保护体系。中国作为最早一批参与保护项目的国家, 目前遗产保护数量居世界第一位, 体制机制的建立等方面也都走在世界前列。中国还建立了自己的遗产保护网络, 先后选出了4批91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农业文化遗产不同于一般的遗产, 一直强调“ 动态保护” 的理念, 即“ 在发展中进行保护” 。很多国内外经验都表明遗产旅游有助于遗产保护。事实上, 在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 旅游也被认为是一种动态保护的方式。然而, 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只是将申报农业文化遗产作为发展地方旅游的一种金字招牌, 在资源保护和旅游利用的度把握方面存在不少问题, 造成了对农业文化遗产的破坏。

我国正在实施乡村振兴和传统文化复兴战略, 赋予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新的契机, 也使农业文化遗产旅游面临新的挑战, 这无疑在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充分认识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是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途径, 研究其旅游资源的属性具有重要意义。

（1）新时代赋予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新的内涵。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要求, 这和农业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 食物与生计安全、农业生物多样性、文化价值和社会组织、传统知识与技术、景观维持” 高度契合, 更加明确了农业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源系统性、复合性、动态性、多样性和战略性的特点, 也赋予了其服务国家战略的新时代意义。农业文化遗产资源虽位于乡村, 但区别于普通的农业资源和乡村资源, 更加强调系统性, 包括农业文化、农业景观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环境。它比一般的乡村旅游更有农事吸引力, 比一般休闲农业更有文化传递性和科普性。然而, 除了个别的景观型农业文化遗产（如哈尼梯田、兴化垛田等）, 多数农业文化遗产并不具备观光资源的优势（如稻田养鱼、传统水稻种植）。因此, 将其作为普通的休闲农业资源开发不仅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也掩盖了农业文化遗产的真正光芒。作为一种复合型遗产, 农业文化遗产还具有脆弱性高、敏感性强和参与性强的特点, 需要综合运用地理学、生态学、农学、美学等多种学科知识建立评价体系, 系统对其进行价值评价。此外, 由于在景观美学方面不占优势, 更需要深层解读其多重价值, 并采取多种形式进行遗产价值传递, 如建立遗产地解说系统、组织研学活动、开发文创产品和文化读本等, 使旅游真正成为向公众传递农业文化遗产价值的途径。

（2）新时代对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开发提出了新要求。作为一种遗产资源, 遵循可持续原则进行保护性开发是其基本要求。而对于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性开发需要更多关注社区的利益, 严防各地景区建设热情高涨带来的负面影响, 杜绝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景区化开发。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遗产, 农业文化遗产地尚有居民在进行生产和生活, 从而维持了相关的生态系统。保护农业文化遗产, 首先要保障农民生产生活的可持续性。, 社区居民是旅游资源的供给者也是重要的旅游资源, 没有了社区, 也就没有了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因此, 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必须是一种基于当地社区发展的可持续旅游, 兼顾生产、生活和生态三者共同的目标。旅游作为动态保护的手段, 要最大程度为当地社区谋福利和发展, 不破坏生态资源, 也不能成为专为游客娱乐的景区和乐园。要严防全域旅游时代地方对于全域旅游政策的误读所造成的外部大资本进入和景区化托管行为, 避免对农业文化遗产造成不可恢复的负面影响。

（3）新时代对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的机制指引了新方向。新时代是大众参与的时代, 也是全国人民共同寻找文化根脉的时代。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多方参与机制, 不仅实现农业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合作, 也要实现农业文化遗产地和大众市场的连接, 发挥旅游在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复合型遗产, 涉及到多个利益主体, 其保护和利用从来不只是农业部门的问题, 而是关系到整个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目前, 在研究层面已经有不少关于农业文化遗产多方参与机制的探讨, 但从管理机制来看, 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利用尚没有得到文化旅游等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大多数农业文化遗产尚未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纳入到旅游规划开发中, 已经纳入的也依然存在对其价值认识不够, 简单将其作为农业旅游资源或休闲农业资源进行规划的问题, 没有达到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传播的预期目标。因此, 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开发需要建立多方参与机制, 提高文化旅游部门对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的价值认识, 形成多部门有效沟通机制, 确保农业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真正起到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

王恩旭, 博士, 东北大学江河建筑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与城乡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与治理。

核心观点：挖掘人文旅游资源本真性, 推进新时代旅游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创新利用, 促进文化传承与旅游产业双赢式发展。

旅游产业是服务业的一个重要分支, 其服务对象是旅游者, 旅游资源是吸引旅游者从客源地抵达目的地的核心要素, 其吸引力是决定旅游者数量与空间范围的重要依据。旅游者与旅游资源是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二者互为前提与动因。按照旅游资源的景观属性, 可将其分为人文旅游资源与自然旅游资源。新时期国土空间发展战略与生态文明建设对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提出了诸多要求, 旅游产业发展应严格遵循“ 三区三线” 的控制背景而展开, 这对于我国自然资源的保护提供了有力保障, 为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提供了严格的指导体系。相对于自然旅游资源而言, 人文旅游资源的开发空间与拓展范围显得弹性相对较大。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旅游产业的发展恰恰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的重要途径, 但对于旅游产业而言, 旅游者未来追求的不单单是观光与休闲, 而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体验与精神追求, 我国的人文旅游资源集结了中国博大精深的五千年文化精髓, 这些人文旅游资源不仅吸引着寻求民族记忆和身份认同的国内游客, 也吸引着对东方文明感兴趣的国外游客, 未来中国将进入以人文旅游资源为核心的文化旅游发展重要时代。

中国人文旅游资源类型丰富, 分布范围广泛, 但由于社会经济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现代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形成了巨大冲击, 以人文旅游资源为基础的文化商品化现象愈演愈烈, 一些旅游开发者对于人文旅游资源的历史文化特征与地域文化特色了解不够, 缺乏文化挖掘意识, 在开发过程中, 对本土文化不合适宜的删减与修饰来迎合市场需求, 使人文旅游资源的文化“ 失真” , 即资源的本真性在遗失。那么, 到底什么是人文旅游资源的本真性呢, 我们在人文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过程中应该何去何从呢?

（1）人文旅游资源本真性的旅游呈现。Boorstin^[27]和MacCannell^[28]提出了旅游领域的本真性研究, 本真性是旅游客体（即这里指的人文旅游资源）的固有属性, 如果旅游客体不是原真的, 哪怕旅游者认为真实, 也被评价为不真实的。Bruner^[29]指出当旅游产品的复制或再生产是和历史精确对照的, 或是经合法的权威构建的, 虽然它不是最初的, 但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具有了“ 渐变真实” , 它不是客体的原真性, 而是旅游经营者、权威人士等建构出来的真实, 但这种符号或象征意义上的真实性是旅游者所认同的。因此, 从人文旅游资源本身出发的本真性可以归结为客观主义本真性与建构主义本真性。人文旅游资源或多或少会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观主义本真性, 但是这种本真性似乎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多样化的游客需求, 所以“ 本真性的认证” “ 本真性的协商” “ 本真性的建构” 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就是说在本真性的呈现中旅游开发者既要展示出受到游客认可的真实, 也要让游客有机会在体验客体本真性的同时能够通过自我的想象和建构所谓的真实。但这所有的真实, 都应该是基于资源的本质属性与特征而展示给旅游者的。

（2）挖掘人文旅游资源的本真性, 推进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并重。人文旅游资源的本真性应该从物质文化、行为文化与精神文化三个层面来进行挖掘与保护^[30]。物质文化是资源本身的物化形态, 即呈现给旅游者可以直接观赏的景观, 如北京故宫中建筑群与建筑群内部的一些建筑结构、西安兵马俑中展示的地坑场景等。行为文化是资源所属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呈现, 包括居民的生活方式与传统习俗等。精神文化资源是其所在区域所营造的一种独特的人文环境, 如宗教信仰、民族礼制、民族精神等。在人文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 要尊重物质文化的历史存在形态, 对于已经破坏或者不完整的资源要按照历史形态进行修复。深入挖掘行为文化与精神文化, 持续的关注资源所属地居民的真实日常行为与历史文化习俗, 将精神文化物化为可以展示的旅游产品（如地方文化展演与演艺）, 使旅游者能够切身的体会到人文旅游资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真实文脉内涵, 避免商业化对于旅游资源开发的冲击, 减少相异地域空间旅游资源之间同质化的发展模式, 真正的使地方文化、地方特色与旅游资源的开发深入融合, 使旅游资源开发与旅游者和居民的审美情趣与价值判断相符合, 营造旅游者与资源所属地居民的地方依恋情怀, 促进旅游者与居民产生对目的地资源保护的积极态度与行为, 形成多方参与资源保护与开发的格局, 推进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并重。

（3）发挥旅游资源的文化传承效应, 促进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随着我国泰山在1987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双遗产之后, 黄山（1990）、峨眉山（1996）与武夷山（1999）也随之入列, 自此自然旅游资源与人文旅游资源的属性开始进入融合发展时代, 即自然旅游资源一般会具有一定的人文属性, 而人文旅游资源也具有一定的自然特征。新时代的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 在严格尊重资源保护原则的基础上, 应该适度挖掘自然旅游资源的人文要素与特征, 拓展与还原人文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 重塑旅游资源的本真性, 使旅游者体验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并保持着客观主义本真性与建构主义本真性特征的旅游资源与旅游产品, 使文化传承与旅游产业的发展形成良性互动机制, 促进新时代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形成旅游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永续动力。

李亚娟, 博士,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和社会文化地理, 重点关注民族旅游, 少数民族生计以及旅游影响研究。

核心观点：基于人地关系视角探索山地民族旅游资源的保护性和传承性开发路径。

我国山地占陆域国土面积的70%, 聚居了我国大规模的少数民族居民, 这一特殊的地域空间生态环境脆弱, 但自然文化资源丰富, 生态价值重大, 具有“ 少” （少数民族聚居）、“ 边” （边缘或边远地带）、“ 穷” （经济落后）、“ 富” （资源丰富）、“ 乡” （乡村特色显著）的突出特点。民族旅游资源的科学保护和有序开发将成为新时期文旅融合与旅游扶贫背景下亟待关注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1）资源新特征。伴随着国民深度休闲需求的发展, 山地地区已成为居民休闲度假的主要目的地, 同时, 旅游业也成为山地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生计选择。我国以旅游扶贫带动山地地区发展已有三十多年历史, 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山地乡村地区和西南部山地民族地区^[31], 而西南山地地区因其乡村性、民族性和遗产性等多重特点, 其特殊性更为明显^{[32, 33]}。

（2）价值新认知。民族旅游资源因其民族性、遗产性和文化性等特征, 与传统旅游资源具有较大差异, 传统的旅游资源分类方法已不能很好地满足其划分需求, 因此需全面地进行要素识别和类型划分。从“ 人” 的角度出发, 该地区生活的原住民既是民族资源的塑造者、民族文化传承者, 又是动态的旅游吸引物, 同时又是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 具有三重身份属性; 从“ 地” 的角度来看, 该区域的独特农业景观（梯田）、特色稻作方式（“ 稻鱼鸭” 生态养殖系统）以及特色民居建筑和生态景观等, 属于特有的人文特色的自然景观; 而从“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角度来看, 少数民族居民在与其生活的特殊生态地域空间长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下, 塑造了诸如民族节庆、民族歌舞、民族语言等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34]。

（3）保护新要求和利用新模式。民族旅游资源因其资源价值特征不同, 亟需进行甄选和识别, 从而确定哪些是需要着力保护, 哪些是可以进行旅游开发利用的。民族旅游资源价值评估应在已有旅游资源评价标准基础上 [《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03）（GB/T 18972-2017）] 对资源本身价值进行评价, 同时也要了解市场对不同类型资源的评价, 掌握民族旅游资源在游客群体中的吸引力, 对资源本身价值特征和市场需求进行耦合分析, 进而打造出供需匹配的民族旅游产品, 实现民族旅游资源价值的深度挖掘和有效利用。

（4）空间新格局：民族旅游资源一般以“ 民族社区” “ 梯田景观” 和“ 民族节庆” 三类民族实体和非实体旅游要素进行打造。尽管社区个别要素会因民族文化的不同而出现异质性, 但由于生存环境和生计方式的相似性, 社区要素多呈现出相似的特点。从旅游吸引物角度, 区域性旅游发展因旅游资源的同质性, 容易为游客带来视觉疲劳的旅游感知。根据核心— 边缘理论, 为使区域旅游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区域旅游业发展形成规模, 区域旅游资源空间结构必须达到高水平均衡阶段, 即形成以一个中心旅游地或数个职能分异、互补的次一级旅游地为核心, 在空间形态上表现为“ 国家级旅游点— 省级旅游点— 州级旅游点” 的多核心梯度— 网络状空间结构, 进而促进民族旅游资源空间异质性发展。

（5）驱动新机制：旅游业的发展为民族旅游资源所有要素赋予了旅游功能, 民族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除了有政策支持、市场拉动、城镇化进程、产业驱动, 更重要的是民族旅游资源的相关利益者的参与, 特别是民族旅游地社区居民的参与。与传统旅游资源不同, 社区居民作为社区创造者、文化持有者和传承者是民族旅游业中最重要的旅游吸引物。社区居民是民族社区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成功的关键因素, 社区居民的利益和诉求无法得到满足, 势必会加深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 影响甚至威胁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当居民意识到自身的脆弱性和边缘化, 便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日常政治行为 [友好的（friendly）、礼貌的（civil）和平静的支持（peaceful support）以及敌对的（hostile）、反叛的（rebellious）和暴力的反抗（violent resistance）], 当隐形和显性反抗出现时, 长期以来权利剥夺的积累将会扰乱社会关系网络并破坏社会一致性^{[35, 36]}。

（6）发展新趋势：民族旅游资源因其民族性、遗产性和文化性等特征, 其资源价值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旅游资源, 其保护性的价值远远高于其开发价值。伴随着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以及民族旅游资源的深度打造, 民族旅游资源在保护与开发上将会更加注重多主体参与模式, 特别注重民族社区以及社区居民在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参与程度, 同时确保民族旅游资源在开发过程中起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

龙飞, 博士后,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研究方向为乡村旅游、民宿旅游。

核心观点：民宿旅游资源开发要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资源的合理开发及尊重当地居民应有的权益。

随着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 民宿作为一种新兴旅游资源, 逐渐受到各方关注。新时代, 旅游方式的转型升级推动旅游目的地变化, 传统旅游目的地主要依托自然旅游资源或人文景观旅游资源在着满足传统游客观光游览需要外, 也要向满足游客文化诉求的深度体验需求转变。作为旅游新业态中注重文化体验的发展方式, 民宿旅游在一定程度促进了新型旅游目的地的发展。

（1）民宿旅游成为新时期乡村振兴与旅游扶贫的重要抓手。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 为民宿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有利于民宿旅游发展活力的释放。民宿成为乡村旅游发展中重要吸引物和载体, 增加了游客乡村停留时间, 促进更多游客旅游消费, 产生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民宿旅游发展依托于土地流转的农民房屋, 为农民带来租金收入, 同时一些空置房屋和古宅也得到了有效修缮利用, 并使得传统文化、古村落、古镇得到了保护和活化。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切入点, 民宿旅游发展将增加农业产业的附加值、衍生配套产业, 如建筑设计、营运管理、培训、民宿用品供应、农产品加工销售等服务业态, 还会带动健康疗养、体育、生态农业、创意农业、休闲农业等产业发展。在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的同时, 大量新乡绅、青年返乡, 参与民宿经营管理, 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活力, 实现了乡村振兴、旅游扶贫综合效益。

（2）民宿旅游是盘活农村闲置资源, 促成资源旅游化。民宿旅游可多元化盘活闲置农房, 最大程度地将闲置住房资源进行有效利用, 直接促成农村土地、房屋等转化为新型旅游资源, 拓宽了乡村经济的发展路径, 促进了旅游业和休闲农业的融合, 推进了农业生产链的深层次延伸, 提升了农副产品的附加值。此外, 村民加入民宿旅游的经营和服务中, 不但可以解决本地就业问题, 而且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 带动农村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和相关产业的振兴。因此, 应充分认识发展民宿旅游的重要意义, 并借助于民宿旅游这一推动乡村资源旅游化的重要手段, 优化发展环境, 释放发展潜力。

（3）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 推动民宿资源集聚开发。基于乡村社区环境的民宿旅游发展首先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及尊重当地居民应有的权益, 要在发展中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的理念, 协调好旅游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良好的农村环境氛围是民宿旅游发展的基本前提和赖以生存的基础, 也是满足游客对于美好旅游需求的基本条件。在民宿资源开发的过程中, 同时要注意资源的集聚效应。民宿的开发受先天资源约束较小, 重视民宿旅游集聚区的发展有助于整合市场、降低成本边界从而形成产业集聚优势。但同时, 新时期环保工作的大力开展要求民宿旅游集聚区的选址、开发要进行科学论证, 结合市场需求, 合理做好规划, 处理好民宿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例如, 大理民宿曾经是中国民宿的标杆之一。2017年开始洱海生态修复整治运动, 为实施洱海流域湖滨缓冲带生态修复与湿地建设腾出空间, 有1800多家民宿遭遇关停整治、拆迁。民宿的发展如果与生态环境相冲突, 必然面临发展的困境。要协调处理好生态环境与民宿发展的关系, 促进其相互促进、共同提升。

总结与讨论

旅游资源的保护利用和创新发展是可持续发展在旅游业的集中体现, 也是处理好旅游与环境关系的必要前提。如何协调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一直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点话题。新时代, 生态环境的保护愈加重视, 对旅游资源的开发提出了更多更严格的要求。与此同时, 大众旅游消费空前释放, 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活力和资本流入, 旅游资源阶段性开发的条件成熟。看似相悖的两种状态其实反映的是我国旅游业发展中供需不平衡的现状, 折射的是资源管理不规范、产品开发不系统、项目建设不标准的问题, 也是新时期旅游资源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话题。

因此, 无论从供给端完善旅游资源分类评价体系, 形成旅游资源概念和价值的新认知; 满足资源保护的基本前提下, 在宏观层面助推产业升级转型, 在微观层面创新开发模式、融入科技手段、深入挖掘产品文化内涵、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从而实现供需匹配和长效发展; 还是从需求端规范游客行为、提高游客素质、引导文明旅游; 抑或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推动社区参与、构建多方互利的合作网络, 推动相关企业资本化运作等, 均不失为实现旅游资源可持续管理的有效办法。

本次参与主题笔谈的嘉宾从新时代旅游资源的价值新认知、保护新要求、市场新需求、利用新方式等方面均给出了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解读, 在完善对当下旅游资源的认识、辩证分析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创新构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推动特色资源创新转化等方面形成共鸣。但同时, 也反映了一些实际问题, 值得进一步探讨, 例如, 如何对新型旅游资源进行划分和评价?如何处理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原真性保持的关系?如何实现旅游利益相关者网络中多参与主体的空间共享和利益共赢?旅游资源开发对乡村结构稳定的影响等。

青年学者们的探讨为旅游资源的研究奠定了新基础并提供了新的方向, 而相关问题还要在多学科交流的基础上, 依靠广大研究者和实践者进一步解决。未来, 伴随着产业升级、技术革命和政策调控, 旅游产业发展必将展现出更多时代新特征。资源的保护利用在时代背景下还应继续着眼于地方实践, 发挥资源研究优势, 解决实际问题。尤其在地理学研究框架下, 旅游资源的科学评估与管理, 资源的市场价值及与各相关主体的关系, 旅游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影响, 不同空间尺度内及跨尺度的区域协整, 供给需求的合理匹配方式, 旅游资源可持续开发的路径和地方经验等等一系列议题亟待更深入地探索。而基于人地关系的旅游资源研究要在理论体系丰富的基础上, 更多地结合发展实践, 更好地服务“ 美丽中国” 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