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人口流动已经从乡—城单向迁移主导阶段进入到城乡双向互动演化时代,推动城乡人口逆流优化配置与包容性治理体系建设已成为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战略枢纽与重大命题。针对这一议题,邀请了来自地理学、经济学及管理学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城乡人口逆流格局、资源优化配置以及创新治理路径等方面展开了讨论。综合各位专家的主要观点,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城乡人口逆流需要注意以下问题:(1)当前城乡人口要素逆流仍呈现出显著的制度黏滞与非对称壁垒,实现可持续的城乡人口逆流,需要构建平等交换、自由流动的制度平台,打造以系统性制度创新为核心的现代管理体系,推动城乡要素从单向流动向双向互促的范式转变。(2)城乡人口逆流要素转化为乡村发展动能的关键在于后者是否具备有效承接、深入转化与增效放大的能力。当前要素逆流与传统规划间的适配裂痕要求必须构建适配性、多层次的空间响应体系,实现人—地—业的深度协同与价值倍增。(3)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城乡人口逆流进程必须遵循这一价值理念,杜绝制造新的社会隔阂与生态压力,坚守公平与可持续的现代化价值底线,构筑包容性治理与绿色发展的共同体根基。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贸易摩擦改变传统的经贸合作秩序,深刻影响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利用。在贸易摩擦常态化背景下,深入探索中国农业资源优化利用的系统方案,已成为国家粮食安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聚焦“贸易摩擦对国内国际农业资源利用的影响与应对”,邀请来自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就贸易摩擦影响的供应链治理、全球格局演进、粮食产能释放、区域农业合作、产业韧性提升、资源优化利用等问题展开访谈。结果表明:(1)贸易摩擦直接冲击中美贸易合作及全球农业格局,但应辩证看待其影响;(2)建立稳定安全的全球农产品供应链治理体系,对于应对贸易摩擦常态化至关重要;(3)贸易摩擦凸显了挖掘全球粮食产能潜力、深化重点区域农业合作的重要性;(4)贸易摩擦放大了中国农业资源利用中的安全脆弱性,迫切需要提升国内农业产业韧性;(5)中国农业产业需秉持前瞻性与可持续性原则,系统谋划国内国际农业资源优化利用的系统方案。研究结果不仅能够深化对农业资源优化利用相关问题的科学理解,也能为农业国际合作与产业发展战略提供决策参考。
保护和永续利用自然资源不仅关涉美丽中国建设的底色和成色,更是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基石。针对中国自然资源治理中法律体系不完善、管理体制协同不足及监管执法薄弱等挑战,亟须以法治创新推进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时代中国自然资源法治创新既要尊重生态规律、坚持以人为本、平衡好各方利益,又要立足国情、合理借鉴域外经验、做好理论准备并善用制度积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的背景下,应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自然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避免单一化、绝对化的价值取向。同时,应进一步加强自然资源法律体系建设,着力补齐现行法律体系的短板,切实回应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法治建设的现实需求。
《湿地公约》第十五届缔约方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全球湿地保护进入未来十年战略实施的新阶段。回顾公约历程,梳理大会议题,分析第五期战略计划及未来趋势,阐述公约在战略实施、科学技术、教育交流方面的新进展,重点分析本次大会决议草案提出的湿地监测、保护、修复、管理与利用的未来趋势,并结合中国履约实践总结其示范与贡献。结果显示:(1)《湿地公约》与多项国际公约联动,第五期战略计划与“昆蒙框架”实现深度协同,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2)全球湿地保护向生态整体性修复深化,同时需提升国际合作网络效率、强化科学政策支撑与公众教育参与,以全面监测为基础推进湿地有效保护、栖息地恢复与可持续利用;(3)中国湿地保护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多领域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与示范引领以实现湿地精准治理;(4)近年来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湿地保护修复管理的数智化升级;(5)湿地科学研究聚焦演变规律与认知重建,主要整合未来趋势预测与综合评估,构建起支撑学科发展的核心任务体系。
随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的深入推进,海洋空间规划的探索逐步拓展至详细规划层面。作为衔接宏观规划与具体用海项目实施的关键环节,海洋空间规划有望成为优化海洋空间治理、缓解用海矛盾的重要工具。系统分析海域详细规划在优化规划传导体系、实现精细化管控和改进用海许可制度等方面的潜在价值,并指出其在数据支撑、需求预测、冲突协调及法律地位等方面面临的挑战。在此基础上,从空间、时间与环境三个维度构建了海域详细规划的理论框架,提出包含海域资源环境评价、规划单元划定、用海布局与管控、生态保护与修复、基础设施布局、防灾减灾等内容的规划体系。结合国土空间规划改革与海洋管理体制变革趋势,提出了当前阶段以“精细化管控”为重点的实施路径,并展望了未来作为用海许可直接依据的前景,以提升海域管理效能。
基于2003—2023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和熵权法,系统性剖析了乡村服务业发展对农业自然资源利用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乡村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农业自然资源利用率均不断提升,但存在区域不平衡的特征,前者形成了“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后者的提升具有路径依赖效应并形成了“环状”分布格局;(2)乡村服务业对农业自然资源利用率具有显著的直接促进效应,并通过农业技术的进步和非农就业的增加发挥中介效应;(3)该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研究结论为通过科技创新、整合产业链、精准施策来促进农业自然资源利用率提升提供了现实依据。
基于吉林省LH县与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的实地调查,构建技术经济、制度与行为三维分析框架,剖析秸秆治理从禁烧到综合利用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政府、企业与农户三元主体利益失衡,收储运环节高交易成本、低利润空间与弱参与动力彼此强化,形成了禁烧不尽、利用不足与监管加压相互强化的负向循环。破解困局须从刚性管控转向系统协同:依托家庭农场构建种养结合闭环,内部化秸秆处理成本;基于区域消纳能力评估,对无法全量利用的秸秆实施科学可控焚烧,推动治理从绝对禁烧转向弹性调控。策略成效取决于区域禀赋与治理能力匹配程度,需在技术可行、经济持续与监管可控约束下构建多元主体利益联结机制。
锂资源作为战略性矿产资源,其产业链安全事关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研究创新性运用文本挖掘技术解析锂产业链上市公司年报,识别企业级产业链风险指标,结合传统结构化数据,构建“文本—数据”双驱动的风险评估框架。研究发现:产业链面临政策、技术、供应链等多维度风险,呈现政策驱动向合规驱动的演化特征;上下游风险存在结构性差异,上游受资源对外依存与环保约束,中游存在技术专利缺口与产能利用率不足,下游普遍面临流动性压力;风险传导呈现三级路径,供应链中断导致库存效率系统性下降,技术替代推高产能重置成本,财务风险通过应收账款周期延长跨行业扩散。研究结论对构建安全、有韧性的锂资源产业链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耕地利用正经历从保粮稳产向多元经营的深刻转型,但在此过程中耕地种植结构出现“趋粮化”与“非粮化”并存的两种趋势,系统优化面临复杂挑战。以宏观环境变迁作用于经济基础—价值取向—系统能力三个维度的冲击为切入点,构建分析框架,系统揭示中国耕地种植结构的形成逻辑、现实困境并提出治理方案。研究发现:(1)耕地种植结构是以耕地利用为核心,联动土地利用、农业产业、外部环境的复杂系统,其演化受农户、新型经营主体、政府多主体行为逻辑、互动关系及情感纽带的深刻影响。(2)中国耕地种植结构正面临三重冲击,农业收入边缘化削弱农户投入动力,情感纽带与功能认知的断裂固化了低效格局,主体—技术—治理的协同失灵剥夺了结构优化升级的可能性,共同导致种植结构陷入两极分化与优化失灵的双重困境。(3)破解现有困境的关键在于打破三重冲击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通过多主体协同治理、智能决策支撑与系统能力建设,培育出兼具弹性适应能力与韧性稳定特征的耕地种植结构。研究以期为推动粮食安全、农户增收与生态保护的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的逻辑框架与实践路径。
国土空间规划体检评估作为规划实施管理维护与动态反馈的关键环节,对于提升国土空间治理能力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当前省级国土空间规划批复后亟须构建适配该尺度的体检评估工作。为此,系统回溯国内外规划体检评估工作进展,靶向省级规划综合性、战略性定位,科学认知其开展体检评估工作所发挥的关键效用;在此基础上重塑省级尺度体检评估关注的重点内容,将体检评估框架构建为共性维度+特色维度两类评估领域,拆解为九个适配省级规划体检评估的关键要点;并从动态反馈—制度保障—技术支撑—韧性治理维度提出省级规划体检评估的实践管理路径。研究可为省级国土空间规划体检评估的有效实施及实践管理提供理论指引和经验参考。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资源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命题。自然资源确权登记通过确认资源边界、权利主体和责任关系,为生态产品价值识别、核算、交易和分配奠定产权基础,但其作为必要条件并不等同于价值自动实现。基于产权理论、外部性理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构建产权基础—空间耦合—权能延伸—主体协同—价值实现分析框架,探讨确权登记成果转化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能力的关键约束与优化路径。研究表明:自然资源确权登记能够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产权基础,但其制度效能释放仍面临边界错位和接口断裂两类核心约束。前者表现为产权边界与生态功能边界、受益边界和责任边界之间存在尺度不匹配,导致生态贡献难以识别、受益主体难以界定和补偿责任难以分担;后者表现为登记成果与价值核算、生态权益表达、市场交易、绿色金融和收益分配机制之间缺乏稳定衔接,导致生态价值难以核证、权益难以表达、交易难以达成和收益难以共享。基于此,未来应以边界衔接、链条贯通和系统协同为重点,构建权属单元—生态功能单元—受益责任单元衔接机制,推进登记—核算—核证—交易—分配一体化,强化数字治理与制度协同保障,推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由静态产权确认工具转化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动态治理底板。
聚焦农民工返乡创业如何赋能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这一关键问题,构建了一个整合性的能力—制度—治理三角互动分析框架。研究表明:返乡创业农民工凭借其独特的城乡二元禀赋,成为激活乡村生态资源、破解“公地悲剧”与市场化困境的关键行动者。其内在机理在于:企业家能力作为价值发现的“敏锐引擎”,驱动生态资源的多元价值识别与创新开发;产权制度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与权利细分,为“沉睡”生态资产的资本化转化奠定基础;在地化治理则通过构建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的共同体,保障价值实现过程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三者构成一个循环强化、动态演进的闭环系统。基于湖南平江与黑龙江铁力的典型案例比较,验证了该框架的解释力,并从主体能力提升、产权与市场制度创新、治理体系优化及系统协同四个维度,提出了一套系统化的实践路径。
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被广泛认为是兼顾经济效益、社会福祉与环境质量的核心路径。高原地区凭借其独特的生态环境和重要的地理位置,在生态文明保护和绿色发展面临特殊挑战和机遇的形势下,探索高原地区提升绿色经济效率的路径,具有区域发展的迫切现实性。为此基于中国四大高原2010—2022年9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农林牧渔休闲观光业为例,使用计量经济模型,探讨高原特色产业发展对地区绿色经济效率作用机制与异质性。研究发现:(1)在具备完善实施条件的前提下,高原地区农林牧渔休闲观光产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高原地区农林牧渔休闲观光产业能够通过提升地区农旅融合水平、电商市场活跃度、环境规制水平进而提升地区绿色经济效率,交通运输水平在二者作用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3)高原地区农林牧渔休闲观光产业的绿色经济发展效应存在显著绿色创业活跃度、文化建设水平、旅游资源丰裕度以及自然生态基础水平的异质性。研究结果为高原地区依托特色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厘清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为代表的生态修复工程与乡镇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之间的关联,对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鲜有研究剖析生态修复工程对社会生态系统的直接、间接以及空间异质性等影响。将洞庭湖区乡镇实施山水工程视作一项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生态修复工程对湖区乡镇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1)基准回归显示山水工程试点显著降低了乡镇脆弱性,该结论通过了安慰剂、变量替代与模型设定等稳健性检验。(2)机制检验表明,山水工程试点通过促进产业高级化,显著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完善防洪基础设施,有效降低了湖区乡镇社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3)山水工程试点对湖区乡镇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抑制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其中,益阳市及南洞庭湖区域的试点成效最为突出,对乡镇脆弱性的抑制效果显著强于其他区域;政策试点在地理距离上具有一定的梯度效应,在0~10 km和50~60 km范围内抑制作用最为显著,而在20~50 km范围内试点工程效果整体衰减。(4)山水工程试点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显著降低了邻近乡镇的脆弱性水平。研究结果为判断山水工程试点能否缓解湖区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核心目标提供实证依据,为识别生态修复优先区域,并以最大化工程效益促进湖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决策参考价值。
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度。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基于国家建构与嵌入性理论,构建空间—人口—经济—社会—安全分析框架,考察土地流转赋能边疆治理的现实语境、结构性困境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人口流失、村庄空心化与边境安全压力叠加背景下,土地流转具有鲜明治理导向,并通过空间重构、人口稳边、经济筑基、社会整合与安全协同等机制促进边疆治理现代化;但受差序格局、外来主体融入不足及流转市场不规范等因素制约,其治理效能尚未充分释放。基于此,提出构建协同嵌入型边疆治理范式,以制度整合、主体赋能、能力协同与风险防控推动国家制度安排与地方社会网络深度耦合,释放土地流转的多维治理效能。
城市收缩内在地包含建成环境的“稀释”过程,但这一过程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尚未明确。创新构建了收缩城市“建成环境稀释度”指数,基于2013—2022年中国69个收缩型中小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机制检验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收缩城市建成环境稀释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建成环境稀释度与人均碳排放呈现倒“U”型关系,但此关系仅在东北部城市与绝对收缩型城市中成立。(2)机制检验从贡献分解与作用路径两个层面揭示了倒“U”型的形成机理:建筑系统与生命支持系统是建成环境稀释的主要贡献来源;效率衰减效应在低稀释度阶段主导碳排放上升,规模收缩效应在高稀释度阶段推动碳排放下降。(3)调节效应表明,政府干预可以有效缓解效率衰减效应与规模收缩效应,推动倒“U”型曲线拐点右移、形态趋于平缓。研究结果对收缩城市的建成空间优化与低碳转型治理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