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经济发展条件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不断进行调整与转换。基 于“技术—组织—区域”三位一体理论,分析科技创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作用和机制,并运用Malmquist指数,研究科技创新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中的作用。研究表明：①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依赖于技术、组织、区域的共同演化。② 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具有积极作用,表现为推动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和经济结构转型两方面,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总体上向创新驱动型转变。③ 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作用具有不确定性,地方的环境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创新策略与转型路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区域其科技创新重点也不同。中西部地区经济较落后,依靠技术引进、加强创新合作等外生力量是其最优选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应重视知识创新与积累,寻求原创性技术创新,增强内生创新能力。
中部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相对滞后区。但随着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实施,近年来其贸易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在全国的贸易地位逐渐提升,并成为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重要的外贸增长点。基于大量数据分析,采用贸易结合度、显性比较优势、出口相似度、模块度等方法,从空间格局和商品结构两个维度,深入刻画中部地区贸易发展格局并分析其成因。结果发现：① 中部地区贸易发展中心逐渐向北转移,形成以河南为核心的外贸格局;地级市层面呈现以省会城市向周边辐射扩散的外贸格局;② 中部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为美国、日本等传统贸易大国和澳大利亚等资源型出口国,而相互依存度较高的贸易伙伴主要是东南亚国家和非洲部分经济欠发达国家,二者存在明显空间错位;③ 中部地区外贸商品结构相对较优但各省相似程度较高,出口以电机设备、机械器具类商品为主,进口以矿砂及矿渣、电机设备类商品为主。
油气资源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资源的分布格局,并采用保障度、依赖度、相互依赖度等指标,对2000年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油气合作中的相互依赖关系进行解析。研究发现：沿线国家的油气资源在空间上形成了以俄罗斯和中东为双中心的分布格局,区域上主要集中在西亚、北非19国和蒙俄地区,国别上的前三位分别是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和伊朗、俄罗斯、卡塔尔;石油合作中,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对中国的保障度较高,而蒙古、阿曼、也门则极度依赖于中国,除沙特阿拉伯与俄罗斯外,其他国家均处于相对被动地位;天然气合作中,土库曼斯坦在对中国高保障度的同时也极度依赖于中国,而除卡塔尔与俄罗斯外,其他国家均处于相对被动地位。由此,中国应采取差异化策略、借力亚投行平台、加强与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打造油气合作共同体等方式以促进沿线油气合作。
为了分析中国大陆交通网络发展的通达性,诊断其特征与存在问题,为优化路网规划提供支持,将中国大陆铁路、公路网络作为研究对象,以2007年、2016年和2030年为时间节点,将空间句法模型进行扩展以实现其在宏观尺度的应用,分析研究区通达性演化。首先对交通网络分类,对上述时间节点构建空间句法模型;其次采用通达度衡量轴线通达性水平并分析其变化。研究发现：① 通达性中心大致位于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成渝都市圈为顶点的三角形区域内;② 由上述顶点和珠三角城市群构成的“十”字型交通网络结构特征正在形成,通达性较好的轴线应逐步实现线状、面状分布;③ 提升交通网络通达性中心区位应在于强化上述顶点构成的“钻石型”交通网络结构。
从流动性视角出发,选取骑行入藏的旅游者为样本,采用观察法和半结构式访谈法对其旅游体验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骑行入藏者的旅游体验由行为情境、氛围情境和情感情境三维结构组成,具体包括骑行活动、景物观赏、社会交往等行为情境;宗教文化、民俗民风、在路上等氛围情境;震撼与恐惧、感动与反思、自由与愉悦等情感情境。以此为基础建构了旅游者流动性体验的行为—氛围—情感体验模型,并认为骑行者以自我踩踏为动力,以慢速全景式亲近环境,通过与周边的人、景、物的互动,加强了与当地的联系和自我的社会认同,旅游的“地方”已经不再是传统的“点”或者“面”,而是沿途“一线”的行为与氛围互动的情感载体,情感体验与流动过程紧密相关。因此在流动性旅游产品开发中,要特别注重情感氛围营造。
近年来,随着生态旅游的迅速发展,生态旅游目的地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严重阻碍了生态旅游目的地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从认知角度出发,实证分析旅游者环境知识、感知价值、感知消费效力及环境态度四个解释变量在旅游者环境友好行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构建结构方程模型。以湖南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旅游者为调查对象,获取一手数据,借助于SPSS 22.0、AMOS 21.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环境知识在环境友好行为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环境友好行为的总效应最大,标准化总影响系数达到了0.576;② 环境知识是感知价值、感知消费效力及环境态度的重要前因变量,对三个因变量的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479、0.484、0.436;③ 环境态度是环境友好行为重要的直接预测指标,在环境友好行为的三个直接影响变量中,环境态度对环境友好行为（0.370）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感知价值（0.258）,感知消费效力（0.158）对环境友好行为的影响程度最小。研究结果为生态旅游地游客环境友好行为的激发及培育提供理论支撑。
借鉴多维贫困理论,采取因子分析方法,构建了基于贫困居民视角的旅游扶贫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模型,以贵州郎德镇为例,对贫困居民旅游扶贫满意度进行定量评价。研究发现：① 贫困居民旅游扶贫满意度的评价指标包括经济条件、生活水平、社会和谐、医疗健康、公共设施、教育条件、生态文化,以及扶贫参与及收益等8个方面;② 贫困居民旅游扶贫满意度模糊综合评价结果表明,郎德镇旅游扶贫的满意度水平处于“一般”到“满意”之间;③ 贫困居民旅游扶贫满意度的重要性—绩效评价揭示了郎德镇贫困居民比较重视,但同时也是旅游扶贫工作中比较薄弱的地方,为郎德镇提升贫困居民旅游扶贫满意度提供依据。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因此农民城镇化意愿备受关注。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的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层次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了农民进城定居意愿和对不同等级城镇的选择偏好,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民进城定居意愿较弱,且大多倾向于在县城或小城镇而非地级及以上城市定居。农民的进城意愿和城市偏好存在着显著的地理空间异质性。来自于同一村庄的农民,其进城意愿和对不同等级城镇的偏好具有较多的相似性。影响农民进城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个体人力资本禀赋、家庭人口结构、物质资本存量、城乡联系以及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区位是农民选择到小城镇而非地级及以上城市定居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促进县域城镇化发展,提高农民人力资本和家庭收入,是实现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的有效途径。
采用浦口区跨江择居居民的居住满意度问卷调查的数据,利用SPSS和AMOS分析平台,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南京市跨江择居居民居住满意度水平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结果表明：居民跨江择居的总体满意度较高。不同属性居民之间有一定差异,年龄较小或较大、收入水平一般、工作比较稳定、家庭结构简单等人群满意度较高;家庭人口数量多、收入较高、工作稳定性差等人群满意度相对较低;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群居住满意度差异较小。跨江择居居住满意度受诸多因素影响,其中,住房质量和自然环境是影响居民居住满意度的最主要因素,而跨江交通可达性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因此,加强跨江交通建设,提高跨江交通通达性尤为重要。研究旨在厘清城市居民跨江择居的影响因素,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居民跨江择居提供参考,对加快城市跨江拓展进程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虽然客家聚落产生的历史较短,但早已成为当今岭南最重要的聚落类型之一。以广州增城客家聚落为研究对象,采用条件logit、历史文献分析、实地调研等方法,探究客家聚落演进过程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客家常选择血缘、地缘、族群关系相近的区域形成和发展聚落。早期客家聚落较多远离水源丰富、土地肥沃和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区;客家聚落经历了雏形期、形成期、稳定发展期和兴盛期四个演进阶段;播迁、裂变和替换不断推动客家聚落在广府地区持续扩展。其中替换广府形成聚落是客家聚落演进的高级形式,表明客家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并实现了客家聚落由较贫瘠的低山丘陵向资源条件较好的盆地及河谷中心地区的拓展。
构建了适用于村域尺度的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在ESDA空间探测架构下分析了2005-2015年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分异及演化的特征,并结合村庄发展模式,归纳出乡村性分异及演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与宏观尺度的研究相比,微观尺度的研究可以发现区域内部乡村性的空间分异性。① 研究区域整体乡村性呈减弱态势,但其内部村庄之间乡村性差异却在不断加强。② 乡村性空间分布呈现较强的正空间自相关性,集聚态势总体不断增强,并且呈现出边缘强、中间弱的分布格局。③ 乡村性热点区和冷点区分布的集聚态势都在增强,冷点区形成了“点—轴”分布态势,并且沿轴向扩散趋势显著。④ 城市发展的带动、经济转型的影响、区位交通的影响、历史锁定效应以及经济能人的带动作用对乡村性时空分异及演化影响显著。
创新对邻近性的高度依赖使得创新活动在城市层面最为活跃和丰富,但由于城市内部创新数据的缺乏,大多数的创新研究都停留在国家和区域尺度,而城市内部创新活动研究一直难以获取。利用北京市乡镇街道层面的专利数据,深入分析了城市内部创新集聚的空间特征、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 北京市的创新活动高度集聚并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在市域内形成了中关村—上地、望京、CBD、金融街、亦庄经济技术开区、丰台科技城6个创新集群。② 城市内部创新集聚的空间分布主要受创新投入和创新环境两类因素的影响。企业、大学与研究机构的研发投入是影响本地创新产出的重要因素,地区的科技服务水平、产业多样化程度、制造业基础、大公司比例等创新环境因素也对本地的创新集聚有重要影响。③ 创新投入和创新环境对创新集聚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企业、大学与研究机构的研发投入、地区科技服务业水平和产业多样化水平的提高都会促进周边地区的创新产出。其中,企业研发投入和地区产业多样性水平比大学和研究机构研发投入、地区科技服务业的空间溢出范围更大。
羽柱针茅（Stipa basiplumosa）草原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群落类型,在羌塘高原中、北部有较为广泛的分布。利用2012-2015年的植被调查数据及已有的文献资料,对羽柱针茅草原的生态地理分布、群落特征和分类做了全面分析。结果表明：羽柱针茅草原分布在阿里地区、那曲地区和日喀则地区,占据海拔4350~5200 m的湖盆外缘和洪积扇中部,分布区干旱、寒冷。群落低矮、物种贫乏、植物稀疏、生物量低。物种组成简单,以菊科、禾本科、豆科、莎草科等为主;生活型以地面芽植物和一年生植物居多;水分生态类型以旱生成分占绝对优势;区系地理成分以青藏高原成分和中亚—亚洲中部成分为多。羽柱针茅草原群系可划分为7个群丛组、20个群丛。
高寒荒漠是青藏高原西北部及其周边高地特有的一种荒漠类型,其中,垫状驼绒藜（Ceratoides compacta）高寒荒漠分布范围最广、最为典型。在对其分布区进行数次植被考察的基础上,系统分析垫状驼绒藜高寒荒漠的生态地理特征,包括其分布、群落特征及环境特点。结果表明：垫状驼绒藜高寒荒漠的分布既有高原地带性的特征,又受到局部地形、土壤水分及化学性质的强烈影响而表现出一定隐域性的特点;垫状驼绒藜高寒荒漠群落盖度稀疏且变化较大,植物种类贫乏,菊科、禾本科、十字花科、豆科、藜科植物在其物种组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属的分布区类型多为北温带分布;寒、旱、盐碱、贫瘠是垫状驼绒藜高寒荒漠的四大环境特点,其中干旱既有气候性的干旱,又有生理性的干旱。
以中国H市DP半岛为例,分析城市入室盗窃犯罪的多尺度时空格局特征与成因,以探索推进区域内犯罪者画像研究。基于标准化犯罪强度指数和核密度估计的分析表明,DP半岛在中部和西部具有两个相对稳定的犯罪热点;但在年内月尺度上,年末犯罪高发并向交通可达性较好的商品房社区集聚;月内日尺度上,犯罪热点呈现出“振荡式”空间转移;日内时尺度上,犯罪热点沿道路进行空间转移,夜间覆盖范围最广。基于时空格局成因理论和实地调研资料的分析表明,DP半岛内以“理智型”入室盗窃者为主,主体与环境因素在不同时空区位上的耦合差异导致了犯罪空间格局的演变。总体来看,基于案件数据的多尺度犯罪时空格局研究,能够揭示特定区域内犯罪者的行为特征。
基于社会解组理论,以广州118个街道为基本评价单元,在外来人口、性别与年龄、收入、失业、教育、婚姻、职业、住房等8类社会因子中选取相应指标,构建侵财犯罪风险和暴力犯罪风险的综合评价体系;利用信息熵方法评价各街道的犯罪风险得分;通过GDI指数测度各圈层地域内部犯罪风险的异质性;以此为基础,基于空间自相关方法探索其犯罪风险热点区,总结其空间模式。结果表明：① 广州居住地犯罪风险的空间分异显著,旧城犯罪风险最高,核心区犯罪风险最低。两种类型的犯罪风险格局各异,且圈层内部的异质性各有不同。② 广州居住地犯罪风险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集聚特征,犯罪风险热点区位于旧城区。③ 广州居住地侵财犯罪风险由中心到外围呈“U”型分布规律,暴力犯罪风险由中心到外围呈现高低交错的“波浪式”分布规律,两种类型的犯罪风险都具有“圈层+扇形”的空间分异模式。
入室盗窃影响人们的居家安全,已逐渐受到国内学者关注,但能结合中国国情,细化探讨人口特征及住房特征对入室盗窃影响的研究尚未多见。以东南沿海大城市ZG市226个派出所为例,采用2014年入室盗窃警情数据、人口普查数据及路网数据,重点从理性选择理论中的潜在收益和风险两大维度探讨人口特征及住房特征等社区环境对入室盗窃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特征方面,高学历知识分子因子对入室盗窃率起显著的负向作用,而青壮年外来务工人员因子对入室盗窃率呈现显著的正向作用;住房特征方面,普通商品房容易吸引犯罪者,成为作案目标,而原公有住房因子则能降低入室盗窃发生的风险。分析结果表明,不同住房类型所呈现的风险收益比影响入室盗窃的空间分布;入室盗窃犯罪分子对作案目标的理性选择倾向于遵循“安全第一、收益第二”的原则。研究结论可为犯罪防控和警务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
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日益严重的城市犯罪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安定与繁荣,深入研究城市犯罪的空间影响因素对于未来城市安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H市DP半岛上2006-2011年发生的373起街头抢劫案件为研究对象,通过将研究区域网格划分为233个样本单元,以核密度处理方式将原始案件点转化为每个格网单元的犯罪强度（密度）作为因变量,结合“日常活动理论”与“理性选择理论”选取微观空间因素作为自变量,最终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微观空间因素对街头抢劫案件发生强度的空间异质性现象。研究表明：公交站点个数变量、交叉口个数变量、土地利用混合程度变量与最近出岛口距离变量,对街头抢劫发生的影响程度存在空间异质性现象,尤其是公交站点个数变量在GWR模型中表现出随空间位置的不同呈现显著的正负两种影响效果。警务部门可以参照该结果针对不同局部区域的高影响微观空间因素进行重点防控,提高警务效率,从而更有效地防范和抑制街头抢劫犯罪的发生。
拐卖儿童犯罪对社会和家庭产生重要影响,成为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焦点。目前相关实证研究较少,整体认识不足。基于公益平台的成功案例库,借助数理统计与空间分析方法,从犯罪地理学的视角管窥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时空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被拐年龄与性别关系密切,易拐儿童低龄化,被拐几率与找回几率随年龄波动明显;拐出地与拐入地均乡村多于城镇,拐卖迁移主要发生在乡—乡之间;被拐人数年变化呈现“倒勺状”,可分为四个阶段;年内变化受气温及空气质量影响,也与人口迁移流动频率和范围等有关;平均被拐时长为21.82年,年龄与被拐时长之间存在微弱的负相关;识别了拐出拐入的主体省（市）域及其路径组对,揭示了拐卖的“回流”与地理邻近效应;地区间各要素的“梯度”差异有利于“推—拉”作用产生拐卖迁移。同时,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提出防控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