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旨在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措打破行政壁垒,实现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资源的畅通流动。人才作为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其合理分布和有序流动对于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聚焦高校毕业生这一重要区域人才资源,基于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数据,刻画长三角高校毕业生流动的空间格局,使用地理探测器探索城市创新等因素对毕业生流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高校毕业生流动基本遵循随距离衰减和等级跃迁规律,区域内就业占比高达79.72%。江苏、浙江、安徽呈现出差异化的省内流动空间形态。（2）位于“Z”型发达地带和沿海的城市毕业生粘滞率较高,上海和与其紧邻的苏州、嘉兴、南通形成“高—高”区。（3）因子探测结果显示,创新因素对毕业生流动的驱动力较强,但按省域来看,驱动作用在江苏最强,浙江次之,而在安徽并不显著。风险探测显示,创新因素的驱动存在阈值效应。研究揭示了高校毕业生的流动格局及与城市创新的关系,为推动区域人才一体化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

一体化深化背景下,准确把握城市群创新互动关系,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空间溢出是创新发展互动关系重要体现之一,基于城市尺度数据、空间计量方法,对长江三角洲创新发展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多角度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城市创新发展存在显著为正的空间溢出效应,创新人才、资金投入、经济发展、交通设施和对外开放等都是创新发展重要驱动因素,但不同因素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2）不同区域、不同时期对比发现,创新发展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如区域对比核心区时间演变明显增强等。（3）空间溢出效应随距离增加呈现“倒U型”演变趋势,且这一效应在325 km处最大,而后空间溢出效应的缓慢波动下降与中心城市相对均衡分布有关。本文为识别城市创新发展互动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对推动城市群创新发展、一体化深化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在城乡发展差距日益扩大的背景下,以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案例,运用熵值法计算长三角地区2008—2018年城乡融合发展指数,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城乡融合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演变特征。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呈现出“高低高”结构向“Σ”转变的空间演变特征,空间融合发展水平和社会融合发展水平的高值区大致呈现出“Σ”的空间分布特征,经济融合发展水平呈现出“高低高”的圈层结构特征,生活融合发展水平大致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从地理探测器模型结果来看,经济发展水平、产业高级化、财政支农支出比例、财政分权有助于城乡融合的发展,经济发展的速度、产业结构偏离、城乡基本建设支出比例不利于城乡融合的发展;从时间变化上看,政府力量在逐步减弱,市场力量在逐渐增强。

数字经济技术在产业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基于2011—2018年长三角“三省一市”共41个城市数据,测度了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水平,分析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创新性地构造了人才流动不平衡指标,并探讨区域内人才流动不平衡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和数字经济规模逐年上升。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升生产效率、流通效率和社会便利促进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非核心区域的正影响强度大于核心区域。人才流动不平衡会逆向调节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正影响程度,但这一调节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此外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存在经济距离为权重矩阵的空间负向溢出效应。

生态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态文明理念的具体实践。以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为研究区域,构建区域生态城镇化指标体系,测度2000—2018年生态城镇化的发展水平,探究生态城镇化指数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生态城镇化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高值区逐渐在浙江集聚,低值区在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集中,各城市生态城镇化指数差距逐渐缩小,区域生态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2）长三角地区生态城镇化水平的空间自相关性逐渐增强,其空间演化具有较强的变动性、依赖性和整合性,变动性自西至东逐渐减弱,依赖性自西北至东南逐渐增强。（3）财政投入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工业发展水平、土地投资强度、人口密集程度和科技发展水平对长三角地区生态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依次降低,在众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各城市生态城镇化水平逐渐趋同。加强区域生态一体化建设,提高区域生态城镇化水平,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低碳经济是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内在要求。针对2000—2017年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时空关联、异速增长关系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1）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具有正向关联,关联强度总体呈“V”型波动变化。2000—2008年高关联强度区相对集中分布于苏南、苏北及浙中等地区,2009—2017年空间关联强度明显下降,大体呈“南低北高”分布。（2）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异速变化以经济扩张弱型为主,大部分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异速关系实现由正转负。（3）地理探测器诊断第二产业比例、第三产业比例、城市化和人口密度是驱动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异速变动的主要因子。（4）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表明人口密度显著负向影响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异速变化,投资强度和财政支出强度起到抑制作用,城市化和消费水平表现出先促进后抵消作用,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占比及固碳水平则起到先抑制后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