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估与监测是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重要环节，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理论研究和本土化方案设计已全面展开，但在相关评估与实践过程中对于目标约束、层级传递等方面的考量仍然不足。为此，从系统性和开放性的角度出发，建立了一套面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多尺度空间解构与评估方案。结果表明：在国家和区域层面，生态安全、环境适宜、绿色发展等维度与可持续发展阶段性目标的差距在快速缩小，社会和谐维度虽然水平逐年提升，但距离目标仍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收入分配不均、城乡差异等问题较突出。针对差异化目标，多尺度协同推进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该评估方案可为诊断可持续发展的区域问题、理解不同地区间和不同目标间的相互关系提供支撑，也有助于不同层级、不同参与主体在开放框架下积极参与可持续发展事业，系统地评估和监测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实现进程。

基于地理探测器等方法，使用2010—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从强度和效度视角研究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得出以下研究结果：（1）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强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影响，因子影响力为0.089；（2）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效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影响，因子影响力为0.406；（3）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强度位于6.29~7.46、7.14~8.66、6.22~6.94、7.72~9.11和3.59~4.29区间时，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值最高。研究认为科学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可以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保持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最优强度区间与完善补偿机制、提升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效度、有针对性地拟定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建议。

随着锂资源在电动汽车、储能等领域的广泛应用，锂资源的供需关系和市场格局愈加复杂，相关风险也逐步显现，这使得锂资源综合风险预警和科学管理变得迫切且必要。根据资源安全的五种基本含义对应地构建了涵盖“资源—技术—贸易—市场—社会”的中国锂资源综合风险评估框架。采用CRITIC权重结合灰色关联投影法对其进行了评估与预警，并采用通径分析厘清其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锂资源综合风险常年处于中风险及以上水平，以2015年为分水岭呈现双波峰变化状态，其中技术风险、贸易风险和社会风险呈现明显的多峰形态，两极分化现象较为突出；（2）中国锂资源综合风险未来将维持在“中警”状态；（3）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能源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障能源运输管道安全对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跨境油气运输管道为研究对象，从管道自身安全、管道途经国家安全两个方面，构建涵盖管道、资源、经济、政治、外交五个维度的油气运输管道安全性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值—突变级数模型对2020年中国跨境油气运输管道安全性进行评价并划分类型区。结果表明：（1）原油运输管道安全性突变级数值排序为中哈原油管道>中俄原油管道>中缅原油管道；天然气运输管道安全性突变级数值排序为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C线>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A、B线>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中缅天然气管道；各管道在分维度下各具优劣势。（2）根据系统聚类法将管道划分为安全性较高型、安全性较低型两种，安全性较高型管道目前运行态势良好，但仍存在安全隐患；资源短缺、政局动荡、经济弱势成为影响安全性较低型管道安全评价的不利因素。

社区是与居民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空间单元。信息技术的发展影响了居民日常活动模式以及使用社区服务设施的方式，促使以虚实空间交互为主要特征的社区生活圈开始形成。在这一背景下，亟待创新社区生活圈规划设计与建设思路，探究虚实空间交互的社区生活圈设施评估与布局优化方法，解决当前社区设施配套不完善、服务效能低、与居民需求不匹配等实际问题。在梳理社区生活圈设施评估与布局优化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提出虚实空间交互的社区生活圈研究思路，从虚拟服务对居民活动与社区空间影响的路径与机制、基于虚实空间交互视角下的配套设施评估和布局优化模拟方法三个方面，提出重点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这对于社区生活圈研究体系的丰富和深化、实证研究的开展以及社区生活圈规划建设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土地利用转型是追求用地效益最大化的过程。运用理论分析、文献研究和案例实证法，从土地利用效益空间函数视角，探讨土地利用及其转型机理、土地利用形态的“协调—冲突—协调”交替演化模式和用地转型对国土空间格局优化的作用等。结论如下：（1）土地利用效益空间函数反映区域各地类的效益产出格局，并决定各地类的效益相对优势区。（2）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机理可概括为“三维原始动力—隐性形态变化—效益函数变化—空间冲突协调—显性形态变化”。土地利用转型追求区域用地隐性形态和“自然环境—经济社会—管理体制”的最佳耦合，以及用地显性形态和土地利用效益空间函数的最佳耦合，将各地类在空间上的强冲突化为弱冲突，并趋近实现最大效益总量。（3）土地利用形态“协调—冲突—协调”交替演化的上游和驱使环节是土地利用效益空间函数的变化，其下游响应是土地利用的最终效益产出，土地利用转型是上述交替演化的长期结果。区域土地利用形态的效益产出量是特定土地利用形态与特定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对应、挂钩的纽带。（4）土地利用转型在较小区域与尺度上对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具有服务优势，且需与更大尺度的国土空间规划交互衔接进而协同实现优化效应。

面向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对生态系统完整性的高度强调，针对完整自然地理单元——流域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将在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按照“一个核心—两个维度—三对关系”的基本脉络深化流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理论认知。其中，一个核心，指以“水”为流域生态保护修复的核心要素；两个维度，包括时空两个尺度，时间尺度重在长短兼顾、动态适应，空间尺度强调区域整合、区际协同；三对关系，指在“社会—生态系统”视角下协同生态功能与人类福祉的关系，统筹自然边界与行政界线的关系，协调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的关系。结合流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系统性认知，具体提出流域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四项要点，即定量刻画人水关系、明确时空尺度衔接、开展分区分类治理、强化自然持续保障。研究结果能够为构建可持续的流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提供科学支撑。

海域立体分层利用能够显著提高空间利用效率、缓解资源紧缺难题，但也会带来新的空间冲突。对用海活动的空间使用主体进行解构，挖掘用海活动的时空行为规律及关键影响要素，揭示海域空间立体分层利用的空间冲突形成机制，探寻可行的协调路径，为海域空间立体化管理提供支撑。研究表明：（1）用海活动的空间使用特征是海域立体分层利用的关键影响因素；（2）海域立体分层利用的空间冲突，是以空间排他性为准则的框架下，不同用海活动空间范围重叠的问题；（3）海域立体分层利用的空间冲突包括空间侵入、空间剥夺和空间限制三种情形；（4）空间使用主体的机动性、海域开发利用活动的规范性、用海活动的空间范围是影响空间冲突形成的关键因素。因此，可从以下方面进行空间冲突管理：协调海域立体分层利用的空间冲突，应加强建设和维护期的施工管控，加强利益相关者协调，统一用海活动三维宗海界定标准，优化海洋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

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为城市人地系统的监测与调控提供新的技术手段，更会对城市人地系统的要素结构、耦合关系及动态演进等产生深刻影响，探索并构建面向智慧城市的人地系统理论势在必行。从流空间、“人—技术—空间”一体化耦合、复杂韧性系统等方面探讨了智慧城市人地系统的理论基础，进而提出智慧城市人地系统的概念模型。面向未来，智慧城市人地系统研究需要聚焦要素时空耦合过程、要素构成及影响机理、建模方法与评价、综合调控与优化路径等内容。从智能技术带来的人类行为模式与活动变化、空间智能化、虚实关联等方面，提出智慧城市人地系统理论、方法创新与可持续调控的未来展望，以完善适应中国国情的智慧城市人地系统理论方法体系，支撑城市地理学创新及“智慧大脑”、数字孪生城市建设等现实需求。

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地域系统空间体系与功能价值重塑的综合过程。通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可以优化调整城乡人地关系，有效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主要矛盾与问题。解析当前城乡发展要素流通、城乡空间结构联通、城乡价值功能融通面临的现实难题；深入探究在“人地业权”要素协同视角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有效促进城乡要素配置均衡、城乡空间结构调整和城乡功能价值统一的理论逻辑。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对浙江省展开实证分析，进一步揭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通过多因素交互作用，有效驱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机制。基于此，从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现代产业发展空间重塑、多元主体参与价值共享三个维度，探明了城乡融合导向的整治优化路径。研究为深化新型城乡关系与人地系统科学认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践与城乡融合发展决策提供理论参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和世界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对中国实现碳中和战略目标与保障自然资源安全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何把实现碳中和目标与保障资源安全目标结合起来，从碳中和的技术逻辑和自然资源领域的实践逻辑视角，分析提出中国自然资源安全保障路径及其实现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从自然资源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和当前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实践出发，系统分析了碳中和的相关问题和自然资源领域实现碳中和的主要路径。研究表明：当前国内外对碳排放的认识不仅存在量化指标不确定性，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误区，中国面向2030年和2060年多个发展目标，需要统筹各种能源与资源的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领域实现碳中和必须遵循自身的技术逻辑与实践逻辑，厘清碳中和行动之间各种边界，加强自然资源学的基础理论与方法研究，揭示碳达峰和碳中和（3060目标）与能源和资源关联耦合机理，研究制定化石能源退出路径和其他利用策略，研发和推广提升资源与能源利用效率的适用技术，探索林草、湿地、土地利用和碳封存实现增汇的潜力与实施路径，研究山水林田湖草沙与自然资源系统治理新模式，开展面向碳中和战略目标的自然资源安全战略研究、模拟预警、动态评估、方法创新与应用示范。建议实施包括化石能源双控行动、再生能源勘查行动、资源利用提效行动、关键矿产增储行动、耕地保护修复行动、林草扩绿保育行动、湿地修复保护行动、陆海统筹协调行动、资源管理智能行动、人才技术创新行动等十大重点战略计划。

支持基础研究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职责使命。自然资源管理是地理科学交叉融合创新的重要领域。划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土地科学和自然资源管理申请代码领域的研究方向，分析该领域申报与资助格局，透视研究热点，提出发展展望。研究发现：2021年以来土地科学和自然资源管理领域的申报格局以交叉且偏向人文要素研究为主，交叉类研究占55%以上，人文要素为主类研究占30%，自然要素为主类研究占15%；以土地资源为对象研究占73%，以生态资源为对象占14%，以其他自然资源为对象的研究占13%。资助格局中土地资源类项目占主导，在75%以上，其他自然资源资助比例不高且资助率不稳定，在土地资源中，农用地、建设用地与土地系统是主要资助领域。为推动自然资源管理领域的健康持续发展，要创新该领域研究范式，增强基础研究属性，树立交叉融合研究典范，坚持申请代码初衷内涵。

中国正面临着城乡土地结构失衡、国土空间开发失序、地域主体功能失调等诸多问题，这给新时代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与治理带来巨大压力和挑战。国土空间功能作为架构国土空间规划理论体系与实践框架的重要内容，也是考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刻度。基于当前重大战略决策的理论与现实诉求，指出地域功能是衍生国土空间功能概念的逻辑起点，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是构建国土空间功能理论体系的内核，而空间整合是国土空间功能理论体系演进的重要向度；从战略决策、主体功能、底线管控、用途管制、分区管治、空间协同等六个方面构建了国土空间功能理论认知模型（雪花模型），辨析了新时代国土空间功能研究的科学价值；对新时代国土空间功能研究的学理认知、分类识别、演化机制、动态权衡等基本问题域进行讨论，初步构建了国土空间功能的研究框架。

人员、物资、能源资源等要素在不同层级空间的频繁流动,持续重构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关系,并对国土空间安全产生影响。从流动性视角进行国土空间安全探讨,提出在活动承载安全、资源与生态安全基础上,应考虑要素流动与人类活动、资源环境的耦合性及其潜在风险。流动性与国土空间安全的关系可以从“流”空间与场所空间耦合、“供—流—需”协调与资源配置安全、要素流与国土空间系统韧性三个方面来表征。以生态、水、粮食、经济、社会等安全塑造为目标,立足于各类要素流对人地关系系统影响的不确定性,以及自然灾害、突发公共安全事件等极端条件下的流动性风险,通过合理引导资源配置、科学布局国土空间要素等手段,实现人类活动、自然环境系统之间的自适应与良性反馈调节,形成安全韧性的国土空间格局与框架。在国土空间规划中,需要进行要素流与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耦合协调性分析评价,建立“形”与“流”结合的国土空间结构优化分析方法,增强不同空间的功能弹性以适应要素流动和活动集聚的不确定性,建立供需协同的国土空间支撑体系。研究对提升国土空间可持续发展水平以及保障人类生存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同时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对我国广大西部地区与全国同步实现现代化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关于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战略的实施给西部地区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从国家发展战略、经济水平、社会发展、区位条件、资源环境、科技创新和改革开放等七个方面对西部88个地级城市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估,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家生态功能区划,选择乌昌石新区、呼和浩特新区、北部湾新区、拉萨新区、西宁新区、银石新区六个最具发展潜力和竞争力的区域作为西部未来拟建新区,提出国家新区建设布局向西部倾斜,以政策红利促进西部新区和新兴增长极建设,以创新催生新业态新经济发展,大力培育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等政策建议,为“十四五”西部国家级新区布局和区域新兴增长极培育,加快西部大开发,优化国家宏观区域发展格局提供科学依据。

通过研究黄河流域战略背景和城市群发展规划,本文构建评价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并运用于城市群比较研究中,再依据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和地理探测器,分析黄河流域七大城市群2007—2019年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时空特征与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黄河流域城市群的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提升,生态保护建设进展较为缓慢,二者耦合度波动上升。（2）上游城市群的协调度低于中下游,整体协调度提升至良好协调。（3）存在从经济发展滞后型向生态保护滞后型的转变。（4）各城市群的协调度存在关联效应。（5）影响耦合的机制和民生发展与对外开放、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绿色发展与农业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等密切相关。

旅游资源是旅游活动的基本要素,决定着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综合效益。旅游资源与国家重大战略的关系日益密切,树立新旅游资源观是对区域发展实践的再认识和再实践,能够为旅游资源研究提出新的课题。梳理与总结传统旅游资源观视角下旅游资源研究成果的发展脉络,研究发现：（1）旅游资源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方向日益多元,在开展基础研究的同时,积极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理论指导实践”与“实践完善理论”的良性互动局面。（2）新旅游资源观是指在科学技术进步、价值观念变革、旅游需求提升、人均收入提高等背景下,人们对不同来源、不同结构、不同层次的旅游资源进行整合、配置、重组和优化的动态过程,表现为人们的思维认知对旅游资源性状改变的一种能动响应。新旅游资源观是对传统旅游资源观的根本突破,呈现出新旅游资源价值观、新旅游资源利用观、新旅游资源发展观、新旅游资源效益观和新旅游资源空间观等特征。（3）从旅游资源价值转化、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旅游资源融合发展、旅游资源区域效益、旅游资源空间重构等方面构建新旅游资源观视角下的“五维一体”的旅游资源研究内容体系,强化旅游资源的跨区域聚合、竞合与融合,揭示跨区域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相互作用机理。（4）面对新旅游资源观视角下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课题,多学科交叉融合与新方法引进是开展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综合性、动态性、区域性和系统性研究的必然趋势。

草原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具有十分重要的生态功能（如水源涵养、水分调节、水土保持、初级生产、气候调节和生物多样保护）和社会经济价值（如牧业生产、牧民生计维持、牧区文化传承等）。科学保护、合理利用和有效恢复是草原资源和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的根本基础。2018年国家机构改革后草原主体功能从生产转向生态,草原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凸显。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快速推进过程中,对标国家“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系统治理的总体战略,聚焦绿色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的基本理念,提出基于地理分异和功能特征的草原分区方案,是推进草原资源高质量管理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利用文献调研、专家问卷调查和会议咨询等方法,构建以“生态保护优先、兼顾绿色发展”为主导思想的中国草原分区体系,提出生态地理单元分异原则、主体功能优先原则、产业布局协调性原则、历史传统相结合原则、行政边界完整性原则,提出了区、亚区和小区三级分区体系的主要指标、命名方式、功能判定及产业布局的厘定方法,将全国草原分为5个区（内蒙古高原草原区、西北山地盆地草原区、青藏高原草原区、东北华北平原山地丘陵草原区、南方山地丘陵草原区）、47个亚区、2899个小区,并给出了不同分区的主导生态功能及产业发展方向。分区结果具有综合性、协调性和时代性,可以为新时代草原生态文明建设和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提供科学支撑。