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牧民生计资本的干旱区草地适应性管理——以准噶尔北部的富蕴县为例
孙特生, 胡晓慧
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兰州730070

第一作者简介:孙特生(1975- ),男,四川内江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水土资源利用与管理研究。E-mail: suntesheng@126.com

摘要

草地适应性管理是有效解决我国“三牧”(牧业、牧区和牧民)问题的重要路径。论文以准噶尔北部的富蕴县为例,采用系统(分层)抽样、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开展农牧户调查,建立生计资本量化指标体系及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农牧户生计资本及其耦合协调度。基于评估结果,提出干旱区草地适应性管理策略。研究表明:1)农牧民过度依赖天然草地放牧,普遍缺乏发展型生计,其生计资本水平低、生计转换能力弱、生计脆弱性高;2)农牧户间同质性较大,5项生计资本间属性分异明显,缺乏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是研究区农牧户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较低的主要原因;3)推进牧民生计多样化,转变牧业生产方式,发展牧区草产业,优化草地生产功能与生态功能的时空配置,有助于增强草地畜牧业人文-自然耦合系统的恢复力/弹性力。因此,加快培育新型职业牧民,加快发展现代草牧业,加快建设良好的农牧民组织,加强草地科学放牧管理,成为干旱区草地适应性管理的迫切任务。

关键词: 草地适应性管理; 生计资本; 耦合协调度; 农牧民; 干旱区
中图分类号:S8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3037(2018)05-0761-14
Grassland Adaptive Management in Arid Region Based on Livelihood Capitals of Peasants and Herdsmen—A Case Study of Fuyun County in the North of Junggar Basin, China
SUN Te-sheng, HU Xiao-hui
College of Society Development and Public Management,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As the largest terrestrial ecosystem, the natural grassland occupies 41.7% of the land area in China. However, since the grassland degenerated in pastoral region and animal husbandry costs increased obviously, the livelihood of herdsmen was difficult. Grassland adaptive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concerning “pastoral region, animal husbandry and herdsmen” effectively. 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provide some strategies for grassland adaptive management in arid region. We used the system (stratified) sampling method and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PRA) to investigate peasants and herdsmen in Fuyun County in the north of Junggar Basin, China, and designed the quantitative index system used for measuring their livelihood capitals. Using the quantitative index system and system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we analyzed five livelihood capitals of peasants and herdsmen and their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ur analysis showed that grazing activities of peasants and herdsmen depended on natural grassland too much and were generally short of development oriented livelihoods. Therefore, the livelihood capitals of peasants and herdsmen were universally low (i.e. natural, human, physical, financial, and social capital was only 0.017 7, 0.109 9, 0.187 4, 0.040 1 and 0.184 5, respectively), the capacities of livelihood conversion were weak, and the vulnerability of livelihood was high. Moreover,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mong five livelihood capitals of peasants and herdsmen was also low (0.277 4), which was mainly due to the high homogeneity of peasants and herdsmen, obvious attribute difference of the five livelihood capitals, and less of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o promote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of herdsmen so as to reduce the grassland pressure caused by grazing, to transform the way of animal husbandry production so as to reduce the dependence on natural grassland, to develop grass industry in pastoral region so a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resilience/elasticity of the coupling system between grassland animal husbandry ecology and human society. The results also suggest that it is very urgent to train herdsmen with the knowledge of science, technology, management, etc., to develop modern grass and animal husbandry, to construct good organizations of peasants and herdsmen, to strengthen grassland grazing management scientifically, so as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livelihood capitals of peasants and herdsmen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nimal husbandry production.

Keyword: grassland adaptive management; livelihood capital;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peasants and herdsmen; arid region

面积大、人均低、栽培少是我国草地资源的基本特征[1]。受到气候变化以及超载过牧、开垦和人为破坏等人类活动的影响, 我国北方草地退化日益严重, 各类退化草地面积占90%, 其中严重退化草地达50%以上[2]。草地退化已成为牧区持续发展、牧业经济繁荣、牧民生计安全所面临的最突出问题, 因而引起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为了解决草地退化和“ 三牧” 问题, 国家从“ 两权一制” 、草畜平衡、禁休轮牧、草原生态奖补等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 但是这些政策措施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应,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草地牧业生产、生态和生计功能的良性互动发展[3]。专家学者也从多学科视角、多研究领域出发, 进行了一系列有关草地生态保育、管护的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如, 任继周等[4]提出草地生态系统持续生存、生态生产力、顶级群落与前顶级群落相结合、系统耦合、克服系统相悖、草地资源开发与景观匹配等指导草地资源管理的6项原则。侯向阳等[5]分析了我国草原适应性管理的重点任务, 提出加强草原生态系统基础研究、整合多维度理论、知识与方法、开展模式示范、构建数字草原信息网络、提高监测预测能力等重要措施。侯向阳等[2]进一步研究发现, 采取基于进化博弈的分步式、合作式及示范引导式的适应性减畜的生态管理途径, 以实现牧户心理载畜率向生态优化载畜率的转移, 实现优化牧户生产方式、减少牲畜数量、治理草原退化、北方牧区生态和牧民经济双赢的目标。周道玮等[6]研究认为, 草地管理, 即草地生态系统管理是由明确目标驱动, 由政策和协议及实践而执行, 以对生态作用与过程的理解所需的研究和监测为基础, 保持生态系统组分、结构和功能正常运行的管理。蒋高明[7]以浑善达克沙化草地和山东平邑县农区为试验示范基地, 实施“ 禽北上、畜南下” 的试验模式。汪诗平[8]从政府、企业、市场和牧民等层面提出了实现草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利用和管理的咨询和建议。董世魁[9]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 提出全球变化背景下草地适应性管理对策, 主要包括牧业生产体系、草地管理体系、牧区社会体系和草地政策体制等4个方面的调整。何欣[10]以家庭牧场为基本单元, 从草地适应性管理的迫切性、草地资源利用行为分异机制、草地资源利用影响3个层次探讨了现有制度格局下家庭牧场草地资源的利用和管理问题。贡布泽仁等[11]选择青藏高原典型案例, 研究草场管理中的市场机制与习俗制度的关系及其影响, 认为市场机制嵌套在社区习俗制度的制度安排在草场管理中更有效。冯静蕾等[12]以牧民生计为切入点, 探求放牧管理制度对草原退化作用的内在机理, 研究认为放牧管理制度的设计和制定应考虑不同地区牧户生态和经济条件的差异性、多样性, 为牧户放牧方式的改进提供有弹性、相互配套的制度保障。也有学者分别从被动适应性管理[13]、主动适应性管理[14]等不同草地管理方式进行研究。概言之,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草地适应性管理的研究, 揭示了草地适应性管理产生的深刻背景和原因, 概括了草地适应性管理包含的基本内容和原则, 梳理了草地适应性管理策略产生和形成的脉络, 阐述了如何从牧业生产、草地管理、政策制度、草原文化等角度推进草地适应性管理的基本路径, 指出了推进草地适应性管理对于全球生态安全和生态畜牧业现代化发展的深远意义, 为社会各界进一步深化对草地适应性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运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但是, 从总体上看, 少有文献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层面, 从农牧民可持续生计视角, 开展干旱区草地适应性管理研究。

干旱区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30%, 主要气候特点是干旱、降水稀少、蒸发量大[15]。我国西北内陆干旱区主要分布在新疆、甘肃河西走廊和内蒙古阿拉善盟, 属中温带至暖温带极端干旱的荒漠、半荒漠地带, 年降水量少于250 mm, 大部分地区少于100 mm, 光热丰富, 干旱、多风, 是典型的绿洲农业生态类型区。目前, 主要采取禁牧、休牧、减牧的方式, 促进该区天然草地的生态恢复, 提高草地生产力; 同时利用农牧交错区畜牧业资源的耦合优势, 加快农牧结合、优势互补, 实现可持续发展[16]。众所周知, 保护草原生态的关键是必须解决好农牧民的生计问题。牧户作为牧区经济中最基本的决策单元, 直接决定畜牧业活动如何开展[17], 进而直接影响草场的生态状况和牧区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然而, 如何既保障牧民可持续生计, 又发展草地畜牧业, 还维持草地生态系统健康, 甚至变草地退化为草地改善?换言之, 如何实现草原牧业生产发展、牧民生活富裕、牧区生态良好?这是摆在管理者、科研人员和牧区百姓面前需要经常思考的一大课题。本研究借鉴生态经济、草原生态、自然资源管理等学科的理论, 基于农牧民生计资本, 探讨我国干旱区草地的适应性管理策略, 以期为我国北方草地的可持续利用和管理提供思路和参考。

1 研究区概况

准噶尔北部地处我国西北生态脆弱区、环境敏感区, 其生态环境状况影响到区域生态安全和边疆稳定。作为我国重点牧区之一, 该区域近年受生态气候条件变化、人类生产活动以及缺乏科学放牧管理的影响, 85%的草地已处于退化状态, 40%严重退化, 致使整个山盆系统的生态-经济-社会系统严重失衡, 成为制约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

富蕴县是准噶尔北部“ 山盆系统” 的典型代表, 地处阿勒泰地区东端, 额尔齐斯河上游, 位于45° 00′ ~48° 03′ N、88° 10′ ~90° 31′ E之间。全县总人口约9.52万, 由哈萨克族、汉族等26个民族组成, 其中哈萨克族人口6.92万, 占总人口的72.69%。县境内地势复杂, 地貌兼有山地、盆地、河谷、戈壁、沙漠五大类, 北高南低, 海拔最高3 863 m, 最低317 m。该县属寒温带大陆性气候, 春旱多风、夏秋短暂、冬季寒冷而漫长, 年平均降水量158.3 mm, 气温年较差大(夏季最高气温可达39 ℃, 冬季最低气温达到-42 ℃), 年平均无霜期为140 d, 是全国高寒地区之一。全县天然草场总面积约481.73万hm2, 其中可利用天然草场达339.33万hm2。优、良、中三等草场载畜量高, 占全部载畜量的80.58%。但由于地处高寒, 属低草区, 且荒漠面积大, 故草场产草量较低。

近年来, 有关草地畜牧业发展的政策法规陆续颁布实施, 这一方面为边疆民族地区畜牧业的长足发展保驾护航, 另一方面牧民生计和草原生态方面的问题日益凸显。目前, 研究区大部分牧户生计主要来源于牧业。协调牧民生计与草原生态的关系尤为关键。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首先在县级部门和各个乡镇收集了自然和社会经济统计资料, 然后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PRA)[18, 19]进行农牧户调查以获取数据。课题组于2015年10月赴阿勒泰地区富蕴县进行农牧户走访调查, 按系统抽样法和分层抽样法选取调研单元, 按随机抽样法发放问卷, 能较好地反映富蕴县农牧民的普遍情况。主要调查信息包括:农牧户的家庭基本信息, 生计资本(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 生计策略, 草地利用方式, 对退耕、禁牧的态度和响应, 对生态环境的认知。在调研过程中, 为了确保信息准确, 聘请了富蕴县草原站、调查乡镇的哈萨克族干部一级新疆大学的哈萨克族学生作为翻译, 每份问卷调查时间约为2~3 h。由于富蕴县南北狭长, 调查牧户长期在外放牧, 访谈难度比较大, 因此调查样本数相对较少, 仅调查129户农牧民家庭, 其中有效问卷118份。问卷数据采用赋值法和极差标准化法量化。

2.2 研究方法

2.2.1 生计资本量化指标体系

基于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开发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A)[20], 参考已有研究成果[18, 21, 22], 结合研究区实际, 设计农牧户生计资本量化指标体系(表1)。表1中各项指标的权重采用熵值法确定, 并结合农牧户对各项指标的重视程度进行适当调整。其中, 自然资本是描述自然资源存量的术语, 泛指生计的资源流及相关的服务。作为准噶尔北部的重要牧区, 草地资源是农牧户最重要的自然资本, 本研究用家庭户均拥有草地面积和农牧户感知的草地相对质量两个指标来测算自然资本。人力资本水平取决于农牧户家庭规模、劳动力人数、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以及健康状况等因素, 有助于人们追求不同的生计方式, 实现相应的生计目标。用两个方面指标测算:一是以家庭成员年龄层次为主要标志的整体劳动能力指标; 二是以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为主要标志的生计能力指标。物质资本是指用以维持生计的基础设施、物质设备以及家庭牲畜数量。本研究采用牲畜资产、生活资产、生产资产和住房情况4个方面指标来量化物质资本。金融资本指人们在消费和生产过程中为了达到生计目标所需要的资本, 在研究区主要是指农牧户可支配、可筹措或可保障的资金, 用家庭现金收入和获得信贷的机会两个指标测算。社会资本指人们在追求生计目标、实现生计策略过程中所能利用的社会网络资源。由于国家政策、市场信息对研究区农牧户生产、生活起着重要作用, 家庭成员中有无村干部影响着家庭社会地位和领导能力, 邻里关系融洽能够增强农牧户之间的合作。因此, 采用政策、市场等信息接收情况、邻里关系和家里是否有村干部3个指标来测算社会资本。

表1 农牧户生计资本量化指标体系 Table 1 The quantitative index system used for measuring livelihood capitals of peasants and herdsmen

2.2.2 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

从可持续性科学出发, 系统的可持续性不仅取决于各组成部分的量值, 而且与各组成部分间耦合协调状态息息相关。物理学中,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23]。耦合度就是描述系统或要素彼此相互作用影响的程度。协调度是度量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在发展过程中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 体现了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24]。农牧户生计的可持续性不仅要求生计资本总量要尽量大, 而且需要各项生计资本之间有着良好的耦合协调状态。由于耦合度只能说明相互作用程度的强弱, 无法反映协调发展水平的高低。因此, 引入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模型, 以便更好地评判各项生计资本的耦合协调状态。本文把农牧户的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间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协调发展的程度定义为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 计算公式如下[25]

C=i=15Pii=15Pi515(1)

D=CT(2)

式中: Pi为各类生计资本的量值; C为生计资本耦合度; D为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 T为生计资本总指数。

3 农牧户生计资本分析
3.1 生计资本状况

受到脆弱性环境、资源禀赋、生产方式、文化习俗等的影响, 准噶尔北部的富蕴县农牧户生计资本普遍很低(表2)。其中, 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相对较高, 分别为0.187 4和0.184 5; 其次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 依次为0.109 9和0.040 1; 自然资本最低, 只有0.017 7。这与吴孔森等、苏芳等在同为干旱区的民勤绿洲、黑河流域张掖市的研究结果类似[26, 27]

表2 农牧户生计资本值 Table 2 Livelihood capitals of peasants and herdsmen

3.1.1 自然资本

草地是干旱区农牧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属于关键自然资本。草地资源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牧民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程度。草地资源的生计功能主要通过牲畜传递给农牧户。研究区农牧户自然资本普遍很低, 平均为0.017 7。调查发现, 2015年研究区户均草地面积约73.47 hm2(以调查户计), 其中草地面积少于6.67 hm2的农牧户就有89户(占调查户数118的75.42%, 后文同), 6.67~66.67 hm2的农牧户仅有4户(3.39%), 666.67~3 333.33 hm2的农牧户只有16户(13.56%)。相比退牧还草和禁牧、休牧等草地生态保育政策实施前, 户均草地面积均有较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 研究区地处我国西北内陆干旱区, 北部为阿尔泰山南坡, 有山地草甸和高寒草甸分布; 向南延伸至准噶尔盆地南缘, 进入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 分布着成片低矮的固定和半固定沙丘, 其间点缀着梭梭(Haloxylon ammodendron)、白梭梭(Haloxylon persicum)、苦艾蒿(Artemisia santolina)、白蒿(Artemisia sieversianae)、蛇麻黄(Ephedra distachya)等适生植物; 中部为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之间的荒漠草地和草原化荒漠。并且, 近些年研究区草地不同程度退化。在这种脆弱性环境下, 草地质量低下, 使得本就较低的自然资本更加短缺。

3.1.2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农牧民的生计策略。本研究选择家庭整体劳动能力和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农牧户人力资本的指标。研究区农牧户人力资本整体较低, 平均为0.109 9。调研统计表明, 农牧户家庭规模以4 ~ 6人居多, 占调查户数的80%以上, 组成结构大多为父母和2 ~ 4个孩子, 主要劳动力人数大多为2人。从调研农牧户主的学历层次来看, 小学文化54户(45.76%), 初中文化44户(37.29%), 两类农牧户共占调查户数的83.05%, 大专及以上仅有3户(2.54%)。低层次的学历结构形成了对传统草地放牧系统的过度依赖, 加重了农牧户的草地放牧压力。调研还发现, 103户为纯牧户(87.29%), 仅靠放牧维持生计, 不具备其他生产经营技能。综合来看, 农牧户家庭整体劳动能力较弱, 学历层次较低, 除放牧外的其他生产经营能力很低, 因而人力资本整体水平较低, 从主观上增加了研究区农牧民的生计脆弱性。

3.1.3 物质资本

物质资本包括用以维持生计的基本生产资料和基础设施, 其意义在于提高贫困人口的生产力水平。研究区农牧户物质资本在5类资本中相对较高, 但整体水平仍然不高, 平均为0.187 4。牲畜是研究区农牧户最重要的物质资本。调查统计发现, 研究区农牧户的牲畜数量大多少于100头(只), 其中牲畜数量少于50头(只)的农牧户53户(44.92%), 51~100头(只)的农牧户34户(28.81%), 101 ~ 150头(只)的农牧户11户(9.32%), 151~200头(只)的农牧户6户(5.08%), 多于200头(只)的农牧户仅有14户(11.86%)。从农牧户的生活资产来看, 93户(78.81%)的农牧户拥有5~8项生活资产, 如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摩托车和手机等。在研究区, 牧业是牧区经济的主体, 放牧养殖优势突出, 需要配备相应的生产工具和设施, 71.19%的农牧户拥有拖拉机或打草机。对样本数据分析得知, 研究区93户(78.81%)农牧户拥有4间左右的砖混结构住房, 24户(20.34%)农牧户拥有1~2间土木结构住房, 19户(16.10%)的农牧户还拥有大小不一的毡房。同时, 农牧户的生产生活设施、住房情况与其牲畜养殖规模具有较强的关联性, 这与研究区实际基本相符, 说明研究区农牧户生计状况对牲畜有较强的依赖性。此外, 基于农牧民生计改善和草原生态保育的需要, 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采取强有力的举措让研究区牧户定居下来, 牧民住房条件和配套设施(如棚圈)大为改观。这无疑抬高了农牧民的物质资本。

3.1.4 金融资本

金融资本指人们在消费和生产过程中为了达到生计目标所需要的资本。这里主要指货币, 但往往其他实物也能起到货币的积累和交换作用。研究区农牧户金融资本比自然资本稍高, 但仍很低, 平均为0.040 1。调查发现, 农牧户家庭年收入普遍不高, 0.5万元以下的21户(17.80%), 0.5万~5万元的72户(61.02%), 5万~10万元的17户(14.41%), 10万元以上的仅8户(6.78%)。如果家庭成员拥有某项技能, 能够从事工资性工作或第二、三产业工作, 其收入就成为农牧户家庭收入的重要补充。然而, 研究区农牧民的家庭年收入主要为牧业收入, 受牲畜市场价格波动影响, 增产并未增收。据调查农牧户反映, 几年前, 一头成年阿勒泰大尾羊, 市场价格在1 200元左右, 2015年却只能卖上500~600元。尽管现在他们多养了牲畜, 但家庭年收入没增反降。这说明, 牧户生产系统与市场经济系统基本上没有进行系统耦合。此外, 实施禁牧休牧、草畜平衡等政策后, 牧民在棚圈建设、饲草料购置等方面的生产性支出增加, 其收入水平、比较收益反而有所降低。

3.1.5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能够增强人们相互信任、彼此合作的能力, 并使其他机构对他们的需求给予更及时、更有效的反应。研究区农牧户社会资本在5类资本中相对较高, 但整体水平亦较低, 平均为0.184 5。这主要是因为在以传统放牧生产为主的哈萨克族牧区, 以血缘、亲缘、族缘关系为基础的生存互助方式根深蒂固, 农牧户对邻里的信任程度较高。在放牧方式上, 研究区农牧户通常采取联合放牧、换工、代牧、寄牧、借养等灵活形式来拓宽自己的生计活动。调查发现, 同村的绝大多数农牧户来往频繁, 经常合作帮扶, 占调查户数的95.76%。因此, 不同农牧户之间社会资本的差异主要受到信息接收情况和家里是否有村干部两个方面的影响。随着稳定定居政策的普遍推行, “ 五通、五有、五配套” 的全面落实, 研究区农牧户了解政策和市场信息的渠道明显增多, 如他们通过电视、书刊、报纸、村级广播站、现代通讯工具了解国家、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对牧区、牧民实施的一些政策, 了解牲畜养殖、市场销售和经营管理信息。在118户调查农牧户中, 家里有村干部的农牧户仅有8户(6.78%), 这无疑对农牧户获取较多的社会资本形成了一定障碍。

3.2 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

根据公式(1)和(2), 计算出研究区农牧户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为0.277 4, 整体上较低。这是由于当地农牧民以1 a为周期, 年复一年地从事接羔、防疫、剪毛、出栏、购草等“ 点式” 生产活动, 放牧及其相关的“ 线式” 生产活动, 以及棚圈维修、围栏建设、打井等非固定生产活动[28], 农牧户间同质性较大, 且5项生计资本间存在明显的属性分异而严重失调; 更为主要的是研究区缺乏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分散的农牧户无法将生计资本进行有效整合和高效转化, 更无法有效应对气候环境、草地资源、家畜生产的时空变异。这样的生产经营形式和无组织管理方式, 导致农牧民的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以及土地、水、热量等自然资源生产率均较低, 进而导致生计资本间无法形成有效的耦合协调机制, 造成优势资本的无形流失, 生计缓冲能力的积累也因此受到限制[26]。这说明, 一方面, 农牧户保护好自然资本, 发挥好人力、社会资本, 利用好物质、金融资本, 协调好5项生计资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耦合互动关系的同时, 还需通过人居、草地、畜群系统的非线性相互作用, 特别是土地、植物、动物及管理的优化组合, 提高5项生计资本相互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另一方面, 成立一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发展种养加一体化模式, 把牧业生产、牧民生计和牧区生态作为复杂适应性系统, 统筹规划、科学管理, 对于实现草地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的协调, 对于提高农牧民生计资本的耦合协调度, 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4 干旱区草地适应性管理策略

干旱区草地属于极端非平衡生态系统, 具有动态性、不确定性等复杂性特征, 千百年来却一直肩负着传统游牧业发展的重担。然而,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 牧区人口膨胀、牲畜剧增, 引起过度放牧, 叠加上该区脆弱性环境, 导致草地不同程度退化。然而, 草地是牧民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本, 其合理利用既有利于增加牧民收入, 又有益于保护草原生态, 还有助于发展牧业生产。任继周[29]认为, 造成草原退化、沙化和荒漠化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对草地资源的管理失当。杨理等[30]也认为, 草地资源危机的最大问题是管理, 适应性生态系统管理是解决草地资源保护问题的长远和根本之计。因此, 围绕“ 牧业生产发展、牧民生活富裕、牧区生态良好” 目标, 以草地优化利用为媒介, 发挥“ 牧业-牧民-牧区” 系统耦合效应, 实施草地适应性管理, 提高牧业系统的稳定性、牧民生计的多样性和体制机制的灵活性[31]

4.1 推进牧民生计多样化, 减轻草地放牧压力

牧户拥有的生计资本及采取的生计方式决定着他们的生计能力。一般而言, 牧户拥有生计资本越多, 越能够灵活地转换生计方式, 确保其生计安全[32]。准噶尔北部属于典型的内陆干旱区, 该区域牧民生计资本普遍很低, 生计活动类型少。而牧民生计多样化能有效降低畜牧业对天然草地的过度依赖。以研究区为例, 可高效利用县域旅游资源、工矿企业和自然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 并加强牧民职业技能培训, 增强牧民生计转换能力, 让部分牧民从传统畜牧生产中转移出来, 从事非牧产业(如旅游、经商、务工、运输等), 以此减轻草地的放牧压力; 可加大技术、资金、政策等方面扶持力度, 增加牧民人力、金融和社会资本, 帮助牧民建立发展型生计(如庭院经济、规模养殖业、种植业、牛羊育肥业、畜产品加工业等), 提高其可持续生计能力和生计多样化水平, 形成“ 一业为主、多业并举” 的发展格局, 从而促进牧民增收致富和草地生态保护。

4.2 转变牧业生产方式, 改变草地放牧依赖

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既是草原生态保育的有效途径, 也是实现牧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因此, 加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提高牧区物质资本的整体水平, 用工业化思维、产业化理念发展舍饲、半舍饲畜牧业(牲畜冷季完全“ 舍饲圈养” ), 推动畜牧业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 培育壮大牧业合作经济组织, 落实和强化草原承包经营权, 并鼓励其向专业大户、牧业专业合作社、家庭牧场、牧业企业流转, 助推牧户草地规模经营, 发挥牧区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整合优势(可提高牧民应对疫病风险、市场风险、干旱风险的能力), 发展生态经济型畜牧业, 增加牧业产能和牧民收入; 加强旱作栽培草地[33]、人工饲草料基地建设, 在政府引导、扶持下, 促进干旱区绿洲内农、牧联营, 实现农牧耦合, 从根本上解决现代畜牧业发展中优质饲草的生产和利用问题, 将传统的季节性山地游牧放牧业, 转变为以人工草地与饲料地为基础的现代化绿洲舍饲畜牧业[34], 从而提升草地畜牧业生产力, 同时减轻天然草地放牧压力; 健全完善牧业技术、金融、信息服务体系, 提高牧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水平, 根据关键场(载畜量最小的季节放牧场, 决定整个放牧系统的最大承载能力)载畜量[35], 发展季节畜牧业[36], 助推草地退化的防治和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4.3 发展牧区草产业, 实现草地生态置换

草产业是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根本保证, 是农牧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是牧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针对牧区草地退化严重和牲畜数量有增无减的现状, 按照生态优先、保护与发展并举的思路, 科学谋划、反复论证天然草地和人工草地的时空配置及其经营管理, 以高效的人工草地置换退化严重的天然草地(草地生态置换)[37], 切实保障山地、荒漠畜牧业战略转移。首先, 根据牧区水土资源条件, 遵循“ 以水定地, 水利先行” 原则, 抓好牧区水利工程建设, 确保优质、高产、高效的人工饲草料基地灌溉水源, 可大幅度提高人工草地生产功能, 从而将大部分的天然草地从目前的放牧压力中解放出来, 使其充分发挥生态功能[38]。其次, 综合集成选地与整理技术、牧草品种选育技术、播种技术、田间管理技术和收获技术[39]等, 可采取饲草料基地承包经营形式和统一经营模式(提倡以村为单位统一耕种、统一管理和统一收获), 构建干旱区草地农业系统的创新管理模式[40], 提升牧区自身的经济活力。第三, 积极探索多元化投入机制, 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草业, 大力培育饲草产业龙头企业, 实行市场化、企业化、产业化经营, 并发展草业基层技术服务推广体系, 带动广大农牧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通过上述举措, 形成干旱区草地利用配置体系、人工饲草料生产体系和现代草牧业经营体系, 进而维持牧区系统发展和天然草地健康。

4.4 加强系统耦合, 统筹“ 三牧” 发展

草地适应性管理是一项复杂工程, 是基于对草原自然生态系统不同层次、不同时空尺度规律准确把握基础上, 综合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41], 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且可持续为目标的管理[5]。草地生态、家畜生产和牧民生计休戚相关, 三者在历史长河中相互适应、协同进化, 以自然生态-人文社会的耦合体系[42]存续、发展, 维系了草地健康和牧业文明[43]。草地农业系统的4个生产层(前植物生产、植物生产、动物生产和外生物生产)和3个界面(草丛-地境界面、草地-动物界面和草畜-经营管理界面), 在催化潜势、位差潜势、多稳定潜势及管理潜势的综合影响下, 解放其生产潜力, 从而大幅度提高该系统的生产力水平[44]。通过“ 4个生产层、3个界面” 的系统耦合, 我国内陆干旱区山地-绿洲-荒漠草地农业系统, 在脆弱性环境中将具有更高的活性、缓冲能力与生产水平。因此, 建立粮草兼顾、生态生产兼顾、牧区农区耦合的草地农业系统, 有助于推行变四季游牧为暖季天然草地转场放牧、冷季人工草料舍饲圈养的经营方式[45]。同时, 实施“ 抓中间、保两头” 策略:为了准噶尔北部山盆系统的生态恢复、重建和该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将山地-绿洲-荒漠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推进的系统工程, 应用自然-人文耦合系统理论[46], 借鉴天山北部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推行山地休养生息、荒漠封育保护、绿洲生产力优化与提高。具体而言, 开发绿洲/扇缘带人工饲草料基地, 构建畜牧“ 产业集群” , 提高绿洲子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 提升绿洲生产力水平, 进而将山地森林、草甸草原和荒漠带的畜牧业大部分(60%~70%)转移到绿洲、弃耕地和可建立人工草地的扇缘带[34], 使退化的山地子系统得以恢复, 脆弱的荒漠子系统得到保护。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1)受到脆弱性环境、资源禀赋、生产方式、文化习俗等的综合影响, 研究区农牧民过度依赖天然草地放牧, 普遍缺乏发展型生计, 其生计资本水平低、生计转换能力弱、生计脆弱性高。

2)农牧户间同质性较大, 5项生计资本间属性分异明显, 牧业合作经济组织缺乏, 是研究区农牧户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较低的主要原因。

3)推进牧民生计多样化, 转变牧业生产方式, 发展牧区草产业, 优化草地生产功能与生态功能的时空配置, 有助于增强干旱区草地畜牧业人文-自然耦合系统的恢复力/弹性力。

5.2 建议

1)加快培育新型职业牧民。通过加强对中青年牧民的职业技能教育、双语教育, 对牧民子女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 改造一批依赖天然草地放牧的传统游牧民, 培育一批懂科技、会管理的新式牧民, 塑造一批商品意识、市场经济意识和法律意识强的现代牧民, 整体提升牧民群体的人力资本水平。通过加大对新型职业牧民在基础设施、草地流转、市场调控、基层组织等方面的政策帮扶、资金支持力度, 充分发挥他们在牧户尺度草畜系统中的适应性调节作用、在科学的草地适应性管理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2)加快发展现代草牧业。在水热、地形、土壤、质地等条件适宜的区域, 建设集约化人工草地, 特别是旱作栽培草地, 从根本上转变传统的草地畜牧业发展方式, 并以科技创新推进转型升级, 实现草牧业持续健康发展。创建生态草牧业试验区, 在天然草地保育(如补播改良)、人工草地建植、退化草地恢复(以户为单位的网格化围栏管护)、草产品加工、草食畜牧业提质增效等方面开展试验示范。构建“ 政府+企业+牧户” 三位一体的草牧业发展模式和“ 公司+基地+牧户” 经营模式, 推进草地“ 三权” 分置有序实施, 促进草地经营权流转和草地畜牧业适度规模经营, 为优化干旱区草地生产功能与生态功能的时空配置提供实践基础。

3)加快建设良好的农牧民组织。如牧业合作社、农牧民协会、牧业小组、奶业小组等, 促进牧区人力资本优化配置, 培育农牧民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意识, 实施集约化种植、规模化经营、科学化管理, 运用草地“ 用小保大” 模式、“ 抓中间、保两头” 策略和系统耦合思想, 建立农牧民-技术专家-地方管理部门多主体参与的草地生态-生产范式, 进而发挥人居-草地-畜群放牧系统单元的整合作用, 提升农牧民应对草畜系统时间相悖、空间相悖和种间相悖的能力, 增强草地畜牧业人文-自然耦合系统的恢复力/弹性力[47]

4)加强草地科学放牧管理。构建数字草原信息网络, 根据干旱区草地资源的时空动态, 运用草地放牧适宜度理论, 加强对放牧率大小、放牧区域以及始牧时间的动态调控, 特别是科学安排夏牧场放牧时间, 提高放牧草地的能量转化效率, 最大限度地维护牧区生态可持续性。从制度体系、技术保障体系以及法律、经济和社会支撑体系等方面, 构建以划区轮牧为核心的草地-畜群-人居耦合系统[48]和草地经营规模优化系统, 实现放牧与舍饲相互适应, 草地与家畜协同进化, 推进放牧管理的现代化转型。强化草原监理, 对严重退化草地, 实行禁牧管护; 发芽期、结实期草地, 实行轮牧休牧; 植被破坏严重、处于恢复期的草地, 待植被恢复后实行科学轮牧。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1] “中国草地生态保障与食物安全战略研究”项目组. 保障我国草地生态与食物安全的战略和政策[J]. 中国工程科学, 2016, 18(1): 8-16.
[Research Group of Strategies to Ensure Grassland Ecological and Food Security in China.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for the ecological and food security of China’s grassland . Chinese Engineering Science, 2016, 18(1): 8-16. ] [本文引用:1]
[2] 侯向阳, 尹燕亭, 王婷婷. 北方草原牧户心理载畜率与草畜平衡生态管理途径[J]. 生态学报, 2015, 35(24): 8036-8045.
[HOU X Y, YIN Y T, WANG T T. Herders’ desirable stocking rates and methods for implementing a sustainable grass-animal balance in the rangeland regions of northern China. Acta Ecologica Sinica, 2015, 35(24): 8036-8045. ] [本文引用:2]
[3] HARRIS R B. Rangeland degradation on the Qinghai-Tibetan Plateau: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of its magnitude and causes[J]. Journal of Arid Environments, 2010, 74(1): 1-12. [本文引用:1]
[4] 任继周, 侯扶江. 草地资源管理的几项原则[J]. 草地学报, 2004, 12(4): 261-263, 272.
[REN J Z, HOU F J. Principles of grassland resources management. Acta Agrestia Sinica, 2004, 12(4): 261-263, 272. ] [本文引用:1]
[5] 侯向阳, 尹燕亭, 丁勇. 中国草原适应性管理研究现状与展望[J]. 草业学报, 2011, 20(2): 262-269.
[HOU X Y, YIN Y T, DING Y. An overview and prospects for grassland adaptive management in China. Acta Prataculturae Sinica, 2011, 20(2): 262-269. ] [本文引用:2]
[6] 周道玮, 姜世成, 王平. 中国北方草地生态系统管理问题与对策[J]. 中国草地, 2004, 26(1): 57-64.
[ZHOU D W, JIANG S C, WANG P. The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for grassland management in northern China. Grassland of China, 2004, 26(1): 57-64. ] [本文引用:1]
[7] 蒋高明. 试论草地生态系统的适应性管理: 以浑善达克沙地草地为例 [R]. 合肥: 2009中国草原发展论坛, 2009.
[JIANG G M. On the adaptive management of grassland ecosystem: A case study of the grassland in Hunshand ake Sand y Land . Hefei: China Grassland Development Forum, 2009. ] [本文引用:1]
[8] 汪诗平. 草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利用和管理亟待突破传统理念和机制[J]. 农村经济, 2013(4): 83-86.
[WANG S P.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grassland ecosystem needs to break through traditional ideas and mechanisms. Rural Economy, 2013(4): 83-86. ] [本文引用:1]
[9] 董世魁. 草地对全球变化的响应及其适应性管理 [R]. 合肥: 2009中国草原发展论坛, 2009.
[DONG S K. Response of grassland to global change and its adaptive management. Hefei: China Grassland Development Forum, 2009. ] [本文引用:1]
[10] 何欣. 制度视域下的草地资源利用和管理研究——基于家庭牧场单元 [D].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 2013.
[HE X. The Study on Grassland Resources Utilization and Management in Institution Perspective—Based on the Household Unit. Hohhot: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2013. ] [本文引用:1]
[11] 贡布泽仁, 李文军. 草场管理中的市场机制与习俗制度的关系及其影响: 青藏高原案例研究[J]. 自然资源学报, 2016, 31(10): 1637-1647.
[GONGBUZEREN, LI W J. The role of market mechanisms and customary institutions in rangeland management: A case study in Qinghai Tibetan Plateau.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6, 31(10): 1637-1647. ] [本文引用:1]
[12] 冯静蕾, 扎玛, 曹建民, . 内蒙古草原放牧管理制度对牧民生计的影响——基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4个嘎查的调查[J]. 中国草地学报, 2014, 36(2): 1-5.
[FENG J L, ZHA M, CAO J M, et al. The impaction of grazing system on herders livelihood in grassland areas—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four villages in Xilinguole League in Inner Mongolia. Chinese Journal of Grassland , 2014, 36(2): 1-5. ] [本文引用:1]
[13] CHADDEN A, DOWKSZA E, TURNER L. “Adaptive management for Southern California grassland s” [R]. Santa Barbara: Donald Bren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4. [本文引用:1]
[14] WONG N, MORGAN J. Review of Grassland Management in South-eastern Australia[M]. Melbourne: Parks Victoria, 2007: 127. [本文引用:1]
[15] 伏吉芮. 干旱区人文-自然系统耦合动态演变及调控研究——以吐鲁番市为例 [D]. 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 2016.
[FU J R. Study on the Dynamic Evolution and Regulation of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 Coupling in Arid Area—A Case Study of Turpan City. Urumqi: Xinjiang University, 2016. ] [本文引用:1]
[16] 侯向阳. 可持续挖掘草原生产潜力的途径、技术及政策建议[J]. 中国农业科学, 2016, 49(16): 3229-3238.
[HOU X Y. Priority approaches, techniques and models to sustainably tap the grassland productivity potential. Scientia Agricultura Sinica, 2016, 49(16): 3229-3238. ] [本文引用:1]
[17] 尹燕亭, 侯向阳, 运向军. 气候变化对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进展[J]. 草业科学, 2011, 28(6): 1132-1139.
[YIN Y T, HOU X Y, YUN X J. Research progress of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grassland ecosystem in Inner Mongolia. Pratacultural Science, 2011, 28(6): 1132-1139. ] [本文引用:1]
[18] 阎建忠, 吴莹莹, 张镱锂, . 青藏高原东部样带农牧民生计的多样化[J]. 地理学报, 2009, 64(2): 221-233.
[YAN J Z, WU Y Y, ZHANG Y L, et al.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of peasants and nomads of eastern transect in Tibetan Plateau.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64(2): 221-233. ] [本文引用:2]
[19] 赵雪雁, 李巍, 杨培涛, . 生计资本对甘南高原农牧民生计活动的影响[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 21(4): 111-118.
[ZHAO X Y, LI W, YANG P T, et al. Impact of livelihood capital on the livelihood activities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on Gannan Plateau.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1, 21(4): 111-118. ] [本文引用:1]
[20] 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R].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 2000. [本文引用:1]
[21] 李小云, 董强, 饶小龙, . 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及其本土化应用[J]. 中国农村经济, 2007(4): 32-39.
[LI X Y, DONG Q, RAO X L, et al. Analysis method of farmers’ vulnerability and its application.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07(4): 32-39. ] [本文引用:1]
[22] 蒙吉军, 艾木入拉, 刘洋, . 农牧户可持续生计资产与生计策略的关系研究——以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为例[J].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3, 49(2): 321-328.
[MENG J J, AMRULLA, LIU Y, et al.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livelihood capital and livelihood strategy of farming and grazing households: A case of Uxin Banner in Ordos. Acta Scientiarum Naturalium Universitatis Pekinensis, 2013, 49(2): 321-328. ] [本文引用:1]
[23] VEFIE L. The Penguin Directionary of Phys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96: 92-93. [本文引用:1]
[24] 吴跃明, 张翼, 王勤耕, . 论环境-经济系统协调度[J]. 环境污染与防治, 2001(1): 25-29.
[WU Y M, ZHANG Y, WANG Q G, et al. On environment-economy coordinated degre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Control, 2001(1): 25-29. ] [本文引用:1]
[25] 熊建新, 陈端吕, 彭保发, . 洞庭湖区生态承载力系统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J]. 地理科学, 2014, 34(9): 1108-1116.
[XIONG J X, CHEN D L, PENG B F, et al. Spatio-temporal difference of coupling coordinative degree of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in the Dongting Lake region.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34(9): 1108-1116. ] [本文引用:1]
[26] 吴孔森, 杨新军, 尹莎. 环境变化影响下农户生计选择与可持续性研究——以民勤绿洲社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16, 36(9): 141-149.
[WU K S, YANG X J, YIN S. Farmers’ livelihood choice and sustainabili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change—A case study of Minqin Oasis community in Gansu Province. Economic Geography, 2016, 36(9): 141-149. ] [本文引用:2]
[27] 苏芳, 尚海洋. 农户生计资本对其风险应对策略的影响——以黑河流域张掖市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 2012(8): 79-87, 96.
[SU F, SHANG H Y. Impact of farmer’ livelihood capital on the strategies of risk hand ling—A case study of Zhangye City, Heihe Basin.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2(8): 79-87, 96. ] [本文引用:1]
[28] 李西良, 侯向阳, 丁勇, . 牧户尺度草畜系统的相悖特征及其耦合机制[J]. 中国草地学报, 2013, 35(5): 139-145.
[LI X L, HOU X Y, DING Y, et al. The discordanc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coupling mechanism in agro-grassland ecosystem on the household scale. Chinese Journal of Grassland , 2013, 35(5): 139-145. ] [本文引用:1]
[29] 任继周. 中国草地退化主要因为管理失当 [EB/OL]. [2008-07-03]. http: //epaper. xplus. com/papers/hhkwk/20080703/n29. shtml.
[REN J Z. Grassland degradation in China is mainly caused by incorrect management. [2008-07-03]. http://epaper.xplus.com/papers/hhkwk/20080703/n29.shtml.] [本文引用:1]
[30] 杨理, 杨持. 草地资源退化与生态系统管理[J]. 内蒙古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4, 35(2): 205-208.
[YANG L, YANG C. Grassland degradation and ecosystem management in western area of China.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04, 35(2): 205-208. ] [本文引用:1]
[31] 董世魁, 朱晓霞, 刘世梁, . 全球变化背景下草原畜牧业的危机及其人文-自然系统耦合的解决途径[J]. 中国草地学报, 2013, 35(4): 1-6.
[DONG S K, ZHU X X, LIU S L, et al. Crisis of pastoralism associated with global changes and coupled human-natural systems for sustainable pastoralism worldwide. Chinese Journal of Grassland , 2013, 35(4): 1-6. ] [本文引用:1]
[32] KOCZBERSKI G, CURRY G. Making a living: Land pressures and changing livelihood strategies among oil palm settlers in Papua New Guinea[J]. Agricultural Systems, 2005, 85(3): 324-339. [本文引用:1]
[33] 侯向阳. 西部半干旱地区应大力发展旱作栽培草地[J]. 草业科学, 2017, 34(1): 161-164.
[HOU X Y. Semiarid area should develop dry farming grassland s. Pratacultural Science, 2017, 34(1): 161-164. ] [本文引用:1]
[34] 中国科学院学部“西部生态环境建设与可持续发展”西北干旱区咨询组. 绿桥系统——天山北坡与准噶尔荒漠新产业带建设和生态保育[J]. 地球科学进展, 2003, 18(6): 831-836.
[Northwest Arid Area Advisory Group of the Wester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reen bridge system—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industrial belt in the northern slope of Tianshan Mountain and the Junggar Desert. Advance in Earth Sciences, 2003, 18(6): 831-836. ] [本文引用:2]
[35] 陈全功. 关键场与季节放牧及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J]. 草业科学, 2005, 14(4): 29-34.
[CHEN Q G. Key pasture, seasonal graz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rassland animal husband ry production in China. Pratacultural Science, 2005, 14(4): 29-34. ] [本文引用:1]
[36] 任继周, 王钦, 牟新待, . 草原生产流程及草原季节畜牧业[J]. 中国农业科学, 1978, 11(2): 87-92.
[REN J Z, WANG Q, MU X D, et al. Grassland production process and seasonal animal husband ry. Chinese Agricultural Science, 1978, 11(2): 87-92. ] [本文引用:1]
[37] 张新时, 唐海萍, 董孝斌, . 中国草原的困境及其转型[J]. 科学通报, 2016, 61(2): 165-177.
[ZHANG X S, TANG H P, DONG X B, et al. The dilemma of steppe and its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16, 61(2): 165-177. ] [本文引用:1]
[38] 方精云, 白永飞, 李凌浩, . 我国草原牧区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基础与实践[J]. 科学通报, 2016, 61(2): 155-164.
[FANG J Y, BAI Y F, LI L H, et al. The scientific basis and practice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astoral area.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16, 61(2): 155-164. ] [本文引用:1]
[39] 白永飞, 潘庆民, 邢旗. 草地生产与生态功能合理配置的理论基础与关键技术[J]. 科学通报, 2016, 61(2): 201-212.
[BAI Y F, PAN Q M, XING Q. Fundamental theories and technologies for optimizing the production functions and ecological functions in grassland ecosystems.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 2016, 61(2): 201-212. ] [本文引用:1]
[40] SABATIER R, OATES L G, JACKSON R D. Management flexibility of a grassland agroecosystem: A modeling approach based on viability theory[J]. Agricultural Systems, 2015, 139: 76-81. [本文引用:1]
[41] WANG Z, DENG X Z, SONG W, et al. What is the main cause of grassland degradation? A case study of grassland ecosystem service in the middle-south Inner Mongolia[J]. Catena, 2017, 150: 100-107. [本文引用:1]
[42] DONG S K, WEN L, ZHU L, et al. Implication of coupled natural and human systems in sustainable rangeland ecosystem management in HKH Region[J]. Frontier of Earth Science in China, 2010, 4(1): 42-50. [本文引用:1]
[43] 董世魁, 任继周. 牧业文明与草地健康: 认识草地畜牧业自然生态-人文社会耦合系统[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43(4): 105-110.
[DONG S K, REN J Z. Animal husband ry civilization and grassland health: Understand ing the coupling system between grassland animal husband ry ecology and human society. Jour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5, 43(4): 105-110. ] [本文引用:1]
[44] 任继周, 万长贵. 系统耦合与荒漠-绿洲草地农业系统——以祁连山-临泽剖面为例[J]. 草业学报, 1994, 3(3): 1-8.
[REN J Z, WAN C G. System coupling and desert-oasis agro-ecosystem. Acta Prataculture Sinice, 1994, 3(3): 1-8. ] [本文引用:1]
[45] 沙依拉·沙尔合提, 焦树英. 新疆阿勒泰地区草原生态保护和建设措施浅谈[J]. 草业科学, 2007, 25(4): 46-50.
[SHAERHETI S, JIAO S Y. The measures of grassl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construction in Aletai region, Xinjiang. Pratacultural Science, 2007, 25(4): 46-50. ] [本文引用:1]
[46] LIU J G, DIETZ T, CARPENTER S R, et al. Complexity of coupled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J]. Science, 2007, 317(5844): 1513-1516. [本文引用:1]
[47] WARREN A.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Sahelian change[J]. Journal of Arid Environments, 2005, 63(3): 660-670. [本文引用:1]
[48] 任继周. 放牧, 草原生态系统存在的基本方式——兼论放牧的转型[J]. 自然资源学报, 2012, 27(8): 1259-1275.
[REN J Z. Grazing, the basic form of grassland ecosystem and its transformation.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12, 27(8): 1259-1275. ] [本文引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