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实践行动,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基于自身发展经验和价值理念的解决方案。分析基于民族国家的全球治理出现失灵的内在逻辑,归纳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具有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文化、发展和地理等基础性优势,以及作为全球治理新方案的“一带一路”与传统模式的区别。研究指出,“一带一路”是基于中国理念和情怀的全球治理新实践,是中国主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探索,其“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在指导理念上,“一带一路”倡导国家平等协商,主张摈弃实力定义一切的西方政治哲学;在道路实践上,“一带一路”坚持从排他封闭走向包容开放,强调各国间的合作共赢;在价值目标上,“一带一路”倡导从国家主义转向世界主义,强调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基于降水、土壤、遥感与农户调研数据,利用遥感解译、面积加权重心、景观格局等方法,探讨科尔沁左翼后旗的土地利用/覆被格局及其变化。研究表明：土地利用/覆被空间分异明显,草地是最适宜的土地利用/覆被类型。相对优质的土壤被优先用于农牧业,符合当地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但47.70%的风沙土耕地说明土地已被过度开发利用为耕地。科尔沁左翼后旗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剧烈,且以耕地与林地、草地的转换为主,阻止其转换是生态恢复的关键;变化耕地的土壤类型以风沙土和草甸土为主,风沙土变化耕地应当逐步退耕,草甸土变化耕地应注意地力的保持。基于研究结果,提出“退耕还林还草”在北方农牧交错区的实施应综合考虑对种植业与畜牧业的影响。
利用比值阈值法解译2000-2015年东居延海Landsat影像,获取逐月湿地、挺水植物及裸水水域面积,分析生态输水以来东居延海湿地恢复进程。研究表明：① 2002年生态输水进入干涸的东居延海,之后湿地面积迅速扩大,2015年湿地面积达54 km2,较2002年扩大了近1倍;2009年前湿地面积快速增长,湿地组成以水体为主（占比>94%）;2010年后湿地面积增速减缓,变化稳定,维持在55 km2左右,挺水植物面积已达9 km2（占比>15%）。② 湿地面积年内变化呈明显季节性特征,2002-2003年湿地季节性有水;2004年以后湿地常年有水,10-11月湿地面积最大,7-8月湿地面积最小而挺水植物面积最大。③ 东居延海湿地面积及其变化特征与入湖水量和时间密切相关,适宜的生态输水调度是东居延海湿地健康的重要保障。
基于WRF模式,采用1980年和2000年的土地利用/覆盖数据分别进行了连续21年的模拟试验（EXP1980和EXP2000）,进而分析了中国东部LUCC对夏季降水影响的不稳定性及其与大尺度气候背景的关系。结果发现：① 中国东部以农—林（草）转换为主要特征的LUCC对夏季降水的影响因年份而异,在1981年、1984年、1986年、1988年、1989年和1996年（LR年）,EXP1980比EXP2000中国东部降水偏多,在1992年、1993年、1994年、1995年、1997年和1999年（MR年）,EXP2000比EXP1980中国东部降水偏多;② LR年与MR年的气候背景显著不同,MR年相比LR年位势高度场呈“西高东低”,降水场呈“南多北少”的格局,并且该特征得到了NCEP2再分析数据的印证。这意味着20世纪80-90年代南方降水增加可能部分由LUCC所致,北方降水减少则因LUCC而弱化。
结合MOD16蒸散产品和气象站实测数据,分析2000-2014年新疆地表ET与PET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变化趋势,进一步揭示ET与PET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① MOD16-ET产品在新疆地区的精度（R2=0.83）总体上满足要求,可用于地表ET的时空分布特征研究;② 新疆多年平均ET与PET分别为364.29 mm和1584.06 mm;年内分布处于先增大后减少的单峰型变化趋势,夏季ET与PET差距最大,此时研究区最干旱、缺水;③ 新疆年平均ET与年平均PET的空间分布体现出北疆大于南疆、西部大于东部的分布特征,但年平均ET与年平均PET的空间分布状况正好相反。阿尔泰山一带、伊犁河谷西部以及天山西段水分充足,准噶尔盆地南部和北部、东疆、南疆塔里木盆地外缘干旱缺水;④ 2000-2014年,新疆ET总体上处于减少趋势,PET处于增加趋势,说明新疆近15年内干旱加重。
对健康影响因素的干预是将“健康中国”战略落实到实处的重点,而深入探究健康的影响因子是实施有效干预的前提。结合中国当前工业化、环境退化及收入差距扩大化的背景,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数据,采用多层次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从个体、社区及省级三个层次,深入解析社会经济及环境因子对较低、中等及较高收入群体自评健康状况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个体与地方特征对自评健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个体特征的解释力最强,省级因子解释力最弱。② 社会经济因子对健康的作用在不同收入群体间差异很大。通常被认为是有益于健康的因子如收入、教育水平、政府服务等仅对中低等收入群体有显著作用。③ 环境因子与健康呈正相关性,且此相关性对较高收入群体最强。④ 环境污染可以抵消一部分社会经济发展的健康促进作用。⑤ 除了不平等的社会经济条件,环境不公正是导致健康不公平的另一重要原因。
利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NDDF）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揭示城市产业结构变迁与土地利用效率的交互影响,为新常态下产业转型与土地利用管理改革提供政策依据。研究表明：①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改进呈现点状向面状、带状拓展的趋势,并与产业结构变迁保持一定的空间耦合性。② 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水平呈自东向西的阶梯式分布和动态转移特征。③ 从GMM估计结果来看,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滞后3期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滞后1期和2期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也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从脉冲效应结果来看,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冲击对土地利用效率均产生影响,但作用机制和效果截然相反。研究得出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土地利用效率改进存在动态依赖性;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产业结构实现高级化的重要基础。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土地利用效率表现为互惠互利的“双赢”效应。土地利用效率提升对产业结构实现合理化和高级化均存在“倒逼效应”,但当前阶段仅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效应显著。
资本是旅游生产、经营和消费的核心要素,其规模、结构与布局直接决定了区域旅游发展的质量、效益和方向。文化旅游作为资本依赖较高的休闲活动,把握其资本结构特征和空间流动是实现区域文化旅游资本优化配置、经营效率提升和空间有序扩展的前提和基础。基于此,研究借助图形分析、计量统计和可视化方法,对中国311家主题公园样本投资数据从时间、空间,规模、类型,模式、结构等视角进行分析,得到：中国省域文化旅游投资增长呈现由“规模小、增长慢、波动小”向“规模大、增长快、波动强”转变的特征;在社会经济主导和门槛游客量规定下,中国文化旅游资本呈现“质小量大”的规模结构,而省域间差异化类型结构中省域内部资本、省域外部资本和外商国际资本的6
网络范式的兴起引起了经济地理学者对于同网络结构相关的知识流动和创新产出的关注。基于“网络资本”视角,以国家知识产权局2014年中国292个地级以上城市间合作发明专利信息为原始数据,借助Ucinet、ArcGIS、SPSS等分析工具,刻画中国城市创新网络结构,间接测度创新网络资本,评价城市创新能力,进而对网络资本与城市创新关系进行探讨。研究表明：① 城市创新网络具有小世界特征和择优连接性,培育网络中心城市和创新城市群有益于优化创新网络结构,增加网络资本;② 城市创新网络空间格局呈现京津、宁沪、广深、成都等核心节点构成的菱形结构,城市创新能力空间格局与“结构性网络资本”空间分布较为一致;③ 网络资本与城市创新在0.0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据此认为,网络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网络结构资本影响城市创新能力。研究结论可为创新型城市建设和跨区域创新网络构建提供一定的参考。
绿色发展日益重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绿色发展确立为“十三五”时期的一项重要发展理念,而作为中国发展核心区域的城市群必然对绿色发展的推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中国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构建绿色发展综合评价体系,采用投影寻踪模型、Pearson相关、变异系数、Theil指数等方法,综合分析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时空特征及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2005年以来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波动上升,且呈一定的层级格局;城市群绿色发展差异显著,分为：高度推进区、快速推进区、稳步推进区、初步推进区、初始起步区5类。② 经济发展要素为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主导支撑、社会进步要素次之,生态文明要素逐步加快;不同层级城市群不同阶段主导要素演化不同;同一层级内差异同样显著。③ 不同层级城市群中心城市与城市群绿色发展等级匹配存在异质性,需区别对待。④ 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差异呈一定发散趋势,层级间差异成为绿色发展差异的最主要原因。⑤ 最后,提出全面提升中国城市群绿色发展水平的建议：加强城市群交流与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加大环境政策的创新以及推行力度。
总结城市人居环境的发展规律,探讨城市人居环境的时空分异与机制。运用熵权法测算人居环境质量,以辽宁省14市为例,研究2005-2014年其人居环境的时间过程、空间格局、系统属性以及驱动机理。结果显示：① 时间分异特征。辽宁省10年间人居环境质量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表现为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和离散程度特征;辽宁省人居环境大致分为以沈阳和大连为主的人居环境核心区,以盘锦和鞍山为代表的人居环境过渡区,以及阜新和朝阳为代表的人居环境起步区。② 空间分异特征。10年间辽宁省城市人居环境呈现出“屋脊”式空间结构特征,具体表现为中部向两侧逐步递减的空间结构特征,在中部“屋脊”的南北两侧呈现出大连和沈阳两个高点;而且呈现出“双核”“三元”式空间分异。③ 系统分异。10年间辽宁省城市人居环境有明显的系统分异;系统时间分异,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系统区域分异,支撑系统、社会系统区域之间的分异较为明显,居住系统、人口系统区域之间的分异较小,环境系统区域之间的分异最小。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供给侧与需求侧要素以及人居环境的主体“人”是城市人居环境时空分异、系统分异的形成机理。
“流”空间成为大数据时代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基于东北地区2005年、2010年及2015年铁路客运班列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总体规模、网络密度、城市中心性、凝聚子群等方面对东北地区城市网络结构演变进行分析,并对其空间组织模式选择进行相关探讨。结果表明：① 铁路客运联系经历了普列主导、高铁萌芽及高铁繁荣等三个阶段,始发列车视角下城市等级体系的初级首位型分布特征明显、“一轴双核”地位相对稳固;② 区域城市网络密度虽得到一定提升但仍处于较弱连接状态、演变进程中出现“马太效应”,辽吉省际联系紧密、黑蒙（东）边缘化倾向明显;③ 城市程度中心度出现两极分化现象、高值区地域集聚特征显著,核心城市效应由极化向扩散转变、大连网络核心地位逐步确立;中介中心度高值区总体出现跃迁现象,其中哈尔滨中介效应稳固、部分核心城市的空间遮蔽范围持续缩小;④ 东北地区城市网络小团体现象明显,区域整合进程下的“四片区”格局逐步稳固,哈大轴线子群成为网络联系的核心组团;⑤ 基于城市个体特征及网络整体结构分析,提出东北地区的“圈层推进—轴辐拓展—组团分区”的空间组织模式。
综合采用多中心评价模型分析法、核密度估计法,从路网中心性角度解析北京城市中心区不同城市功能用地空间分布及交通导向特征。研究发现：全局临近中心性呈现单中心模式,全局介数中心性与直达中心性则具备多中心特征,且直达中心性的多中心特征更明显。全局路网中心性与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以及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相关性显著较强,与其他用地及土地利用混合度相关性较弱。受竞租机制与居民住房选择的影响,居住用地相关性明显高于其他两种用地类型,表现出更强的交通导向性,这与欧美城市用地特征明显不同。在居民交通出行习惯影响下,居住用地与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的直达中心性强于临近中心性强于介数中心性,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与全局介数中心性的相关程度最大。道路中心性指数可以揭示不同城市功能用地空间分布特征,可为城市土地、交通规划提供科学参考。
基于现有城市内部地域结构模型及建设用地扩展模式,提出侧重各方向上建设用地扩展的“城市年轮”模型。构建的“城市年轮”模型由城市重心、扩展方向、年轮单元弧、年轮形态等构成。中国城市扩展过程受五年计划（规划）影响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以沈阳市为研究区,选取1985-2015年七期五年计划（规划）期末年份的Landsat遥感影像,运用“城市年轮”模型,结合城市重心坐标、扩展强度、紧凑度、分形维数对沈阳市建设用地扩展的时空特征、形态特征、扩展模式和机理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沈阳市建设用地扩展时空分异明显;城市重心整体上向西南方向迁移;城市扩展模式由圈层状转换为沿高速道路放射状、再转换为新城组团式扩展;研究期末城市紧凑度很低,分形维数值很高,表明城市空间形态复杂。自然因素、政策因素、经济因素及交通因素是导致沈阳城市扩展的主要因素。
商业活动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核心,其空间形态与发展规律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以哈尔滨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区域,利用2012年、2014年、2016年的城市商业设施兴趣点（POI）数据,采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核密度分析、平均最邻近距离等方法,探究哈尔滨市商业中心时空演变规律与空间集聚特征。研究表明：① 各类商业设施数量均有增加;中心城区商业设施向外扩散,且发展速度不均衡。② 整体上,商业设施集聚程度不断增加,向城市外围蔓延;商业中心高密度区呈“面域+极核”发展,数量不断变化;商业设施的范围呈放射型面状扩张。③ 哈尔滨市中心城区商业布局呈“圈层+组团”的空间集聚状态,商业布局总体上是以中央大街商圈为中心向外扩张的;各类商业设施的集聚程度有明显变化。
中国特有的土地财政制度激励着地方政府不断扩大城市建设用地。为了对城市的土地使用效率进行衡量与比较,在内生方向距离函数模型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测度效率的模型,对中国283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土地使用情况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土地使用效率在不同规模城市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大城市的土地效率显著高于中小城市。进一步meta-frontier分析显示,不同规模城市的土地使用效率差别主要来源于自身技术效率差异,而非城市运作环境的差异。基于上述发现,提出若干关于提升中国城市土地使用效率的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