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核算的生态足迹模型演进及其评论
靳相木, 柳乾坤*
浙江大学土地与国家发展研究院,杭州 310058

第一作者简介:靳相木(1969- ),男,山东莒南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土地政策。E-mail: jinxiangmu@zju.edu.cn

*通信作者简介:柳乾坤(1988- ),男,山东聊城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利用。E-mail: liuqiankun234@163.com

摘要

生态足迹模型作为从生态角度对自然资源进行核算的方法,其发展经历了从一维模型向二维模型,并从二维模型向三维模型的演进过程,论文从科学问题、模型内涵、应用指向和解释能力等4个方面对生态足迹模型演进作了梳理和评论。研究结果表明:1)生态足迹模型是自然资源核算的一个生物物理性工具,弥补了主流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下自然资源价值核算的不足。2)一维模型开创性地引入生态生产性土地概念开展自然资源消费核算,以此来测算人类活动对生态的占用情况;二维模型在自然资源消费核算维度的基础上,引入自然资源生态承载能力维度,开拓了自然资源承载力评价的新视野;三维模型进一步从流量和存量两个维度理解自然资源生态承载能力,以圆柱体体积表达生态足迹,生动刻画人类活动对所处区域的生态压力。3)一维模型是二维、三维模型的基础,但它们解决的科学问题各有不同,从而所适用的研究尺度、应用指向也有所差异。4)生态足迹模型属于静态分析模型,无法解释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动态变化情况;二维和三维模型属于封闭模型,其计算结果不能准确反映区域生态的真实状况。最后,探讨了生态足迹模型进一步优化的方向。

关键词: 自然资源核算; 生态足迹; 生物物理性工具; 评论
中图分类号:F205;X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3037(2017)01-0163-14 doi: 10.11849/zrzyxb.20160125
Evolution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Models forNatural Resources Accounting
JIN Xiang-mu, LIU Qian-kun
Land Academy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As a tool of natural resources accounting in light of ecology,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model developed from one-dimension to three-dimension. The evolution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model was presented in 4 aspects, including scientific problem, model conception, utilization orientation, and explanatory ability. The result revealed that: 1)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model was a biological and physical tool of natural resources accounting, and it made up the shortage of natural resources accounting in SNA. 2) The one-dimension model firstly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biologically productive land to the natural resources accounting, and measured the appropriation of ecology by biologically productive land area; the two-dimension model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opening up a new vision of land carrying capacity evaluation; the three-dimension model divided natural resources into flows and stocks, depicting the ecological pressure lively. 3) Even though the two-dimension and the three-dimension models were based on the one-dimension model, three models solved different problems respectively, and they were adapted to different scales. 4)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model was a static model, so it couldn’t demonstrate changes in the ecological system and economic system; limit of closure model made the result reflect regional ecology hardly. Further improvement was demonstrated as well.

Key words: natural resources accounting; ecological footprint; a biological and physical tool; review

自然资源服务于人类生活与社会发展, 它是人类赖以生存与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 一个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是影响该地区人类生活质量与社会发展趋势的关键因素[1, 2, 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 资源及生态问题日益突出, 自然资源核算受到人们前所未有的关注, 许多国际组织及有关经济学家敏感地意识到开展资源核算可能是缓解资源危机的重要途径之一[4]

自然资源核算的提出和发展, 是为了修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的缺陷。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美国、加拿大、挪威、法国、荷兰等国家政府或者科研机构展开了对自然资源核算体系的研究。随后, 自然资源核算的研究层出不穷[5, 6, 7, 8, 9, 10, 11], 大部分的研究均是将自然资源使用作为反映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将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以修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只重发展速度, 忽视自然资源消耗及生态问题的缺陷。主流的自然资源核算, 是指从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的角度, 对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内的自然资源, 在合理定价的基础上, 从实物、价值量和质量等方面, 统计、核实和测量其自然资源总量和结构变化, 反映其平衡状况的工作。其中, 实物核算主要是对自然资源的流量、存量及其变化情况进行统计; 价值核算以实物核算为基础, 将自然资源的实物量直接按照市场价格转化为价值量, 对其价值量以货币化的形式进行统计, 其价格往往是采用如影子价格法、收益还原法、净价法和边际社会成本法等方法确定的[12, 13, 14, 15]。但是, 由于自然资源不同于一般商品, 其本身并没有凝结人类劳动, 传统的自然资源核算存在明显的缺陷[16, 17, 18, 19, 20, 21]:1)价格不能反映自然资源的存量情况以及再生恢复情况; 2)其核算服务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忽略了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及其使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3)传统经济学框架下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假定自然资源是可以被人造资本代替的。

1992年, Rees另辟蹊径,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生态的角度出发, 充分考虑人类社会与生物圈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将土地作为自然资源的母体, 突出土地的生态底色, 提出生态足迹概念, 对人类自然资源消费活动以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的形式进行核算, 构建了自然资源核算的生物物理工具[22]

在Rees之前, Borgstrom曾提出“ 幽灵公顷” (Ghost Acreage)[23]。他指出, 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已经超过了本土土地的承载能力, 支撑超出部分的土地在本土是看不到的, 它可能位于这个星球上的其他地方。幽灵公顷一般包括国外的陆地(Trade Acreage)和海洋(Fish Acreage)。Catton根据当时自然资源的数量和经济发展速度, 提出了“ 幻影承载力” (Phantom Carrying Capacity)概念[24], 他将“ 幻影承载力” 解释为:虚幻而又不可靠的土地承载力, 这种土地承载力就是自然资本, 因为当前人类所利用的大部分自然资本都是不可再生资源, 现在的利用将会导致以后不能利用, 这部分资源不能永久地支撑人类的发展。Catton对Borgstrom的“ 幽灵公顷” 作了拓展, 他认为人们不仅依赖从其他区域进口资源, 并且还依赖从过去的某些时期进口资源, 如化石燃料最原始的能量来源是亿万年前大量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所利用的太阳能[25]。Overby提出了“ 承载力需求” 理论(Carrying Capacity Demand)[26], 他认为不管科技水平, 人类的生存发展都要依赖于自然界提供的生态产品和服务,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人均自然资源消费的增长, 人类需要越来越多的生态产品和服务, 并且这些生态产品和服务很有可能来自其他地方。Macneill及其研究团队成员发现, 发达国家的空气、饮水、食物、就业等需求都依靠它们在本土外的腹地(Hinterland)来提供, 这些腹地不但要为发达国家提供资源, 还要吸纳它们产生的废物, Macneill把这些腹地称为发达国家的“ 影子生态” (Shadow Ecology)[27]。Rees提出的生态足迹理论就是在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

自Rees提出生态足迹理论以来, 迄今生态足迹模型的发展经历了从一维模型向二维模型, 并从二维模型向三维模型的演进。本文从科学问题、模型内涵、解释能力和应用指向等4个方面对生态足迹模型演进进行梳理和评论, 以期引起对生态足迹模型的新思考, 促进生态足迹模型在自然资源核算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中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1 一维生态足迹模型
1.1 科学问题

当前, 人类正面临着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关系的难题。“ 人类在地球上的各种活动都在生物圈中进行, 并且会对生物圈产生影响” , 这与Hardin提出的生态学第一定律(生态学第一定律认为我们的任何行动都不是孤立的, 对自然界的任何侵犯都具有无数的效应, 其中许多是不可预料的(You cannot do only one thing)。)相吻合, 并且也可以用热力学第二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又称熵增定律。熵是描述一个系统有序程度的量。熵值越大越无序, 熵值越小越有序。孤立热力学系统的熵不减少, 总是增大或者不变。低温物体-高熵值系统(无序), 高温物体-低熵值系统(有序), 高熵值系统会向低熵值系统摄取低熵物质, 以使自身达到低熵状态(有序)。)来解释[28]。经济系统只是生态系统下的一个次级系统, 要维持经济系统的有序状态, 就要不断地从生态系统中摄取低熵物质, 释放高熵物质。保持经济增长是以增加了生态系统的无序性(或熵值)为代价的[29]。如果经济系统向生态系统的索取超过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 生态系统的熵值增加, 生态系统会向无序状态变化(如气候变化)。

人类经济社会作为生物圈的一个子系统, 一定区域内人类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在潜在意义上可能已经突破该区域所能提供的上限, 区域以及全球的生态环境面临严峻的挑战。如何对自然资源消费的来源及其使用后的分解同化追根溯源, 并提出一种以生态保护为指向的自然资源消费核算方法, 揭示人类活动对生态的占用情况, 成为学界、各类机构以及政府部门所关注的热点问题。生态足迹模型作为一种自然资源消费核算的生物物理性工具, 对这一科学问题的解决, 提供了独特的思路。

1.2 模型内涵及特点

Rees将生态足迹定义为支撑一个区域内一定数量人口的自然资源消费和同化其所产生废物所需要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他将生态足迹比喻为“ 一只负载着人类所创造的城市、工厂、农田……的巨脚踏在地球上留下的脚印” [30]。从该定义来看, 生态足迹仅仅是一个数量概念, 并不限制于特定空间。因此, 本文将其称之为一维生态足迹模型(以下称为一维模型)。Rees的一维模型将人类所消费的生物产品和生态服务分为23类, 并分别对应6种生态生产性土地类型, 通过土地产能数据, 将人类对自然资源消费折算成相应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 同时提出了均衡因子来平衡各地类之间的产能差异, 经均衡因子修正后的各地类面积数据可以进行加和汇总, 得到区域人类活动的生态足迹。

一维模型由于其计算结果为土地面积数值, 并不考虑空间概念, 因此, 一维模型可以应用到任何尺度的测算上。目前各种尺度上的生态足迹测算都有人尝试, 学者们将其归纳为:全球[31, 32]、地区[33]和国家[34, 35, 36, 37, 38]宏观尺度, 省[39, 40, 41]和城市中观尺度[42], 机构[43]、群体活动[44]和个人[30]微观尺度。同时, 在不同的尺度下进行生态足迹的测算, 由于数据的获取方式和区域特点的不同, 不同尺度的测算需要采用不同的计算方法(如表1)。

表1 研究尺度及其计算方法 Table 1 Study scales and calculation methods
1.3 解释能力

一维模型有别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下的自然资源核算方法, 它是以社会经济系统为生物圈的一个子系统为前提, 从生态的角度出发, 对自然资源的消费和使用后的废物吸纳进行折算, 并用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来表征自然资源的消费结果。与之前用货币形式来表征自然资源价值的核算体系相比, 一维模型更能够反映自然资源作为一种生态产品, 来源于生态系统, 作用于人类经济社会, 并对生态系统产生反馈影响的作用机制, 且能够在生物物理层次上反映人与生物圈之间相互对立、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

1.4 应用

自Rees提出生态足迹概念以来, 由于其具有模型新颖、概念形象、不限尺度、计算科学、全球可比等优点, 很快成为学界所研究、讨论和应用的对象, 生态足迹的计算也成为一些组织机构和个人的实践活动(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自2001年起, 每两年发布一次名为《Living Planet Report》的报告, 其中对全球以及部分国家的生态足迹计算是其中的重要部分; 英国最大的环保运动“ Going for Green” 发起的名为“ EcoCal” (Ecology Calculation)调查对一个家庭的生态足迹(Ecological Garden)进行了测算。)。生态足迹的广泛应用中, 绝大多数集中在对各种地域尺度、机构和个人所消耗自然资源的核算方面。

同时, 针对传统的土地承载力定义“ 一定区域的土地所能持续供养的最大人口数量” , Rees将生态足迹模型看作传统土地承载力的逆运算, 将土地承载力理解为“ 一定区域所能支撑的最大负担” , 并以生态足迹作为测算该负担的主要方法, 提升了认识土地承载力的境界, 开启了土地承载力评价的新视野[30]

此外, 参考生态足迹的计算方法, 一些学者将生态足迹的概念向其他领域引申, 提出一个地区的旅游足迹[45]、钢铁足迹[46]、交通足迹[47]等。这些足迹的提出, 实现了对足迹家族的拓展。

2 二维生态足迹模型
2.1 科学问题

Rees提出的一维模型, 构建了一个基于生态系统的自然资源消费核算方法, 其计算结果以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的形式表征了人类活动对生态的占用情况。但是一维模型仅仅是对资源消费的核算, 如何定义区域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并对其进行核算, 将自然资源的消费与供给对比分析, 评价区域的自然资源消费是否在其生态承载能力之内, 以此为目标建立一套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 评判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是否协调发展, 成为学界对一维模型向二维模型方向改进的重要动力[48]

2.2 模型内涵及特点

Wackernagel对一维模型进行了改进, 引入了生态承载力概念来表征区域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 形成了二维生态足迹模型[48](以下简称为二维模型)。二维模型通过计算一个区域的生态足迹, 并与该区域的生态承载力进行比较, 来测度人类自然资源消费对自然资源流量的占用, 分析区域生态赤字或盈余情况。二维模型对生态承载力的核算实质上是对自然资源流量的核算。所谓自然资源流量, 它表示区域一定面积的土地一年所能生产的资源数量[17]。二维模型以区域所能提供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来表征该区域的生态承载能力, 这事实上是赋予生态足迹模型以空间尺度的概念。

2.2.1 研究尺度

一维模型中, 可以计算各个尺度上的生态足迹。在二维模型中, 由于增加了生态承载力指标, 并不是在所有的尺度上都适合对其生态承载力进行统计。因此, 二维模型应用受到研究区尺度的限制。如在全球、地区、国家、省、市、县尺度下, 由于区域其范围大, 地类构成齐全, 且其区域内部居民的消费活动相对完整, 因此, 在宏观、中观尺度下统计区域所具有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 进而进行二维模型分析, 是有意义的。但如在社区、学校等社会机构的微观尺度下, 由于区域范围太小, 并且地类相对单一, 将该区域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作为生态承载力显然不合理, 进行二维模型分析便失去了现实意义[43, 44]。二维模型对研究对象的选择是有条件的, 有其特定的适用尺度。

2.2.2 参数及地类面积统计

在二维模型中, 对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的计算一直是讨论的焦点, 因为这两个关键参数在计算中所采用的产能数据的不同, 将直接影响到计算结果的大小和可比性[41, 49, 50, 51]。若采用全球某种地类的平均产能计算均衡因子, 即生态足迹的计算结果以全球公顷为单位, 则不能反映该地区资源消费对本地区的真实的生态压力, 但是却可以抵消一部分从不同国家进口资源折算土地面积所造成的误差, 并且生态足迹计算结果可以在区域间进行比较。若采用研究区的某种地类的产能数据计算均衡因子, 计算结果能真实反映区域消费对本地区土地的需求数量, 即生态足迹的计算结果以国家公顷或者地区公顷为单位, 且在计算生态承载力时也无须再运用产量因子进行修正。因此, 若研究尺度为全球、地区和国家, 则采用第一种计算方式所得的研究结果较为准确、合理[49]; 若研究尺度为省、市、县等, 则第二种计算方式所得研究结果可能更具有实际意义和说服力[41]

一维模型中, 将生态生产性土地分为耕地、化石燃料土地、林地、草地、建筑用地和水域。在二维模型的广泛应用中, 往往引入均衡因子对各地类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平衡, 并进一步加总计算区域的生态盈余或赤字。有学者认为, 很难找到一个合理的均衡因子来平衡不同地类的生产能力, 且经平衡后的数据含义也将发生变化[52]。对各地类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汇总, 实际上就是假定不同地类之间存在着可替代性, 尤其部分地类的生态盈余与部分地类的生态赤字会产生抵消, 使得生态赤字计算结果偏小, 对生态压力估计可能不足。因此, 有学者提出不对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中的6类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进行加总, 而是分地类分析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以及进行生态盈余和生态赤字的计算, 这有利于更加清晰地认识区域资源的消费结构和土地结构之间的匹配程度[53]

2.2.3 水资源及污染物的生态足迹核算

与Rees的一维模型一样, 在Wackernagel的二维模型中, 消费账户对自然资源消费涵盖并不完全, 水资源消费账户尤其明显[54, 55]。国内外对水资源消费核算, 主要有水足迹和水资源生态足迹两种方法[55, 56]。所谓水足迹, 是一个在虚拟水基础上产生的概念, 表征一定数量人口在一定时间内消耗所有产品和服务所需的水资源数量。水足迹的计算结果以水资源数量形式呈现, 因而水足迹核算方法无法与生态足迹模型相结合[54]。在一维、二维生态足迹模型中, 水资源消费核算账户下对水资源生态足迹的计算结果仅仅涵盖了水产品生态足迹, 缺少了淡水生态足迹和水污染生态足迹, 而在水资源生态承载力统计上, 也仅包含地表水, 忽略了地下水[55]。进一步完善水资源消费账户的划分以及因子测算方法成为生态足迹模型改进研究的热点[54, 55, 57, 58]。如有学者增加了淡水资源账户和污染账户, 弥补了生态足迹模型中对淡水资源和污染物消纳能力描述的不足, 同时以实际平均土地生产力法对淡水资源生产力进行计算, 提升了水资源消费和水资源承载力核算结果的准确性[55]

对污染物生态足迹核算的忽略, 是Rees和Wackernagel所构建的自然资源消费账户的另一个缺陷[59]。除水污染以外, 大气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是另外两个重点核算项目。已有学者参考一维、二维模型中处理温室气体的计算原则, 对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和PM10等大气污染物的吸纳, 以及固体污染物的堆积所占用的生态足迹进行了核算[60]。今后, 如何进一步细化污染物类别, 确定不同污染物足迹之间的关系, 避免生态足迹重复计算, 是一个需要多学科研究者们共同解决的问题[61]

2.3 应用及解释能力

2.3.1 应用

二维模型是对一维模型在应用上的延伸。Wackernagel将其构建的二维模型定义为一个测度区域可持续发展状况的工具。运用生态足迹模型进行可持续发展评价, 是Wackernagel建立二维模型的初衷。二维模型作为评价区域可持续发展状况的工具, 大部分研究通过生态足迹模型计算区域的生态赤字或盈余, 来判断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状况。此外, 由于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都是以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的形式来表示, 也有学者将二维模型作为土地承载力评价的方法之一, 来判断当前土地对于人类所施加的压力是否处于超载状态[62]。还有学者通过计算人均生态足迹, 结合区域的生态承载能力, 来计算区域所能承载的适度人口规模, 并与当前实际人口规模进行比较, 评判当前区域人口是否超载及其超载程度[63]

2.3.2 解释力

与一维模型相比, 二维模型不止于对人类的自然资源消费进行核算, 它进一步引入了生态承载力概念来表征区域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 并将生态承载力与生态足迹进行对比, 计算所得出的生态盈余或赤字是表征区域可持续发展状态的重要指标, 对评价区域可持续发展情况提供依据。因此, 二维模型作为一种评价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生物物理性工具, 其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更加明确, 应用指向也更加清晰, 为可持续发展评价和自然资源流量核算提供了新思路。

将区域所能提供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作为区域的生态承载力, 并与生态足迹进行比较, 这实质上是将研究区作为一个封闭系统, 假定区域所消费的资源均由本地提供, 所得出的生态盈余或者赤字结果也只是假设所有的生态压力均施加在本区域的土地之上。因此, 二维生态足迹模型的结算结果, 反映的只是封闭状态下一个地区的生态压力和生态状况。然而, 在实际中, 区域往往是开放的, 二维模型的计算结果往往无法准确反映一个区域当前真实的生态状况[64]。如对一些发达地区进行二维模型分析, 结果通常显示生态严重超载, 其发展处于不可持续的状态, 但在实际中, 发达地区因贸易对生态压力的转移, 其生态往往要好于欠发达地区[65]

另外, 二维模型其计算结果一般是以1 a为时间跨度, 所得结果反映的是某年年底时的生态占用和生态承载状况。但是, 无论是生态系统还是社会经济系统都是一个随时处于动态变化中的系统, 因此需要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 用二维模型逐年分析, 才能监测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变化过程。如果停留在以1 a为时间跨度的核算上, 其结果及相应建议的实际意义不强[66, 67, 68]

3 三维生态足迹模型
3.1 科学问题

生态经济学家Daly提出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要遵循三个准则[69]:1)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费速度不应快于其再生速度; 2)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费速度不应快于相应可再生资源的替代速度; 3)污染和废弃物的排放速度不应高于生态系统同化吸纳速度。据此, 一旦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费速高于其再生速度或者相应资源的替代速度, 自然资源存量将会被消耗, 自然资源便处于透支状态。尽管一维模型、二维模型均承认自然资源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性, 但其关注的重点均为自然资源消费量和自然资源流量, 而非自然资源存量[70]。从自然资源存量和自然资源流量两个方面研究自然资源的属性非常必要[71, 72]。因此, 如何将模型的关注点由自然资源流量转向自然资源存量, 突出自然资源存量恒定对维持区域生态系统平衡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作用, 成为生态足迹模型进一步改进的重点[73]

3.2 模型内涵及特点

Niccolucci等在二维模型的基础上, 引入了足迹深度和足迹广度两个新的指标, 以圆柱体体积表征生态足迹, 以此来解释人类对自然资源流量和自然资源存量的占用情况, 将二维模型的平面分析拓展至三维模型的立体分析, 实现了生态足迹研究的纵向拓展[74]。与二维模型引入生态承载力来表征资源流量相比, 在三维模型中引入自然资源存量的概念。自然资源存量是相对于自然资源流量而言的, 当自然资源流量不能满足人类消耗时, 额外的消耗来自于自然资源存量。

生态足迹模型由二维向三维的演变过程如图1所示, 在三维模型中存在以下关系:

EF=BC+ED(1)

式中: EF为生态足迹; BC为区域所能提供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 ED为生态赤字。

在三维模型中, 存在着以下关系:

0EFSizeBC(2)

EF=EFSize×EFDepth(3)

EFDepth=1+EF-BCBC(4)

式中: EFSize为足迹广度, EFDepth为足迹深度。

图1 生态足迹模型由二维向三维的演变[69]Fig. 1 Ecological footprint model evolving fromtwo-dimension to three-dimension

在三维模型中, 当生态足迹小于生态承载能力时, 以足迹广度来表征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源流量的占用程度, 此时足迹广度等于生态足迹(如公式(2)); 当生态足迹大于生态承载力时, 就会引入足迹深度指标来表征人类活动对自然资源存量的占用程度(如公式(3))。足迹深度等于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之比(如公式(4)), 该比值可以表示满足区域发展需求, 再生产人类1 a中的资源消费量所需要的年数, 或者理论上需要多少倍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才可以满足自然资源消费需求。可以认为, 足迹深度是一个在时间尺度上反映区域生态压力的指标[75, 76]

3.3 应用及解释能力

生态足迹模型自提出以来, 从一维模型向二维、三维模型的演进, 都没有背离其用于自然资源核算、可持续发展评价的初衷, 三维模型的应用也是围绕这两个方面进行。三维模型的应用指向与二维模型基本一致, 与二维模型不同的是, 由于引入了足迹深度和足迹广度两个新的指标, 其计算结果对自然资源消费核算、自然资源流量和存量占用以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状况评价的解释能力更强。

在二维模型中, 区域可持续发展情况是通过分析区域自然资源供给能否满足区域人口自然资源消费需求来判断的。二维模型与传统的经济模型相比, 它承认自然资源在可持续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但是并没有对自然资源的流量和存量做进一步区分, 仅仅能反映一个地区生态系统是否处于超载状态, 缺乏相应的指标对其超载程度进行解释[75]。三维模型通过引入足迹深度和足迹广度两个指标, 分析人类自然资源消费对资源流量和资源存量的占用情况, 可以从横向上对是否超载, 从纵向上对超载程度进行解释, 增强了计算结果的解释能力。这样, 三维模型通过足迹广度和足迹深度在横向和纵向上的变化与积累, 可以反映自然资源消费的代内和代际分配, 突出了自然资源存量对生态系统的平衡以及可持续发展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77, 78]

这里, 必须指出的是, Niccolucci等所提出的三维模型只是对生态赤字状态(即 EF> BC)下的二维模型进行了三维拓展, 其足迹深度指标只能表征自然资源消费对自然资源存量的占用程度; 当自然资源消费仅占用自然资源流量(即生态盈余, EF< BC)时, 仍然以足迹广度这样一个二维平面指标来表征生态足迹的大小。因此, Niccolucci等的三维模型无法对生态盈余状态(即 EF< BC)下自然资源消费对自然资源流量的占用程度以及自然资源流量的结余程度进行三维模式的计量, 没有实现生态盈余和生态赤字状态下自然资源消费核算的统一。其次, 由于生态赤字和盈余自然资本的性质存在差异, Niccolucci的三维模型计算将不同地类间生态盈余与赤字予以抵消, 因而势必存在高估足迹广度、低估足迹深度的问题[79]。最后, 三维模型中的改进与完善, 并未触及一维、二维模型中的生态足迹及生态承载力的基本内涵及计算方法, 因而一维、二维模型中的缺陷在三维模型中仍然存在。如:忽略了贸易对资源流动以及隐含排放的贡献, 缺乏对生产足迹、进出口贸易足迹、区域流入流出足迹以及残余物足迹的计算[80, 81]; 虽然计算结果具有了时间维度, 但模型计算仍然属于静态分析, 描述区域自然资源消费对生态占用状况的动态变化较为乏力[52]; 模型应用仍然受到研究对象尺度的限制等[39, 40, 49]

4 结论和展望

本文在自然资源核算的视野内, 审视、梳理了生态足迹模型作为一种自然资源核算的生物物理性方法从一维到三维发展演变的过程及逻辑线索。Rees提出的生态足迹这一新概念, 从自然资源消费这一维度, 以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的形式, 表征和实现了自然资源核算。Wackernagel在一维模型的基础上, 引入了自然资源供给新维度, 并以生态承载力的形式予以刻画, 实现了自然资源核算从一维向二维的转变。Niccolucci将自然资源供给进一步区分为自然资源流量和自然资源存量, 并引入足迹广度和足迹深度两个指标, 来分别表征自然资源消费对自然资源流量和存量的占用程度, 将二维模型进一步拓展为三维模型。

1)生态足迹模型是自然资源核算的一个生物物理性工具, 三种足迹模型均从生态的角度出发, 将自然资源视作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以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的形式对自然资源进行核算和计量, 从而弥补了主流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下以经济价值为取向的自然资源核算方法的不足, 突出了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及其使用对生态的影响。

2)三种模型对于自然资源核算的侧重点不同。一维模型仅对人类活动所消费的自然资源进行核算; 二维模型除核算人类的自然资源消费量之外, 还对支撑人类自然资源消费的自然资源流量供给进行核算, 通过对比人类每年资源消费量和自然资源流量供给, 分析区域生态盈余和赤字情况; 三维模型在一维和二维模型的基础上, 进一步对自然资源存量进行核算, 从时间尺度上分析了人类资源消费对区域自然资源存量的消耗程度。

3)一维模型是二维和三维模型的基础, 二维和三维模型分析在一维模型对生态足迹的计算结果上进行。因此, 一维模型中, 有关因子的计算方法对二维、三维模型的计算结果产生影响。由于二维、三维模型引入了涉及空间尺度的生态承载力概念, 二维和三维模型不适用于社区、机构或个人等小尺度研究。

4)生态足迹模型属于静态分析模型, 其计算结果反映的是某年年底时的生态占用和生态承载状况, 并不能反映该时间段内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动态变化情况。尤其, 二维、三维生态足迹模型均假定区域所消费的资源均有本地提供, 所得出的生态盈余或者赤字也是假设所有的生态压力均施加在本区域土地之上, 因此二维、三维模型的计算结果反映的只是封闭状态下一个地区的生态压力和生态状况。在实际中, 区域往往是开放的。

生态足迹模型作为一种基于生态角度的自然资源核算的生物物理性工具, 它对于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自然资源核算问题, 与主流的自然资源价值核算相比具有独特的优 势[82]。但是, 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的测度始终是困扰学界的一个难题, 生态足迹模型也仅仅是解决这个难题所迈出的一步。生态属性只是自然资源的属性之一, 生态足迹模型作为自然资源消费核算的一种方法, 其核算结果如何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相衔接, 需要今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82, 83]

从生态足迹模型结构进一步优化的方向看, 如何将生态盈余状态的二维分析三维化, 并与生态赤字状态的三维模型分析融合为一体, 形成一个统一的三维模型, 是Niccolucci等的三维模型今后的一个重要改进方向。此外, 在生态足迹模型框架下自然资源在区域间的物质流动以及自然资源消费对生态影响在区域间的转移机制如何刻画, 以及如何加强与其他可持续发展指标的有机融合, 也是今后模型发展所要关注和解决的重要问题[52, 82]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1] 谢高地, 封志明, 沈镭, . 自然资源与环境安全研究进展[J]. 自然资源学报, 2010, 25(9): 1424-1431.
[XIE G D, FENG Z M, SHEN L,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in natural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security.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0, 25(9): 1424-1431. ] [本文引用:1]
[2] 庄立, 刘洋, 梁进社. 论中国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渗透性[J]. 地理研究, 2010, 30(8): 1351-1360.
[ZHUANG L, LIU Y, LIANG J S. Research on natural resource scarcity and penetration in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0, 30(8): 1351-1360. ] [本文引用:1]
[3] 徐广才, 康慕谊, 史亚军. 自然资源适应性管理研究综述[J]. 自然资源学报, 2013, 28(10): 1797-1807.
[XU G C, KANG M Y, SHI Y J. A review of adaptive management research on natural resources.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3, 28(10): 1797-1807. ] [本文引用:1]
[4] 李金昌, 钟兆修, 高振刚. 自然资源核算的理论与方法[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1991(1): 30-35.
[LI J C, ZHONG Z X, GAO Z G. Theory and method of natural resource accounting.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and Technical Economics, 1991(1): 30-35. ] [本文引用:1]
[5] 贺锡苹, 张小华. 耕地资产核算方法与实例分析[J]. 中国土地科学, 1994, 8(6): 23-27.
[HE X P, ZHANG X H. Farmland property accounting method and example analysis. China Land Science, 1994, 8(6): 23-27. ] [本文引用:1]
[6] 高兴佑, 郭昀. 可持续发展观下的自然资源价格构成研究[J]. 资源与产业, 2010, 12(2): 129-133.
[GAO X Y, GUO Y. Study on price structure of natural resource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ources & Industries, 2010, 12(2): 129-133. ] [本文引用:1]
[7] PRUDHAM W S, LONERGAN S. Natural resource accounting (I): A review of existing frameworks[J]. Canadian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1993, 16(3): 363-386. [本文引用:1]
[8] HARRIS M, FRASER I. Natural resource accounting in theory and practice: A critical assessment[J]. Austral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2002, 46(2): 139-192. [本文引用:1]
[9] HAMBIRA W L. Natural resources accounting: A tool for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Botswana[J]. Physics and Chemistry of the Earth, 2007, 32(15): 1310-1314. [本文引用:1]
[10] 张宏亮. 自然资源估价理论与方法研究——基于宏观环境会计的视角[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7, 29(3): 15-20.
[ZHANG H L. Natural resources evaluation theories and method analysi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cro-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Journal of Shanxi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2007, 29(3): 15-20. ] [本文引用:1]
[11] 潘震宇, 高清平.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核算理论方法探讨[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3(3): 90-92.
[PAN Z Y, GAO Q P. A resource accounting method based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2003(3): 90-92. ] [本文引用:1]
[12] 封志明, 杨艳昭, 李鹏. 从自然资源核算到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4, 29(4): 449-456.
[FENG Z M, YANG Y Z, LI P. Characteristics analysis and factor decomposition based on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changes in China’s CO2 emission.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4, 29(4): 449-456. ] [本文引用:1]
[13] 吴优, 曹克瑜. 对自然资源与环境核算问题思考[J]. 统计研究, 1998(2): 59-63.
[WU Y, CAO K Y. Thinking about the problem of natural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accounting. Statistics and Research, 1998(2): 59-63. ] [本文引用:1]
[14] 马骏, 张晓蓉, 李治国. 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MA J, ZHANG X R, LI Z G. A Study of China’s National Balance Sheet. Beijing: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2012. ] [本文引用:1]
[15] 陈红. 浅议自然资源核算[J]. 上海统计, 1999(2): 30-32.
[CHEN H. Discussion on natural resource accounting. Shanghai Statistics, 1999(2): 30-32. ] [本文引用:1]
[16] SOLOW R M.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and exhaustible resource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74, 41(1): 29-46. [本文引用:1]
[17] 李金昌. 关于自然资源的几个问题[J]. 自然资源学报, 1992, 7(3): 193-207.
[LI J C. Some problems about natural resourc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1992, 7(3): 193-207. ] [本文引用:2]
[18] 郝晓辉. 对自然资源核算的初步分析[J]. 自然资源, 1995(3): 6-8.
[HAO X H.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resource accounting. Natural Resource, 1995(3): 6-8. ] [本文引用:1]
[19] 赫维人. 关于自然资源核算的若干问题[J].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1997, 19(S1): 109-112.
[HE W R. Some problems about natural resource accounting. Journal of Yunnan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s Edition), 1997, 19(S1): 109-112. ] [本文引用:1]
[20] 吴新民, 潘根兴. 自然资源价值的形成与评价方法浅议[J]. 经济地理, 2003, 23(3): 323-326.
[WU X M, PAN G X. Discussion on the form and methods of the natural resource’s value. Economic Geography, 2003, 23(3): 323-326. ] [本文引用:1]
[21] 姜文来, 龚良发. 我国资源核算演变历程问题及展望[J].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 1999(4): 43-46.
[PAN W L, GONG L F. The evolution course problems and expectation on check and calcul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China. Territory and Natural Resources Study, 1999(4): 43-46. ] [本文引用:1]
[22] REES E W. Ecological footprints and appropriated carrying capacity: What urban economics leaves out[J].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1992, 4(2): 121-130. [本文引用:1]
[23] BORGSTROM G. The Hungry Planet: The Modern World at the Edge of Famine[M]. New York: Collier, 1965. [本文引用:1]
[24] CATTON W. Overshoot-the ecological basis of revolution change [M]. Athen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2. [本文引用:1]
[25] CATTON W. Carrying capacity and the limits to freedom[C]. Xl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New Delhi, 1986. [本文引用:1]
[26] OVERBY R. The urban economic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Improvement of human welfare by building and managing urban ecosystems[C]. The POLMET85 Urban Environmental Conference.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85. [本文引用:1]
[27] MACNEILL J, WINSEMIUS P, YAKUSHIJI T. Beyond Interdependence: The meshing of the World’s Economy and the Earth’s Ecology [M].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本文引用:1]
[28] WILLIAMSON A G.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J]. Ecological Economics, 1993, 7(1): 69-71. [本文引用:1]
[29] AYRES R U. Eco-Thermodynamics: Economics and the Second Law[J]. Ecological Economics, 1998, 26(2): 189-209. [本文引用:1]
[30] WACKERNAGEL M, REES E W. Our Ecological Footprint-Reducing Human Impact on Earth[M]. Gabriola Island : New Society Publishers, 1996. [本文引用:3]
[31] YORK R, ROSA E, DIETZ T. Footprints on the earth: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3, 68(2): 279-300. [本文引用:1]
[32] WACKERNAGEL M, SCHULZ N B, DEUMLING D, et al. Tracking the ecological overshoot of the human economy[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2, 99(4): 9266-9271. [本文引用:1]
[33] GALLI A, HALLE M, GRUNEWALD N. Physical limits to resource access and utilization and their economic implications in Mediterranean economie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icy, 2015, 51(8): 125-136. [本文引用:1]
[34] WACKERNAGEL M, ONISTO L, BELLO P, et al. Ecological Foot prints of Nations[C]. Commissioned by the Earth Council for the Rio+5 Forum.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Local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 Toronto, 1997. [本文引用:1]
[35] WACKERNAGEL M, ONISTO L, BELLO P. National natural capital accounting with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concept[J]. Ecological Economics, 1999, 29(3): 375-390. [本文引用:1]
[36] HABERL H, ERB K H, KRAUSMANN F. How to calculate and interpret ecological footprints for long periods of time: The case of Austria 1926-1995[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1, 38(1): 25-45. [本文引用:1]
[37] 谢高地, 鲁春霞, 成升魁, . 中国的生态空间占用研究[J]. 资源科学, 2001, 23(6): 20-23.
[XIE G D, LU C X, CHENG S K, et al. Evaluation of natural capital utilization with ecological footprint in China. Resources Science, 2001, 23(6): 20-23. ] [本文引用:1]
[38] 徐中民, 陈东景, 张志强, . 中国1999年的生态足迹分析[J]. 土壤学报, 2002, 39(3): 441-445.
[XU Z M, CHENG D J, ZHANG Z Q, et al.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on ecological footprints of China. Acta Pedologica Sinica, 2002, 39(3): 441-445. ] [本文引用:1]
[39] 徐中民, 张志强, 程国栋. 甘肃省1998年生态足迹计算与分析[J]. 地理学报, 2000, 55(5): 607-616.
[XU Z M, ZHANG Z Q, CHENG G D. The calculation and analysis of ecological footprints of Gansu Provinc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0, 55(5): 607-616. ] [本文引用:2]
[40] 张志强, 徐中民, 程国栋, . 中国西部12省 (区市) 的生态足迹[J]. 地理学报, 2001, 56(2): 599-609.
[ZHANG Z Q, XU Z M, CHENG G D, et al.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s of the 12 provinces of west China in 1999.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1, 56(2): 599-609. ] [本文引用:2]
[41] 张恒义, 刘卫东, 林育欣, . 基于改进生态足迹模型的浙江省域生态足迹分析[J]. 生态学报, 2009, 29(5): 2738-2747.
[ZHANG H Y, LIU W D, LIN Y X. A modified ecological footprint analysis to a sub-national area: The case study of Zhejiang Province.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09, 29(5): 2738-2747. ] [本文引用:3]
[42] FOLKE C, JANSSON A, LARSSON J, et al. Ecosystem appropriation by cities[J]. AMBIO, 1997, 26(3): 167-172. [本文引用:1]
[43] LI G J, WANG Q, GU X W, et al. Application of the componential method for ecological footprint calculation of a Chinese university campus[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08, 8(1): 75-78. [本文引用:2]
[44] COLLINS A, JONES C, MUNDAY M. Assessing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mega sporting events: Two options?[J]. Tourism Management, 2009, 30(6): 828-837. [本文引用:2]
[45] 肖建红, 于庆东, 刘康, . 海岛旅游地生态安全与可持续发展评估——以舟山群岛为例[J]. 地理学报, 2011, 66(6): 842-852.
[XIAO J H, YU Q D, LIU K, et al. Evaluation of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of island tourist destination and island touris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Zhoushan Island 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1, 66(6): 842-852. ] [本文引用:1]
[46] 贺成龙, 吴建华, 刘文莉. 成分法计算钢铁的生态足迹[J]. 环境科学学报, 2009, 29(12): 2651-2657.
[HE C L, WU J H, LIU W L. Calculating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of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with a component approach. 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 2009, 29(12): 2651-2657. ] [本文引用:1]
[47] MULIZ I, GALINDO A. Urban form and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of commuting, the case of Barcelona[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5, 55(4): 499-514. [本文引用:1]
[48] WACKERNAGEL M.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Appropriated Carrying Capacity: A Tool for Planning Toward Sustainability[D].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1994. [本文引用:2]
[49] 顾晓薇, 王青, 刘建兴, . 基于“国家公顷”计算城市生态足迹的新方法[J]. 东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5, 26(4): 295-298.
[GU X W, WANG Q, LIU J X, et al. New method of urban ecological footprint calculation based on: “National Hectare”. Journal of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05, 26(4): 295-298. ] [本文引用:3]
[50] 白钰. 基于生态足迹的天津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生态效用评价[J]. 经济地理, 2012, 32(10): 127-132.
[BAI Y. Assessment of eco-efficiency of Tianjin land use master plan based on ecological footprint model. Economic Geography, 2012, 32(10): 127-132. ] [本文引用:1]
[51] 刘某承, 李文华. 基于净初级生产力的中国生态足迹均衡因子测算[J]. 自然资源学报, 2009, 24(9): 1550-1559.
[LIU M C, LI W H. The calculation of China’s equivalence factor under ecological footprint mode based on net primary production.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09, 24(9): 1550-1559. ] [本文引用:1]
[52] 陈成忠, 林振山. 生态足迹模型的争论与发展[J]. 生态学报, 2008, 28(12): 6252-6263.
[CHEN C Z, LIN Z S. Debate and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model during the last 10 years.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08, 28(12): 6252-6263. ] [本文引用:3]
[53] 宋旭光. 生态占用测度问题研究[J]. 统计研究, 2003, 16(4): 86-88.
[SONG X G. Study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logical appropriation. Statistical Research, 2003, 16(4): 86-88. ] [本文引用:1]
[54] 黄林楠, 张伟新, 姜翠玲, . 水资源生态足迹计算方法[J]. 生态学报, 2008, 28(3): 1279-1286.
[HUANG L N, ZHANG W X, JIANG C L, et al. Ecological footprint method in water resources assessment.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08, 28(3): 1279-1286. ] [本文引用:3]
[55] 段锦, 康慕谊, 江源. 基于淡水资源账户和污染账户的生态足迹改进模型[J]. 自然资源学报, 2012, 27(6): 953-963.
[DUAN J, KANG M Y, JIANG Y. Improvement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model based on fresh water resource account and pollution accounts.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2, 27(6): 953-963. ] [本文引用:5]
[56] HOEKSTRA A Y. Human appropriation of natural capital: A comparison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water footprint analysis[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9, 68(7): 1963-1974. [本文引用:1]
[57] 谭秀娟, 郑钦玉. 我国水资源生态足迹分析与预测[J]. 生态学报, 2009, 29(7): 3559-3568.
[TAN X J, ZHENG Q Y. Dynamic analysis and forecast of water resources ecological footprint in China.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09, 29(7): 3559-3568. ] [本文引用:1]
[58] 吴志峰, 胡永红, 李定强, . 城市水生态足迹变化分析与模拟[J]. 资源科学, 2006, 28(5): 152-156.
[WU Z F, HU Y H, LI D Q, et al. Analyzing and modeling temporal variation of water ecological footprint in Guangzhou City of China. Resources Science, 2006, 28(5): 152-156. ] [本文引用:1]
[59] 白钰, 曾辉, 魏建兵, . 基于环境污染账户核算的生态足迹模型优化——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J]. 应用生态学报, 2008, 19(8): 1789-1796.
[BAI Y, ZENG H, WEI J B, et al. Optimization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model based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ccounts: A case study in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 2008, 19(8): 1789-1796. ] [本文引用:1]
[60] 焦雯珺, 闵庆文, 成升魁, . 基于污染足迹模型的太湖流域水环境演变的人文驱动力评估——以江苏省常州市为例[J]. 资源科学, 2011, 33(2): 223-229.
[JIAO W J, MIN Q W, CHENG S K, et al. An assessment of human-induced drivers of water environment changes in the Taihu Lake Basin based on a pollution footprint model: A case study of Changzhou City, Jiangsu Province. Resources Science, 2011, 33(2): 223-229. ] [本文引用:1]
[61] 闵庆文, 焦雯珺, 成升魁. 污染足迹: 一种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足迹[J]. 资源科学, 2011, 33(2): 195-200.
[MIN Q W, JIAO W J, CHENG S K. Pollution footprint: A type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based on ecosystem services. Resources Science, 2011, 33(2): 195-200. ] [本文引用:1]
[62] 许月卿. 基于生态足迹的北京市土地生态承载力评价[J]. 资源科学, 2007, 29(5): 37-42.
[XU Y Q. Evaluation of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based on ecological footprint model in Beijing. Resources Science, 2007, 29(5): 37-42. ] [本文引用:1]
[63] 孙中锋, 吴晨, 周文静. 基于生态足迹法的生态适度人口研究——以皖江城市带为例[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3(12): 1193-1197.
[SUN Z F, WU C, ZHOU W J. Research on the eco-optimum population based on ecological footprint: Taking the city-cluster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in Anhui for example. 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4, 13(12): 1193-1197. ] [本文引用:1]
[64] 赵志强, 李双成, 高阳. 基于能值改进的开放系统生态足迹模型及其应用——以深圳市为例[J]. 生态学报, 2008, 28(5): 2220-2231.
[ZHAO Z Q, LI S C, GAO Y. Energy-based modification for ecological footprint accounting and application to open eco-economic system: A case study of Shenzhen City.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08, 28(5): 2220-2231. ] [本文引用:1]
[65] 彭建, 吴健生, 蒋依依, . 生态足迹分析应用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生态评估的缺陷[J]. 生态学报, 2006, 26(8): 2716-2722.
[PENG J, WU J S, JIANG Y Y, et al. Shortcomings of applying ecological footprints to the ecological assessment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06, 26(8): 2716-2722. ] [本文引用:1]
[66] 刘宇辉, 彭希哲. 中国历年生态足迹计算与发展可持续性评估[J]. 生态学报, 2004, 24(10): 2257-2262.
[LIU Y H, PENG X Z. Time series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in China between 1962-2001: Calculation and assessment of development sustainability.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04, 24(10): 2257-2262. ] [本文引用:1]
[67] 刘宇辉. 中国1961—2001 年人地协调度演变分析——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研究[J]. 经济地理, 2005, 25(2): 219-235.
[LIU Y H. The analysis of China’s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fluctuations between 1961-2001: Study based on the EF (Ecological Footprint) model. Economic Geography, 2005, 25(2): 219-235. ] [本文引用:1]
[68] 刘建兴, 王青, 孙鹏, . 中国1990-2004年生态足迹动态变化效应的分解分析[J]. 自然资源学报, 2008, 23(1): 61-68.
[LIU J X, WANG Q, SUN P, et al. Decomposition effect on China’s annual ecological footprints variation from 1990 to 2004.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08, 23(1): 61-68. ] [本文引用:1]
[69] DALY H E, FARLEY J. Ecological Economics: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M]. Washington D C: Island Press, 2004. [本文引用:1]
[70] 徐中民, 程国栋, 张志强. 生态足迹方法的理论解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6, 16(6): 69-78.
[XU Z M, CHENG G D, ZHANG Z Q. A resolution to the conception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6, 16(6): 69-78. ] [本文引用:1]
[71] 钟方雷, 徐中民, 张志强. 生态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差异辨析[J]. 地球科学进展, 2008, 23(4): 401-407.
[ZHONG F L, XU Z M, ZHANG Z Q. Identifying key differences between ecological economics and conventional economics. 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 2008, 23(4): 401-407. ] [本文引用:1]
[72] 方恺, 高凯, 李焕承. 基于三维生态足迹模型优化的自然资本利用国际比较[J]. 地理研究, 2013, 31(12): 1700-1707.
[FANG K, GAO K, LI C H.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natural capital use: A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ptimization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3, 31(12): 1700-1707. ] [本文引用:1]
[73] 方恺, REINOUT H. 自然资本核算的生态足迹三维模型研究进展[J]. 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12): 1700-1707.
[FANG K, REINOUT H. A review on three-dimensional ecological footprint model for natural capital accounting.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2, 31(12): 1700-1707. ] [本文引用:1]
[74] NICCOLUCCI V, BASTIANONI S, TIEZZI E B P, et al. How deep is the footprint? A 3D representation[J]. Ecological Modelling, 2009, 220(20): 2819-2823. [本文引用:1]
[75] NICCOLUCCI V, GALLI A, REED A, et al. Towards a 3D national ecological footprint geography[J]. Ecological Modelling, 2011, 222(16): 2939-2944. [本文引用:2]
[76] 方恺, 李焕承. 基于生态足迹深度和广度的中国自然资本利用省际格局[J]. 自然资源学报, 2012, 27(12): 1995-2005.
[FANG K, LI C H. Provincial pattern of China’s natural capital use: A mod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depth and siz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2, 27(12): 1995-2005. ] [本文引用:1]
[77] 方恺. 生态足迹深度和广度: 构建三维模型的新指标[J]. 生态学报, 2013, 33(1): 267-274.
[FANG K. Ecological footprint depth and size: new indicators for a 3D model.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3, 33(1): 267-274. ] [本文引用:1]
[78] 周涛, 王云鹏, 龚健周, . 生态足迹的模型修正与方法改进[J]. 生态学报, 2015, 35(14): 4592-4602.
[ZHOU T, WANG Y P, GONG J Z, et al. Ecological footprint model modification and method improvement.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5, 35(14): 4592-4602. ] [本文引用:1]
[79] 方恺. 基于改进生态足迹三维模型的自然资本利用特征分析——选取11个国家为数据源[J]. 生态学报, 2015, 35(11): 3766-3777.
[FANG K. Assessing the natural capital use of eleven nations: An application of a revised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5, 35(11): 3766-3777. ] [本文引用:1]
[80] TURNER K, LENZEN M, WEIDMAN T, et al. Examining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regional consumption activities-parts 1: A technical note on combining input-output and ecological footprint analysis[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7, 62(1): 37-44. [本文引用:1]
[81] WEIDMAN T, LENZEN M, TURNER K, et al. Examining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regional consumption activities—Parts 2: Review of input-output models for the assessment of environmental impacts embodied in trade[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7, 61(1): 15-26. [本文引用:1]
[82] 向书坚, 柴士改. 生态足迹若干不足、修正与完善以及应用拓展[J]. 资源科学, 2013, 35(5): 1051-1058.
[XIANG S J, CHAI S G. Deficiencies and improvements to ecological footprint theory and practice. Resources Science, 2013, 35(5): 1051-1058. ] [本文引用:3]
[83] 龙爱华, 张志强, 苏志勇. 生态足迹评介及国际研究前沿[J]. 地球科学进展, 2004, 19(6): 971-980.
[LONG A H, ZHANG Z Q, SU Z Y. Review of progress in research on ecological footprint. Advances in Earth Science, 2004, 19(6): 971-980. ] [本文引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